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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讲义费风潮
1922年10月，在北大的部分同学中，发生了一次表面上针对学校当局的讲义费风潮。但实际上它是对军阀政府压迫人民、摧残教育不满的一个曲折表现。
如前所述，由于教育经费的积欠，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同时，由于军阀间连年战争，无限制地搜刮民财，也不能不影响到学生的经济情況，致使学生积欠学费等情況也十分严重。1922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校长布告中称：“查现时积欠学费有至五六期以上，且有至十二期者，总计积欠学宿费之学生约三百余名，银元总数达六千五百元。”学校决定本学年内清理积欠，要求学生补纳旧欠后方得请求缓缴本期学费。“至旧欠二期以上者分两次缴纳，即本学期内缴一半，下学期内缴一半，过期不缴者即停止其学生资格；四年级生届举行毕业试时尚不能清纳旧欠者，即停止其毕业试验，并一面向担保人催索赔垫，其系教职员担保者，即在该员月薪内扣缴。”这反映了学校经费的困难和相当一部分学生经济状况不佳。
原来，北大各科教学用的讲义，一律由学校免费发给学生。当时各院均设有讲义课，内设多层书架分列各科讲义，任学生于上课时指名索取，一些没有注册的旁听生也可领取；有的学生领两份转赠他人，因而这种铅印讲义的费用每年达到一万余元，成为学校一个很重的负担。由于上述原因，经蔡元培提议，学校评议会以本校经费支绌为由，通过今后所发讲义须一律征费的决议。教务会议又通过相应决定，规定凡需要讲义的学生，须先购讲义票，一个学生一学期每门功课要缴纳讲义费一元。当时北大教授朱希祖、王世杰、丁燮林等致函蔡元培，赞成讲义收费，但建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并提出“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蔡元培复函同意建议办法，并进一步说明讲义收费理由：“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孰”。但由于讲义骤然收费，引起学生的不满，各系科学生纷纷开会表示反对。1922年10月17日下午，学生代表数十人到会计课请愿，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闻讯赶到解围，学生始散去。第二天上午，学生代表数十人又拥入校长室陈情，要求立即废止讲义收费办法。蔡元培认为讲义收费是天经地义的事，学生是无理取闹，态度非常坚决。有人回忆，当学生不听劝告仍大声喧嚷时，蔡元培厉声说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不会畏縮退歩”。因此，他除向学生说明学校困难外，仍坚持讲义收费办法，没有听取学生意见，形成僵局。一些学生酝酿罢课，各院也都贴出了“反对讲义收费”、“撤销收讲义费的校令”等标语。于是，蔡元培提出辞职，辞呈叙述了維持校务的艰难和事件的经过后说：“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借。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紀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庚。迫不得已，惟有恳请辞取”。10月19日起不再到校视事。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出版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以及各系主任，因职务关系也都提出辞职；各机关停止办公，日刊停止出版；全体教职员也议决停止办公并准备辞职。遂酝成风潮。
蔡元培提出辞职后，绝大多数学生竭诚挽留。19日上午全体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的办法。登台发言的同学均主张挽留校长，但由于少数学生的反对，这次集会没能取得一致意见。下午又ゾ在原地重行集会，并事先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不赞同的不欢迎参加。到会的人很踊跃，一致决议挽留。
经各方面斡旋，蔡元培打消了辞意，24日回校视事，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请提出辞职的“诸先生亦即取消辞意，俾全校恢复原状”。25日起学校照常办公，风潮遂告平息。学校决定讲义收费办法暂缓实行，仍暂照上学年的办法办理。但教务会议却以带头滋事为名，将预科法文班学生冯省三开除。这个决定显然是不恰当的。
应该说，对于这次讲义费风潮，蔡元培是看得过于严重。他在10月25日全校学生大会上的讲演，叙述了他对事件的看法，他说：“我对于十八日的暴动，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为所羞，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況，可以预推了。我因此很抱悲观，所以决计辞职。”他又说，经过几天了解，感到第三点，即对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是一个误会。但他仍然把这一事件称为“少数学生暴动”，这是未必妥当的。这反映了察元培是不赞成类似罢课、闹事和破坏纪律的举动的。
对于这次讲义费风潮，当时赴杭州出席中共中央特別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北大应届毕业生高尚德，曾在上海致函给校内要求废除讲义费的代表。他指出在外侮日深和民生日逼惨苦的关头，曾经轰轰烈烈领导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同学，应该把斗争力量集中在“继续猛进抨击使我们痛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学校经费支绌，是因为被军阀抢去，现在学校和学生在经济的关系上是站在利害很一致的一边。他表示不同意同学的这次举劫，“同学将应当追究使他们不得‘安学’的主因——‘打倒军阀’的呼声，却变换成对主持学校诸人的吵闹。”他引导青年学生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共同的故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身上。这是对发生这次事件根本原因的很好说明，也是对蔡元培和当时学校当局所持的正确看法。
如前所述，由于教育经费的积欠，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同时，由于军阀间连年战争，无限制地搜刮民财，也不能不影响到学生的经济情況，致使学生积欠学费等情況也十分严重。1922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校长布告中称：“查现时积欠学费有至五六期以上，且有至十二期者，总计积欠学宿费之学生约三百余名，银元总数达六千五百元。”学校决定本学年内清理积欠，要求学生补纳旧欠后方得请求缓缴本期学费。“至旧欠二期以上者分两次缴纳，即本学期内缴一半，下学期内缴一半，过期不缴者即停止其学生资格；四年级生届举行毕业试时尚不能清纳旧欠者，即停止其毕业试验，并一面向担保人催索赔垫，其系教职员担保者，即在该员月薪内扣缴。”这反映了学校经费的困难和相当一部分学生经济状况不佳。
原来，北大各科教学用的讲义，一律由学校免费发给学生。当时各院均设有讲义课，内设多层书架分列各科讲义，任学生于上课时指名索取，一些没有注册的旁听生也可领取；有的学生领两份转赠他人，因而这种铅印讲义的费用每年达到一万余元，成为学校一个很重的负担。由于上述原因，经蔡元培提议，学校评议会以本校经费支绌为由，通过今后所发讲义须一律征费的决议。教务会议又通过相应决定，规定凡需要讲义的学生，须先购讲义票，一个学生一学期每门功课要缴纳讲义费一元。当时北大教授朱希祖、王世杰、丁燮林等致函蔡元培，赞成讲义收费，但建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并提出“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蔡元培复函同意建议办法，并进一步说明讲义收费理由：“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孰”。但由于讲义骤然收费，引起学生的不满，各系科学生纷纷开会表示反对。1922年10月17日下午，学生代表数十人到会计课请愿，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闻讯赶到解围，学生始散去。第二天上午，学生代表数十人又拥入校长室陈情，要求立即废止讲义收费办法。蔡元培认为讲义收费是天经地义的事，学生是无理取闹，态度非常坚决。有人回忆，当学生不听劝告仍大声喧嚷时，蔡元培厉声说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不会畏縮退歩”。因此，他除向学生说明学校困难外，仍坚持讲义收费办法，没有听取学生意见，形成僵局。一些学生酝酿罢课，各院也都贴出了“反对讲义收费”、“撤销收讲义费的校令”等标语。于是，蔡元培提出辞职，辞呈叙述了維持校务的艰难和事件的经过后说：“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借。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紀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庚。迫不得已，惟有恳请辞取”。10月19日起不再到校视事。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出版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以及各系主任，因职务关系也都提出辞职；各机关停止办公，日刊停止出版；全体教职员也议决停止办公并准备辞职。遂酝成风潮。
蔡元培提出辞职后，绝大多数学生竭诚挽留。19日上午全体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的办法。登台发言的同学均主张挽留校长，但由于少数学生的反对，这次集会没能取得一致意见。下午又ゾ在原地重行集会，并事先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不赞同的不欢迎参加。到会的人很踊跃，一致决议挽留。
经各方面斡旋，蔡元培打消了辞意，24日回校视事，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请提出辞职的“诸先生亦即取消辞意，俾全校恢复原状”。25日起学校照常办公，风潮遂告平息。学校决定讲义收费办法暂缓实行，仍暂照上学年的办法办理。但教务会议却以带头滋事为名，将预科法文班学生冯省三开除。这个决定显然是不恰当的。
应该说，对于这次讲义费风潮，蔡元培是看得过于严重。他在10月25日全校学生大会上的讲演，叙述了他对事件的看法，他说：“我对于十八日的暴动，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为所羞，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況，可以预推了。我因此很抱悲观，所以决计辞职。”他又说，经过几天了解，感到第三点，即对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是一个误会。但他仍然把这一事件称为“少数学生暴动”，这是未必妥当的。这反映了察元培是不赞成类似罢课、闹事和破坏纪律的举动的。
对于这次讲义费风潮，当时赴杭州出席中共中央特別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北大应届毕业生高尚德，曾在上海致函给校内要求废除讲义费的代表。他指出在外侮日深和民生日逼惨苦的关头，曾经轰轰烈烈领导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同学，应该把斗争力量集中在“继续猛进抨击使我们痛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学校经费支绌，是因为被军阀抢去，现在学校和学生在经济的关系上是站在利害很一致的一边。他表示不同意同学的这次举劫，“同学将应当追究使他们不得‘安学’的主因——‘打倒军阀’的呼声，却变换成对主持学校诸人的吵闹。”他引导青年学生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共同的故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身上。这是对发生这次事件根本原因的很好说明，也是对蔡元培和当时学校当局所持的正确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