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写作实用教程

第二十一章 女性主义批评：王绯《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

　　“导读”

　　王绯，女，北京人，当代文学批评家，著有专著《女性与阅读期待》等。参与编辑《跨世纪文丛》、《当代夏娃文学系列》丛书、《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留学系列文学》丛书等。

　　本文从女性分析的角度对王安忆的“三恋”进行了解读。《小城之恋》侧重于展现女性在性爱力面前的躁动与超越；《荒山之恋》里的女性更像是恋上自己的恋爱，因爱而获得对自己的肯定；《锦绣谷之恋》则写了在婚姻中麻木了的女性企图获得爱情但却最终归于空虚的故事。女性是故事的绝对主角，她们的形体美、心灵美和母性的美都是作者所欣赏的。作者的评论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女性精神世界，从纯洁高贵的母性到热烈纯真的爱情再到充满灵性的才情，这里的女性都以男性所难以察觉和理解的方式完成着自我的蜕变，完成对这个男权社会的超越。文章以女性眼光对王安忆小说中女性的生命世界作出分析，眼光敏锐，见解深刻，在带有生命感和体温感的文字中揭示了作品的丰富内涵。

　　如果说王安忆“雯雯的世界”使人看到的是一种纯净文雅的少女的眼光，《小鲍庄》使人看到的是一种成熟的人老练地穿透人生的眼光。那么“三恋”使人看到的却是经过受戒后深谙世情的妇女的眼光。王安忆笔下的男人和女人正是在这样的眼光观照下，被神秘巨大的性爱力推入新的生命情境，在《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经受爱的炼狱。

　　在女性的感觉世界里，“三恋”的炼狱并不单纯以伦理的仲裁为归结，而是深入到人物心理最隐秘的角落，摆开情欲所酿制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揭示出性爱在人类经验里所具有的神秘深度，赋予了作品性爱力之于女界人生的认识价值。正是由于每一次炼狱对于女人的特别意义，使我更愿意把它们当作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女人经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涤，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从未有过的生命和谐，是《小城之恋》最有深味的一笔。小说中那个近于憨愚的女孩子，在性爱力的驱策下不可遏制的原始生命的冲动，以及伴此而生的内在焦虑与罪恶感，表明了女人在性爱中穿越非人格意识层面、人格意识层面，超人格意识层面，从生物的人到社会、文化的人的深刻矛盾与痛苦。当她与他在剧团练功房同出入、两小无猜的时候，她保持着女孩子憨稚的脾性，占据着人世间最坦荡平和的心境，但是一旦男女以各自发育成熟的存在激起了异性意识，便一下子被性爱力推到阴阳的对立两极，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吸引、诱惑的动力。于是，她和他的练功失去了以往明澈的心情，具有了加强异性特质的表演意味，极力在对方面前自我表现，以身姿的扭曲、肉体的疼痛，彼此的佯装仇视和谩骂，宣泄性饥渴燃起的焦灼苦闷之火。“他们并不懂什么叫爱情，只知道互相无法克制的需要。”她堕入情欲的深渊，被毫无节制的偷欢和随之而来的罪恶感淹没了。每天，她拖着幸福的疲乏，象幽灵似的在黑暗中摸回白己的宿舍，“又必得将这幸福牢牢地圈在心里，不可泄漏一点一滴”。就象在伊甸园的神话里偷吃了禁果而有了羞耻感的夏娃，“什么都不懂”的她由于文化习俗的熏染，不用教养就知道“什么是不应该的”，知道自己的纵欲偷欢“全是罪孽”，为自己“小小的年纪就不洁净了”而忏悔。但是她又难以抵御“自然的大能”（亚里士多德语）的驱迫，感到“这罪孽是那样的有趣，那样的吸引人，不可抗拒。”她在贪欲和罪恶感的忏悔中苦苦地来回挣扎，甚至想以死来逃避无法摈弃的肮脏欢情，摆脱性爱力的巨大诱惑。显然，王安忆在她与他的偷欢中赋予了一种人类嗜欲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并通过人在这种盲目的原始推动力下的恐惧与内心挣扎，揭示出根深于人类生物本能中的性爱力，在社会与文化的交动关系里生存，并身不由己地为社会所修正为文化所训练的事实。谁能超离社会、文化孤伶伶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谁也不能。她同样。因而，尽管她那么平凡那么卑微那么年轻，也必得象每一个为性爱力所驱动的人一样，负载着在社会修正和文化训练中，将生命主体的原始冲动从非人格性上达人格性，再进入超人格性的自我剥离的痛苦。王安忆的聪明恰恰表现在她能凭着女性的直觉，洞穿这种剥离对于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意义。

　　不管她与他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如何放纵自己，在肉体之上的灵的搏斗如何相同，或如何有差异，她和他无意播下的生命的种子，只孕育在她的体内。如果那是一颗罪恶的种子，男人所承受的一切仅仅是伦理式法律意义上的，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女子一开始就以其巨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男子更多的投资额，而从怀孕起，对幼儿承担的‘义务’就比男子更大。母亲对子女的投资大于父亲，不仅在一开始，孩子的整个发育阶段都是这样。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哺乳喂养，照料教育，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由母亲承担的。从纯粹的生殖意义上讲，男子作父亲不费什么力气；而女子当母亲则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见《新的综合》）因而，性爱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他们的自我剥离往往是伦理、法律意义的驱迫。而性爱力之于女人，在本质上是被动的无私的；她们的自我剥离更多的是来自生命本体的驱迫；这是种天性的驱迫。对于这一点，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引用了如下的话进行说明：

　　男人初尝男女之欲后仍照旧保存他原来的样子。但是女人则变成另外一个人。这种新的改变有时持续终生而不变。……女人会怀孕，她在体内把爱的结晶滋养了九个月。爱的结晶在她体内慢慢滋长，这结晶不仅涉入她的生活，而且终生不离。她成为一个母亲，即使她的孩子不幸死亡，她仍然是一个母亲。当她的孩子涉入她的心灵时，这孩子便永远不会离开她。即使孩子不幸死亡亦然。这一切是男人所不知道的……男人不知道‘爱’前与‘爱’后的区别，不晓得做母亲之前与做母亲之后的差别。只有女人才知道它、谈起它……她必须永远保持着处女之身，否则她便得永远当一个母亲。在爱前，她是一个处女，在爱后，她便永远是一个母亲。

　　性爱力把两性合一的新生命真的留在了她的体内，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她的母性便由这孕育着的小生命唤起。她“极心爱那腹中的生命，好奇的不得了”。母性还了她早已失控的自制力量、弃戒了骚动着她的性妄念，她“非常的平静，心里清凉如水，那一团火焰似乎被这小生命吸收了，扑灭了”。她怕他会扼杀这生命，躲着他，在领导面前否认和他的关系，拒绝去做手术，甚至忘却了这小生命一旦喷薄而出，自己所面临的危难。只是不顾一切地临在一个神秘莫测的深渊，把那贮藏着人类整个生命的小东西，守护在宁静的心田。当一对双胞胎从她的体内分娩出来的时候，她彻底超越了他。一双真实的生命给了她最好的教育，她感受到的是生命交予她的不可推卸的爱与责任，于是曾经堕落的灵魂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了。借着母性博大无私的力量，她那么自然迅捷地升入超人格性的意识境界，在艰苦的劳作中独自负起养育儿女的重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干净，更纯洁。”他呢？却“被他自己的痛苦攫住了”，被不期而至的新生命吓坏了。隔着皮肉，男人无法直接得到生命的教育，无法强烈感受到生命给予人的爱与责任，他只能从“越长越与他相似”的血缘的圈套里逃遁。她则永远成为一个母亲。

　　比起男人，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所必须承担的繁衍种族和养育世界的母性责任，是太沉重太艰辛了。因为有了母性，才使女人活得伟大，活得崇高，活得独特，活得艰难。作为类的存在，她们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某种生存的可悲意味。尽管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曾表现出偏激的反母道倾向，在现代女性中也出现了许多反母道的逆人性思想和行为，但是母性作为文化进步的最大成就之一，已经不是个人的非社会性的表现，而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业。一点点积淀成为女人的社会本性，并代表了一种不可毁灭的自然基本规律。这就决定了女人只有在“自然的大能”与伟大的文化职务的结合中，才能达到生命主体的和谐。《小城之恋》所展示出的由于母性的皈依，使女人在“人类的人格”的许多方面对男人的超越，表明了王安忆对性爱力之于女界人生的一种深刻理解。这是只有女作家才可能有的理解与体悟。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能够自由控制新生命发生和滋长的现代科技时代，拓展了人的行为约束领域，减少了某些因生育问题而引起的恐惧与焦虑心理，并带来了某些相应的观念变化。这使得性爱力对于女性的困扰从生物层面的无意识领域，向内转至心理领域，从此，对于大多数女性，母性的归依并不一定仅仅是实体性的选择，而表现为一种向社会文化心理的就范。女性为人母的社会本性作为一项社会遗业，牢牢地积淀在女性的心理深层，使她们难以拒斥类天性中的文化职责。女人在向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的文化性格，自然不会因为时代的前进而发生质变或泯灭。这就使《小城之恋》所写的一个女人在爱的炼狱中的涅槃，具有了普遍性的认识价值。还应强调一句，作品中的她对于由道德传统和法律所限定的“正出规则”的反叛（任何文化，都规定女子先婚后育，并对非婚女子的生育采取贬斥态度，认为只有女人和子女不能构成完整的家庭单位），并不体现伦理的意义，而是暗示着女人在爱的炼狱中的涅槃，所包含的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悲剧精神。

　　也许，永世的夏娃们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而前所要承受的比男人多得多。使得她们的性爱更是灵的。时常，女人借性爱力打破与所爱对象的隔离、孤立的僵局，把自己给予对方，并不是为了寻求肉欲的满足，而是希冀在两性合一的统一关系里，在一种新生的共存状态中，实现个人性的充实完满的自体感受，达到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她们的欲望常常是属情的。这里的两个女人——“她”和金巷谷的女孩儿，竟然拚命去爱同一个根本不值得那么去挚爱的性弱的男人，一个忍辱负重，一个慷慨殉情。她们为情爱所付出的与所爱对象的价值太不相称，让人觉得女人的某些奉献与牺牲十分可悲。王安忆就是在这样的可悲里，塑造了两种能够揭示性爱力之于女界人生某些奥秘的心理类型，使《荒山之恋》有别于一般的言情小说。

　　女人并非都倾心于坚硬的男子汉。象她那样独立性很强，并以母性融化爱情、用母爱包容一切的女性，情爱象是一双用心展开能够给人以庇护、能够被人所偎依的柔软温暖的巨大羽翼，永远与给予、怜悯、保护连在一起。

　　当社会的进步把女人从附属的地位变为独立的个体时，这种愿望更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这种心理类型的女性往往绕开那此过于自负、各方面都很强的男性一一她们不钟情于硬汉子，在这样的男子而前她们永远是弱者、依赖者，感觉不到自身温床存在的价值，更难以唤起女儿般的柔情，舒展开深厚博大的母性——在比较弱的男子那里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温床。对于她，爱情的先导不是一般女孩子家那种对男人的崇拜、羡慕，而是深深的同情。她与他结成伉俪之爱，是因为他女人般纤弱的气质中流溢出的忧郁打动了她少女的情怀，唤醒了沉睡的母性，“她愿意被他依赖，他的依赖给她一种愉快的骄傲的重负，„„也使她深厚的柔情和爱心有了出路”。她象个小母亲，熨贴着他少时留下的心灵创痛，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自尊，爱护着他的事业和前程，使他在溶入了母性滋养下，象一个瘦弱不堪的婴孩，一点点长大起来，强壮起男性意识。“他觉得，她的爱抚将他整个生命挽救了”，而且要一辈一子全心全意地对她好，回报她温柔的爱抚。但是，他的软弱使他不足以抵御婚外之恋的巨大诱惑。当他背叛了她，堕入新的情网，她的一切痛楚、怨愤却被博大宽厚的母性软化了，就象圣母高高地站在圣台上，怀着爱心接纳一个个肮脏负罪的灵魂。他的每一次堕落，都使她“忍住心里的苦楚，将他抱进怀里，„„求他魂兮归来，徒然地希望用自己的温暖召回他来”，乃至他为了婚外之恋弃绝了人世，她也不恨他，因为太心疼他而怀着宿命的怨悔。如此的挽救与谅解，并不是单纯出于传统妇女观中千方百计维系现存家庭秩序的利害考虑，更不同于旧式妇女那种软弱可悲的奴隶情感，而是为了在母性之爱的最完备的实现中，获得自体感受和自我肯定——“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自己的爱情的理想”——王安忆洞穿了许多女子为不配她们那样去挚爱的男人去牺牲、奉献的心理奥秘。

　　值得回味的是，母性的情感态度和为人准则，使她象一个被宠坏了的儿女们置于死地的可悲的母亲，本希冀以宽厚、温爱、良善校正人生，却反被人生的恶、冷酷、狭隘所报应。这不能不说是女子母性过剩所带来的适得其反的人生悲哀，也是一种象她这样的“褓姆型”女人的性格悲剧。如果女子们在向母性皈依的圣化情绪里，在母爱过剩的自体感受中，能少一点对于天性的屈从，多一点对它们的主宰与改造（当然，这样的改造不等于对天性的毁灭），或者使自己的行为带上几许“反天性”的意味，也许永世的夏娃们在性爱力面前获得更多的人的自由。其实，母性不仅是生物本能的，也是社会、文化的。人类社会学所暗示的人的本能的可变性，为人类母性的改造提供了可能。但愿经过几代、几十代妇女的共同努力，在社会高度发展、人性获得全面解放的未来，和母性相携手的永远是人间喜剧。

　　金巷谷的女孩儿则属于另一种心理类型。她喜欢在与异性的T情中实现自体感受、达到自我一肯定。因而她的行为带着某种对于在社会文化的限制之下，两性不能自由地屈服于原始冲动的反抗试探。她鄙薄文化习俗，在两性关系的各种周旋中玩乐人生，聪明地驾驭男人，在爱情的游戏里永远扮演自主的角色，表现出极强的征服欲。然而，爱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高度地体认到自我，同时又能高度地专心于他人，在一种自由的境界里达到两性合一。她的那种包括与丈夫在内的嬉戏式、T情式的爱，却有着无法弥补的内伤——不能扬弃与对象之间的疏离，在相互隔膜的孤立状态下更难以获得“自我投入”的忘形欢乐。于是，她倾心于T情的性习性衰疲了，“想找一个人让自己使劲爱爱，看看自己究竟能爱到什么程度”。由于这种强烈的自我投入的欲望，使她陷入了新的与社会文化相冲突的两性试探的险境，毁灭了自己，也断送了那个怯弱有家室的男人。她和他都是已经得到人生受戒的成熟的人，各自都有着曾为之而心荡神怡、自足自乐的婚姻，一旦在具有毁灭力量的性爱力面前斗胆进行两性试探时，便身不由己地解除了将夫妻关系范畴起来的文化禁忌，失去了对本能的节制。他便“明知她是逢场作戏却不由自主地被引动了心”；她确是逢场作戏，不料却“弄假成真”；互相的渴望“犹如大河决了堤”。她和他都忘形地投入了，却又因为都不是自由人，而不能达到自由境界的真正合一，于是，投入的愈深，就愈感到压抑的痛苦。人类婚姻和家庭的缔结本是复杂的文化引诱的结果，一旦打上社会的印记，就要在法律，道德等的认可中受到限制和干预。社会文化的这种近乎天命的力量，同两个斗胆解除了文化禁忌的人在性爱中盲目的推动力的驱迫下进行两性试探的行为尖锐冲突。她难以抗衡，深深的投入又总是伴随着与所爱对象在自由的境界中合一的强烈欲望，于是想用离婚摆脱困境。但她面对的是一个既舍弃不了她，又舍不得斩断与妻子、女儿所结下的血缘关系的男人，根本无法选择积极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爱——真正的自我投入，意味着自身对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的撇开。如果说最初的两性试探使她在积极的方面感受了自我投入的忘形欢乐和喜悦，那么两性试探的结果给她带来的却是消极方面的绝望与焦虑，她只能在与他“生不能同时，死同日”的殉情里，达成在生的现存中无法获得的自体感受，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她依照自己的愿望和方式结束了她与他的生命，有点像玩火自焚。她的悲剧，不能归结为对无爱婚姻的反抗，或为有价值的性爱献身这样的悲剧意义，而是昭示出社会文化使两性关系超过了生物本能的赋予和自然状态所潜在的人类不自觉地进行两性试探或反抗试探的危险，宣喻了社会文化与生命永恒的矛盾与悲剧冲突。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亚当夏娃以来，大多数的纷扰都是性的冲动作了渊源的，它是大多数悲剧的原因，不管我们所遇的是在今日的事实，或是过去的历史神话，和文学作品。然而纷乱事实的本身，就已指明有些势力在制裁着性的冲动；人并不是对于自己不可满足的欲望容易投降的，乃是创设了藩篱，制定了禁忌；而且藩篱和禁忌的势力非常之大，大得等于天命的力量。”（《两性社会学》）如此，在性爱力面前“节制自己的身体、节制自己的情感、节制自己的享乐纵欲”，“克制自己以保持我们的笃正”，对于女性也许是特别必要的。这是弗洛伊德的主张，他有一个关于升华的学说，强调对于情欲的控制和疏导对文化的发展及个人的性格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认为“经常压制自然本能的结果，反使我们获得一种优雅的气质”。金巷谷女孩儿的悲剧所揭开的性爱力之于女界人生的重要意义，恐怕就在这里。

　　我一直认为，女人在性爱力面前比男性更注重、更强烈需要的，不在于性本身，而在于一种关系。她们对于性爱中自然的接受性、持久的亲密性、充实完满的自我肯定性格外重视。可能因为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才使西蒙·波娃感叹：“男性的欲望急切多变，朝生暮死有如蜉蝣；一旦满足后马上就消失了。女人常常在这之后变成爱情的俘虏。这就是伟大的文学、诗词、音乐的主题所在。”（《第二性——女人》）应当说，这是一个属于女性感觉和经验的主题。《锦绣谷之恋》就蕴含了这样的主题。王安忆立基于对同类的“心相知”，在这样的题旨下展示出较为普遍的女性之爱的内在状态。

　　她和丈夫因为太认清彼此，夫妻间“早已将对方拆得瓦无全瓦，砖无整砖，”没有一点隐讳、秘密可言，“消失了性别差异”，也麻木了作为女性的全部感觉，却“既没有重建的勇敢与精神，也没有弃下它走出去的决断”，只是紧紧地互相捆绑着，锁闭在狭窄的小窝里，“相互糟践”，“太认清彼此常常会破坏爱情”（西蒙·波娃语）。因而世俗平庸、乏味的婚姻家庭状态，使源于爱者双方的彼此需要和渴望克服隔离，实现合一的亲切经验成为一种多余，爱情的贞洁性和永恒感也一点点被消损。一次庐山的邂逅，瞬时的恋情复苏了她已经麻木的感觉，“她以她崭新的陌生的自己”，“又体验到许多的崭新陌生的情感”，“重新发现了男人，也重新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女人”。虽然，她在锦绣谷之恋中所寻求的并不是性，而是一种关系。她与他（作家）在无言的缄默中彼此强烈的感觉，神圣的交流，吸引着她的首先是“一切都是几十年前就预定好了似的，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接受性关系。于是，她感到自己逃脱不了，“也不打算逃脱了”，全身心融化在那爱里。她时时神秘感觉着的，事事幸福地陶醉着的，同样是一种性爱中持久的亲切性关系，一种对于自己作为人和女人肯定和确认。正是这种寻求，使她（女人）一旦爱了，就不能不变成爱的俘虏，庐山的分手，实际上是她与他即时性爱的终结，她却依然渴望着、寻求着这种关系的延续，在苦苦的思恋中“焦灼得就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徒劳地等待着他的来信。他却蜉蝣一般永远地离开了，留下了一句谶语般真切的话：走吧，时间到了，要回去了！轻轻松松地告别了难忘的一切。她和他的爱仿佛雨后出现天边的一弯七色彩虹，很快就褪去了迷人的颜色，留下的是一片无际的空白，一段用回忆维系的五彩梦。即时性的爱制造出最美丽的幻觉，在极自然的接受性关系里呈现出充满亲密的诱惑，却终归要演变成逃离性、或蜉蝣般的爱。她不可能凭理智认辨这种爱，过度地将自我投入到即时经验中，在美丽的幻觉所临时架起的亲密关系的诱惑里寻求一种实在和永恒。这就不能不使她象天真的孩提执着地做着大人们不屑于认真对待的荒谬的游戏。纯然女性的感觉方式、锲入角度、叙述口吻，使这篇作品的男性主人公——作家处在陪衬的被感觉的地位，心理内容显得糊涂而抽象。他的情感形迹的来无影去无踪，则在作品中延宕出许多心理空白，使人感到他就像一只蜉蝣，爱的唤起与逝去同样那么轻易，淡淡的，没有清晰可感的痕迹。这之中似乎潜藏着一种象征的意味。与他相比，她的心理空间的显层次和潜层次均被充塞得满满的，描绘得具体可感、纤毫毕现，使人看到她（女人）一旦掉进爱河里（即使那是瞬时性的爱），便实实在在地燃烧起来，由于渴望和寻求的不是一时性欲的满足，而是一种具有自然的接受性、永恒的亲密性、切实完满的自我肯定性的情爱关系，她便成为那爱的俘虏，被情爱中的关系牢牢牵挂住。使女性之爱逝去很难，失望也最彻底的同样不是性本身，而是性爱中的关系（她对丈夫的失望，对作家的爱以及后来的淡忘，都是这样）。

　　王安忆把自己讲的“一个女人的故事”，称作“一个什么故事也没发生的故事”，显然不是在故意饶舌。她在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故事的宿命和虚无情绪里，暗示着一种女人命定的沮丧，又从这沮丧里伸展出女人打破伊甸园的天真而走向成熟的希望。她不是就眼看着这个做了爱情俘虏的女人，在一个早晨想通了一切，“平静下来”，认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踏着金黄色的秋叶“一个人没有故事地远去了”么？

　　当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主题，蕴含在被作为最后判定为“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里，以虚渺的不和谐音中悄悄溢出的是反拨的余韵。

　　本文试图用女性分析的阅读方法阐释《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并希望这样的批评文字能特别受到女性的关注或欢迎。但愿这初衷别落得空空。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