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一节 “教育独立议”

　　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他针对北洋军阀政府摧残教育事业的严重状況，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的“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教育独立”的要求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在1915年以后就在我国出现了。这不是偶然的。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北京政府政潮迭起，时局混乱，百业凋蔽，这使教育危机日益严重。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16年五年之间，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就更换了十几任，这深刻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动荡。历届军阀政府忙于内战，国家预算多作军费，致使教育经费奇绌。据统计，这时北京政府的预算，仅军费一项就占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百分之一二。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政府于1919年确定北大经费每年为七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九元，这个数目直至1924年止没有变更；而实际上北京政府常以国库支绌为由，不照预算发付，最严重时一年仅发五个月经费。至于教职员薪资的积欠也很严重，有时一个月只能领半薪，许多教员不得不用兼课的办法维持生计；后来发展到最严重的年份（如1925、1926年），有的教员一星期兼课竟达四、五十个小时，重复的钟点只得用轮流请假的办法对付。1922年4月，蔡元培在向全校教职员报告筹画经费的情形时，曾沉痛地说：“一次一次的来报告，简直是绝望了。我不敢对诸位先生敷衍、唐塞，所以据实报告。但是诸先生所受经济的痛苦，已经达到极点，我任校长的，还不过这么一种绝望的报告。我个人对于诸位先生的歉仄、惭愧，真非言语所能形容了。”当时经费竭蹶的严重情況，使北大等校陷于面临停顿的境遇。当时教育界曾以“风雨飘摇，几濒破产”来形容教育事业受军阀严重摧残的情況。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也加深了我国教育的危机，而帝国主义各国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控制更是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歩。这一切表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育不但没能在全国范围确立起来，而且教育事业日益陷于困境。

　　对于这种状况，蔡元培是深为忧虑和不满的。1920年10月，由于五四以后他继续在北大推行改革，“这时候张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況。适罗君钧任（文干）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定同行”。他这次赴欧美各国除考察教育，物色、聘任教员，协助勤工俭学等事宜外，还要争取收回庚子赔款用来办学，向华侨募捐建造新的图书馆。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谈到国内和北大的令人担忧的情状。在美国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他痛切剖析国内积弊，他说：“国家金钱，不用以兴利举废，而为兵所消耗，武人拥兵自雄，杀人盈野，以吾人脂膏，尽充军饷，全不想国家若危，己焉能安。”揭露了造成国内政治黑暗、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描述了当时国内大学教育的状況：“顾中国歹人耗费国家金钱，好事反无力举办。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几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美国私立大学很多，共有几百个。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均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独捐四百万，办预科。”“北大因经费不足，每年只招三百人，而与考者每多至千余人，势不能全数收纳”。他还特别介绍了近年来北大兴利除弊的举措，并以五四运动为例，指出“北大学生最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华侨能更多地关注国内和北大的事业。8月间，他应教育部之命，顺道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他后来曾谈及当时与会的心情，他说：“我们的教育办得如何，我们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不能不说几句撑场面的话。尤其是在擅香山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席上，各国的代表都要贡献他国内的教育成绩，而我们正是首都国立高等学校陷于破产的时候，使人心里实在难受”。

　　正是在这种教育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势下，教育界发出了“教育独立”的呼声，要求摆脱封建军阀政府和外国势力的桎梏，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新教育。这种“教育独立”的主张所包括的内容大致为：（一）教育经费独立；（二）教育事务独立；（三）教育离政治而独立；（四）教育离宗教而独立；（五）高等教育之学术独立。在上述主张中，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这一时期，北大等校教职员为索取积欠的薪资和学校经费而进行的斗争事件，屡见记載。1919年12月15日，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为要求清偿旧欠，改发现洋（当时多以票洋代银元发薪，而票洋大量贬值），决定是日起全体停止职务（即罢教），并成立固定组织，马叙伦、王桐龄任总务，陶孟和、李大钊等负责新闻组工作。北大教职员参加了这次统一行动。蔡元培认为多数教职员辞职，校长也当然要辞职，12月31日，他与北京各大专校长一同提出辞职，辞呈称：“窃自教职员停止职务以来，倏已半月，迭经设法疏通，迄无效果，转瞬假期届满，更属无法支持。既未便坐视，又无法进行，唯有恳请大总统准予辞职，并迅即派妥员接替，无任屏营待命之至”。因未见复文，翌年1月8日复再呈辞职。后经教育部对各校长慰留，事态渐趋緩和，但按常例，蔡系总统任命，还须总统下令慰留方生效，而当时总统没有另文挽留，于是舆论界又盛传要撤换蔡元培。同年一月，教职员联合会代表马叙伦等二十六人，联名上书总统，要求挽蔡，呈称：“时逾两旬，未蒙大总统慰留，各校方深疑虑，近观本京报载，教育部将蔡校长辞职事件提出国务会议，业经通过，准予辞职。虽事关密勿，无从证明，特蔡校长与北京各国立校长及京师学务局联名辞职既经全体慰留，未便忽令独去。况现在各校业已回复原状；在蔡校长已无责任之可言，在政府于学界甫就宁静之际，亦似不宜再生枝节。本会深恐万一报纸传闻竟成事实，去夏剧潮可为殷鉴”。马文以五四学潮相警告，北京政府自然记忆犹新，最后不得不由总统下令表示慰留，但此事反映了反动当局去蔡之心不死。这次集体停止职务和辞职事件，说明了当时教育界的严重状况。

　　1920年上半年，北大等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因教育基金无着，薪资积欠，遂进行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这一年九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教育经费独立的议决案，要求教育经费不得移作他用。1921年3月，各校教职员相继罢教，要求政府指定专项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李大钊曾参加领导这次向军阀政府开展的“索薪斗争”。军阀政府对国立八校教职员的索薪要求竟不加理睬，各校教职员因此由罢教发展到提出一律辞职，并与学生一道向反动当局请愿。6月2日，北京公立二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齐集新华门向国务院请愿，代表们守候了一夜，拒不得入。3日，三百多学生又冒雨赶来，国立八校的教职员也相继来到，一时新华门前挤满了请愿的人群。反动政府不但拒绝接见，竟还指使军警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等教职员和学生数十人当场被殴伤。李大钊不顾自己头部被刺伤流血，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斥了军阀政府的暴行，使请愿群众受到很大鼓舞。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強烈不满。社会舆论发出“京中已无教育”的呼声，马叙伦教授曾愤而绝食。这次斗争主要是以争取教育经费为目的的，但它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危机，特別是教育危机的严重性。

　　1922年初，由于历届军阀政府的摧残，教育危机日益严重，这时教育界由原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进一步提出整个教育独立的要求。他们鉴于军阀派系之间内战频仍，政潮迭起，教育事业风雨飘摇，几濒破产的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争取教育独立的三个基本要求：教育经费应急谋独立，教育基金应急谋指定，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当时不仅教育界人士从事争取教育独立的活动，而且广大学生也参加进来，组织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发表宣言，鼓动学界共同进行。“各方面加入该会者极多。”在当时教育危机极端严重的情況下，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在北大以至在整个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1年9月，蔡元培从欧洲考察教育回国。他对教职员的罢教行动，不甚赞同。他曾召集北大教职员会议，提出对政府不满尽可采取不合作态度，可自动辞职以示抗议；而因索薪罢教贻误学生学业，则有违教师的表率作用。这不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着眼，显然是一种近于迂腐的看法。他赞同向政府提出发还教职员欠薪的要求，但认为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领取的薪资应该交公。当时教职员曾接受他的劝说，准备归还罢教期间领取的薪金。原来在5月间教员集会时，胡适也曾提议：本校教职员自本年4月份罢工期内应得之薪俸，凡每人每月在60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每月薪俸在60元以下者，自由捐助。后经全体讨论同意不分薪俸多寡，都全数捐助。但因欠薪日益增多，这些办法，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特别是教育经费困难已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22年8月，由于经费无着，“各校招生之举，业已停顿，数千来京应试之学生，顿起恐慌。即各校旧生，亦以开学无期，非常失望。”北京国立八校校长蔡元培、李建勋、许寿裳、王家驹、周颂声、俞同奎、吴宗栻、郑锦及教职员代表，曾到教育部要求发给积欠的经费（积欠达五个月以上，此次只要求先给三个月），以解燃眉之急。这一合理的要求竟被拒绝，并遭到无端侮辱。八校校长曾为此愤而提出辞职，井向全国各界通电指出：“教育经费，积欠五个月以上。北京国立八校校长暨教职员代表二十一人，根据阁议，并经教育王总长预向交通高总长介绍，允于本日上午在交部接见。讵到部后，始则闭门不納；继则谈话未终，突来部员多人咆哮怒骂；部长托词赴院，一去不回；宪兵巡警盘诘监视；自朝至暮，毫无结果。似此蹂躏，万难忍受”。这件事给蔡元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对北京政府完全失望。

　　蔡元培对这时教育遭受军阀政府严重摧残的状況，深为担忧和不满。于是在1922年初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主张。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主张实行不受政党和教会控制的“超然的教育”。

　　因此，他首先力主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他认为，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则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他还认为，教育是求远效的，“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而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政党掌握政权往往要经常更迭的。“若把教育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也就没有成效了”。所以，他主张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如何实现这种脱离政党的超然的教育呢？他建议采用法国大学区制的教育制度。这个建议，第一步是把全国划分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技术都设在大学里面，区内的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每一学区由大学教授组织教育委员会，并选出校长，主持本学区的一切教育事务；第二步，各学区大学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第三步，教育总长必须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渉各大学区事务”。这种使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的大学区制建议，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上，蔡元培从委身教育事业到创办爱国学社，从民元制定教育宗旨到主持北京大学，都在实际上实行寓政治于教育的主张。现在他提出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从表面上看是改变了他过去的主张，要使教育成为“超然”的、纯学术性的事业。实际上，这个建议是针对军阀政府派系纷起，教育备受摧残的严重状况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不受军阀政府的控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北京政府提出要办所得税，并许诺要以十分之七做教育经费，结果全国人民反对，办教育的人也反对，蔡元培解释说，这实在并非根本反对所得税，而是反对由这种政府来办，他提出只要用极周密办法使钱不被政府挪用，完全用在教育或实业上，就可以赞成所得税的办法。所以教育独立主要是针对当时腐败的政治而言的，虽然它避开了政权这个根本问题而要求教育上的独立，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反对封建军阀专政这一点上，仍然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个教育独立主张，也同当时最紧迫的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相联系。他在1927年提出实行大学区制的一份报告中，曾述及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状況：“欠薪累累，膏火不继，图书缺略，设备不周，欲矫此弊，自宜注意重研究之一端。”在《教育独立议》中，他提出各大学教育经费都从本学区中抽税解决的办法。所以，蔡元培关于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的主张，是包含教育立法、教育行政和教育经费的独立，一句话，即要求摆脱军阀政府的控制。

　　其次，主张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这是蔡元培的一贯思想。他从反封建斗争出发，反对复古派要把孔教定为国教，把孔孟学说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浸入教育中来。他曾说：“学校之中，苟有教会之人为教员，则往往诱导学生使之归依宗教。拘守旧学者，又欲定孔教为国教，以规定于学校教科之中。”对这两者他都是明确地持反对态度的。而这时正值北京等地学生和教育界掀起非宗教运动，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再次重申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的主张，并具体提出大学不设神学科、不得举行宗教仪式以及办教人不得参与教育等办法，这是对这场斗争的积极支持，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义。

　　蔡元培关于教育独立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师生的愿望，在当时它所反对的是军阀的黑暗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有进步意义的，因而在北大和整个教育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蔡元培在游学欧洲期间，曾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向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他在五四以后，就曾提出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改变现在的经济组织。1919年12月，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因其兄为争家产逼其缀学出嫁，愤懑而死。她的死，引起社会上对解决这种不幸问题办法的讨论。北大教授胡适专门为她写了七千余字的传记，并说：“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所以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当时，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参加了为她举行的追悼会。蔡元培送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并书写了“不可夺志”四个字的横幅。他在追悼会的演说中曾说：“我的观察，是觉得男女两方有同样问题，所以不得不想出总解决的方法。”他认为总解决的方法，“是经济问题的解决。为了贫富不均与财产权特别占有，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权利与生命。李女士不过其中的一人罢了。要是改变了现在经济组织，实行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再有与李女士一样好学的人，要求学便求学，还有什么障碍呢？”1920年1月，他在《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一文中，批驳了那种把贫富不平等原因归结于教育不平等的错误看法，他说：“要是经济的组织大大改变，全世界做成一个互助的团体，全世界的人没有不是劳工，那工作的时间，一定都可以减少，那求学的机会，一定都可以平等，岂不是现在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一切解决，成了最幸福的世界么？”但是，蔡元培毕竟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学说，把中国古代思想家描述的理想化的绝对平均的小农社会当作社会主义，想用这种理想的公则去消除他看到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灾难。所以他虽然提出改变经济组织这一正确命题，却不能指明实现它的途径；这和他提出的教育独立论一样，希望在不改变现存政权性质的情況下改变教育的性质和状況，同样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