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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作为一位教育家，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是不很赞成的。他曾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提倡“潜修”的功夫，“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认为学生主要是要在学术上取得较深的造诣，以备将来报效国家。但在实际上蔡元培对学生的政治活动，并不多加干渉；而他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前进的，这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18年5月，北京爆发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原因是：在这年初，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开始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渉。5月16日，日本乘机胁迫中国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企图通过这个协定，一方面挑动段祺瑞政府干涉苏俄，同时也借此进一步侵略中国。它曾利用这个协定，向长春以北的中东路附近地区调集了六万军队，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签约消息传出后，学生们愤激异常。在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人的筹划下，5月20日晚，在北大召开了群众大会，北高师等其他学校代表也应邀参加。会上群情激昂，一致议决第二天去“总统府”请愿。这次行动蔡元培事先与闻，第二天清早他来到学校，对准备出发请愿的学生进行劝阻，认为爱国热诚可嘉，但外交问题应静候政府解決。学生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队伍按时出发。这次游行请愿行动，是北京学生一次空前的爱国运动，但学生们在请愿时被当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冯国璋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二千多北大和其他学校学生很快就回校复课。这次斗争没有取得什么直接结果。
事后，蔡元培以对学生请愿事“办理不善”，“奉职无状”为由，提出辞职。他在辞呈中说：是日，“元培特于七时到校，多方劝告，并许以代达意见于大总统，而彼等不肯听从，毅然列队进行。元培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拙于肆应，奉职无状，谨此辞职。”陈独秀等各科学长，也“因不能襄助校长管理学生，有负学长职务”，联名辞职。对蔡元培的辞职，学生及其他方面都进行了挽留，全体学生班长还向他汊陈诚意。蔡元培最后还召集班长陈述他对全体学生的希望，并询问学生“是否均已觉悟”（意即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后，始打消辞意。这反映了察元培既同情学生的爱国初衷又拘泥于学生的职志在于专心求学，因而阻止学生的请愿活动。这反映了他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但当国事危急，当权者颟顸无能以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的时候，他则从救国大局出发，认为此时学生有必要“牺牲其时间与心力”，起来唤醒国民，挽救危局，反对当权者“榇丧国家之行为”。
他在后来曾说到自己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变化：“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1925年他旅欧期间，曾回顾五四以来学生热情奔放地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对于这种学生运动，他说：“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动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学校当局正是基宁这点才以极大的同情与慈爱而保护他们。”事实证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正是以极大的热情保护学生的。
如前所述，蔡元培曾以欣喜的心情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并因此对中国和世界的前景抱有新的希望。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证明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幻。
1919年1月18日，战胜的协约各国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和会。一些中国人曾对巴黎和会充满幻想，把公理战胜强权，要求取消各国在华特权和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和平”会议上。当时，中国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此也派出代表参加和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我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要求列强废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借地、租界等七项希望条件，还提出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但是，这次和会，是完全为美、日、英、法、意等国所控制，旨在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的上述合理要求，竟然被和会拒绝讨论。随之，中国代表又要求把战前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在美、英、法帝国主义的默许、怂恿下，却蛮横地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约中竟规定要将这些特权全部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已成定局。
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交渉，成为当时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最为敏感的问题。幻想迅速破灭了。学生们首先开始行动。2月5日晚间，北大学生在第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大会，电致巴黎专使，要求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推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络各校学生。
蔡元培始终怀着忧国的急切心情，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和中国外交动态。当巴黎和会正在进行之际，为“表示真正民意”，为政府外交之后援，1919年2月16日，蔡元培、熊希龄、张謇、林长民、王宠惠等发起组织了国民外交协会，并被推举为理事。2月23日，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召开讲演大会，蔡元培出席并发表讲演，谴责了政府当局的秘密外交，要求国民起来纠正利他的外交，他说：“原我国外交之所以失败，由一切委诸少数当局之手，常以秘密行之。当局一遇困难问题，则仅图少数人之亟于卸责而轻易承诺，不暇顾受此影响者之大多数国民，而受此影响之大多数国民亦且甘受此无意识之害而不敢有所纠正，此所以失败重失败也。今外交之大势既大有转移，美总统威尔逊所提出之十四条，有‘公开外交’一条，业为各国所承认，是即畀国民以主持外交之机会。我国民不可不乘此机会以为少数外交当局之后援，以救正向来之被动之利他外交，而以自进于自他均利的外交之团体，此即国民外交协会之所由发起，而今日到会诸君所不可不注意者也。”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5月3日就曾通过决议，表示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出席和会专使。
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已见诸报端。特别是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沉痛发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并说：“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林以大总统聘任之顾问等的特殊身分，证实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它像一枚重型炮弹，重重地砸碎了当时人们普遍所抱的“公理战胜强权”的梦幻。这时，蔡元培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身上。当时北大的学生何思源曾回忆说：“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況，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劫”。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时任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处获悉卖国的北京政府已决定要在巴黎和约签字后，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学生代表。
当晩，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除北大一千多学生参加外，还有北京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等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由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临时主席，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任记录，许德珩被推举起草宣言。大会先由《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渉失败经过情形，他沉痛而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接着，北大学生张国焘、丁肇青、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其他各校代表夏秀峰相继发言。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悲壮激烈。当场通过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定于次日（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筹备这次游行经费，学生们将身上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捐掷到台上。至“各校代表归去预备后”，大会仍在继续，“山东某君演说，略谓断送国土主权，实曹贼等卖国之结果。章宗祥回国时，留学生高举卖国贼之旗以送之，世人称快。吾人对于曹贼，独不能一泄胸之愤耶？……会众掌声与呼声相杂，表示板端之赞成”。于是提出要求惩治出卖主权、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及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輿。大会到深夜十一时方结果。
经过紧张的准备，5月4日午后，各校学生按预先商定的计划向天安门出发。北大学生临出发前，受到闻讯赶来的教育部代表及京师警察庁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的阻拦，经学生代表与其理论多时后，方冲破阻拦，整队出发。三千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标语牌上书写着：“誓死力争”、“保我主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勿做五分钟爱国心”，一副长方形白布写的挽联最为醒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大学生谢绍敏三日晚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也悬挂在天安门前。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天空，人群中爱国情怀汹涌。大会通过了北大学生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北京大学学生愤怒地呼出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天安门大会后，爱国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开始了游行。在“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賊”、“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队伍直奔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后，即直奔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地，终于痛快淋漓地演出了一幕火烧赵家楼的活剧。这时反动军警闻讯赶到，将未及走脱的三十二人捕去。其中有北大学生许德珩、易克嶷、杨振声、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树声、郝祖宁、肖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潘淑、易敬泉、林君损，共二十人。
当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即下令严禁学生游行集会，称：“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习而重校规，仰即遵照。”警察庁也派出密探到北大刺探。
当天晚上，蔡元培参加了北大学生在三院礼堂召开的商讨营救被捕同学大会，并邀王宠惠到会，共商对付警厅的法律手续问题。他态度安详从容，在讲话中同情学生的行动，表示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祗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并保证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学。但他劝告同学不要再继续开会，切望照常上课，免得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学生们没有采纳他照常复课的意见，5月5日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罢课。
蔡元培虽不赞成学生罢课，但他为营救被捕学生而积极奔走。5日晨，北京政府教育部竟又明令各校校长，査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蔡元培不顾教育部的高压，同教务长马寅初、工科学长温宗禹等，联名在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校长启事》，明确表示：“为要求释出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5日下午，蔡元培同北京其他十三所大专学校（郊外的清华学校这时也参加进来）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讨营救学生办法，各校校长一致表示“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议决组成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代表包括高等师范校长陈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姚憾，负责营救被捕学生，并表示，“不释放此少数学生，誓不终止。若政府不能容纳众议，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随后，他们奔走于警察庁、教育部和总统府之间。在警厅，警察总监吴炳湘借口“此次捕人系出院令，故若欲释放，非再有院令不可。”拒绝释放；至教育部，因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辞职，部中无人负责；再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都托词拒绝会见。蔡元培到警厅时，甚至表示愿以一人抵罪，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都没有结果。
这时，全国各地纷纷电请释放被捕的学生，“日凡数十起”。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致电北京政府，称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系“迫于义愤，情有可原”，“警厅拘捕学生三十余人，欲加死罪，兴此大狱，众情愤慨”，坚决要求“速将学生释放。”安徽省全体学生致电表示：“诸君此次义举，敝省各校学生极表同情，已电达政府力争。尚望坚持到底，敝省各校学生愿为后盾”。各地团体还纷纷函电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称赞蔡元培“愿以身代，仁者用心，令人感泣。”表示誓为后盾，坚持到底。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也联名致函警察庁，愿保释被捕学生，并称“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国民。”时值五七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北京学生和社会各界酝酿召开国民大会。反动派畏惧因此酝成激变后患将不堪设想。这种情势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学生。
5月6日，蔡元培再次率校长团到教育部，要求傅增湘设法营救学生，傅表示愿从中斡旋。当晚，蔡元培复率校长团到警厅交渉，警察总监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两个条件：（一）明日不许学生赴国民大会；（二）学生明日起一律上课。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
七日，经蔡元培劝说，学生们同意复课；但他们同时表示，如至晚被捕同学未能获释，仍继续罢课。这一天清早，各院同学和教职员都齐集文科操场，等候被捕同学归来。蔡元培也一早来到这里，并命人排长凳一列，备获释同学站立。上午十时许，学校派去的汽车接回了被捕的学生，蔡元培率师生们在门口列队欢迎他们胜利归来。大家见面，激动万分，彼此都说不出话来，许多人哭泣不已。蔡元培连忙劝慰：“大家应该高兴，不要哭。言未已，他自己也簌簌泪下。许德珩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仍然深情地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19年5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曾报道当时的情景说：“七日上午九时，被拘之学生既然释放，当由各校各备汽车往警厅荣迎，将近十点钟，一齐都到了北京大学，然后才各自回归本校。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及职教员，全体在门外迎候，彼此初一见，那一种喜欢不尽的样子，自然教我难以描写，尤有那喜欢没完，将一执手，彼此又全部大哭起来的，感慨激昂，静悄悄欲语无言的样子。……如此近了四五分钟，才由校长蔡君率领大家进去，又过了些时候，蔡校长方召集诸同学至操场训话，谓诸君今日于精神上身体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当略为休息，况且今日又是国耻纪念，何必就急急的上课。诸君或者疑我不谅人情，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诸君稍为原谅”。这也生动反映了当时感人的情景。
蔡元培为支持学生爱国斗争，营救被捕学生，日夜奔忙，不计身家性命。当时有人劝他，“谓恐危及君身”，蔡笑着回答道：“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青年的崇高精神。
1918年5月，北京爆发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原因是：在这年初，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开始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渉。5月16日，日本乘机胁迫中国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企图通过这个协定，一方面挑动段祺瑞政府干涉苏俄，同时也借此进一步侵略中国。它曾利用这个协定，向长春以北的中东路附近地区调集了六万军队，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签约消息传出后，学生们愤激异常。在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人的筹划下，5月20日晚，在北大召开了群众大会，北高师等其他学校代表也应邀参加。会上群情激昂，一致议决第二天去“总统府”请愿。这次行动蔡元培事先与闻，第二天清早他来到学校，对准备出发请愿的学生进行劝阻，认为爱国热诚可嘉，但外交问题应静候政府解決。学生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队伍按时出发。这次游行请愿行动，是北京学生一次空前的爱国运动，但学生们在请愿时被当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冯国璋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二千多北大和其他学校学生很快就回校复课。这次斗争没有取得什么直接结果。
事后，蔡元培以对学生请愿事“办理不善”，“奉职无状”为由，提出辞职。他在辞呈中说：是日，“元培特于七时到校，多方劝告，并许以代达意见于大总统，而彼等不肯听从，毅然列队进行。元培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拙于肆应，奉职无状，谨此辞职。”陈独秀等各科学长，也“因不能襄助校长管理学生，有负学长职务”，联名辞职。对蔡元培的辞职，学生及其他方面都进行了挽留，全体学生班长还向他汊陈诚意。蔡元培最后还召集班长陈述他对全体学生的希望，并询问学生“是否均已觉悟”（意即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后，始打消辞意。这反映了察元培既同情学生的爱国初衷又拘泥于学生的职志在于专心求学，因而阻止学生的请愿活动。这反映了他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但当国事危急，当权者颟顸无能以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的时候，他则从救国大局出发，认为此时学生有必要“牺牲其时间与心力”，起来唤醒国民，挽救危局，反对当权者“榇丧国家之行为”。
他在后来曾说到自己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变化：“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1925年他旅欧期间，曾回顾五四以来学生热情奔放地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对于这种学生运动，他说：“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动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学校当局正是基宁这点才以极大的同情与慈爱而保护他们。”事实证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正是以极大的热情保护学生的。
如前所述，蔡元培曾以欣喜的心情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并因此对中国和世界的前景抱有新的希望。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证明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幻。
1919年1月18日，战胜的协约各国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和会。一些中国人曾对巴黎和会充满幻想，把公理战胜强权，要求取消各国在华特权和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和平”会议上。当时，中国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此也派出代表参加和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我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要求列强废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借地、租界等七项希望条件，还提出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但是，这次和会，是完全为美、日、英、法、意等国所控制，旨在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的上述合理要求，竟然被和会拒绝讨论。随之，中国代表又要求把战前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在美、英、法帝国主义的默许、怂恿下，却蛮横地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约中竟规定要将这些特权全部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已成定局。
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交渉，成为当时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最为敏感的问题。幻想迅速破灭了。学生们首先开始行动。2月5日晚间，北大学生在第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大会，电致巴黎专使，要求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推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络各校学生。
蔡元培始终怀着忧国的急切心情，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和中国外交动态。当巴黎和会正在进行之际，为“表示真正民意”，为政府外交之后援，1919年2月16日，蔡元培、熊希龄、张謇、林长民、王宠惠等发起组织了国民外交协会，并被推举为理事。2月23日，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召开讲演大会，蔡元培出席并发表讲演，谴责了政府当局的秘密外交，要求国民起来纠正利他的外交，他说：“原我国外交之所以失败，由一切委诸少数当局之手，常以秘密行之。当局一遇困难问题，则仅图少数人之亟于卸责而轻易承诺，不暇顾受此影响者之大多数国民，而受此影响之大多数国民亦且甘受此无意识之害而不敢有所纠正，此所以失败重失败也。今外交之大势既大有转移，美总统威尔逊所提出之十四条，有‘公开外交’一条，业为各国所承认，是即畀国民以主持外交之机会。我国民不可不乘此机会以为少数外交当局之后援，以救正向来之被动之利他外交，而以自进于自他均利的外交之团体，此即国民外交协会之所由发起，而今日到会诸君所不可不注意者也。”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5月3日就曾通过决议，表示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出席和会专使。
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已见诸报端。特别是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沉痛发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并说：“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林以大总统聘任之顾问等的特殊身分，证实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它像一枚重型炮弹，重重地砸碎了当时人们普遍所抱的“公理战胜强权”的梦幻。这时，蔡元培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身上。当时北大的学生何思源曾回忆说：“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況，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劫”。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时任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处获悉卖国的北京政府已决定要在巴黎和约签字后，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学生代表。
当晩，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除北大一千多学生参加外，还有北京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等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由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临时主席，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任记录，许德珩被推举起草宣言。大会先由《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渉失败经过情形，他沉痛而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接着，北大学生张国焘、丁肇青、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其他各校代表夏秀峰相继发言。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悲壮激烈。当场通过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定于次日（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筹备这次游行经费，学生们将身上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捐掷到台上。至“各校代表归去预备后”，大会仍在继续，“山东某君演说，略谓断送国土主权，实曹贼等卖国之结果。章宗祥回国时，留学生高举卖国贼之旗以送之，世人称快。吾人对于曹贼，独不能一泄胸之愤耶？……会众掌声与呼声相杂，表示板端之赞成”。于是提出要求惩治出卖主权、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及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輿。大会到深夜十一时方结果。
经过紧张的准备，5月4日午后，各校学生按预先商定的计划向天安门出发。北大学生临出发前，受到闻讯赶来的教育部代表及京师警察庁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的阻拦，经学生代表与其理论多时后，方冲破阻拦，整队出发。三千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标语牌上书写着：“誓死力争”、“保我主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勿做五分钟爱国心”，一副长方形白布写的挽联最为醒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大学生谢绍敏三日晚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也悬挂在天安门前。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天空，人群中爱国情怀汹涌。大会通过了北大学生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北京大学学生愤怒地呼出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天安门大会后，爱国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开始了游行。在“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賊”、“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队伍直奔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后，即直奔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地，终于痛快淋漓地演出了一幕火烧赵家楼的活剧。这时反动军警闻讯赶到，将未及走脱的三十二人捕去。其中有北大学生许德珩、易克嶷、杨振声、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树声、郝祖宁、肖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潘淑、易敬泉、林君损，共二十人。
当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即下令严禁学生游行集会，称：“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习而重校规，仰即遵照。”警察庁也派出密探到北大刺探。
当天晚上，蔡元培参加了北大学生在三院礼堂召开的商讨营救被捕同学大会，并邀王宠惠到会，共商对付警厅的法律手续问题。他态度安详从容，在讲话中同情学生的行动，表示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祗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并保证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学。但他劝告同学不要再继续开会，切望照常上课，免得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学生们没有采纳他照常复课的意见，5月5日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罢课。
蔡元培虽不赞成学生罢课，但他为营救被捕学生而积极奔走。5日晨，北京政府教育部竟又明令各校校长，査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蔡元培不顾教育部的高压，同教务长马寅初、工科学长温宗禹等，联名在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校长启事》，明确表示：“为要求释出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5日下午，蔡元培同北京其他十三所大专学校（郊外的清华学校这时也参加进来）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讨营救学生办法，各校校长一致表示“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议决组成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代表包括高等师范校长陈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姚憾，负责营救被捕学生，并表示，“不释放此少数学生，誓不终止。若政府不能容纳众议，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随后，他们奔走于警察庁、教育部和总统府之间。在警厅，警察总监吴炳湘借口“此次捕人系出院令，故若欲释放，非再有院令不可。”拒绝释放；至教育部，因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辞职，部中无人负责；再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都托词拒绝会见。蔡元培到警厅时，甚至表示愿以一人抵罪，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都没有结果。
这时，全国各地纷纷电请释放被捕的学生，“日凡数十起”。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致电北京政府，称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系“迫于义愤，情有可原”，“警厅拘捕学生三十余人，欲加死罪，兴此大狱，众情愤慨”，坚决要求“速将学生释放。”安徽省全体学生致电表示：“诸君此次义举，敝省各校学生极表同情，已电达政府力争。尚望坚持到底，敝省各校学生愿为后盾”。各地团体还纷纷函电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称赞蔡元培“愿以身代，仁者用心，令人感泣。”表示誓为后盾，坚持到底。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也联名致函警察庁，愿保释被捕学生，并称“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国民。”时值五七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北京学生和社会各界酝酿召开国民大会。反动派畏惧因此酝成激变后患将不堪设想。这种情势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学生。
5月6日，蔡元培再次率校长团到教育部，要求傅增湘设法营救学生，傅表示愿从中斡旋。当晚，蔡元培复率校长团到警厅交渉，警察总监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两个条件：（一）明日不许学生赴国民大会；（二）学生明日起一律上课。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
七日，经蔡元培劝说，学生们同意复课；但他们同时表示，如至晚被捕同学未能获释，仍继续罢课。这一天清早，各院同学和教职员都齐集文科操场，等候被捕同学归来。蔡元培也一早来到这里，并命人排长凳一列，备获释同学站立。上午十时许，学校派去的汽车接回了被捕的学生，蔡元培率师生们在门口列队欢迎他们胜利归来。大家见面，激动万分，彼此都说不出话来，许多人哭泣不已。蔡元培连忙劝慰：“大家应该高兴，不要哭。言未已，他自己也簌簌泪下。许德珩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仍然深情地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19年5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曾报道当时的情景说：“七日上午九时，被拘之学生既然释放，当由各校各备汽车往警厅荣迎，将近十点钟，一齐都到了北京大学，然后才各自回归本校。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及职教员，全体在门外迎候，彼此初一见，那一种喜欢不尽的样子，自然教我难以描写，尤有那喜欢没完，将一执手，彼此又全部大哭起来的，感慨激昂，静悄悄欲语无言的样子。……如此近了四五分钟，才由校长蔡君率领大家进去，又过了些时候，蔡校长方召集诸同学至操场训话，谓诸君今日于精神上身体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当略为休息，况且今日又是国耻纪念，何必就急急的上课。诸君或者疑我不谅人情，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诸君稍为原谅”。这也生动反映了当时感人的情景。
蔡元培为支持学生爱国斗争，营救被捕学生，日夜奔忙，不计身家性命。当时有人劝他，“谓恐危及君身”，蔡笑着回答道：“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青年的崇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