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旧时的知识分子，“熟读圣贤书，货与帝王家”。翁同龢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然而平心而论，他并不算是“治世名臣”。和同时代的高官比较，他缺乏曾国藩孤注一掷的“豪气”，没有左宗棠目空一切的“霸气”，更谈不上李鸿章圆滑权诈的“痞气”。何况在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前夕，任何能臣名将都无法“独木支撑”。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掌管全国财粮时，正值李鸿章进入军机处任大臣。此时京师就有人写了副对联讽刺道：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被称为“李合肥”，而称翁同龢为“翁常熟”。这副对联流传颇广，表明民间对他们执政的失望。翁同龢是个文人，善书法，据野史记载，翁同龢的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第一人。他喜爱养鹤，一次有鹤飞去不返，翁大书“访鹤”两字，张贴在正阳门瓮城城墙上，先后贴了三次，三次都被人偷偷摘下收藏，可见翁同龢的书法在当时就很有名气。
翁同龢长期任京官，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朝廷里，他和所有高层官僚一样，对世界知之甚少，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盲目抵触的情绪。在他早期给皇帝的奏疏中，对于“火轮驰骛于昆明（湖），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表示“忧心忡忡”。然而，翁同龢是一位爱国者，中法战争时，他主张出重兵抗法，反对李鸿章的妥协政策。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力主一战。他因前方战事每况愈下而“焦灼愤懑，如入汤火”。《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愤于李鸿章割地求和，又因慈禧名为“归政”，而实际上却事事掣肘，所以他决定辅翊载湉筹谋新政。可见翁同龢并不是“腐儒”！
翁同龢的开明、睿智和远谋，在暮气沉沉的清廷高级官僚集团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然而，倭仁、徐桐、刚毅那伙迂腐、愚昧、顽固的官僚却得到慈禧的恩宠和信任，他们上有“老佛爷”撑腰，下有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网络，在朝中形成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清末吏治，已腐朽至极。在《便佳簃杂钞》中，沈宗畸有首讽刺诗写道：
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
天乐听完看庆乐，和丰吃罢吃同丰。
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
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
这首诗描写了当时京官们的生活。“天乐”、“庆乐”是剧场戏班名称；“和丰”、“同丰”是著名酒楼牌号；“郎员主”指六部的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白发中”是搓麻将；“八大胡同”为京师妓院集中所在。当时吏治腐败、官员堕落的情况可见一斑。
地方官员的情况更糟。据李慈铭的《祥琴堂日记》记载：“地方官吏全无实政，废事者酒色烟赌，终日酣嬉，余力则奔走形势，不知其他。喜事者则任用蠹役，厚结劣绅，摧夺剥削，无所不至。”当时盛传官场有“三畏”，“以土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黑暗的官场哪里还有黎民百姓的活路！
如此朝廷、如此吏治，是任何变法都无法改变的。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其道德声望之高，绝对权力之大，均属无可非议，但他们的变法却都以惨败而告终。何况清末的政治环境比宋明两代要复杂许多倍，外有列强环视插手，内有满清宗室牵制和汉族大臣的分权鼎峙，翁同龢作为博古通今的国学家，不会不考虑到变法的后果。而这位来自常熟古城的翁中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能不说他确有几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被称为“李合肥”，而称翁同龢为“翁常熟”。这副对联流传颇广，表明民间对他们执政的失望。翁同龢是个文人，善书法，据野史记载，翁同龢的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第一人。他喜爱养鹤，一次有鹤飞去不返，翁大书“访鹤”两字，张贴在正阳门瓮城城墙上，先后贴了三次，三次都被人偷偷摘下收藏，可见翁同龢的书法在当时就很有名气。
翁同龢长期任京官，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朝廷里，他和所有高层官僚一样，对世界知之甚少，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盲目抵触的情绪。在他早期给皇帝的奏疏中，对于“火轮驰骛于昆明（湖），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表示“忧心忡忡”。然而，翁同龢是一位爱国者，中法战争时，他主张出重兵抗法，反对李鸿章的妥协政策。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力主一战。他因前方战事每况愈下而“焦灼愤懑，如入汤火”。《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愤于李鸿章割地求和，又因慈禧名为“归政”，而实际上却事事掣肘，所以他决定辅翊载湉筹谋新政。可见翁同龢并不是“腐儒”！
翁同龢的开明、睿智和远谋，在暮气沉沉的清廷高级官僚集团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然而，倭仁、徐桐、刚毅那伙迂腐、愚昧、顽固的官僚却得到慈禧的恩宠和信任，他们上有“老佛爷”撑腰，下有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网络，在朝中形成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清末吏治，已腐朽至极。在《便佳簃杂钞》中，沈宗畸有首讽刺诗写道：
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
天乐听完看庆乐，和丰吃罢吃同丰。
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
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
这首诗描写了当时京官们的生活。“天乐”、“庆乐”是剧场戏班名称；“和丰”、“同丰”是著名酒楼牌号；“郎员主”指六部的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白发中”是搓麻将；“八大胡同”为京师妓院集中所在。当时吏治腐败、官员堕落的情况可见一斑。
地方官员的情况更糟。据李慈铭的《祥琴堂日记》记载：“地方官吏全无实政，废事者酒色烟赌，终日酣嬉，余力则奔走形势，不知其他。喜事者则任用蠹役，厚结劣绅，摧夺剥削，无所不至。”当时盛传官场有“三畏”，“以土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黑暗的官场哪里还有黎民百姓的活路！
如此朝廷、如此吏治，是任何变法都无法改变的。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其道德声望之高，绝对权力之大，均属无可非议，但他们的变法却都以惨败而告终。何况清末的政治环境比宋明两代要复杂许多倍，外有列强环视插手，内有满清宗室牵制和汉族大臣的分权鼎峙，翁同龢作为博古通今的国学家，不会不考虑到变法的后果。而这位来自常熟古城的翁中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能不说他确有几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