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北方人心目中，江南人总是温顺懦弱、圆滑善变。其实不然。由于坚决抵御外侮，历来外族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政策总是把“南人放在最末一等”。
明末清初是江南思想活跃、士风激扬的年代。在山温水软之地，良顺柔雅的吴中出现了“头颅抛处血斑斑”的东林党人，出现了苏州市民反“阉党”斗争和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出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当然，还有一位狂狷不羁、语言尖刻的金圣叹。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伴随着商品交流的频繁和手工业作坊的遍地崛起，明代中叶的姑苏，就出现了“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的繁荣景象（唐寅《姑苏杂咏》）。将搜书、刻书、贩书连成一体的书商经营，成了古城一大新兴行业。据载，明末汲古阁主人、藏书家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书商将眼光投向雅俗共赏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名家评点的小说，如明代余氏双峰堂刊行、余象斗评点的《水浒传评林》、《批评三国志传》等，就是当时畅销的“热门书”。于是，金圣叹也就成了轰动一时的评点名家。
评点，用生花妙笔对书中情节进行手眼独到的指点，起点石成金之妙，使人读后茅塞顿开、境界豁然，是中国传统文学评论中的一种独特形式。但金圣叹眼界很高，傲视一切，对于一些公开公认的文学名著，他说批就批，要砍就砍，没有半点顾忌，而且语言刻薄，嬉笑怒骂，很有点“惊世骇俗”。这就使那些靠“传统”啖饭或成名的人物无法忍受，认为金圣叹批书就是批自己，从而产生“切肤”之痛。就是那些不知传统为何物而惯于随波逐流的人们，也会觉得不舒服。
一个“傲”字，使金圣叹处于“群起而攻之”的境地；“傲”也使他说出了多数人不敢说的话。譬如，他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转话奴才，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他评《西游记》，“只是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将《三国演义》的语言说成是“如官府转话奴才”，将《西游记》的情节比喻为“大年夜放烟火”，金圣叹恐怕是第一人。
金圣叹将原来的《忠义水浒传》中宋江受招安、征田虎、打方腊等后四十九回全部砍去，并去掉书名中的“忠义”两字，使《水浒》成为一部“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的小说。经他批改的《西厢》，全剧终止于“草桥惊梦”一场，将原来夫荣妻贵大团圆的结局，变成一出“醒来难耐霜林醉，只是离人泪”的古典爱情悲剧，表达了他对“门第婚姻”的否定，对“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才子佳人俗套的厌恶。更让“卫道者”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学生中公然提倡“先读《国风》，后看《西厢》”。“诲盗”加之“诲淫”，这个罪名是很大的。
他将《水浒》、《西厢》和《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杜诗》相提并论，则更为“咄咄逼人”。他还将《水浒》和《史记》做了比较，倘若太史公还活着，也许是会允许这种比较的，因为在金圣叹的笔墨中，就有着太史公评骘百代的不拘一格，虽然他远远没有太史公那种严谨和成熟。偏偏《史记》已经过“钦定”，奉为经典，这种比较就变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将引起官方愠怒，士林嚣哗。可金圣叹全然不顾，他比较两者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计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皆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这一段文字很为后世重视，认为金圣叹很早就提出了小说与历史的分野。但是，还有人仍将《水浒》当作历史来读，为金圣叹删掉后四十九回而“义愤填膺”。
金圣叹不仅将《水浒》与《史记》相提并论，而且还认为“《水浒》胜过《史记》”，这是因为“他把一百零八人的性格都写出来”、“每个人分明就是一篇《列传》”。由金圣叹编印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简称金本《水浒》），全书洋洋万言，包括“序一”、“序二”、“序三”、“《宋史纲》批语”、“《宋史目》批语”、《读第五才子书法》和分散在各章回中的评点诸内容。
在《宋史纲》批语中，金圣叹提出《水浒》主题是“官逼民反”。他说，强盗并非天生，是由于“失教”和“饥寒”，而凭他们的“才”和“力”，又不甘屈居人下，“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继而称兵”。但谁使他们“失教”和“饥寒”，谁使他们有才力得不到发挥？他引用商初成汤的话：“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将矛头直指皇帝老儿，并将此思想贯穿于各章回的评点中。如在第一回，他指出开头不写一百零八人，而先写高俅，正说明“乱自上作”；随着小王太尉、小苏学士、小舅端王（徽宗）先后出场，他又在“夹批”中嘲讽道：“群‘小’相聚，高俅即欲不得志，岂亦可得哉！”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金圣叹对《水浒传》情有独钟，认为“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其余的书看一遍即可，独有《水浒》百读不厌。如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难题目，很难下笔，但《水浒》偏偏不怕，先后描写两次，而且前后不同，各有千秋。金圣叹特别欣赏《水浒》对人物个性的刻画。他说：“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他将梁山群雄分为上上、上中、中上、中下四类，李逵的“天真烂漫”、鲁达的“粗中有细”、阮小七的“口快心快”，均属“上上人物”。同样是粗鲁，在金圣叹评点中，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任性，李逵粗鲁是蛮干，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约，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在这些人物中，金圣叹评价最高的是黑旋风李逵。他认为写李逵，“段段都是绝妙文字”，李逵的“朴诚”反衬出宋江的“奸诈”。他认为林冲这个人物写得“太狠”，“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出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吴用的人品比宋江端正，宋江纯用“术数”笼络人，吴用则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吴用肯自认“智多星”，而宋江却自评说“自家志诚质朴”；这两人相互笼络，心里各各自知，外表又各各装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阮小七是梁山“第一快人”，杨志属旧家子弟，关胜为“变相云长”，柴进只会“好客”，戴宗唯有“神行”；英雄员外卢俊义带点“呆气”，就像“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但看起来到底不俊……”
中国的章回小说是从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前人评价小说总把故事情节放在首位。金圣叹率先提出小说创作在于塑造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从美学高度研究小说创作的艺术性。所以，他对梁山人物独到而细腻的剖析和评点，也成了金本《水浒》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中国文学史册上熠熠发光。
金圣叹评点《西厢》也有其独特见解。在那个允许男子有三妻四妾，而小说言情就是“诲淫”的时代，他大声疾呼，《西厢》不是淫书，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他列举八十一条断定《西厢》是“奇书”、“妙文”。他写道：“《西厢》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有人说《西厢》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道：“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他举例说，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师，孤忠老臣的眼泪；王昭君慷慨请行，琵琶出塞，高才受屈的眼泪；他是读了《西厢》后才有深刻理解的。乍看这三者似乎联系不大，语意夸张，但金圣叹说的是，他从《西厢》中发现了净化升华了的“人间至情”。而在一般反映爱情的文艺作品中，缺少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情。
在明清两代的戏曲中，“落难公子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又俗又滥，金圣叹在《〈赖婚〉批》中写道：“吾恨近时忤奴，于最初惊艳时，便做无数目挑心招丑态，愿天下才子同声詈之。”对《西厢》中婉曲而细腻的爱情描绘和张生、莺莺的心灵刻画，他更是表示十分欣赏。
明末清初是江南思想活跃、士风激扬的年代。在山温水软之地，良顺柔雅的吴中出现了“头颅抛处血斑斑”的东林党人，出现了苏州市民反“阉党”斗争和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出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当然，还有一位狂狷不羁、语言尖刻的金圣叹。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伴随着商品交流的频繁和手工业作坊的遍地崛起，明代中叶的姑苏，就出现了“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的繁荣景象（唐寅《姑苏杂咏》）。将搜书、刻书、贩书连成一体的书商经营，成了古城一大新兴行业。据载，明末汲古阁主人、藏书家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书商将眼光投向雅俗共赏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名家评点的小说，如明代余氏双峰堂刊行、余象斗评点的《水浒传评林》、《批评三国志传》等，就是当时畅销的“热门书”。于是，金圣叹也就成了轰动一时的评点名家。
评点，用生花妙笔对书中情节进行手眼独到的指点，起点石成金之妙，使人读后茅塞顿开、境界豁然，是中国传统文学评论中的一种独特形式。但金圣叹眼界很高，傲视一切，对于一些公开公认的文学名著，他说批就批，要砍就砍，没有半点顾忌，而且语言刻薄，嬉笑怒骂，很有点“惊世骇俗”。这就使那些靠“传统”啖饭或成名的人物无法忍受，认为金圣叹批书就是批自己，从而产生“切肤”之痛。就是那些不知传统为何物而惯于随波逐流的人们，也会觉得不舒服。
一个“傲”字，使金圣叹处于“群起而攻之”的境地；“傲”也使他说出了多数人不敢说的话。譬如，他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转话奴才，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他评《西游记》，“只是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将《三国演义》的语言说成是“如官府转话奴才”，将《西游记》的情节比喻为“大年夜放烟火”，金圣叹恐怕是第一人。
金圣叹将原来的《忠义水浒传》中宋江受招安、征田虎、打方腊等后四十九回全部砍去，并去掉书名中的“忠义”两字，使《水浒》成为一部“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的小说。经他批改的《西厢》，全剧终止于“草桥惊梦”一场，将原来夫荣妻贵大团圆的结局，变成一出“醒来难耐霜林醉，只是离人泪”的古典爱情悲剧，表达了他对“门第婚姻”的否定，对“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才子佳人俗套的厌恶。更让“卫道者”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学生中公然提倡“先读《国风》，后看《西厢》”。“诲盗”加之“诲淫”，这个罪名是很大的。
他将《水浒》、《西厢》和《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杜诗》相提并论，则更为“咄咄逼人”。他还将《水浒》和《史记》做了比较，倘若太史公还活着，也许是会允许这种比较的，因为在金圣叹的笔墨中，就有着太史公评骘百代的不拘一格，虽然他远远没有太史公那种严谨和成熟。偏偏《史记》已经过“钦定”，奉为经典，这种比较就变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将引起官方愠怒，士林嚣哗。可金圣叹全然不顾，他比较两者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计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皆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这一段文字很为后世重视，认为金圣叹很早就提出了小说与历史的分野。但是，还有人仍将《水浒》当作历史来读，为金圣叹删掉后四十九回而“义愤填膺”。
金圣叹不仅将《水浒》与《史记》相提并论，而且还认为“《水浒》胜过《史记》”，这是因为“他把一百零八人的性格都写出来”、“每个人分明就是一篇《列传》”。由金圣叹编印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简称金本《水浒》），全书洋洋万言，包括“序一”、“序二”、“序三”、“《宋史纲》批语”、“《宋史目》批语”、《读第五才子书法》和分散在各章回中的评点诸内容。
在《宋史纲》批语中，金圣叹提出《水浒》主题是“官逼民反”。他说，强盗并非天生，是由于“失教”和“饥寒”，而凭他们的“才”和“力”，又不甘屈居人下，“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继而称兵”。但谁使他们“失教”和“饥寒”，谁使他们有才力得不到发挥？他引用商初成汤的话：“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将矛头直指皇帝老儿，并将此思想贯穿于各章回的评点中。如在第一回，他指出开头不写一百零八人，而先写高俅，正说明“乱自上作”；随着小王太尉、小苏学士、小舅端王（徽宗）先后出场，他又在“夹批”中嘲讽道：“群‘小’相聚，高俅即欲不得志，岂亦可得哉！”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金圣叹对《水浒传》情有独钟，认为“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其余的书看一遍即可，独有《水浒》百读不厌。如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难题目，很难下笔，但《水浒》偏偏不怕，先后描写两次，而且前后不同，各有千秋。金圣叹特别欣赏《水浒》对人物个性的刻画。他说：“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他将梁山群雄分为上上、上中、中上、中下四类，李逵的“天真烂漫”、鲁达的“粗中有细”、阮小七的“口快心快”，均属“上上人物”。同样是粗鲁，在金圣叹评点中，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任性，李逵粗鲁是蛮干，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约，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在这些人物中，金圣叹评价最高的是黑旋风李逵。他认为写李逵，“段段都是绝妙文字”，李逵的“朴诚”反衬出宋江的“奸诈”。他认为林冲这个人物写得“太狠”，“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出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吴用的人品比宋江端正，宋江纯用“术数”笼络人，吴用则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吴用肯自认“智多星”，而宋江却自评说“自家志诚质朴”；这两人相互笼络，心里各各自知，外表又各各装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阮小七是梁山“第一快人”，杨志属旧家子弟，关胜为“变相云长”，柴进只会“好客”，戴宗唯有“神行”；英雄员外卢俊义带点“呆气”，就像“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但看起来到底不俊……”
中国的章回小说是从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前人评价小说总把故事情节放在首位。金圣叹率先提出小说创作在于塑造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从美学高度研究小说创作的艺术性。所以，他对梁山人物独到而细腻的剖析和评点，也成了金本《水浒》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中国文学史册上熠熠发光。
金圣叹评点《西厢》也有其独特见解。在那个允许男子有三妻四妾，而小说言情就是“诲淫”的时代，他大声疾呼，《西厢》不是淫书，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他列举八十一条断定《西厢》是“奇书”、“妙文”。他写道：“《西厢》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有人说《西厢》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道：“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他举例说，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师，孤忠老臣的眼泪；王昭君慷慨请行，琵琶出塞，高才受屈的眼泪；他是读了《西厢》后才有深刻理解的。乍看这三者似乎联系不大，语意夸张，但金圣叹说的是，他从《西厢》中发现了净化升华了的“人间至情”。而在一般反映爱情的文艺作品中，缺少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情。
在明清两代的戏曲中，“落难公子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又俗又滥，金圣叹在《〈赖婚〉批》中写道：“吾恨近时忤奴，于最初惊艳时，便做无数目挑心招丑态，愿天下才子同声詈之。”对《西厢》中婉曲而细腻的爱情描绘和张生、莺莺的心灵刻画，他更是表示十分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