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政府的挽留,蔡元培是不信任的,他不愿再上当了。6月20日,他复电傅岳棻表示“奉职无状,理宜引退”,再次要求“转请大总统俯赐解职,别任贤者”,“并请徐秘书切勿劳驾”。
在这期间,他鉴于北京政府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并不断压迫学运的恶劣行径,曾草拟了一个《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并准备以一个“爱蔡孑民者”的名义予以披露。这个宣言以公开不愿回任北大校长理由的形式,表露了他对北京政府,对军阀官僚政治的严重不满,同时也透露了他在北大革新的巨大困难。宣言全文是: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暫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儿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了,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国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祥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千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千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人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我只好谨谢不敏了。
这份宣言读起来,痛快淋漓,发泄了他积郁数年的愤懑之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宣言表达了他辞意之坚决。当然,从宣言可以看出,这主要是针对当时黑暗的政府和顽固的守旧势力;至于对他所苦心经营的大学教育事业,对他所热爱并寄予厚望的广大青年学生来说,则又另当别论了。
6月28日,在全国各阶层群众、留法华工和留学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下,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近百年来外交史上空前的维护民族尊严的举动,它充分显示了五四运动的威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这时学生运动已告一段落,“迎蔡”的要求更加突出了。
6月29日,北大及各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杭州,劝说蔡打消辞意。这时许德珩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也专程由上海赴杭,“去劝说蔡先生北返主持北大校务”。傅岳棻也于6月26日再次致电蔡元培,称:“学府主持,非君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部派徐秘书业经抵杭,亮蒙延见。务恳勉抑高躅,力疾北行。至为盼持”。经各方劝说,加之此时学潮已趋平静,蔡元培终于打消辞意,同意复职。7月9日,他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除告知接受各方挽留外,还希望学生今后专心于学业,他说:“叠接函电,并由方、杨、朱、许、蒋、李、熊、狄诸君代表,备述诸君雅意,重以各方面责望之殷,已不容坚持初志。惟深望诸君亦能谁爱仆之心,有所觉悟。否则教育前途,必生障碍”。同日,他夏电教育部,表示同意“暂任維持,共图补救”。并告以胃疾未愈,“一经就愈,即当束装北上”。随后,他又函告北大全体教职员,说明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委托蒋梦麟先行到校代署校务。
7月10日,北大以全体学生名义复电蔡元培,循蔡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主张,表示:“蒙允不坚持初衷,感激之私,无任涕零。自先生恝然南旋,生等夙夜诋惧,茫无所归。不图今兹复得承教君子。旷持废学,惟有痛心。兢兢自守,幸无陨越。此后当益自策励,求学救国,万不至逾越轨范,以贻先生忧。校务万端待理,请即日北上。临电迫切,惟先生命之”。
其时,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原来北京政府对蔡的慰留,一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此时它又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派员迎蔡,促其北上;另一方面又暗地里拟任命蒋智由(观云)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得悉此事后,心胸坦荡,专门致书蒋智由,表示“衰病侵寻,久思息肩”,希望他“惠然允任,幸勿固辞”。蒋智由不愿被军阀利用,坚不受任,并为此入山明志。上海报纸透露了此事后,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竟否认国务院有此举动。不久,《时事新报》披露了龚心湛(仙揆)给蒋智由的密电,电文称:“北大校长,昨议推公。府院欢迎,敦嘱劝驾。仙揆拟派专使敬迓前来,特先电达,盼使到日速驾”。同时还刊布了二封催促北上的函电。这无疑是给了北京军阀政府一记响亮耳光。这幕闹剧也只好悄悄收场了。
由于蒋智由“驰书决谢,必不往就”,蔡元培乃决意北上。他在回校之前,于7月21日,发表了一篇《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他在这封公开信中,热情地赞扬了五四运动,他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之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但他同时又认为,“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罵。”诚然,蔡元培毕竟是一位学者,他虽然看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但他还不完全理解革命群众运动的作用;他忧国忧民,富有爱国心、正义感和革命精神,但他毕竟还没能看到彻底解放中国之路。因而他一面热情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一面又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学生应该“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这种思想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也不能求全责备。
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他谢绝了同学们到车站欢迎的要求,悄然返京回校。当时,反动势力对于蔡元培返京颇为惊恐不安,属于安福系的司法部长朱深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曾称:“诸君不可视蔡元培晋京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然而,北大广大师生以热烈而真挚的感情欢迎自己的校长胜利归来。9月20日,北大师生在法科大礼堂先后召开欢迎蔡校长返校的盛大集会。在学生的欢迎会上,方豪代表全体学生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深情表达了师生今日“得会集一堂,重睹我校长慈霭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情与莫大之感兴”。他回顾了五四以来,为国家争外交,为国民争人格,备历诸人间辛苦、亡国先味;赞扬了北大同学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纯洁之精神,恳挚之意志,坚强之气魄。欢迎词诚挚地表达了对蔡元培的信任和希望:“信能启吾心灵,扬我国风者,环顾海内,惟先生耳!大学肩阐发新学、昌明旧术之巨任,为最高尚、最纯洁之学府,生等必以之御!潜研学业,修养德性,答海内之殷望,树国家之基础。自经此番之阅历,顿生绝大之觉悟。现代人材破产,学术衰败,诚引以为可凄测之事!愿破除一切顽冥思想,浮嚣习气,以创造茵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学新纪元”。“故今日之欢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虚伪的,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紀元!学生等之新生命!先生必能满足其要求,俾有以贡献于世界。此次国人同心协力,維持大学,使今日仍获研求学术于此最高学府。生等于欢迎先生之余,更不能不感谢全国同学、各界人士。顾可以报先生、报国人者,亦惟学耳。人情至亲爱者,久别则生恋恋道旧之心,故絮絮述其中经历者以告先生。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以有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大学万岁!”蔡元培在答词中称赞了学生的自治能力和自动精神,认为学生在五四期间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和精神,就是他所希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所望诸君此后,能保持自治的能力,发展自动的精神,并且深信大学组织,日臻稳固。”同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学校的计划。
§§第九章 反对军阀政府摧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