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他后半生流离颠沛的流浪生活。在二十五年中，他走遍鲁、冀、晋、陕等省，每到一地，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明师豪友。根据他自己的记载，他从未在一地耽搁过三个月，友人送给他两匹马、两匹骡，全部用来装驮书卷，临时雇佣的仆役都是步行。一年当中，半住旅店，有时还夜宿荒郊野寺。
他考察蓟辽咽喉山海关，细致地观察雄关险隘，凭吊历史遗迹，追溯明初徐达筑城建关，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不禁感慨万千。他写下五言长诗《山海关》，开头曰：
芒芒碣石东，此关自天作。
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
东支限重门，幽州截垠堮。
前海弥浩溔，后岭横堮。
……
诗人一开始就描述了山海关的雄浑险峻，接着描写雄关的风云变幻：明朝从正德到万历几代皇帝都沉溺于淫靡和逸乐，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攻占抚顺，巡抚王化贞在广宁大败临阵脱逃，经略熊廷弼退守山海关，孙承宗督师蓟辽练兵屯田，李自成攻陷北京迫使皇帝自缢，总兵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城门投降清军，明王朝土崩瓦解，如今懊悔已晚。显然这是一幅晚明的历史画卷。
他还考察了居庸关、古北口、昌黎、三屯等战略要地。这里奔驰过鲜卑人、沙陀人的铁骑，是契丹、女真族入主中原的门户，如今满洲的八旗兵又迈过这些关隘，成了华夏大地的主人。他每到一处阨塞总请来当地的老兵，详细询问当年战斗情景，如果发现同平时听到的稍有出入，就立即去坊肆间购买有关书籍勘校核对。他精确地记载了这一带的地理形势，详尽地描述这些军事要塞的历史沿革，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记》等地理著作，总结宋朝以来由于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战略地位，以致造成战乱和亡国的历史教训。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清王朝统治趋向巩固。两年后，即康熙二年（1663年）春，顾炎武和朱彝尊、李因笃、王士祯、阎若璩、屈大均、毛奇令等联袂来到太原，访问山西著名学者傅山。他们都是明末清初的一流学者、学术界精英，对亡明也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在傅山居住的晋祠云陶洞里，他们对空奠酒，悼念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或议论诗文，谈笑风生；或击箸悲歌，缅怀故人。这在今人眼里，也许会觉得很可笑，因为今日荧屏，歌颂“康乾盛世”已成为主流。但在明末清初的读书人中，“怀念先朝”是一种“时髦”，它展示了当时文坛思想倾向。
春天的夜晚，晋祠内殿阁幽邃，亭台朦胧，月影摇曳，花香泉洌。来自岭南的屈大均、来自浙江的朱彝尊等都留下诗文，记叙佳园盛会。顾炎武和傅山（青主）志同道合，多次吟诗酬唱，在《又酬傅处士次韵》（其一）一诗中，顾炎武写道：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这首诗用典娴熟，感情深挚。诗人一连用四位历史人物来比喻傅山的风骨和操守，他像晋代名将刘琨（越石）吹奏胡笳，解晋阳之围；像西晋阮籍驾车独游，虽末路穷途却仍继续前行；像西汉陈咸不畏篡位后王莽的权势，腊祭还用汉朝旧制；像韩国的张良，亡国后散尽家财坚持反秦。夕阳的余晖照映着先明皇陵，春天妍丽的鲜花是用山河的“泪水”浇灌的。两人虽然相隔遥远，但是心有灵犀互为声援。
在与会诸公中，有的后来成为清王朝的重臣，有的以学术成就受到清廷器重。如王士祯（渔洋）官至刑部尚书，朱彝尊为翰林院检讨，成为浙派词家代表；考据学家阎若璩应邀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是皇四子胤禛雍王府的上宾。因为此时清朝政权稳定，和朱明王朝后期相比，政治较为清明，百姓生活安定，更多的读书人愿为新朝效力。而只有顾炎武、傅山、屈大均等人仍甘当“遗民”，始终如一地拒绝与清王朝合作。
就在这一年，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廷珑《明史》案的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悲愤，在旅途中遥祭亡友，他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载了庄廷珑《明史》案的始末，颂扬了吴、潘的品德操持和他们临危不惧的精神。
但到了康熙七年，麻烦同样落到顾炎武身上，这个麻烦来得十分突然。这一年，山东莱州人姜元衡诬告黄培家里曾刻过并藏有“悖逆”藏书。姜家本来是黄家世代家奴，入清后，姜家出了个姜元衡，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便立意要翻主仆名分，并表示对朝廷的忠心，因而状告黄培。官府在黄家搜出一本《忠节录》，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遗诗选刊，其中不少是反映满族入侵的诗歌，编者宁人，姜元衡咬定“宁人”就是顾炎武，于是顾炎武被卷进了“黄培诗案”。
此时顾炎武正赴北京搜集资料，闻讯后立即赶往济南投案，在公堂上，他理直气壮地申辩，《忠节录》有“宁人”字样，但无顾姓，根本不能证明就是昆山顾宁人，并指出原告以奴告主，捏造证据，纯属诬告。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经友人李因笃和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的朱彝尊等人营救，才得以出狱。
这场冤狱使顾炎武打消在山东章丘县大桑家庄定居著书以安度晚年的想法，而继续长途跋涉的流浪生涯。此时清政权脚跟已经站稳，文字狱接连发生，在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
《音学五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音韵学是研究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的学问。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在顾炎武的《音学书》中，《音论》追溯了音学的源流；《诗本音》和《易音》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书》则考察了从春秋战国到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细致地将古音分为十部，并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读九经要从“考文”开始，考文要从“知音”开始，所以诸子百家之书都离不开音韵之学。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之祖。
在清代学术界，《音学五书》的影响非同一般。清学者满钖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宋吴棫、明陈第讲求古音，犹多疏失。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江永）、戴（戴震）、段（段玉裁）、孔（孔广森），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意思是，前人阐述“古音”漏失和谬误颇多，顾炎武正本清源，才有了真正的音韵学。乾嘉年间，对“文字狱”闻风丧胆的清代学者，纷纷钻入故纸堆中，研究音韵训诂之学，相比顾炎武深入实际多方考证严谨治学的学风，清末大学者梁启超评价乾嘉学派说，他们“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顾炎武，一个前明“遗民”，一介布衣，连居所都不能固定的“僇人”。然而在学术界，他的形象是高大的。而一个没有偏见和水分、不戴“势利眼镜”的学术界，同样值得人们尊敬。
他考察蓟辽咽喉山海关，细致地观察雄关险隘，凭吊历史遗迹，追溯明初徐达筑城建关，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不禁感慨万千。他写下五言长诗《山海关》，开头曰：
芒芒碣石东，此关自天作。
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
东支限重门，幽州截垠堮。
前海弥浩溔，后岭横堮。
……
诗人一开始就描述了山海关的雄浑险峻，接着描写雄关的风云变幻：明朝从正德到万历几代皇帝都沉溺于淫靡和逸乐，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攻占抚顺，巡抚王化贞在广宁大败临阵脱逃，经略熊廷弼退守山海关，孙承宗督师蓟辽练兵屯田，李自成攻陷北京迫使皇帝自缢，总兵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城门投降清军，明王朝土崩瓦解，如今懊悔已晚。显然这是一幅晚明的历史画卷。
他还考察了居庸关、古北口、昌黎、三屯等战略要地。这里奔驰过鲜卑人、沙陀人的铁骑，是契丹、女真族入主中原的门户，如今满洲的八旗兵又迈过这些关隘，成了华夏大地的主人。他每到一处阨塞总请来当地的老兵，详细询问当年战斗情景，如果发现同平时听到的稍有出入，就立即去坊肆间购买有关书籍勘校核对。他精确地记载了这一带的地理形势，详尽地描述这些军事要塞的历史沿革，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记》等地理著作，总结宋朝以来由于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战略地位，以致造成战乱和亡国的历史教训。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清王朝统治趋向巩固。两年后，即康熙二年（1663年）春，顾炎武和朱彝尊、李因笃、王士祯、阎若璩、屈大均、毛奇令等联袂来到太原，访问山西著名学者傅山。他们都是明末清初的一流学者、学术界精英，对亡明也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在傅山居住的晋祠云陶洞里，他们对空奠酒，悼念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或议论诗文，谈笑风生；或击箸悲歌，缅怀故人。这在今人眼里，也许会觉得很可笑，因为今日荧屏，歌颂“康乾盛世”已成为主流。但在明末清初的读书人中，“怀念先朝”是一种“时髦”，它展示了当时文坛思想倾向。
春天的夜晚，晋祠内殿阁幽邃，亭台朦胧，月影摇曳，花香泉洌。来自岭南的屈大均、来自浙江的朱彝尊等都留下诗文，记叙佳园盛会。顾炎武和傅山（青主）志同道合，多次吟诗酬唱，在《又酬傅处士次韵》（其一）一诗中，顾炎武写道：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这首诗用典娴熟，感情深挚。诗人一连用四位历史人物来比喻傅山的风骨和操守，他像晋代名将刘琨（越石）吹奏胡笳，解晋阳之围；像西晋阮籍驾车独游，虽末路穷途却仍继续前行；像西汉陈咸不畏篡位后王莽的权势，腊祭还用汉朝旧制；像韩国的张良，亡国后散尽家财坚持反秦。夕阳的余晖照映着先明皇陵，春天妍丽的鲜花是用山河的“泪水”浇灌的。两人虽然相隔遥远，但是心有灵犀互为声援。
在与会诸公中，有的后来成为清王朝的重臣，有的以学术成就受到清廷器重。如王士祯（渔洋）官至刑部尚书，朱彝尊为翰林院检讨，成为浙派词家代表；考据学家阎若璩应邀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是皇四子胤禛雍王府的上宾。因为此时清朝政权稳定，和朱明王朝后期相比，政治较为清明，百姓生活安定，更多的读书人愿为新朝效力。而只有顾炎武、傅山、屈大均等人仍甘当“遗民”，始终如一地拒绝与清王朝合作。
就在这一年，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廷珑《明史》案的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悲愤，在旅途中遥祭亡友，他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载了庄廷珑《明史》案的始末，颂扬了吴、潘的品德操持和他们临危不惧的精神。
但到了康熙七年，麻烦同样落到顾炎武身上，这个麻烦来得十分突然。这一年，山东莱州人姜元衡诬告黄培家里曾刻过并藏有“悖逆”藏书。姜家本来是黄家世代家奴，入清后，姜家出了个姜元衡，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便立意要翻主仆名分，并表示对朝廷的忠心，因而状告黄培。官府在黄家搜出一本《忠节录》，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遗诗选刊，其中不少是反映满族入侵的诗歌，编者宁人，姜元衡咬定“宁人”就是顾炎武，于是顾炎武被卷进了“黄培诗案”。
此时顾炎武正赴北京搜集资料，闻讯后立即赶往济南投案，在公堂上，他理直气壮地申辩，《忠节录》有“宁人”字样，但无顾姓，根本不能证明就是昆山顾宁人，并指出原告以奴告主，捏造证据，纯属诬告。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经友人李因笃和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的朱彝尊等人营救，才得以出狱。
这场冤狱使顾炎武打消在山东章丘县大桑家庄定居著书以安度晚年的想法，而继续长途跋涉的流浪生涯。此时清政权脚跟已经站稳，文字狱接连发生，在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
《音学五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音韵学是研究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的学问。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在顾炎武的《音学书》中，《音论》追溯了音学的源流；《诗本音》和《易音》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书》则考察了从春秋战国到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细致地将古音分为十部，并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读九经要从“考文”开始，考文要从“知音”开始，所以诸子百家之书都离不开音韵之学。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之祖。
在清代学术界，《音学五书》的影响非同一般。清学者满钖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宋吴棫、明陈第讲求古音，犹多疏失。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江永）、戴（戴震）、段（段玉裁）、孔（孔广森），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意思是，前人阐述“古音”漏失和谬误颇多，顾炎武正本清源，才有了真正的音韵学。乾嘉年间，对“文字狱”闻风丧胆的清代学者，纷纷钻入故纸堆中，研究音韵训诂之学，相比顾炎武深入实际多方考证严谨治学的学风，清末大学者梁启超评价乾嘉学派说，他们“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顾炎武，一个前明“遗民”，一介布衣，连居所都不能固定的“僇人”。然而在学术界，他的形象是高大的。而一个没有偏见和水分、不戴“势利眼镜”的学术界，同样值得人们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