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千灯浦水日夜流淌，流入吴淞江，浩浩荡荡奔向东海。“潋滟金波光欲碎，玲珑玉镜影浮空”，千灯小镇典雅秀丽，江南景致，江南情致，水乡风韵。但顾炎武自从45岁离开故乡以后就没有回去过，就像长流不息的千灯浦水，奔向江海，永不回头。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都任清廷高官，他们是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号称“昆山三徐”。他们和曾起兵抗清、后成为学术界一代大师的黄宗羲关系密切，互通书信，诗歌唱和，徐秉义曾至余姚访问黄宗羲，黄宗羲也几次到昆山拜访徐氏兄弟。徐乾学曾为黄宗羲的父亲、遭魏忠贤“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学者黄尊素祠撰写碑铭；徐元文病逝，黄宗羲也写下五言长诗《哭相国徐立斋先生》。可见 “昆山三徐”当时在朝野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在徐家三兄弟未发迹前，作为舅父的顾炎武曾帮助过他们，徐氏一门显贵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迎请他南归，并专为他建造一座幽雅安静的书院，望他回到家乡颐养天年，整理生平著作，但均被顾炎武拒绝。他说：“他们的孝心我领受了，但我已是垂暮之人，奔波多年，毫无成就，我愧对先人，愧对家乡父老。”他怕回乡养老后，许多趋炎附势者托他去徐府钻营，使他无法安宁。因此远离权势，也就远离了是非麻烦。他给学生潘来写信，要他“不登权门，不涉利种”，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他在写给外甥徐元文的信中勉励道：
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这正是顾炎武自己毕生抱负的概括。
其实，顾炎武不仅无愧于先人和父老，更无愧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语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多”，其中已蕴涵着坐“冷板凳”的艰辛和委屈。而顾炎武却连坐“冷板凳”的条件也不具备，他整日风尘仆仆，经年流离颠簸。他的《日知录》、《营本二州史事》、《昌本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将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应参证，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而在奔波中写成的。
他在长年累月的旅途中，总要携带大量书籍，一到旅店，便阅读思考，有时在平原骑马，也会在马鞍上默诵书籍。他读书多达数万卷，单查阅的地方志就有一千多部。他勤于抄书，边看边抄，一律蝇头小楷，万字如一，而且一见一闻都随时记录，并结合思考整理成笔记。虽年过半百，但他每到一处仍登危峰、探深谷、入荒林、考碑碣，向长者盘根问底，访问当地学者磋切求证，从而成为“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的实学家。
顾炎武把写书比做“铸钱”，这是很奇特的比喻，但绝非“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意思。他鄙弃抄袭古书，改铸古人的归钱，而主张自己去“采山之铜”天炉“铸钱”。所以，凡立一说，他都要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他写作《日知录》，往往一年时间，“早夜诵读，反复寻求，仅得十作条”，书成后还要征求朋友们的意见。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许多各地的著名学者，他总是以十分谦虚的心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广师篇》一文中，他写了一段广为后人传诵的名句：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亭林文集》卷六) 。
尽管古人早就总结了一条真理，即“满招损，谦受益”，但和这条“古训”同样古老的，是“文人相轻”。过度的敏感和自负使得为数不少的文化人，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心胸狭隘。一旦略有所成，就创立门户形成宗派，自封为“宗师”，排斥异己，垄断学术成果，此谓之“学阀”、学术界中的帮派团伙。
顾炎武广交朋友，坦诚而真挚，彼此间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长补短。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长，则习染而不自觉。”所以在《广师篇》中，他列举友人十大长处，用来弥补己之不足。海纳百川，不拒细流，他正是以大海般的广阔胸怀虚怀若谷地吸收学术界朋友各种思想的闪光点，用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终于开拓经世致用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顾炎武终生牢记嗣母王氏的临终遗言，不为异朝臣子。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他严词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表示他宁愿像介子推被火烧死在绵山，像屈原怀石投跳汨罗江，也不愿从命。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欲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仁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康熙十八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再一次邀请顾炎武，他回信断然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晚年的顾炎武定居于陕西华阴，在异乡度过清苦的晚年。他一生曾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之墓。我们不妨大胆想象，这位年过半百，面色黧黑，眼睛微微有点斜视，瞳孔里有一小点白翳的老人，在崇祯的墓前能思索些什么呢？在他的著作中批判君主专制，但对专制君主又饱含依依缅怀深情，这岂非自相矛盾？这只能说，他表现了连自己也很难解释的“遗民孤忠”之心而已。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前往山西。这年八月他在曲沃病倒，次年正月辞世，年70岁。他留给后世的，不是他反清复明的执著，而是他一生锲而不舍为之奋斗的治学成果。在他以后，在著名学者龚自珍、魏源，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的学术研究中，都能找到顾炎武治学思想、治学方法的印迹。
由此，梁启超说：“清学开山高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山水知音——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都任清廷高官，他们是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号称“昆山三徐”。他们和曾起兵抗清、后成为学术界一代大师的黄宗羲关系密切，互通书信，诗歌唱和，徐秉义曾至余姚访问黄宗羲，黄宗羲也几次到昆山拜访徐氏兄弟。徐乾学曾为黄宗羲的父亲、遭魏忠贤“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学者黄尊素祠撰写碑铭；徐元文病逝，黄宗羲也写下五言长诗《哭相国徐立斋先生》。可见 “昆山三徐”当时在朝野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在徐家三兄弟未发迹前，作为舅父的顾炎武曾帮助过他们，徐氏一门显贵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迎请他南归，并专为他建造一座幽雅安静的书院，望他回到家乡颐养天年，整理生平著作，但均被顾炎武拒绝。他说：“他们的孝心我领受了，但我已是垂暮之人，奔波多年，毫无成就，我愧对先人，愧对家乡父老。”他怕回乡养老后，许多趋炎附势者托他去徐府钻营，使他无法安宁。因此远离权势，也就远离了是非麻烦。他给学生潘来写信，要他“不登权门，不涉利种”，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他在写给外甥徐元文的信中勉励道：
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这正是顾炎武自己毕生抱负的概括。
其实，顾炎武不仅无愧于先人和父老，更无愧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语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多”，其中已蕴涵着坐“冷板凳”的艰辛和委屈。而顾炎武却连坐“冷板凳”的条件也不具备，他整日风尘仆仆，经年流离颠簸。他的《日知录》、《营本二州史事》、《昌本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将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应参证，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而在奔波中写成的。
他在长年累月的旅途中，总要携带大量书籍，一到旅店，便阅读思考，有时在平原骑马，也会在马鞍上默诵书籍。他读书多达数万卷，单查阅的地方志就有一千多部。他勤于抄书，边看边抄，一律蝇头小楷，万字如一，而且一见一闻都随时记录，并结合思考整理成笔记。虽年过半百，但他每到一处仍登危峰、探深谷、入荒林、考碑碣，向长者盘根问底，访问当地学者磋切求证，从而成为“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的实学家。
顾炎武把写书比做“铸钱”，这是很奇特的比喻，但绝非“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意思。他鄙弃抄袭古书，改铸古人的归钱，而主张自己去“采山之铜”天炉“铸钱”。所以，凡立一说，他都要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他写作《日知录》，往往一年时间，“早夜诵读，反复寻求，仅得十作条”，书成后还要征求朋友们的意见。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许多各地的著名学者，他总是以十分谦虚的心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广师篇》一文中，他写了一段广为后人传诵的名句：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亭林文集》卷六) 。
尽管古人早就总结了一条真理，即“满招损，谦受益”，但和这条“古训”同样古老的，是“文人相轻”。过度的敏感和自负使得为数不少的文化人，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心胸狭隘。一旦略有所成，就创立门户形成宗派，自封为“宗师”，排斥异己，垄断学术成果，此谓之“学阀”、学术界中的帮派团伙。
顾炎武广交朋友，坦诚而真挚，彼此间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长补短。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长，则习染而不自觉。”所以在《广师篇》中，他列举友人十大长处，用来弥补己之不足。海纳百川，不拒细流，他正是以大海般的广阔胸怀虚怀若谷地吸收学术界朋友各种思想的闪光点，用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终于开拓经世致用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顾炎武终生牢记嗣母王氏的临终遗言，不为异朝臣子。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他严词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表示他宁愿像介子推被火烧死在绵山，像屈原怀石投跳汨罗江，也不愿从命。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欲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仁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康熙十八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再一次邀请顾炎武，他回信断然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晚年的顾炎武定居于陕西华阴，在异乡度过清苦的晚年。他一生曾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之墓。我们不妨大胆想象，这位年过半百，面色黧黑，眼睛微微有点斜视，瞳孔里有一小点白翳的老人，在崇祯的墓前能思索些什么呢？在他的著作中批判君主专制，但对专制君主又饱含依依缅怀深情，这岂非自相矛盾？这只能说，他表现了连自己也很难解释的“遗民孤忠”之心而已。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前往山西。这年八月他在曲沃病倒，次年正月辞世，年70岁。他留给后世的，不是他反清复明的执著，而是他一生锲而不舍为之奋斗的治学成果。在他以后，在著名学者龚自珍、魏源，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的学术研究中，都能找到顾炎武治学思想、治学方法的印迹。
由此，梁启超说：“清学开山高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山水知音——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