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锡东林书院始创于北宋政和年间。而明代后期从万历到天启初期是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但它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因为这所肃穆宁静的学府，始终同时代脉搏、国家命运息息贯通、血肉相连，这在我国历史上十分少见。
由于家住附近，儿时我常到东林书院玩耍，那时的东林书院在东林小学内，出门是一条狭窄的小巷苏家弄。书院只剩下几所颓屋，长廊两壁镶嵌着东林先贤绘像石刻。书院面对盈盈清流，旁依高高城墙，周围古木森森，荒草枯藤，落日残月，常使人想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词，给人以苍凉浩茫之感。此后，城墙被拆，古树被砍，连剩下来的一点点残缺美也没有了，东林书院成了居民区包围中的几间危屋，我每次路过那里只能“望屋兴叹”。
在百废俱兴的年月里，东林书院又恢复重建了。当我旧地重游，已无法拾起儿时破碎的记忆，这里已“旧貌换新颜”。丽泽堂是昔日东林书院的会议厅，按当时说法，是“研讨学问、砥砺节操之所”。三楹厅堂，明窗净几，堂上有一副很有气魄的楹联：“乐道人善，愿闻己过。”后面的依庸堂是设坛讲学之处，是书院的主体。“依庸”，遵循儒家中庸之道的意思。庸，常也，中庸之道是中和常行之道，表示一种平衡，是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江西名儒、东林党人邹元标撰写的《依庸堂记》，由吴中名士文徵明的曾孙东林人士文震孟手书，镌刻石上，至今尚存。堂内抱柱上有副著名的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通俗易懂而又内涵深远的名联为明东林书院主持者顾宪成所撰，现存版本由廖沫沙先生书写。
从依庸堂过燕居，至中和堂，这里是书院师生祭祀孔子的地方。东西各有小楼一座，存放祭器、古乐器、典籍等。书楼两侧的长廊通院门，廊外是庭院、书室；东边的道南祠用以主祀最早的创始人、北宋理学家杨时。如今，庭前有小园荷池、亭榭假山。
杨时，号龟山，福建将乐人，是儒家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的学生，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大弟子”。据说，四十多岁的杨时，和同学游酢去看望老师程颐。程颐正在打瞌睡，外面下着大雪，两人不敢惊动老师，便站在门外静候，直到程颐醒来，门前积雪已一尺多深。于是“程门立雪”的故事成了尊师重道的最佳解读。
真正的学者总是办实事，而不是以说大话来沽名钓誉。就是这位杨时，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后，长期游学江、浙、闽等地，程颢送他南归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儒家理学传播的中心从中原转移到南方去了。杨时在无锡、常州一带讲学达十八年之久，并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在无锡东门内创建东林书院，又名龟山书院，是私家创办的高等学府，桃李遍及东南。现在东林书院甬道中央石坊上的“洛闽中枢”四个大字，就体现出昔人从当时理学传播的路线，突出学术渊源，表示这里是“程门正宗”。
但时过境迁，经过南宋战乱和元朝破坏，杨时创办的东林书院曾一度沦为僧舍。直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遭革职回籍的原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偕同其弟顾允成、同乡高攀龙等寻觅龟山遗址，倡议捐资，重建东林书院，活跃学术研究。于是，后来就有了“东林学派”、“东林党人”的从寒窗弦歌到庙堂之争，从议论朝政到腥风血雨，最后酿成“东林党祸”，为我国《明史》增添了触目惊心的一页，也为后代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值得记取的借鉴。
毫无疑问，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东林书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顾宪成、高攀龙也成了后来的“东林领袖”。
顾宪成（1550～1612年），人称泾阳先生，他来自民间最底层。无锡农村中至今还流传着他小时候的故事：顾宪成生于无锡北乡上舍（今锡山市长安镇上舍村），儿时家贫，全家迁至泾里（今锡山市张泾镇）开豆腐坊。搬家时他父亲挑着一副箩筐，筐里放着两个襁褓中的婴儿，一边是顾宪成，另一边是顾允成。半路上两个婴儿撒尿，过路人开玩笑说，“一担两场尿”，吴语的“两场尿”和“两尚书”谐音，顾父误听为“一担两尚书”，连忙高兴地接口说，“谢谢你的金口”。后来顾宪成任吏部郎中，顾允成任礼部主事，在乡下人眼里，在京城六部任职的官员都是“尚书”，故认为“谶语”说中了！
其实与其说顾宪成是朝廷命官，倒不如说他是教育家、著名学者，他的办学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界业绩。他于明万历四年公试第一，四年后中进士，任职十四年，仕途上几起几落，先后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桂阳州判官、处州推官、泉州推官、吏部郎中等不太显赫的职务。但他重建东林书院、执教讲学却长达十八年。
顾宪成和东林书院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罕见的畸形岁月。在位四十八年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据说是个吸毒者，染有最初从海外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他一连二十五年不和群臣见面，只靠在深宫下谕而治理国家，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亮一次相。如此皇帝，要指望他能“英明圣裁”，简直是天方夜谭。朝廷六部之中有五个部没有尚书；都察院的都御史缺额十年之久；锦衣卫没有一名法官，被关在监牢中的囚犯有的长达二十多年没有被提审过……整个国家机器长期处于运转失灵的半瘫痪状态。
然而，皇帝身边宦官的手却伸到每一个角落。有代表朝廷搜刮民财的税监、矿监，有供宫廷靡奢生活所需的采办太监、织造太监，此外还有监军太监、镇守太监等。这些太监贪婪无度、凶暴残忍、胡作非为，因而民怨沸腾。凤阳巡抚李三才实在不能再忍受，他在一封奏章上揭露了宦官的罪恶，他说：这些太监“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一向被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呢？”于是他请求中止矿税宦官系统机构的职能。尽管奏章写得情真意切、慷慨激昂，但一进深宫，就像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皇帝在深宫烟榻上吞云吐雾，太监们在民间无法无天。朝廷上，大臣争权夺势，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为了些琐事就不厌其烦地相互攻击，无休无止地彼此责难，将全部“聪明才智”用于猜忌、推诿、嫁祸和争吵。顾宪成就是在这一片混乱中离开仕途的。
当时明廷发生“三王并封”事件。皇后无子，朱翊钧迟迟没有“立储”，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突然下诏将长子、三子、五子并封为王。很多朝臣上疏谏阻，顾宪成也是其中一位。经过一番周折，“三王并封”作罢，但由此得罪了皇帝和宰相。次年，顾宪成以“忤帝意”被削职归里。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顾宪成未及第前，本来在泾里设帐授徒，他教学之处名为“同人堂”，故址至今犹存，就在无锡东北三十五里外的锡山市张泾镇。经过仕途磨炼，他眼界更开阔，学识也更渊博，所以，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他被罢官回到故乡后，矢志授课著述，以后又和高攀龙等复创东林书院。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重新起用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他力辞不就，而坚持在办学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由于家住附近，儿时我常到东林书院玩耍，那时的东林书院在东林小学内，出门是一条狭窄的小巷苏家弄。书院只剩下几所颓屋，长廊两壁镶嵌着东林先贤绘像石刻。书院面对盈盈清流，旁依高高城墙，周围古木森森，荒草枯藤，落日残月，常使人想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词，给人以苍凉浩茫之感。此后，城墙被拆，古树被砍，连剩下来的一点点残缺美也没有了，东林书院成了居民区包围中的几间危屋，我每次路过那里只能“望屋兴叹”。
在百废俱兴的年月里，东林书院又恢复重建了。当我旧地重游，已无法拾起儿时破碎的记忆，这里已“旧貌换新颜”。丽泽堂是昔日东林书院的会议厅，按当时说法，是“研讨学问、砥砺节操之所”。三楹厅堂，明窗净几，堂上有一副很有气魄的楹联：“乐道人善，愿闻己过。”后面的依庸堂是设坛讲学之处，是书院的主体。“依庸”，遵循儒家中庸之道的意思。庸，常也，中庸之道是中和常行之道，表示一种平衡，是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江西名儒、东林党人邹元标撰写的《依庸堂记》，由吴中名士文徵明的曾孙东林人士文震孟手书，镌刻石上，至今尚存。堂内抱柱上有副著名的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通俗易懂而又内涵深远的名联为明东林书院主持者顾宪成所撰，现存版本由廖沫沙先生书写。
从依庸堂过燕居，至中和堂，这里是书院师生祭祀孔子的地方。东西各有小楼一座，存放祭器、古乐器、典籍等。书楼两侧的长廊通院门，廊外是庭院、书室；东边的道南祠用以主祀最早的创始人、北宋理学家杨时。如今，庭前有小园荷池、亭榭假山。
杨时，号龟山，福建将乐人，是儒家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的学生，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大弟子”。据说，四十多岁的杨时，和同学游酢去看望老师程颐。程颐正在打瞌睡，外面下着大雪，两人不敢惊动老师，便站在门外静候，直到程颐醒来，门前积雪已一尺多深。于是“程门立雪”的故事成了尊师重道的最佳解读。
真正的学者总是办实事，而不是以说大话来沽名钓誉。就是这位杨时，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后，长期游学江、浙、闽等地，程颢送他南归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儒家理学传播的中心从中原转移到南方去了。杨时在无锡、常州一带讲学达十八年之久，并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在无锡东门内创建东林书院，又名龟山书院，是私家创办的高等学府，桃李遍及东南。现在东林书院甬道中央石坊上的“洛闽中枢”四个大字，就体现出昔人从当时理学传播的路线，突出学术渊源，表示这里是“程门正宗”。
但时过境迁，经过南宋战乱和元朝破坏，杨时创办的东林书院曾一度沦为僧舍。直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遭革职回籍的原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偕同其弟顾允成、同乡高攀龙等寻觅龟山遗址，倡议捐资，重建东林书院，活跃学术研究。于是，后来就有了“东林学派”、“东林党人”的从寒窗弦歌到庙堂之争，从议论朝政到腥风血雨，最后酿成“东林党祸”，为我国《明史》增添了触目惊心的一页，也为后代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值得记取的借鉴。
毫无疑问，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东林书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顾宪成、高攀龙也成了后来的“东林领袖”。
顾宪成（1550～1612年），人称泾阳先生，他来自民间最底层。无锡农村中至今还流传着他小时候的故事：顾宪成生于无锡北乡上舍（今锡山市长安镇上舍村），儿时家贫，全家迁至泾里（今锡山市张泾镇）开豆腐坊。搬家时他父亲挑着一副箩筐，筐里放着两个襁褓中的婴儿，一边是顾宪成，另一边是顾允成。半路上两个婴儿撒尿，过路人开玩笑说，“一担两场尿”，吴语的“两场尿”和“两尚书”谐音，顾父误听为“一担两尚书”，连忙高兴地接口说，“谢谢你的金口”。后来顾宪成任吏部郎中，顾允成任礼部主事，在乡下人眼里，在京城六部任职的官员都是“尚书”，故认为“谶语”说中了！
其实与其说顾宪成是朝廷命官，倒不如说他是教育家、著名学者，他的办学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界业绩。他于明万历四年公试第一，四年后中进士，任职十四年，仕途上几起几落，先后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桂阳州判官、处州推官、泉州推官、吏部郎中等不太显赫的职务。但他重建东林书院、执教讲学却长达十八年。
顾宪成和东林书院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罕见的畸形岁月。在位四十八年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据说是个吸毒者，染有最初从海外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他一连二十五年不和群臣见面，只靠在深宫下谕而治理国家，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亮一次相。如此皇帝，要指望他能“英明圣裁”，简直是天方夜谭。朝廷六部之中有五个部没有尚书；都察院的都御史缺额十年之久；锦衣卫没有一名法官，被关在监牢中的囚犯有的长达二十多年没有被提审过……整个国家机器长期处于运转失灵的半瘫痪状态。
然而，皇帝身边宦官的手却伸到每一个角落。有代表朝廷搜刮民财的税监、矿监，有供宫廷靡奢生活所需的采办太监、织造太监，此外还有监军太监、镇守太监等。这些太监贪婪无度、凶暴残忍、胡作非为，因而民怨沸腾。凤阳巡抚李三才实在不能再忍受，他在一封奏章上揭露了宦官的罪恶，他说：这些太监“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一向被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呢？”于是他请求中止矿税宦官系统机构的职能。尽管奏章写得情真意切、慷慨激昂，但一进深宫，就像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皇帝在深宫烟榻上吞云吐雾，太监们在民间无法无天。朝廷上，大臣争权夺势，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为了些琐事就不厌其烦地相互攻击，无休无止地彼此责难，将全部“聪明才智”用于猜忌、推诿、嫁祸和争吵。顾宪成就是在这一片混乱中离开仕途的。
当时明廷发生“三王并封”事件。皇后无子，朱翊钧迟迟没有“立储”，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突然下诏将长子、三子、五子并封为王。很多朝臣上疏谏阻，顾宪成也是其中一位。经过一番周折，“三王并封”作罢，但由此得罪了皇帝和宰相。次年，顾宪成以“忤帝意”被削职归里。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顾宪成未及第前，本来在泾里设帐授徒，他教学之处名为“同人堂”，故址至今犹存，就在无锡东北三十五里外的锡山市张泾镇。经过仕途磨炼，他眼界更开阔，学识也更渊博，所以，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他被罢官回到故乡后，矢志授课著述，以后又和高攀龙等复创东林书院。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重新起用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他力辞不就，而坚持在办学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