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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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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命里程回眸
张万钧的祖籍，在位于河北省抚宁县东部的陈各庄村。
据《河北》1934年第5期载王绍年撰《各县调查》称：“唐武徳二年置抚宁县，地居边徼，故以辑绥为名。”按，抚宁地处唐王朝的东北部，临近契丹，故以抚宁名。抚宁北倚燕山山脉，山巅逶迤雄伟的长城宛如虎踞龙盘；南朝自秦始皇、汉武帝至唐太宗李世民等历代皇帝东巡登临的碣石山，并以曹操一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篇》扬名天下；西揽波浪涟涟的滦河；东挽享有“陪都”之誉的“暮卷涛声望海浴，朝飞霞翠挹山妍，东山月出西山雨，士女嬉游化乐天”的海滨避暑圣地北戴河。抚宁置身其中，掬英撷华，纳青吮翠，不失为草木畅茂，禾粟丰盈之地。
陈各庄在抚宁县城东，是附近一带的一个大村落。这个村庄有两个大户人家，一个大户为吴姓，张万钧向其掌门人称呼为表叔，另一个大户则是张万钧所属的家族。
在张万钧的爷爷之前，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稼穑五谷。可是到了他爷爷这一辈儿，门额上方却悬挂上了“西义堂”的牌匾，变成了生意人家。那时，张氏家族虽然算不上巨贾豪商，但较之其他邻里还算是“钟鸣鼎食”之家，圈有猪羊，厩有骡马，地有阡陌，宿有瓦舍。可是，到了张万钧的父亲张维新顶门立户时，却又变成了书香门第。张维新自幼苦读，弱冠之年便及第秀才。但他不慕仕途，不尚官宦，也未承袭其父衣体，而是投身杏林，悬壶济世，疗疾祛恙，造福桑梓。那年月，伤寒病为不治之症，凡染上者十有八九不愈而终。张维新为攻克伤寒顽症潜心攻读中医理论，结合治疗，探赜索隐，勾玄提要，终于研究出治愈伤寒病的妙方，使许许多多伤寒病患者起死回生。乡亲们给他送匾，称他为“华佗再世”。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也是有口皆碑。他惜老怜贫，经常赈穷助弱，有的乡亲本来就穷困潦倒，一贫如洗，又染上重疴，岂不是如同雪上加霜？张维新不但诊病分文不收，还慷慨赐药，深得百姓钦敬。解放初期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张维新虽然定为地主，但他一没有被游街，二没有遭批斗。乡亲们怕他身遭不测，还暗地里套上马车把他送到离陈各庄比较远的宗杨村，投靠在这个村庄教书的张万钧的大哥张万祥。据说，当时张维新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仅仅相当于今日的“温饱型”，但是根据那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条条杠杠，由于张万钧的爷爷去世不够规定的年限，只得定为地主。
张万钧呱呱坠地时，体重足有10斤。故而，他父亲给他起了个万钧的名字。30斤为一钧，万钧将有多么重的份量呀！显然他父亲希望他将来力大无比，坚韧不拔，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张万钧出生前，他爷爷已与世长辞。张万钧出生后没有几年，他父亲也撒手人寰。
张万钧所继承的他父亲的唯一遗产，是张维新用蝇头小楷书写的九卷本的《伤寒总论》。他后来重新装裱，放在精致的盒内，至今保存得完好无损。
张万钧姊妹五个，大哥张万祥，二哥张万选，大姐张显荣，二姐张向荣，他排行老么，是父母膝下最小的儿子。所以，在张万钧小的时候，身上穿着补钉连补钉的衣服，脑后留着一条小辫子，即“万年蒿儿”，他外祖母叫他为“老万”。
张万钧的父亲辞世后，家中失去了依靠，母亲便带着他到他大姐张显荣嫁到的本县留守营村居住。
张万钧的母亲出身贫寒，可谓目不识丁，但是心地十分善良。不论是娘家姨舅，还是街坊邻里，实在有困难找上门来，她都救济一升半斗。而且，她更懂得“地乏种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古箴，生活再拮据也咬牙供子女读书。在张万钧他们姊妹五个中，就有两个大学毕业生，除张万钧和他大姐外其余三个都是人民教师。
可是，张万钧小时候长得比同年龄的孩子高大，自然就成了孩子头儿。少不更事的他非常贪玩，摸鱼，捕雀，养狗，养猫，养鸟，只要能捕到的鸟他都养，连乌鸦他都喂养过。
贪玩的孩子往往对学习都不上心。那时候的张万钧岂止是对学习不上心，简直就是拒之千里。从事教师工作的大哥张万祥为他的学习没少费口舌，不厌其烦地给他灌输“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但却如同对牛弹琴，他这个耳朵眼儿听了，那个耳朵眼儿里早跑了。尤其是他二姐张向荣，对他更是言传身教。张万钧的父亲张维新虽说是个秀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脑子里传统的重男轻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从内心里不主张让两个女儿读书。张万钧的大姐张显荣循规蹈矩，就没有念多少书。可是性格倔强而又乖巧的张向荣却设法讨得父亲的欢心，从小学一直读完师范学校，最后成了一名中学的老师。当然，张万钧的二哥张万选也是张万钧的榜样。张万选从小读书就很努力，后来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之后又到北京石油学院攻读研究生，其导师是前苏联有名的学者扎巴托夫，并深得扎巴托夫的赏识和青睐，特地推荐他一个人到前苏联深造了一年，回国后留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接着又被提升为教研室主任，在我国的石油勘探等知识领域颇有造诣，著作甚丰。
按说，张万钧有母亲的冀寄，有大哥的教诲，有二姐和二哥的榜样，他应该童蒙早启，卷不释手，可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他仍冥蒙不开。他大姐张显荣常常是左说右劝，拉着他从前门进了学堂，可是张显荣还没有到家，他早已从学堂后门溜出来跑回家里了，气的张显荣觉得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没少为他掉眼泪。
“万钧呀，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读书呢？唉！”母亲没少为他唉声叹息。
张万钧回忆说，等到他长大一些了，觉得父亲不在了，跟着母亲有时候住在大姐家，有时候住在二姐家，慢慢产生一种说不很清楚的向住，即要自立。这绝不是说他大姐和他二姐对他不好，也并非他大姐夫和他二姐夫自觉或不自觉地有嫌弃他的言行，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他大姐一家还是他二姐一家，对他都关爱有加，他也并没有因住在他大姐家和住在他二姐家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是男孩子大了不知不觉间升出一种挣脱卵翼的渴求，具有了一种自强的雄性青春质。
这种潜意识的渴求，这种青春质的希索，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压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
动力是压力的过程。
张万钧从他大姐张显荣住的留守营村到他二姐张向荣任教的汇文中学读小学。由于他二姐和二姐夫都是本校的教师，几乎每天学生放学后，他二姐和二姐夫都还留在教室判卷子和备课，常常很晚才回家。张万钧在学校吃住。晚饭后，他就到他二姐家帮助生炉子烧开水，擦桌子扫地，干完活后，就在一个木桌子上做作业和复习功课，根本不再需要任何人催促和监督。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如同加热的水银柱，直线上升。
张万钧在由小学升人中学时，首先报考的是当地的重点学校海阳中学。同时，他又独自报考了山海关桥梁学校，并且成为在与他一起报考的十几个同学中唯一一个被该校录取的考生。他之所以要自作主张地报考山海关桥梁学校，是基于这个学校四年学满后可以直接分配工作，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可是，他那已经移到太和寨中学任教的大哥张万祥对他劝说道：“你不是向往像你二哥一样将来上大学吗？不正式读中学怎么行。你就放心读你的书吧，哥哥就是再困难，也会供你。”中国的伦理讲究“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张万钧不敢忤逆兄长的心意，便放弃了到山海关桥梁学校上学的想法。
不料，当张万钧在海阳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他那年仅57岁的母亲被肝癌夺去了生命。时值1957年12月9日。
张万钧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专门向学校请了三个月的假陪床照料，买饭打水，给母亲擦脸洗脚，照顾得无微不至。与他母亲同病房的病人，交口称赞张万钧是个孝顺的儿子。
母亲怕耽误张万钧的学业，多次催促他：“钧儿，我身边有你大姐他们照料就行了，你快回学校吧，啊？”
张万钧告诉他妈：“妈，我已经给学校请好假了，您不用担心，我回学校后会把落下的功课补上的。”
就在张万钧的母亲弥留之际，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他，艰难地呶动着嘴唇，说出了对张万钧的最后叮嘱：“钧儿，可、可一定要好生读书哇。”
“嗯。”两眼噙满泪水的张万钧，抑止悲痛地死死咬着下嘴唇，哽咽地说，“妈，您的话我记住了，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张万钧的母亲用枯瘦的手抓住他的手：“钧儿，妈要是不在了，你可要听你哥哥和姐姐们的话呀！”
张万钧强忍呜咽一点头：“嗯。”
张万钧的母亲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叮嘱道：“钧儿，妈不在了，你不要总指望你哥哥姐姐们的照顾，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呀，啊！”
张万钧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随着一声“嗯”，成串的泪滴扑簌簌滚落而下。
张万钧的母亲虽然抛下他大行西去，但母亲那勤俭持家、好善乐施和忍屈要强的品德，在他心灵深处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
已经年满16岁的张万钧，自从母亲溘然长辞那时起，便觉得自己几乎刹那间长大了。
失去父母的孩子，是孩子也缺少了孩子气。
何况已经不算是孩子了的他，失去母亲后那孩子气就倏地无影无踪了。
父爱和母爱像幼鸟之暖巢，似船舶之港湾，如旱禾之甘霖，抑或是遭到虫噬的草木之敌杀死。因而，父爱和母爱之于子女，是无私、宽容、慷慨和神圣的。
曾过早失去父爱和又不算晚地失去母爱之于张万钧，是残酷而又属于灾难性的。
但是，灾难对于直面人生者，又是一种坚强的形成和锻造。
自此，张万钧胸怀“男儿当自强”之志，发奋读书，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并且一步一个台阶。
张万钧先于1959年以秦皇岛市第一名、整个唐山地区第四名的骄人成绩考人河北省重点学校唐山市第一中学，后又在1962年如愿以偿地步人大学的门坎，成为南开大学化学系的一名优秀学生。
可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张万钧在1967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正赶上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阶段，作为上海笔杆子的姚文元在江青的授意下炮制出被誉为“拉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超重量级炸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阶级斗争的阴霾骤然而至。由于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被称颂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华大地的芸芸众生发出声震九皋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像一座雄奇的丰碑，高山仰止，令国人羡慕不已。根据张万钧的品学，学校在初步决定分配方案时，将他的去向定为国防科工委所属的七院，具体地点在山东省的青岛，所从事的专业是搞涂料。搞涂料与张万钧所学的化学很接近。张万钧呢，他觉得到国防科工委七院可以戎装在身，因此非常渴望将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谁知，国防科工委有关部门来人到学校一审查张万钧的档案，立刻把他打入了另册。理由是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那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说“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可是在实际中却因袭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血统论，只要一提地主，人们马上在大脑屏幕上映现出来的是逼死杨白劳、并要霸占喜儿的黄世仁，是纸醉金迷和作恶多端的南霸天，是敲榨农民骨髓的刘文彩，是奸污雷锋母亲的恶棍。解放军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焉能容纳张万钧这样的“地主崽子”？！
可是，张万钧却想不通。
当他得知不能去国防科工委的因由时，像兜头一盆冷水，顿时全身冰凉，而且这种冰凉不是从外到里，而是由里至外，所以是寒彻肺腑的凉，是浸透全身每一个毛孔的冷。这凉，这冷，这寒彻，较之患重伤风感冒打摆子还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从来没有吸过一支烟的张万钧居然毫不顾及囊中羞涩地买了一包永红牌香烟，神色恍惚地走回宿舍，独自一人仰面朝天地躺在床板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灰白色的烟雾搅拌着他那困惑、迷惘、艾怨、不解和无助的愁怀苦绪，在黄裱纸般浑黄的灯光中颇有质量地升腾。这种特有的雾霭，先是云似的在屋顶集结，待汇聚到一定浓度后，豁地成条成缕地往下垂挂，如挽幛般冷森森的，使人惊骇和压抑得胸口感到窒息。
使张万钧最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命运到底与他那被定为地主成分的爷爷之间究竟有什么须臾不可剥离的关系。
他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过爷爷是个什么样子。既没有享受过他的恩泽，也没有受到过他的教化。退一步讲，如果因为自己的父亲是爷爷的儿子，父亲又是自己的老子，自己生命的染色体里有爷爷的遗传基因，或者讲自己的血脉里有爷爷的骨血，但是连孔老夫子都讲“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的品德优劣是后天造就的。实事求是地讲，对自己的人生观真正起潜移默化作用的，一个是母亲，再有就是哥哥姐姐们。母亲勤劳善良，是名符其实的贤妻良母；哥哥姐姐们大都是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是被誉为给祖国培养人才的辛勤园丁。母亲和哥哥姐姐的榜样是无字的书籍，是有形的映像，读得懂，看得清，并且深深印在脑海里，又化作支配行动的力量。而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以品学兼优，除了老师的教诲，就是母亲和哥哥姐姐们身教重于言教的结果。
那么，在大学毕业后的分配上，为什么却唯心和教条地只是注重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爷爷的地主成分，而不具体地看本人的品行以及对其真正起到影响作用的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和表现呢？如果爷爷的地主成分永远成为桎梏自己命运的符篆咒语，那么自己无疑将成为古希腊神话中被主宰万物的宙斯罚为苦役的西西弗，终日里将炼狱般从山顶“轰隆隆”滚落而下的巨石推到山顶，当他刚刚返回原地，殊不知山顶的巨石又“轰隆隆”滚落而下，然后再推到山顶，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永无出头之日。
这天晚上，张万钧究竟吸了多少烟，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他吸剩下的烟蒂，却狼藉地扔了一地。
他醉了。
人说，吸醉烟比喝醉酒还要难受。
张万钧一连到厕所跑了几趟，只觉得翻肠搅肚，呕吐不止，额头一层一层地冒冷汗，两条腿一迈步就像踩在棉絮上一样，酥软无力，走路踉踉跄跄，还酷似吞了烟袋油一样的蜥蜴，浑身瑟瑟抖动不已。
翌日清晨，闷闷不乐的张万钧早饭也没有吃，用冷水擦了把脸，来到学校院里，围着马蹄湖和新开湖转了一圈又一圈。清澈的湖水在朝阳的映照下，抖金亮银，灿若彩霞，妩媚动人。凉爽的风带着湖水的湿润和清新，舔在人脸上分外惬意。可是，张万钧却郁郁寡欢，心里的疙瘩还是解不开。他想来想去，决定找进驻学校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宣传队的负责人问个究竟。
“工宣队”的负责人告诉他，他的去向决定于用人单位。
接着，他又找到学校有关部门，学校有关部门的答复与“工宣队”负责人讲的话如出一辙。
“你们想把我分配到什么单位呢？”张万钧抑制住不悦问道。
学校有关部门告诉他，鉴于他已经在天津交了女朋友，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留在天津当教师。
“不，不不，我还是去当工人吧。”张万钧回答得很果断，仿佛他早已谋划好了似的。
“你可要想好，不然后悔就晚了！”学校有关部门提醒他。
“我已经想好了，不会后悔的。”张万钧果断地回答。那么，张万钧的哥哥和姐姐以及他们的孩子大多都是教师，他怎么对当教师视为瘟疫一样急忙躲避呢？
因为，在“文革”初期，教师几乎统统被学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成了牛鬼蛇神以及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动学术权威，或遭到残酷的批斗，或受到野蛮的折磨，或沦为罪犯一样被押送到农场以及荒漠的边陲接受脱胎换骨似的改造。张万钧当教师的哥哥和姐姐无一幸免。你想，他焉能不谈“教”色变？
张万钧之所以提出要去当工人，因为这时的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上层建筑的历史舞台，所派出的“工宣队”又是抓学校的“斗、批、改”，又是引导“造反派”复课闹革命，可谓威风八面。
学校有关部门见张万钧要当工人的口吻字铮语鏦，掷地有声，便告诉他可以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辽宁抚顺电瓷厂。
“好吧。”张万钧一听，马上表示同意。
当张万钧走出学校办公楼，信马由缰地行走在校园风光秀丽的湖畔，湖岸垂柳依依，湖中碧波粼粼，使人顿觉心舒气爽，他那紧锁的眉头也随之被大自然热情地亲吻熨平了。
张万钧贪婪地吮吸着水天一色的明媚，心头蓦地一亮，立刻想起上高中时语文老师特意赠送给他的一条座右铭：
路窄侧身过，山高徐步行。
是呀，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阻力，甚至是灾难，但只要敢于面对，并且要肯于付出较之常人要昂贵得多的代价，依然会天高地阔，大道行远。
从此，步入社会的张万钧立刻驶向不平凡的生命里程的快车道。
他在到辽宁抚顺电瓷厂报到之前，先在海军一个位于广东白藤岛的部队下放锻炼，接受再教育。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起床作息是军事化的，而劳作又是像民工一样插秧、修渠和收割。酷夏，气候奇热无比，蚊叮虫咬，人人胯间因潮湿溽热睾丸外的包皮烂得直冒血津儿，晚上睡觉不得不把生殖器用绳子吊起来，平时走路双腿岔巴着，一跛一跛地像个鸭子。但是，只要出操和排队上工，张万钧挺胸抬头，双腿走在一条线上，尽管磨得大腿根儿刀割一般疼痛，他硬是咬牙坚持住。还有，那里的天气像个被打哭的孩子，整天哭哭咧咧地说下雨就下雨，因此只能打赤脚。起初，张万钧觉得两个脚底板一沾地就像踩在针毯上似的，疼得龇牙咧嘴直“咝咝”的吸凉气。可是，他为了严格地改造自己，越痛越使劲往地面上踏，没多久脚底板就长出一层硬皮。
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张万钧，想念在北方的哥哥姐姐，也想念未婚妻井树庚，一天黄昏时刻独自坐在池塘边，愁绪满怀，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做了一首诗：
站在珠江小桥头，
祖国大地任我走。
回首遥看万重山，
尤见海河急水流。
这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诗作，倾诉了他渴望回到亲人身边的急切心情。
张万钧在广东白藤岛种了一年的水稻，又到湖南洞庭湖修了三个月的大堤，每次评先进他都是积极分子。
张万钧自1970年4月到辽宁抚顺电瓷厂报到后，心灵受到很大慰藉。不论是厂里干部科的王永清科长，还是被称为“李大胡子”的车间主任，对出身不好的张万钧这个大学生，不但不歧视，还格外关心和重用。当时，正值这个厂倒数第二道工序的电镀遇到技术难点，直接影响着厂里的产品质量。厂里有关部门便派张万钧去攻关。
张万钧来到车间一看，车间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他当晚就投入了工作。他先把狼藉不堪的试验室清扫干净，并整理好化学药剂，将缺少的化学药剂拉出清单，转天一大早便乘坐火车到沈阳市去购买。他当天晚上赶回来以后，又马不停蹄地到试验室配制标准溶液，取样滴定。待分析结果出来后，发现原来是电镀溶液化学药剂成分比例失调。接着，他按照正确比例调整电镀槽里的化学溶剂，然后沉淀了一日，第二天再进行电镀，结果电镀出来的机件锃光耀眼，件件达优。从此，厂里有关部门和车间领导对张万钧更是刮目相看，不但叫他全权负责试验室的工作，还管理药库和工艺，并且提升为工艺技术员。深感自豪的张万钧担任工艺技术员后，充满自信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为消除电镀对人体的有害气体氰化物，大胆地改革创新，全面采用无氰电镀工艺，不但清除了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氰化物，而且电镀出来的机件从亮度到硬度都比原来有所提高。之后，他又改革了电镀滚筒，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厂里有关部门和车间领导直竖大拇指：“新来的张大学，就是有学问！”
1972年9月，张万钧为解决夫妻两地生活，由抚顺电瓷厂对调到天津碱厂工作。因为当时明文规定干部之间不能对调，他只得以工人身分被分配到天津碱厂防腐车间电镀班。但是，正如民谚所说，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这天，不知是班长真的遇到了难啃的骨头还是借以考验一下张万钧这个大学毕业生是不是属于“绣花枕头”一类的知识分子，金于其表而败絮其中，便把一件难干的活儿交给了他。结果，张万钧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班长的赏识。接着，张万钧又攻克了超厚镀硬铬和无氰镀铜等几个技术难关，使电镀班当年就获得全厂技术革新先进班组。
之后，张万钧发现碱厂盛放盐水的直径15米、高7米的大罐腐蚀严重。这种腐蚀属于电化学腐蚀，表现为点蚀，很容易出现罐体穿孔和盐水外流，很难防止。以往，天津碱厂采取的防腐办法是在大罐内壁先抹上一层涂料，再复上玻璃钢。使用这种工艺，不仅操作起来困难大，成本高，工人操作的环境差，容易得硒肺病，而且从防腐效果上也很容易出现蚀点，所以最多能够使用三到五年。于是，敢于一展抱负的张万钧提出，采用电化学保护的办法，即在罐体内挂四个镀铂钛球，通上电流，控制平衡电位，起到阴极保护作用，使罐内彻底清除点蚀隐患，实现减缓盐水大罐点蚀的最佳效果。当张万钧这个开创性的工艺被工厂采纳后，他和工人一起，奋战了三百多个宵衣旰食的日日夜夜。白天，他在大罐内与工人一起作业；当灯火阑珊时，他又置身于作为其办公室的一间低矮潮湿的平房内研究作业中遇到的难关和解决的办法。那时，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后来担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刘增坤经常在夜半更深时来到张万钧的实验室“微服私访”，每每看到他废寝忘食和疲惫不堪的样子，感动得连连拍着他的肩膀，赞扬的话语使张万钧听了心里滚烫滚烫的周身发热。这项科技项目的创新，被列入天津碱厂建厂二十八年以来的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张万钧也被评为天津市化工行业的先进工作者。
张万钧谈到这里，深为感慨地提到，他到天津碱厂之后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除了厂里领导的信任与支持以及自己的努力，也无不包含着他妻子井树庚的一半心血。
这绝对不是言过其实。张万钧刚到碱厂时，住在厂里分给他的四个人合住的单身宿舍。他爱人井树庚带着孩子住在娘家。井树庚父母的住处只有两间平房，她父母与她弟弟住一间，她带着孩子与妹妹住一间。这样哪里还有张万钧的容身之地？所以，井树庚又要带孩子又要上班，从来对张万钧不能管家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一年后，厂里在一个叫北林村的地方给张万钧分了一间平房，由于他全身心地扑在科研上，没有时间顾家，井树庚不但发自内心地理解张万钧，还经常帮助张万钧抄写论文和绘图。所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贤惠豁达的女人。
张万钧到天津碱厂工作两年以后，以令人折服的成就由工人身分恢复为防腐技术员，管理车间的试验室并负责技术改造，在这期间又攻克了电镀后的污水处理等科研项目。
1979年初，张万钧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兼技术主任，成为一万多人的天津碱厂当时科级干部中的少壮派。
1982年8月10日，张万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张万钧由车间副主任提升为主任，并且还是预备党员的他就担任了车间党支部书记。
张万钧自1979年担任车间副主任至1983年改任主任，一直到1985年他调离天津碱厂的五年多的时间，他所领导的车间年年被评为全厂五十多个车间的排头兵，而且是全面先进的车间，可以说有多少评先进项目他们就夺多少面红旗，被誉为全厂夺红旗的“专业户”……
啊，张万钧生命里程中的每一步进取，不正如同这条在软基上伸展的进场路，背负着来自这样或那样的压力，靠顽强地挤与轧，直直地延伸。
据《河北》1934年第5期载王绍年撰《各县调查》称：“唐武徳二年置抚宁县，地居边徼，故以辑绥为名。”按，抚宁地处唐王朝的东北部，临近契丹，故以抚宁名。抚宁北倚燕山山脉，山巅逶迤雄伟的长城宛如虎踞龙盘；南朝自秦始皇、汉武帝至唐太宗李世民等历代皇帝东巡登临的碣石山，并以曹操一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篇》扬名天下；西揽波浪涟涟的滦河；东挽享有“陪都”之誉的“暮卷涛声望海浴，朝飞霞翠挹山妍，东山月出西山雨，士女嬉游化乐天”的海滨避暑圣地北戴河。抚宁置身其中，掬英撷华，纳青吮翠，不失为草木畅茂，禾粟丰盈之地。
陈各庄在抚宁县城东，是附近一带的一个大村落。这个村庄有两个大户人家，一个大户为吴姓，张万钧向其掌门人称呼为表叔，另一个大户则是张万钧所属的家族。
在张万钧的爷爷之前，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稼穑五谷。可是到了他爷爷这一辈儿，门额上方却悬挂上了“西义堂”的牌匾，变成了生意人家。那时，张氏家族虽然算不上巨贾豪商，但较之其他邻里还算是“钟鸣鼎食”之家，圈有猪羊，厩有骡马，地有阡陌，宿有瓦舍。可是，到了张万钧的父亲张维新顶门立户时，却又变成了书香门第。张维新自幼苦读，弱冠之年便及第秀才。但他不慕仕途，不尚官宦，也未承袭其父衣体，而是投身杏林，悬壶济世，疗疾祛恙，造福桑梓。那年月，伤寒病为不治之症，凡染上者十有八九不愈而终。张维新为攻克伤寒顽症潜心攻读中医理论，结合治疗，探赜索隐，勾玄提要，终于研究出治愈伤寒病的妙方，使许许多多伤寒病患者起死回生。乡亲们给他送匾，称他为“华佗再世”。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也是有口皆碑。他惜老怜贫，经常赈穷助弱，有的乡亲本来就穷困潦倒，一贫如洗，又染上重疴，岂不是如同雪上加霜？张维新不但诊病分文不收，还慷慨赐药，深得百姓钦敬。解放初期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张维新虽然定为地主，但他一没有被游街，二没有遭批斗。乡亲们怕他身遭不测，还暗地里套上马车把他送到离陈各庄比较远的宗杨村，投靠在这个村庄教书的张万钧的大哥张万祥。据说，当时张维新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仅仅相当于今日的“温饱型”，但是根据那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条条杠杠，由于张万钧的爷爷去世不够规定的年限，只得定为地主。
张万钧呱呱坠地时，体重足有10斤。故而，他父亲给他起了个万钧的名字。30斤为一钧，万钧将有多么重的份量呀！显然他父亲希望他将来力大无比，坚韧不拔，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张万钧出生前，他爷爷已与世长辞。张万钧出生后没有几年，他父亲也撒手人寰。
张万钧所继承的他父亲的唯一遗产，是张维新用蝇头小楷书写的九卷本的《伤寒总论》。他后来重新装裱，放在精致的盒内，至今保存得完好无损。
张万钧姊妹五个，大哥张万祥，二哥张万选，大姐张显荣，二姐张向荣，他排行老么，是父母膝下最小的儿子。所以，在张万钧小的时候，身上穿着补钉连补钉的衣服，脑后留着一条小辫子，即“万年蒿儿”，他外祖母叫他为“老万”。
张万钧的父亲辞世后，家中失去了依靠，母亲便带着他到他大姐张显荣嫁到的本县留守营村居住。
张万钧的母亲出身贫寒，可谓目不识丁，但是心地十分善良。不论是娘家姨舅，还是街坊邻里，实在有困难找上门来，她都救济一升半斗。而且，她更懂得“地乏种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古箴，生活再拮据也咬牙供子女读书。在张万钧他们姊妹五个中，就有两个大学毕业生，除张万钧和他大姐外其余三个都是人民教师。
可是，张万钧小时候长得比同年龄的孩子高大，自然就成了孩子头儿。少不更事的他非常贪玩，摸鱼，捕雀，养狗，养猫，养鸟，只要能捕到的鸟他都养，连乌鸦他都喂养过。
贪玩的孩子往往对学习都不上心。那时候的张万钧岂止是对学习不上心，简直就是拒之千里。从事教师工作的大哥张万祥为他的学习没少费口舌，不厌其烦地给他灌输“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但却如同对牛弹琴，他这个耳朵眼儿听了，那个耳朵眼儿里早跑了。尤其是他二姐张向荣，对他更是言传身教。张万钧的父亲张维新虽说是个秀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脑子里传统的重男轻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从内心里不主张让两个女儿读书。张万钧的大姐张显荣循规蹈矩，就没有念多少书。可是性格倔强而又乖巧的张向荣却设法讨得父亲的欢心，从小学一直读完师范学校，最后成了一名中学的老师。当然，张万钧的二哥张万选也是张万钧的榜样。张万选从小读书就很努力，后来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之后又到北京石油学院攻读研究生，其导师是前苏联有名的学者扎巴托夫，并深得扎巴托夫的赏识和青睐，特地推荐他一个人到前苏联深造了一年，回国后留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接着又被提升为教研室主任，在我国的石油勘探等知识领域颇有造诣，著作甚丰。
按说，张万钧有母亲的冀寄，有大哥的教诲，有二姐和二哥的榜样，他应该童蒙早启，卷不释手，可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他仍冥蒙不开。他大姐张显荣常常是左说右劝，拉着他从前门进了学堂，可是张显荣还没有到家，他早已从学堂后门溜出来跑回家里了，气的张显荣觉得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没少为他掉眼泪。
“万钧呀，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读书呢？唉！”母亲没少为他唉声叹息。
张万钧回忆说，等到他长大一些了，觉得父亲不在了，跟着母亲有时候住在大姐家，有时候住在二姐家，慢慢产生一种说不很清楚的向住，即要自立。这绝不是说他大姐和他二姐对他不好，也并非他大姐夫和他二姐夫自觉或不自觉地有嫌弃他的言行，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他大姐一家还是他二姐一家，对他都关爱有加，他也并没有因住在他大姐家和住在他二姐家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是男孩子大了不知不觉间升出一种挣脱卵翼的渴求，具有了一种自强的雄性青春质。
这种潜意识的渴求，这种青春质的希索，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压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
动力是压力的过程。
张万钧从他大姐张显荣住的留守营村到他二姐张向荣任教的汇文中学读小学。由于他二姐和二姐夫都是本校的教师，几乎每天学生放学后，他二姐和二姐夫都还留在教室判卷子和备课，常常很晚才回家。张万钧在学校吃住。晚饭后，他就到他二姐家帮助生炉子烧开水，擦桌子扫地，干完活后，就在一个木桌子上做作业和复习功课，根本不再需要任何人催促和监督。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如同加热的水银柱，直线上升。
张万钧在由小学升人中学时，首先报考的是当地的重点学校海阳中学。同时，他又独自报考了山海关桥梁学校，并且成为在与他一起报考的十几个同学中唯一一个被该校录取的考生。他之所以要自作主张地报考山海关桥梁学校，是基于这个学校四年学满后可以直接分配工作，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可是，他那已经移到太和寨中学任教的大哥张万祥对他劝说道：“你不是向往像你二哥一样将来上大学吗？不正式读中学怎么行。你就放心读你的书吧，哥哥就是再困难，也会供你。”中国的伦理讲究“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张万钧不敢忤逆兄长的心意，便放弃了到山海关桥梁学校上学的想法。
不料，当张万钧在海阳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他那年仅57岁的母亲被肝癌夺去了生命。时值1957年12月9日。
张万钧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专门向学校请了三个月的假陪床照料，买饭打水，给母亲擦脸洗脚，照顾得无微不至。与他母亲同病房的病人，交口称赞张万钧是个孝顺的儿子。
母亲怕耽误张万钧的学业，多次催促他：“钧儿，我身边有你大姐他们照料就行了，你快回学校吧，啊？”
张万钧告诉他妈：“妈，我已经给学校请好假了，您不用担心，我回学校后会把落下的功课补上的。”
就在张万钧的母亲弥留之际，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他，艰难地呶动着嘴唇，说出了对张万钧的最后叮嘱：“钧儿，可、可一定要好生读书哇。”
“嗯。”两眼噙满泪水的张万钧，抑止悲痛地死死咬着下嘴唇，哽咽地说，“妈，您的话我记住了，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张万钧的母亲用枯瘦的手抓住他的手：“钧儿，妈要是不在了，你可要听你哥哥和姐姐们的话呀！”
张万钧强忍呜咽一点头：“嗯。”
张万钧的母亲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叮嘱道：“钧儿，妈不在了，你不要总指望你哥哥姐姐们的照顾，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呀，啊！”
张万钧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随着一声“嗯”，成串的泪滴扑簌簌滚落而下。
张万钧的母亲虽然抛下他大行西去，但母亲那勤俭持家、好善乐施和忍屈要强的品德，在他心灵深处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
已经年满16岁的张万钧，自从母亲溘然长辞那时起，便觉得自己几乎刹那间长大了。
失去父母的孩子，是孩子也缺少了孩子气。
何况已经不算是孩子了的他，失去母亲后那孩子气就倏地无影无踪了。
父爱和母爱像幼鸟之暖巢，似船舶之港湾，如旱禾之甘霖，抑或是遭到虫噬的草木之敌杀死。因而，父爱和母爱之于子女，是无私、宽容、慷慨和神圣的。
曾过早失去父爱和又不算晚地失去母爱之于张万钧，是残酷而又属于灾难性的。
但是，灾难对于直面人生者，又是一种坚强的形成和锻造。
自此，张万钧胸怀“男儿当自强”之志，发奋读书，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并且一步一个台阶。
张万钧先于1959年以秦皇岛市第一名、整个唐山地区第四名的骄人成绩考人河北省重点学校唐山市第一中学，后又在1962年如愿以偿地步人大学的门坎，成为南开大学化学系的一名优秀学生。
可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张万钧在1967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正赶上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阶段，作为上海笔杆子的姚文元在江青的授意下炮制出被誉为“拉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超重量级炸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阶级斗争的阴霾骤然而至。由于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被称颂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华大地的芸芸众生发出声震九皋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像一座雄奇的丰碑，高山仰止，令国人羡慕不已。根据张万钧的品学，学校在初步决定分配方案时，将他的去向定为国防科工委所属的七院，具体地点在山东省的青岛，所从事的专业是搞涂料。搞涂料与张万钧所学的化学很接近。张万钧呢，他觉得到国防科工委七院可以戎装在身，因此非常渴望将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谁知，国防科工委有关部门来人到学校一审查张万钧的档案，立刻把他打入了另册。理由是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那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说“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可是在实际中却因袭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血统论，只要一提地主，人们马上在大脑屏幕上映现出来的是逼死杨白劳、并要霸占喜儿的黄世仁，是纸醉金迷和作恶多端的南霸天，是敲榨农民骨髓的刘文彩，是奸污雷锋母亲的恶棍。解放军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焉能容纳张万钧这样的“地主崽子”？！
可是，张万钧却想不通。
当他得知不能去国防科工委的因由时，像兜头一盆冷水，顿时全身冰凉，而且这种冰凉不是从外到里，而是由里至外，所以是寒彻肺腑的凉，是浸透全身每一个毛孔的冷。这凉，这冷，这寒彻，较之患重伤风感冒打摆子还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从来没有吸过一支烟的张万钧居然毫不顾及囊中羞涩地买了一包永红牌香烟，神色恍惚地走回宿舍，独自一人仰面朝天地躺在床板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灰白色的烟雾搅拌着他那困惑、迷惘、艾怨、不解和无助的愁怀苦绪，在黄裱纸般浑黄的灯光中颇有质量地升腾。这种特有的雾霭，先是云似的在屋顶集结，待汇聚到一定浓度后，豁地成条成缕地往下垂挂，如挽幛般冷森森的，使人惊骇和压抑得胸口感到窒息。
使张万钧最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命运到底与他那被定为地主成分的爷爷之间究竟有什么须臾不可剥离的关系。
他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过爷爷是个什么样子。既没有享受过他的恩泽，也没有受到过他的教化。退一步讲，如果因为自己的父亲是爷爷的儿子，父亲又是自己的老子，自己生命的染色体里有爷爷的遗传基因，或者讲自己的血脉里有爷爷的骨血，但是连孔老夫子都讲“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的品德优劣是后天造就的。实事求是地讲，对自己的人生观真正起潜移默化作用的，一个是母亲，再有就是哥哥姐姐们。母亲勤劳善良，是名符其实的贤妻良母；哥哥姐姐们大都是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是被誉为给祖国培养人才的辛勤园丁。母亲和哥哥姐姐的榜样是无字的书籍，是有形的映像，读得懂，看得清，并且深深印在脑海里，又化作支配行动的力量。而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以品学兼优，除了老师的教诲，就是母亲和哥哥姐姐们身教重于言教的结果。
那么，在大学毕业后的分配上，为什么却唯心和教条地只是注重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爷爷的地主成分，而不具体地看本人的品行以及对其真正起到影响作用的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和表现呢？如果爷爷的地主成分永远成为桎梏自己命运的符篆咒语，那么自己无疑将成为古希腊神话中被主宰万物的宙斯罚为苦役的西西弗，终日里将炼狱般从山顶“轰隆隆”滚落而下的巨石推到山顶，当他刚刚返回原地，殊不知山顶的巨石又“轰隆隆”滚落而下，然后再推到山顶，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永无出头之日。
这天晚上，张万钧究竟吸了多少烟，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他吸剩下的烟蒂，却狼藉地扔了一地。
他醉了。
人说，吸醉烟比喝醉酒还要难受。
张万钧一连到厕所跑了几趟，只觉得翻肠搅肚，呕吐不止，额头一层一层地冒冷汗，两条腿一迈步就像踩在棉絮上一样，酥软无力，走路踉踉跄跄，还酷似吞了烟袋油一样的蜥蜴，浑身瑟瑟抖动不已。
翌日清晨，闷闷不乐的张万钧早饭也没有吃，用冷水擦了把脸，来到学校院里，围着马蹄湖和新开湖转了一圈又一圈。清澈的湖水在朝阳的映照下，抖金亮银，灿若彩霞，妩媚动人。凉爽的风带着湖水的湿润和清新，舔在人脸上分外惬意。可是，张万钧却郁郁寡欢，心里的疙瘩还是解不开。他想来想去，决定找进驻学校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宣传队的负责人问个究竟。
“工宣队”的负责人告诉他，他的去向决定于用人单位。
接着，他又找到学校有关部门，学校有关部门的答复与“工宣队”负责人讲的话如出一辙。
“你们想把我分配到什么单位呢？”张万钧抑制住不悦问道。
学校有关部门告诉他，鉴于他已经在天津交了女朋友，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留在天津当教师。
“不，不不，我还是去当工人吧。”张万钧回答得很果断，仿佛他早已谋划好了似的。
“你可要想好，不然后悔就晚了！”学校有关部门提醒他。
“我已经想好了，不会后悔的。”张万钧果断地回答。那么，张万钧的哥哥和姐姐以及他们的孩子大多都是教师，他怎么对当教师视为瘟疫一样急忙躲避呢？
因为，在“文革”初期，教师几乎统统被学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成了牛鬼蛇神以及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动学术权威，或遭到残酷的批斗，或受到野蛮的折磨，或沦为罪犯一样被押送到农场以及荒漠的边陲接受脱胎换骨似的改造。张万钧当教师的哥哥和姐姐无一幸免。你想，他焉能不谈“教”色变？
张万钧之所以提出要去当工人，因为这时的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上层建筑的历史舞台，所派出的“工宣队”又是抓学校的“斗、批、改”，又是引导“造反派”复课闹革命，可谓威风八面。
学校有关部门见张万钧要当工人的口吻字铮语鏦，掷地有声，便告诉他可以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辽宁抚顺电瓷厂。
“好吧。”张万钧一听，马上表示同意。
当张万钧走出学校办公楼，信马由缰地行走在校园风光秀丽的湖畔，湖岸垂柳依依，湖中碧波粼粼，使人顿觉心舒气爽，他那紧锁的眉头也随之被大自然热情地亲吻熨平了。
张万钧贪婪地吮吸着水天一色的明媚，心头蓦地一亮，立刻想起上高中时语文老师特意赠送给他的一条座右铭：
路窄侧身过，山高徐步行。
是呀，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阻力，甚至是灾难，但只要敢于面对，并且要肯于付出较之常人要昂贵得多的代价，依然会天高地阔，大道行远。
从此，步入社会的张万钧立刻驶向不平凡的生命里程的快车道。
他在到辽宁抚顺电瓷厂报到之前，先在海军一个位于广东白藤岛的部队下放锻炼，接受再教育。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起床作息是军事化的，而劳作又是像民工一样插秧、修渠和收割。酷夏，气候奇热无比，蚊叮虫咬，人人胯间因潮湿溽热睾丸外的包皮烂得直冒血津儿，晚上睡觉不得不把生殖器用绳子吊起来，平时走路双腿岔巴着，一跛一跛地像个鸭子。但是，只要出操和排队上工，张万钧挺胸抬头，双腿走在一条线上，尽管磨得大腿根儿刀割一般疼痛，他硬是咬牙坚持住。还有，那里的天气像个被打哭的孩子，整天哭哭咧咧地说下雨就下雨，因此只能打赤脚。起初，张万钧觉得两个脚底板一沾地就像踩在针毯上似的，疼得龇牙咧嘴直“咝咝”的吸凉气。可是，他为了严格地改造自己，越痛越使劲往地面上踏，没多久脚底板就长出一层硬皮。
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张万钧，想念在北方的哥哥姐姐，也想念未婚妻井树庚，一天黄昏时刻独自坐在池塘边，愁绪满怀，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做了一首诗：
站在珠江小桥头，
祖国大地任我走。
回首遥看万重山，
尤见海河急水流。
这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诗作，倾诉了他渴望回到亲人身边的急切心情。
张万钧在广东白藤岛种了一年的水稻，又到湖南洞庭湖修了三个月的大堤，每次评先进他都是积极分子。
张万钧自1970年4月到辽宁抚顺电瓷厂报到后，心灵受到很大慰藉。不论是厂里干部科的王永清科长，还是被称为“李大胡子”的车间主任，对出身不好的张万钧这个大学生，不但不歧视，还格外关心和重用。当时，正值这个厂倒数第二道工序的电镀遇到技术难点，直接影响着厂里的产品质量。厂里有关部门便派张万钧去攻关。
张万钧来到车间一看，车间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他当晚就投入了工作。他先把狼藉不堪的试验室清扫干净，并整理好化学药剂，将缺少的化学药剂拉出清单，转天一大早便乘坐火车到沈阳市去购买。他当天晚上赶回来以后，又马不停蹄地到试验室配制标准溶液，取样滴定。待分析结果出来后，发现原来是电镀溶液化学药剂成分比例失调。接着，他按照正确比例调整电镀槽里的化学溶剂，然后沉淀了一日，第二天再进行电镀，结果电镀出来的机件锃光耀眼，件件达优。从此，厂里有关部门和车间领导对张万钧更是刮目相看，不但叫他全权负责试验室的工作，还管理药库和工艺，并且提升为工艺技术员。深感自豪的张万钧担任工艺技术员后，充满自信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为消除电镀对人体的有害气体氰化物，大胆地改革创新，全面采用无氰电镀工艺，不但清除了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氰化物，而且电镀出来的机件从亮度到硬度都比原来有所提高。之后，他又改革了电镀滚筒，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厂里有关部门和车间领导直竖大拇指：“新来的张大学，就是有学问！”
1972年9月，张万钧为解决夫妻两地生活，由抚顺电瓷厂对调到天津碱厂工作。因为当时明文规定干部之间不能对调，他只得以工人身分被分配到天津碱厂防腐车间电镀班。但是，正如民谚所说，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这天，不知是班长真的遇到了难啃的骨头还是借以考验一下张万钧这个大学毕业生是不是属于“绣花枕头”一类的知识分子，金于其表而败絮其中，便把一件难干的活儿交给了他。结果，张万钧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班长的赏识。接着，张万钧又攻克了超厚镀硬铬和无氰镀铜等几个技术难关，使电镀班当年就获得全厂技术革新先进班组。
之后，张万钧发现碱厂盛放盐水的直径15米、高7米的大罐腐蚀严重。这种腐蚀属于电化学腐蚀，表现为点蚀，很容易出现罐体穿孔和盐水外流，很难防止。以往，天津碱厂采取的防腐办法是在大罐内壁先抹上一层涂料，再复上玻璃钢。使用这种工艺，不仅操作起来困难大，成本高，工人操作的环境差，容易得硒肺病，而且从防腐效果上也很容易出现蚀点，所以最多能够使用三到五年。于是，敢于一展抱负的张万钧提出，采用电化学保护的办法，即在罐体内挂四个镀铂钛球，通上电流，控制平衡电位，起到阴极保护作用，使罐内彻底清除点蚀隐患，实现减缓盐水大罐点蚀的最佳效果。当张万钧这个开创性的工艺被工厂采纳后，他和工人一起，奋战了三百多个宵衣旰食的日日夜夜。白天，他在大罐内与工人一起作业；当灯火阑珊时，他又置身于作为其办公室的一间低矮潮湿的平房内研究作业中遇到的难关和解决的办法。那时，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后来担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刘增坤经常在夜半更深时来到张万钧的实验室“微服私访”，每每看到他废寝忘食和疲惫不堪的样子，感动得连连拍着他的肩膀，赞扬的话语使张万钧听了心里滚烫滚烫的周身发热。这项科技项目的创新，被列入天津碱厂建厂二十八年以来的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张万钧也被评为天津市化工行业的先进工作者。
张万钧谈到这里，深为感慨地提到，他到天津碱厂之后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除了厂里领导的信任与支持以及自己的努力，也无不包含着他妻子井树庚的一半心血。
这绝对不是言过其实。张万钧刚到碱厂时，住在厂里分给他的四个人合住的单身宿舍。他爱人井树庚带着孩子住在娘家。井树庚父母的住处只有两间平房，她父母与她弟弟住一间，她带着孩子与妹妹住一间。这样哪里还有张万钧的容身之地？所以，井树庚又要带孩子又要上班，从来对张万钧不能管家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一年后，厂里在一个叫北林村的地方给张万钧分了一间平房，由于他全身心地扑在科研上，没有时间顾家，井树庚不但发自内心地理解张万钧，还经常帮助张万钧抄写论文和绘图。所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贤惠豁达的女人。
张万钧到天津碱厂工作两年以后，以令人折服的成就由工人身分恢复为防腐技术员，管理车间的试验室并负责技术改造，在这期间又攻克了电镀后的污水处理等科研项目。
1979年初，张万钧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兼技术主任，成为一万多人的天津碱厂当时科级干部中的少壮派。
1982年8月10日，张万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张万钧由车间副主任提升为主任，并且还是预备党员的他就担任了车间党支部书记。
张万钧自1979年担任车间副主任至1983年改任主任，一直到1985年他调离天津碱厂的五年多的时间，他所领导的车间年年被评为全厂五十多个车间的排头兵，而且是全面先进的车间，可以说有多少评先进项目他们就夺多少面红旗，被誉为全厂夺红旗的“专业户”……
啊，张万钧生命里程中的每一步进取，不正如同这条在软基上伸展的进场路，背负着来自这样或那样的压力，靠顽强地挤与轧，直直地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