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今，在东林书院内，依然古柏森森，庭院宁静，讲堂宽敞明亮，书室简朴有序。这使人遥想当年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穷章究典、裁量时政、书声琅琅、弦歌阵阵的书斋生活和肃穆氛围。
东林书院在形式上承袭了南宋以来的教育模式：崇祀孔孟，讲求身心修养，研讨“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书院也仿效了旧有的一套繁文缛节，如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两次典礼，逢正月第一个甲日举行“释菜礼”，供品是几色枣栗；而八月第一个丁日的“释奠礼”就用全猪全羊供祭。书院按时举行“讲会”，在参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而制定的《东林会约》中规定：每次“讲会”，推一人为“主讲”，讲“四书”一章，讲完后由听讲者提问和讨论，气氛活跃，很有点“教学相长”的意味。中间休息时则唱诗数首，舒缓精神，放松心绪。
值得一提的是东林书院“讲会”的主讲，除了大部分是卸任官员的“东林学者”外，有很多是现职官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右佥都御史、应天巡抚周孔教，钦差督学御史杨廷筠，按察使蔡献臣，扬州知府刘铎，常州知府欧阳东风，以及时任常熟知县杨涟等，都曾来此主讲。就是东林书院的“院内主讲”，被后人称为“东林八君子”的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钱一本、刘元珍、叶茂才和薛敷教，也都是进士及第京官出身，并都和朝廷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此师资队伍、如此讲课阵容，就决定了东林书院的教学内容除兼收并蓄地吸收理学中不同学派的道统学识外，更大量地涉及国运、朝政、时弊、民疴，这就大大地开阔了“讲会”的视野范围，摆脱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局限性。这也许就是东林书院区别于宋、明两代很多书院的一大特色。
顾宪成的教育思想崇尚务实。他说：“在朝廷做官，不为君父着想；官居封疆之重，不尽心于百姓；退居林下，结伴讲学，不关心世道，这都不是君子的所作所为。”在顾宪成之后主持院事的高攀龙，则说得更加透彻：“学者应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改变了当时呆滞刻板而颓靡不振的士风，成为后来“经世致用之学”的先导，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一次变革。
东林书院还建立“门籍”制度，参加“讲会”必先登记“门籍”，这使东林书院增加了一重结社的性质，所以参加东林讲会的人习惯上都以“东林社友”自称。东林，代表着当时进步的文化方向，名噪一时，社友遍及长江中下游，甚至延伸到偏远的云贵，每次“讲会”都人满为患，讲堂、走廊到处是或坐或站的人。他们传播理学，议论朝政，抨击时弊，评价人物，在沉寂若死水一潭的朝野涌起一股锐意图新、踔厉风发的新思潮。
顾宪成将后半生心血全部付与东林书院，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他多次率众去外地讲学，也邀请外地学者来东林讲学。从嘉靖初年起，王阳明的心学风靡天下，士林学风为之一新。但阳明以后“王学”发生分化，有人以“空言”、“游谈”为务，将“王学”引向歧路。顾宪成认为，“政治之弊源于学术之偏”。把学风不正说成是时弊的根源，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见解。他们和王门后学在无锡惠山二泉进行了三天论战，苏浙皖赣闽的学者纷至参加，是一次颇具规模的学术辩论，从此东林声名大振。但是，顾宪成仍十分推重“王学”，邀请王门传人方学渐、耿庭怀等到东林讲学。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始终称东林人士为“东林学派”，他对东林学派的评价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然而，在明代，在门户之见极深的朝堂，却将东林书院以及与该书院有联系的朝野人士一律称作“东林党人”，“东林党”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促使东林人士在干预国家事务、坚持政见等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学术团体，是道义和学术的联盟，是一个身在江湖而心存庙堂、为匡救世弊进行不屈努力的知识分子群体。
顾宪成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家中病逝。他泾里的故居被保存下来，原来是在一条名叫“无吉弄”小巷中的五开间两厢房明式建筑，名“端居堂”（崇祯二年朝廷加赠顾宪成为吏部右侍郎，谥“端文”）。因其后辈顾皋中过状元，所以整修过的顾宪成、顾允成故居，曲廊环绕，亭台水榭，假山花木，十分雅致。顾宪成留下了《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东林商语》等著述。
东林书院在形式上承袭了南宋以来的教育模式：崇祀孔孟，讲求身心修养，研讨“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书院也仿效了旧有的一套繁文缛节，如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两次典礼，逢正月第一个甲日举行“释菜礼”，供品是几色枣栗；而八月第一个丁日的“释奠礼”就用全猪全羊供祭。书院按时举行“讲会”，在参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而制定的《东林会约》中规定：每次“讲会”，推一人为“主讲”，讲“四书”一章，讲完后由听讲者提问和讨论，气氛活跃，很有点“教学相长”的意味。中间休息时则唱诗数首，舒缓精神，放松心绪。
值得一提的是东林书院“讲会”的主讲，除了大部分是卸任官员的“东林学者”外，有很多是现职官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右佥都御史、应天巡抚周孔教，钦差督学御史杨廷筠，按察使蔡献臣，扬州知府刘铎，常州知府欧阳东风，以及时任常熟知县杨涟等，都曾来此主讲。就是东林书院的“院内主讲”，被后人称为“东林八君子”的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钱一本、刘元珍、叶茂才和薛敷教，也都是进士及第京官出身，并都和朝廷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此师资队伍、如此讲课阵容，就决定了东林书院的教学内容除兼收并蓄地吸收理学中不同学派的道统学识外，更大量地涉及国运、朝政、时弊、民疴，这就大大地开阔了“讲会”的视野范围，摆脱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局限性。这也许就是东林书院区别于宋、明两代很多书院的一大特色。
顾宪成的教育思想崇尚务实。他说：“在朝廷做官，不为君父着想；官居封疆之重，不尽心于百姓；退居林下，结伴讲学，不关心世道，这都不是君子的所作所为。”在顾宪成之后主持院事的高攀龙，则说得更加透彻：“学者应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改变了当时呆滞刻板而颓靡不振的士风，成为后来“经世致用之学”的先导，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一次变革。
东林书院还建立“门籍”制度，参加“讲会”必先登记“门籍”，这使东林书院增加了一重结社的性质，所以参加东林讲会的人习惯上都以“东林社友”自称。东林，代表着当时进步的文化方向，名噪一时，社友遍及长江中下游，甚至延伸到偏远的云贵，每次“讲会”都人满为患，讲堂、走廊到处是或坐或站的人。他们传播理学，议论朝政，抨击时弊，评价人物，在沉寂若死水一潭的朝野涌起一股锐意图新、踔厉风发的新思潮。
顾宪成将后半生心血全部付与东林书院，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他多次率众去外地讲学，也邀请外地学者来东林讲学。从嘉靖初年起，王阳明的心学风靡天下，士林学风为之一新。但阳明以后“王学”发生分化，有人以“空言”、“游谈”为务，将“王学”引向歧路。顾宪成认为，“政治之弊源于学术之偏”。把学风不正说成是时弊的根源，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见解。他们和王门后学在无锡惠山二泉进行了三天论战，苏浙皖赣闽的学者纷至参加，是一次颇具规模的学术辩论，从此东林声名大振。但是，顾宪成仍十分推重“王学”，邀请王门传人方学渐、耿庭怀等到东林讲学。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始终称东林人士为“东林学派”，他对东林学派的评价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然而，在明代，在门户之见极深的朝堂，却将东林书院以及与该书院有联系的朝野人士一律称作“东林党人”，“东林党”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促使东林人士在干预国家事务、坚持政见等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学术团体，是道义和学术的联盟，是一个身在江湖而心存庙堂、为匡救世弊进行不屈努力的知识分子群体。
顾宪成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家中病逝。他泾里的故居被保存下来，原来是在一条名叫“无吉弄”小巷中的五开间两厢房明式建筑，名“端居堂”（崇祯二年朝廷加赠顾宪成为吏部右侍郎，谥“端文”）。因其后辈顾皋中过状元，所以整修过的顾宪成、顾允成故居，曲廊环绕，亭台水榭，假山花木，十分雅致。顾宪成留下了《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东林商语》等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