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杀死伍子胥的，是吴王夫差；但离间夫差和伍子胥君臣关系、最后煽动夫差下毒手的，却是伯嚭。伯嚭是历史上公认的奸臣。
在旧时的政治舞台，素来有两种人：“忠臣”和“奸臣”。一心想为皇帝效忠、给小民办点好事的“忠臣”，如果碰到“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奸佞之徒，结局往往是十分悲惨的。“精忠报国”的岳飞碰到秦桧，结果是岳家军被彻底瓦解，自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缢死于风波亭中。伍子胥则更加不幸，他一生中碰到两个奸臣，遭受到两次家破人亡的惨祸。这两个奸臣，一个是前期楚国的费无极，另一个是后期吴国的伯嚭。
据有些史学家考证，正式用“诬以谋反”的罪名置政敌于死地，是从公元前6世纪楚国费无极开始的。这种将阴谋和欺骗糅为一体的卑劣伎俩，违背人性，破坏法治，丧失民心，最后又反过来削弱和动摇自身的统治。然而，这种伎俩往往又多为后世所沿袭，因为它“简便”而“实用”，操作方便，效果快捷。随时可供统治者打击需要排除的人，不仅是政敌，也包括那些自己平时看不顺眼的“异己”。如果说它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遗产，那么它应该是传统中最肮脏的糟粕。
伍氏家族就是这种诡谲伎俩的牺牲品。结果是，费无极当上了太子轸的宫廷老师，并顺理成章地成了楚国的太傅。而伍奢、伍尚父子却喋血法场，全家只逃出了一个伍员（伍子胥）。和费无极的尽耍小聪明、鬼点子不同，后来的吴国大夫伯嚭，借着在国策上与伍子胥政见不同，来达到排斥、陷害伍子胥的目的。和伍子胥一样，伯嚭也是楚国逃到吴国的亡将，阖闾任之为大夫。夫差即位后就任命他为太宰。阖闾在世时，伯嚭就是夫差的心腹，伯嚭为人随和、善解人意，不像伍子胥那样固执、刚烈，所以和夫差一拍即合。
伯嚭最大的毛病是贪财，是我国历史上早期的大贪官之一。“贪赃”常常是和“枉法”分不开的。当越国战败后，勾践派遣大夫文种向吴国求和，聪明的文种看中了伯嚭这一“嗜好”，就用大量财物贿赂伯嚭，使他逐步成为越国在夫差身边的“代言人”。
在伯嚭的影响下，夫差同意越国的讲和。此后勾践就靠着谄媚和贿赂使得吴国君臣飘飘然、昏昏然。在这条黄金撑开的夹缝中，勾践保住了性命。在勾践用微笑、可怜的面孔和甜蜜的语言营造的假象面前，夫差纵虎归山，释放了勾践。能够抵挡住越国的谄媚和贿赂的，似乎只有伍子胥一人，显然，他当时是孤立的。
伍子胥主张将越国并入吴国版图，杀勾践以绝后患，他说：“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而伯嚭则坚决主张把越国收为附庸国，这样对吴国的好处更大。双方的理由都很充分，但吴王夫差采纳了伯嚭的意见。因为勾践君臣既然能用重金贿赂伯嚭，当然更不会漏掉这位有绝对权力的吴国国君。吴国君臣都坠入了勾践用金丝编织的含情脉脉的罗网，进入甜美的梦乡。直到十年以后，他们一觉醒来，一个个都成了勾践的刀下之鬼，但此是后话。
在吴王宫中红得发紫的伯嚭，他的本领不仅在于逢迎君王、讨好同僚，还会打“小报告”，在关键时刻，从伍子胥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古往今来具有超前意识的人，其结局往往是悲哀的。当时唯一清醒的伍子胥因为和同时代的多数人不能保持同调，“曲高和寡”，因而难免落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譬如，夫差欲乘齐景公死后国内不稳定之时发兵攻打齐国。伍子胥向夫差忠谏道：“勾践回国后‘食不重味，吊死问疾’，收买人心，是为了要卷土重来，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大王不解决身边的越国，而先去跟齐国结怨，岂不是很荒谬吗？”日日夜夜做着霸主梦的夫差，当然听不进伍子胥的忠言。他听信伯嚭的话，而伯嚭又听了越国的话，遂吴国决定攻齐。
伯嚭向夫差进谗道：“子胥这个人，为人刚强暴烈，不讲感情，待人猜疑嫉妒，他对大王有很多怨言，恐怕今后会给吴国带来灾难。”夫差攻齐，打了胜仗回来，伯嚭又对夫差说：“大王没有采纳子胥的意见，发兵攻齐，子胥就推说有病不上朝。我得到消息说，他在出使齐国时，已将儿子托付给齐大夫鲍息。这像话吗？他身为吴臣，在国内不得意，而倚靠外部的诸侯。自以为是先王的谋臣，大王现在不重用他，他常常发牢骚，希望大王早些对他采取措施。”
这一席话，说得滴溜滚圆，但暗藏杀机，十分轻巧地将一顶“叛国通敌”的“帽子”扣到了伍子胥头上。夫差答道：“你说的这些，我早就怀疑了。”于是立即赐剑责令子胥自裁。和费无极比较，伯嚭更为可怕。他损人无影、杀人无形的“本事”在后世的佞臣中得到了更多的仿效和发展。
在旧时的政治舞台，素来有两种人：“忠臣”和“奸臣”。一心想为皇帝效忠、给小民办点好事的“忠臣”，如果碰到“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奸佞之徒，结局往往是十分悲惨的。“精忠报国”的岳飞碰到秦桧，结果是岳家军被彻底瓦解，自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缢死于风波亭中。伍子胥则更加不幸，他一生中碰到两个奸臣，遭受到两次家破人亡的惨祸。这两个奸臣，一个是前期楚国的费无极，另一个是后期吴国的伯嚭。
据有些史学家考证，正式用“诬以谋反”的罪名置政敌于死地，是从公元前6世纪楚国费无极开始的。这种将阴谋和欺骗糅为一体的卑劣伎俩，违背人性，破坏法治，丧失民心，最后又反过来削弱和动摇自身的统治。然而，这种伎俩往往又多为后世所沿袭，因为它“简便”而“实用”，操作方便，效果快捷。随时可供统治者打击需要排除的人，不仅是政敌，也包括那些自己平时看不顺眼的“异己”。如果说它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遗产，那么它应该是传统中最肮脏的糟粕。
伍氏家族就是这种诡谲伎俩的牺牲品。结果是，费无极当上了太子轸的宫廷老师，并顺理成章地成了楚国的太傅。而伍奢、伍尚父子却喋血法场，全家只逃出了一个伍员（伍子胥）。和费无极的尽耍小聪明、鬼点子不同，后来的吴国大夫伯嚭，借着在国策上与伍子胥政见不同，来达到排斥、陷害伍子胥的目的。和伍子胥一样，伯嚭也是楚国逃到吴国的亡将，阖闾任之为大夫。夫差即位后就任命他为太宰。阖闾在世时，伯嚭就是夫差的心腹，伯嚭为人随和、善解人意，不像伍子胥那样固执、刚烈，所以和夫差一拍即合。
伯嚭最大的毛病是贪财，是我国历史上早期的大贪官之一。“贪赃”常常是和“枉法”分不开的。当越国战败后，勾践派遣大夫文种向吴国求和，聪明的文种看中了伯嚭这一“嗜好”，就用大量财物贿赂伯嚭，使他逐步成为越国在夫差身边的“代言人”。
在伯嚭的影响下，夫差同意越国的讲和。此后勾践就靠着谄媚和贿赂使得吴国君臣飘飘然、昏昏然。在这条黄金撑开的夹缝中，勾践保住了性命。在勾践用微笑、可怜的面孔和甜蜜的语言营造的假象面前，夫差纵虎归山，释放了勾践。能够抵挡住越国的谄媚和贿赂的，似乎只有伍子胥一人，显然，他当时是孤立的。
伍子胥主张将越国并入吴国版图，杀勾践以绝后患，他说：“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而伯嚭则坚决主张把越国收为附庸国，这样对吴国的好处更大。双方的理由都很充分，但吴王夫差采纳了伯嚭的意见。因为勾践君臣既然能用重金贿赂伯嚭，当然更不会漏掉这位有绝对权力的吴国国君。吴国君臣都坠入了勾践用金丝编织的含情脉脉的罗网，进入甜美的梦乡。直到十年以后，他们一觉醒来，一个个都成了勾践的刀下之鬼，但此是后话。
在吴王宫中红得发紫的伯嚭，他的本领不仅在于逢迎君王、讨好同僚，还会打“小报告”，在关键时刻，从伍子胥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古往今来具有超前意识的人，其结局往往是悲哀的。当时唯一清醒的伍子胥因为和同时代的多数人不能保持同调，“曲高和寡”，因而难免落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譬如，夫差欲乘齐景公死后国内不稳定之时发兵攻打齐国。伍子胥向夫差忠谏道：“勾践回国后‘食不重味，吊死问疾’，收买人心，是为了要卷土重来，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大王不解决身边的越国，而先去跟齐国结怨，岂不是很荒谬吗？”日日夜夜做着霸主梦的夫差，当然听不进伍子胥的忠言。他听信伯嚭的话，而伯嚭又听了越国的话，遂吴国决定攻齐。
伯嚭向夫差进谗道：“子胥这个人，为人刚强暴烈，不讲感情，待人猜疑嫉妒，他对大王有很多怨言，恐怕今后会给吴国带来灾难。”夫差攻齐，打了胜仗回来，伯嚭又对夫差说：“大王没有采纳子胥的意见，发兵攻齐，子胥就推说有病不上朝。我得到消息说，他在出使齐国时，已将儿子托付给齐大夫鲍息。这像话吗？他身为吴臣，在国内不得意，而倚靠外部的诸侯。自以为是先王的谋臣，大王现在不重用他，他常常发牢骚，希望大王早些对他采取措施。”
这一席话，说得滴溜滚圆，但暗藏杀机，十分轻巧地将一顶“叛国通敌”的“帽子”扣到了伍子胥头上。夫差答道：“你说的这些，我早就怀疑了。”于是立即赐剑责令子胥自裁。和费无极比较，伯嚭更为可怕。他损人无影、杀人无形的“本事”在后世的佞臣中得到了更多的仿效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