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引子

　　蔡元培自己曾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从1917年到1923年初蔡元培实际在校任职的期间（其中于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赴欧美各国考察十个月），这是北大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非常重要阶段。在这个期间，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它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它点燃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炬，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它为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蔡元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革新的勇气和成就，以及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使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的改革，化腐朽为神奇，使陈腐不堪的旧北大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有人把他在北大建立的业绩，称之“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对北大的整顿和革新，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自此之后对它的赞誉之词不绝于书。有人评论道：“蔡先生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其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这确是反映了五四时期北京：学的盛況。仅从学校的发展来看，这时北大学生人数顿增，1912年学生注册人数为八百多人，而1919年则达到两千多人。北大自1907年（京师大学堂时期）至1929年二十三年间先后毕业学生凡三千八百二十二人，其中以1925年毕业生为最多（四百七十二人），其次是1923、1924和1926年，分别为三百九十、三百四十二和三百二十七人，这主要是蔡元培主持学校期间，特別是五四后入学学生增多的缘故。教员人数也由1912年的五十三人増加到1918年的二百一十七人。这是北大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生机勃兴的情景和蔡元培的卓越贡献：

　　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株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3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二由于他对青年的热诚爱护。他的民主作风，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千部，在他领导之下，发挥其才能，施展其抱负。他创造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等等，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提出办法。他对各院各系的负责人以及各教授，以学问及才能为主，不问其他；一经聘定，就信任他，把事情全都交给他，不去多加千渉。因此，那时的教授和职员，都一心一意做事教书，竭忠尽智的要把事情做好，书教好，做出成绩来。“沙滩文科大楼的第一院、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骑河楼译学馆的第三院，办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进公主府，既富丽，又清幽，使人心旷神怡。跑到文科大楼（按即沙滩红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潮社’办公室，楼底下在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面是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则堆满着各种各样代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顶大的大礼堂上，不是今天有什么学术演讲，名人演说，就是明天有什么学生大会，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先生长校时的北大师生，真有如鸢飞炭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那得不令人怀念无已。蔡先生长北大时，对青年是充分表现了他‘爱之能勿劳，忠焉能分诲’的情怀。……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的精神所茏罩着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优秀千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我们怀念北大，我们更怀念到蔡先生。”

　　蔡元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事业，他在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位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本世纪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改革工作，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在这方面所体现的大学教育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研究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蔡元培以不断的勇于革新和首创的精神，力图建立我国自己的新教育制度，这是十分可贵的。这种精神，是和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相联系的。他生活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为了救亡图存而委身于教育事业，后来他又把这个事业和建立共和的理想相联结，走上了反封建教育的民主革命道路。为了振兴中国，他致力于提倡科学，培育人才。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这一时期确是聚集和培养了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这对于我国的民主革命和文化科学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蔡元培对青年学生的爱护是很感人的，他不仅爱惜人才，就是对低劣的学生，也极尽教育的责任。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发生了一个男学生欺侮女学生的事，蔡元培听后大怒，痛斥了这个男学生，并召开学生大会，指出中国女子由于几千年的历史关系，有着某些弱点，男子对于这些弱点，决不应当利用，而是应当同情，应当予以帮助，在恋爱关系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主要的应由男子负责。结果，这个男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但蔡元培并没有因此就对这个学生抛开不管，而是一直关心着这个学生的情況，并且曾几次找他到自己办公室来谈话。这样热切的关怀与不倦的教侮，终于把一个被人目为桀骜不训的青年，感化得力求上进了。蔡元培这种爱护青年、献身教育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的。

　　像历史上的一切杰出人物一祥，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在北大的革新，从基本的方面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要求，因而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特别是当时处在北方军阀反动统治的恶浊氛围中，他集合先进人物，百折不挠地推行新教育，造就了大批民主革命战士，直接配合了当前的民主革命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24年1月，标志着国共合作建立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提名蔡元培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井向与会者解释说：“蔡孑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不大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不方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能到北京去工作”。无疑，中山先生对蔡是深知的，这是他对蔡主持北大工作重大意义的正确评价。至于他在北大的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应该说在许多方面是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要求。如他提出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重视教员质量，强调选择教员要以“积学与热心教育”为主，同时又充分尊重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贯彻民主办学的原则；善于吸收外国先进科学，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育；吸收外国文化要重在创新，主张要融合中西文化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反对盲目崇拜外国文化，反对单纯摹仿；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主张沟通大学文、理两科，学生要相互兼习，扩大知识面；强调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大力提倡美育；学校要以学生为主体，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要以学业为主，并适当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鼓励学生自由研究，开展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等一系列主张，则都是行之有效的，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蔡元培虽然在北大实际任职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对北大的影响是很深的。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历届反动政府一再颁行各种禁令和进行所谓整顿学风，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但在北大仍然存在着民主与进步的传统，学术自由的流风犹存，争取革新的要求仍在继续。这都是与蔡元培的倡导和培育分不开的。而北大师生对蔡元培也是一直怀念和景仰的。蔡元培的人格力量是很感人的。任鸿隽在回忆中称他具有“处处为人无我的真精神”。“凡与蔡先生相识有素，有相当机会观察先生举动行为的人，都可以承认平生不曾看见先生有过疾言厉色的时候。他这样谦让和霭，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蔡先生的对人接物，似乎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或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但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冯友兰也回忆说，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一生廉洁，自奉俭朴，生活清苦，直到晩年仍是全家租赁房屋居住，书籍也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北大同人蒋梦麟、丁燮林、王星拱、胡适、罗家伦、赵畸等人，曾发动蔡的朋友、学生赠款，集资建造一所房屋，作为他七秩寿辰的贺礼。这个倡议很快就得到数百人的响应。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写给蔡元培的祝寿笺说：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一日，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囬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終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蔡元培按照他平素的主张，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但面对学生和友人的盛情厚意，难以坚辞。1936年1月1日，蔡元培作书回答，对友人“奖励”之意深表感激，他谦逊地表示“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半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之美意，无所借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这个计划因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淞沪沦陷，未能付诸实现，但这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重。晚年蔡元培也仍时以北京大学为念，1938年北大校庆四十周年的时候，他题词纪念，回顾了北大过去光荣的历史，指出：“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这时，寇深国难，北大南迁，他仍充满信心地说：“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励，一定有特殊之进步”。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北大表达的祝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北大校友和中央研究院同人为表示对他的景仰和怀念起见，规定每年一月十一日他的诞辰这一天举办一次纪念会。由于蔡元培一生尽瘁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因此纪念会以学术讲演为主要内容。解放战争时期，北大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47年建立了一个公开学习进步书刊的图书室。为了纪念蔡元培，人们把它命名为孑民图书室。它主要收集进步师生和人士捐赠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有图书五千多册，中外杂志四十多种，师生们称它是“北大人的精神营养姑”。读者十分踊跃，每天借出次数平均为一百零八次，日常流通书籍达到七八百本左右。这个图书室的命名，是北大师生对蔡元培很有意义的纪念。

　　1948年，为了纪念蔡元培，北大师生在校内建立了一个“蔡孑民先生纪念堂”。

　　在新的历史时期，北大师生同样表达了对这位老校长一一代宗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1980年3月5日，北京大学师生隆重举行了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1982年，三千多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七七、七八届毕业生）自动捐款，为蔡元培建立青铜塑像，安放在未名湖畔的草坪上，并于10月15日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1986年4月10日，由许德珩、陆定一、屈武、叶圣陶等三十六人发起，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察元培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蔡元培研究工作的开展。

　　请允许引录四十多年前胡愈之对蔡元培一生事业所作的全面而中肯的评价，作为本书的结束。

　　胡愈之在《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写道：

　　蔡先生是绍兴人，绍兴在历史上不单是产生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而已，而且也产生了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理学家。蔡先生便气在这中间承前启后的一个。绍兴在清代，受乡贤刘蕺山先生的影响，气节与理学的风气，深入于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因此到了清朝末年，民族革命思想，日见发杨。又因受了戊戌政变与甲午战争的震荡，科学与民主思想，也逐渐萌芽。在这样的时间、空间中，蔡先生一方面接受了固有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又吸收了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新思想，加以发杨光大，这样才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炬火。蔡先生在清季到辛亥革命前后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打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耶种维新派的思想。蔡先生是介绍西洋近代哲学科学思想到中国以实行中国古代文化输血治疗的第一个。在哲学上，蔡先生首先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潮作前导。在文学上，蔡先生主张以美学代宗教，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最初倡导者。科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及“为人生而艺术”，这是五四时代所展开的启蒙运幼，而其中最伟大的导师与保护者，却是蔡先生。五四以后，中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高潮到来，思想斗争转变为行动上的斗争。蔡先生却并不像一部分知识分子那样，因为革命高潮的到来而退縮，而甚至于变节，蔡先生終身没有离开过思想斗争的阵地，他为民主自由而斗争，为科学思想而斗争，是没有一个时期懈怠过的。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代，反对开倒车，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以后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为民主宪政而奋斗，都证明蔡先生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思想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是因为綜合了近代的民族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加以中国化，而创迨三民主义的政治准则。蔡先生的博大精深，主张宽容与兼包并蓄，正与中山先生相同，不过中山先生的成就在于政治方面，而蔡先生则在于文化方面。本来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动摇的。我们回想一下，在过去数十年间，在思想界、文化界执着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有几个？数十年如一日，不为利棵而变节操的有几个？始終忠诚于真理，不愧屋漏的有几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不避刀俎斧钺的有几个？始终成为青年导师，知行合一，而不欺骗青年的，又有几个？因此我们对于蔡先生的遽归道山，是更不胜其痛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