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

第一章 生命：朝向死亡的热战

　　生的伟大

　　2007年7月13日，刚躲过城管队员的一次围追堵截，我坐在北大未名湖畔的青石之上，继续卖自己自费出的第五部没有正规出版的《生的伟大》，卖书现场和前几日一样火爆异常。人来人往，在灿烂阳光之下，戏耍湖光塔影的青春乐园，孤独在我身边，灵魂思索着给了我能够感觉各种事物的生命。一个山东中学生旅游团在导游的引领下经过我的身边，看到我的红色条幅上的文字“信恒十二年青春文学力作，展现生命的力量”，他们好奇地围了上来，听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你们好，这是我的第五本书，它是我前四本的合集，包括散文和小说。这本三十万字的纯文学作品主要写我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生命感悟、读书过程、求学及生存状态。看看吧，这是一本有个性特色的个人文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我不知道语言模糊、神色从容的我能否让这群孩子听得清、看得懂，他们一个个表情严肃，拿起我的大部头书翻看。这是一个40人的团队，有37名同学争抢着买我的书，吸引许多游客围观，不宽的路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我蹲在地上给他们签名，斜侧着身子，双手握笔，起初还能题写一些激励他们的话，比如“成在一时，功在平时”“强者的生存是一种向上的争取”“生命本来就是成功”，后来我太累了，满头的汗水像刚被雨淋过一样，我像刚干过什么重体力活一般瘫软虚弱。我仍在坚持，导游老师都在催促不愿就此离开的学生，最后我只能签写笔名“信恒”两字。终于签完了第三十七本书，我在他们的簇拥下与他们合影留念，然后就此告别，把感动和激动藏在心里，挥手看着他们长长的队伍秩序井然地离去。我坐下来歇息，这样一直卖书到夜幕四合，湖畔的路灯亮起，我清点书本，记下今日售书60册，这是三年来在北大售书的最新纪录。感谢生命。

　　一个不完整不健全的生命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展示生命力是何等的顽强，何等的伟大？人应该在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寻找答案。

　　1975年一个严寒的冬天，北风呼啸而过。大风过后，天气异常寒冷，这就是我没有访问过的世界，它发生过怎样的人间悲喜剧，我对此一无所知。能让我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人，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并不仅仅因为她生了我，她把一堂名叫“艰难”的课贯穿了我整个的生命，从生命的刚一开始。

　　在东北一个偏远的农场，一个瘦弱的女人跪在灶台前正在烧火，挺着一个大肚子，在低矮的灶台前只能以这样的姿势，忙着烧水、蒸馒头。她刚下班回来，副业队的领导为她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工作：纺麻丁子。这是一个很细致的活，用手将麻纺成半个小指粗细的线绳，妈妈就靠这份工作养活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这时，丈夫也快下班了，他是场部的会计。我真恨他，怎么还不早点回来帮帮我的妈妈。是愤怒让我动了起来，妈妈感觉一阵阵的剧痛，而后大声叫唤，瘫倒在锅台前。

　　分场卫生所的医生被找来了，经检查妈妈的羊水已破，看样子她的第二个孩子只能“干生”下来了。当时我的脐带已经脱落下来，医生在帮妈妈试着生产，可是效果非常不好，而且相当危险。天已经完全黑了，得知消息后的爸爸急匆匆地找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拉着我的妈妈去场部医院。这是一个油罐车，妈妈和卫生所医生坐在驾驶室里，爸爸只能站在油罐顶上，冒着刺骨寒风，还差点摔下来。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妈妈躺在产床上不断呻吟着，医生护士围了一圈，又是一个难产产妇，连资深的男大夫都在一旁紧张地询问情况。那时候没有剖腹产一说，女人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挣扎生下她的孩子。事态紧急，医生征求父母的意见，万一不能顺利生产，保母子中的哪一个？妈妈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告诉医生：保孩子。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我一点儿都没有要出来的迹象，可能世界太冷，只有妈妈的子宫最温暖。使劲，妈妈在使劲，一个邻居老太婆对她说过，女人生孩子就像拉泡屎那般容易，真是扯淡。女人的那扇门在婴儿降临人世的一瞬间张大开启，在等那一时刻，痛苦难熬，对妈妈而言，这段时间就是整整一个晚上。脐带早已脱落，在赶往医院的油罐车里妈妈就尽力控制着，避免它耷拉在地。第二天八点多，我的一条腿先出来了，是站生。多有意思，我们姐弟三个来到这个世界都是这个姿势，都是先和这个世界有一腿的，这是我爱这个世界的最初表达吗？这种爱是多么直接啊。

　　妈妈已经精疲力竭，豆大的汗粒布满额头，我的下半身已经脱离了母体的保护，已经由不得我继续执拗下去。慢慢慢慢地，我的肚子、胸脯、肩头都出来了，那是什么颜色啊，紫而发青，是长时间头部缺氧所致。当我的头最后告别母体，完全降生下来时，我没有呼吸。

　　窒息，要命的窒息！窒息是我临盆时的惊悚体验，长成后的我对那种憋闷仍不堪忍受。上午十点的阳光是那么灿烂，一扫冬日的肃杀气息。可是我在窒息，正接受医生的人工呼吸，一个多小时，又把我放到氧气箱中，我才总算开始喘气了。妈妈被缝了几针，疼得汗水流尽，几乎虚脱，绽开一丝笑容，望着她这个要命的儿子，一个满脸褶子的小家伙，像个小老头。

　　亲戚们闻讯赶来祝贺，二姑更是稀罕地把软囊囊的我抱起，看我那标示家族荣誉的生殖器。我爸有五个兄弟，三个姐妹，爷爷住在他四儿子这里，此时和奶奶正在我家里等着抱孙子呢。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被二姑这么一抱不要紧，我受了寒，突然发起高烧来，四十多度持续不退，伴着面部抽风，全身痉挛。妈妈刚脱险境，又逢凶事，望着抽风抽得小嘴歪斜的我，悲从中来，眼泪潸然而下。医生护士们又忙活起来，给我打退烧的吊针。我出生足有七斤半，身体肉乎乎的，不好发现血管，便往脑袋上扎。技术不高的小护士左一针扎不上，右一针扎不上，拿我的头当鞋底子纳针。妈妈见状只有以泪洗面，泣不成声，那一针一针哪是在往我脑袋上扎，分明是在往她心上扎。由是这般，我仍不见起色，小孩烧到如此程度，眼看是活不成了。大夫也劝爸妈放弃，别再浪费时间，让我多遭罪。妈妈只是无力地摇头，哭啊哭，我这个逆子给她带来了多少眼泪？妈妈不算计这个，她在心里默想的是，孩子啊，等你夭折了，妈妈给你一床崭新的小毛毯，好好地送你一程，你没有吃到妈妈的一口奶水就要走了，妈妈对不住你……

　　妈妈是北京知青，因为受不住姥爷的暴躁脾气，63年毅然决然地来到黑龙江农场垦荒，姥姥执意挽留都留不住妈妈的一颗受伤的寒心。妈妈恨姥爷，因为姥爷对姥姥不好，对妈妈更不好。妈妈小的时候，做作业做不好，姥爷的大耳刮子就会忽到妈妈的头上，一有什么失误和错误，就会被当门罚跪，而且不让吃饭。姥爷仗着自己在北大地球物理系工作，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飞扬跋扈，姥姥忍气吞声，把家里不多的面食让给姥爷，自己就着酱油汤啃窝头。妈妈被姥爷打怕了，报名去边疆时义无反顾。

　　虽然妈妈身体矮小虚弱，但干起粗重活来一点不比别人逊色。67年和来自山东的爸爸结了婚，由于经验不足流过两次产，四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怀姐姐时爸爸经常用自行车驮着妈妈上下班，有一回在路上爸爸把妈妈甩到了沟里，竟然没事似的继续吹着口哨向前骑。等到觉察车子变轻，回头一看，妈妈正坐在沟里拍着大腿边哭边骂王八蛋父亲。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姐姐七个月不到就早产了。我比姐姐小四岁，在母亲肚子里比姐姐多呆了一个月，呱呱坠地竟被判了死刑！刚经历一昼夜的艰难生产的妈妈怎么能经受起如此巨大的打击，天塌了，母亲扛不起。

　　看着我歪歪着小嘴脸难受的样子，妈妈锥心刺骨，眼睛哭红了，布满了血丝、血圈。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母亲被好说歹说劝回家了，留下我大姑的女儿照看一下我，等我夭折时也好有人报个信。伤心欲绝的妈妈被无可奈何的爸爸搀扶回家，跟爷爷奶奶说明了医院的情况。不想爷爷闻言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爸爸妈妈撇下我不管不顾、自行回家的做法。看到爷爷吹胡子瞪眼睛怒不可遏的凶恶样子，爸爸害怕地埋下头，妈妈委屈地掉下泪。

　　又经过一个昼夜，我从死亡线上返回人间，是生命力本身的强大，让我命不该绝。还有多少的苦要吃，还有多少的罪要受，我还没有吃过苦，我还没有受够罪，老天怎么可能特许我，就此离去？我活过来了，没啥了不起地活了，这却是我生命里的第一次成功。我没有资格骄傲，因为，生命本来就是一种成功。

　　三十年后，我坐在北大未名湖边，博雅塔下，在自己支立的简陋书摊前，与我的读者们亲切地交谈。我告诉他们，我现在的残疾是从一出生就有的，那是无法挽回的先天性疾患。七天，我在医院了呆了七天，其中一天夜里突然病危，赶紧叫爸爸过去，爸爸骑着自行车，在野狼出没的夜路上疾驰。到了几十里之外的医院已是深夜，我还在打着吊针，并未脱离生命危险。爸爸顿了顿，眼睛始终盯着我，对身边医院的锅炉工说：“死了，就把他烧了吧。”

　　几天后，我并没有成为锅炉房的燃料，带着药水和针眼回了家，继续打针治疗。青霉素一针接着一针，头都被摁扁了，我那条先生出的腿始终是茄子色，不见好转。一个有经验的老家属见状对父母说：“别给他打针了，用热毛巾敷一敷那条腿。”父母照做了几次，我的腿才恢复了人色。

　　刚有起色，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不会吃奶。妈妈多次把乳头放进我的口里，我不是含不住，就是不会嘬。这可怎么办？这孩子竟然笨到不会吃奶？那可怎么活？总不能像在医院里天天打葡萄糖吧？不行，一定要让他学会吃奶，这是一般小孩的天生本领，我却要被妈妈强行灌输。妈妈把乳头坚决地伸进我嘴里，用手辅助，挤压奶水，费了好多的力气和功夫，才让我勉强会吮吸了。当我长出小牙时，妈妈的乳头经常被我咬破。

　　条件不好，营养不良，也不能教人拒绝成长。可是我的成长似乎总比别人慢很多。学会翻身、卧、爬、坐、站、走、说话，都比一般小孩慢得不只半拍。当我能顺利地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一岁半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弓着腰不敢迈步的样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起话来不清不楚。妈妈一直都在纳闷地观察我，发现我胳肢窝软软地，拎起胳膊毫无力气，当时以为是缺钙，于是就打钙针。这并没有改变我的一系列状况，我仍是一个“慢”孩子，走路，说话，做一切活动都是。一些老家属说，没什么，孩子有这样的，大大就好了，不必担心。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我就被放任自流了。

　　也许是我在童年的意识里感受到什么奇异的东西，也许是我给未来的日子预言了不幸和悲伤，我对世界的初步反抗就是哭，大声的哭，长久的哭，狠命的哭，绝望的哭。嗷嗷地哭，哇哇地哭，我的哭带有某种邪性，抑或是神性。我常常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往死里哭，越劝越哭，越哭越响，哭累了，就睡了。不会说话时常哭，会说话后还哭，我姥姥说我是哭巴精。他们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我看到一个无头的小白人在窗前欢快地舞蹈，我的哭是给它伴奏的音乐。我哭了很久很久，哭到长大成人，得了干眼症，泪腺不能分泌足够的泪液，终于不再痛哭。我丧失了哭的本能，这是返祖现象。当我决定重新学会哭时，从我的眼里流出一滴精液。人们叫我装哭。

　　哭，不是我对世界的抗议声音。笑，才是我对人们的最大贡献。我家有一张黑白全家福，我是三个孩子中唯一笑对镜头的。那种笑，天真无邪，发自内心，充满神秘和震撼力量。而实际，我的笑是被闪光灯刺了一下眼角，而引起面部改变的物理现象，只是这种外部的物理机制能引发我心灵深处的化学反应，其催化剂来自：爱。

　　爷爷是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人，这是有证据的，他没见到我就开始爱我，表现在对父母的发怒。当爸爸妈妈回到家里，把我留在医院观察，爷爷问：“孩子呢？”爸爸说：“在医院里。”爷爷问：“死了？”爸爸说：“还没有。”爷爷“啊——”的一声，气得直跺脚，“没死你们就回来了？！”那凶煞的面孔，恶毒的语言，似乎在深深诅咒我的父母，令母亲每每想起都觉得心惊胆寒。其实它传达出来的简洁信息就是，他爱那个未曾谋面的孙子，胜过爱我的父亲。

　　爷爷对我的溺爱是无以复加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动我一个小拇指头，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不论我以何种理由提出怎样的要求，爷爷都竭尽所能地满足我。对一个人好若能都像爷爷对我那样，爱才有完整和无私可言。爷爷是我最最温暖的记忆，构成我情感世界的底色，尽管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理解这种爱的全部内涵。我五岁前的少量回忆愿意全部着落在爷爷身上，一个健壮的山东老头，头戴蓝灰色旧鸭舌帽，黝黑的面庞爬满慈祥的皱纹，花白的山羊胡须随风飘扬，口里含着一个长烟锅，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火星一闪一闪，照着他身边一蹦一跳的我。我趴在爷爷厚实的背上，用脸感受他被太阳晒热的后背温度，爷爷没有说一句话，驮着我悠悠达达，孩子和老人的世界就是这种无声的世界。五岁前，爷爷和我同在，我记不起他的声音，记不住他的话语，多年后我在他的坟前焚书做祭，也不曾说一句话。

　　三岁时我的残疾症状明显起来，走路七摇八晃，慢慢腾腾，说话像含着东西，含混不清，拿东西抖擞颤动，抓物不稳。爸妈猜想，这是我出生时落下的毛病，是胎位不正导致大脑长时间滞留母体内造成脑部缺氧，后来又连续在头部扎针致使脑神经受损，支配四肢和语言的神经出现机理性病变，导致平衡感和协调性出现功能性障碍。这意味着，我在以后的日子行走、做事、说话都要极力克服由先天性脑神经挫伤留下的后遗症。当我颤颤巍巍地走到炕前，将一碗吃食得得瑟瑟地端给爷爷，又抖抖擞擞地给爷爷盖好被子时，在场的所有家人都大概清楚了等待我的未来将会是什么。

　　爷爷的病越来越厉害，由起初的半身不遂，到后来就是全身瘫痪，不会说话，不能自理。爷爷在我家住，当然大多时间由母亲照料。当母亲要给他清洗全身，换下污浊的尿布，爷爷起初不好意思，半遮半掩地躲避着。妈妈耐心地说：“爹啊，我是您的媳妇，和您的儿女一样，我不伺候您谁伺候您？”爷爷才慢慢顺着妈妈了。妈妈日以继夜的辛劳成就了爸爸的孝名。爸爸工作繁忙，姑姑大爷小叔也是偶尔来看看。二姑更有意思，来了后竟然不敢进小屋，害怕单独和爷爷待在一起，硬要急着做饭的妈妈陪着她才好。妈妈数落我二姑：“那不是咱爹嘛，自己的亲爹有什么可怕的！”看来，爷爷生病选择到他四儿子这来，应当有他的道理的。他的四儿媳能给他喂汤喂药，端屎端尿，是给他养老送终最合适的人。

　　1981年10月8日，寒秋，我时年五周岁，爷爷因脑溢血溘然长逝。在他生病瘫在床上的不到一年时间里，除了医院就住在我家的小屋里，是爷爷点名要到四儿子家终老。爷爷临行前紧紧拉着妈妈的衣角，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我。妈妈哭着说：“爹，您放心去吧，有我呢，我会照顾好您的这个孙子的。”爷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亲戚们都来送葬，有很多人围观。爷爷的棺椁是深栗色的，在阳光下又显紫黑色，我的大爷和表哥在里面糊了厚厚的报纸，爷爷周身着白，安详地躺在其间。爸爸跪在棺前低头恸哭，二姑和小姑号啕大哭。我还不到六岁，爷爷就舍我而去。我以后都不能再见到他，陪伴他，让他疼爱，我头一回感到什么叫悲伤。大娘要把我抱走，我以为这是众人拒绝让孩童参与这盛大的悲剧，凭什么就不许我分享这喜庆的悲伤？我在大娘怀里狂乱地踢腿，试图摆脱，其实是我掩饰告别爷爷时悲伤的一个动作。我哭得很无助，还是和爷爷在时一样没有声音。为什么？爷爷就不曾给我留下一句话，所有的话语都成了转述，唯一清晰的是爷爷一成不变的慈蔼容颜。

　　爷爷去世后，我就跟着姐姐玩，尽管她不怎么爱带我玩，但是抵不过我以哭当武器来要挟她，我一哭，妈妈就骂她，她就不能甩开我了。她狠狠地拽着我，避过妈妈的视力范围，对同伴大叫一声“跑—”便将我放开，向远处跑去，我在后面一边蹩脚地跑，一边嚎啕大哭……不过姐姐也很护着我。有个叫刘英的女孩仗着比我大几岁，把我打哭了，有人快跑去告诉我姐：有人欺负你弟弟了！我姐一听，火冒三丈，急匆匆赶来，特狠，抓起刘英的头发，连撕带咬，把刘英打得哭天抹泪，哈喇子流了一大滩。后来她妈领着刘英找我妈告状：打俺几下也就得了，干吗咬俺呀！我妈痛斥我姐，我私下里得意地笑。她帮我报了仇，证明我们到底是血缘关系，砸断骨头连着筋。

　　我三岁那年，妈妈怀胎九个月，又生了一个弟弟，这是计划外生育，政府不让要。妈妈被迫一把一把地吃堕胎药，弟弟后来的皮肤不好，就是被药片打伤的。妈妈生弟弟同样难产，也被缝了好几针，也是站生，和我当年的生日仅隔一天。我出生时的重量是七斤半，弟弟是八斤，当时都算巨胎。给弟弟做人流时格外危险，妈妈在手术台上突然心脏病发作，脸色煞白，弟弟得以保全，才没被残忍地扼杀于子宫之中。换句话说，是妈妈的突然发病保留了弟弟，在《青松岭》的歌曲中，一个跟我抢妈妈的宠爱的男孩来了，那以后我就经常挨打，直到我小学毕业。

　　我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经常做一些捣蛋的事情。姐姐说我癞，弟弟说我坏。我上托儿所时耍赖使坏，一旦被托儿所阿姨发现，或被小朋友告状，我就会被关进盛煤用的小黑屋子里，以示惩罚。我非常害怕那种黑暗的惩罚，但这不能阻止我继续做坏事。其实这些没有文化缺乏爱心的阿姨的手段并不高明，这无非培养了孩子们不健康的恐惧感。她们的有些做法甚至相当野蛮，在午休时对付那些不肯睡觉、又哭又闹的孩子的方式就是，用被子一下蒙住孩子的脸部，双手摁紧被角，直到被底哭闹的孩子哭累了，累睡了，才将被子掀开，此时孩子已经是浑身大汗。该死的阿姨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同伴，让我看了心有余悸，因为在出生时我就领略够了那种要命的窒息感觉。我害怕窒息，喝水被呛，脱衣服被套住头，永远不能潜水、游泳，窒息是我足以致命的伤疤。

　　我可以用卖乖、装睡来逃过托儿所阿姨的迫害，可是我的弟弟却没有我这样的幸运。爸爸出差的那个月，妈妈照常上班，姐姐上学，我和弟弟送托儿所。那几天妈妈发现弟弟总是呼吸不畅，流清鼻子，还时有抠鼻子的小动作。妈妈以为他是鼻炎又犯了，还教育了他的小动作。几天过去，弟弟仍是这样，妈妈决定一窥究竟。到了晚上，农场断了电，妈妈点了腊让姐姐端着，来到熟睡的弟弟身边。妈妈用从邻居家借来的耳挖勺，探进弟弟老流清鼻涕的那只鼻孔里，轻轻地抠着。突然耳挖勺被什么牵住了，是大鼻牛吗？不像，似乎很硬，慢慢地往外拖，我们一家人屏住呼吸。几分钟的时间，一颗硕大的瓜子从弟弟的鼻孔里被拖了出来，瓜子已经被泡得肿大，显然是有些时日了。妈妈的眼泪蓦然间落下，义愤填膺。这就是托儿所阿姨照看下的孩子，妈妈要把这颗瓜子交到领导那去讨个说法。

　　无独有偶，我弟弟在托儿所所遭的罪不止一次。弟弟在托儿所热炕上烙伤的P股发炎溃烂，使弟弟坐卧不宁，弟弟很坚强，只是小声呻吟和抽泣，这让妈妈更加心疼，看着弟弟幼小的身躯惨烈的伤口，妈妈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她用紫药水给弟弟涂抹溃烂的P股，让前来探亲的小姑看到，忍无可忍，又一次把托儿所阿姨告到了地方政府。这些阿姨不仅欠缺教育儿童的科学方法，更缺少对孩子的爱与耐心。我不知道这些事最后怎么不了了之的，我只记得此种恶性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倒霉的弟弟这一次浑身不自在，欲哭无泪，妈妈一边嗔怪他的别扭，一边抖落他的内衣，才震惊地看到，一条几寸长的黑蚰蜒赫然从弟弟的身上掉下来。

　　我的小弟可说是受尽了托儿所的荼毒。那时我哥俩最大的盼望就是听妈妈宣布今天可以不去托儿所。在爸爸妈妈上班，姐姐上学，我和弟弟在家看家的自由时间，我和弟弟扮演起了各自的角色，玩起过家家来。通常是英雄武斗、战争枪战一类的题材，我们没有什么玩具，就用家里的日常用品作道具，一把铁铗子就是手枪，一只烧火棍就是宝剑，叠好的被子就是战马，几颗糖果就是灵丹妙药。在这个虚幻的游戏世界里，我们玩得非常投入，有时入戏太深，常常被自己的预设死亡感动得惆然涕零。我常常被弟弟在戏中唤醒，他告诉我：这不是真的。然后一齐扑向下班回来的妈妈，刀光剑影，抛诸脑后。

　　劫后余生的弟弟在托儿所被传染上了肝炎，妈妈揩干眼泪，请假带着弟弟去场部住院了。弟弟从小就很能忍耐，打针的小护士连轧数针都没有扎进血管，弟弟终于忍不住了，蹙起小眉头，不乐意地哭了。妈妈生气了，把护士长找来解决问题。护士长没令妈和弟弟失望，一针下去，弟弟舒了一口气。我听到爸爸回来跟我描述弟弟忍受疼痛的坚强，我就在想，如果轮到我，我也会像弟弟一样坚强。

　　坏事不禁念叨，弟弟病愈出院不久，就把肝炎传染给了我，当听到肝功化验结果是，我也要住院打吊针了，我当时就被吓哭了。天知道我有多害怕被扎针，况且我和弟弟不一样，扎针时我的手根本控制不住，不由自主地抖动，将给我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疼痛。果不其然，在妈妈带弟弟住院后，爸爸带我住进医院，虽然打吊针没有我想象的那般恐怖，但还是出现了鼓针现象，是在临打完前爸爸放松了对我手的控制，我动了一下，近两个小时的针就算白打了。爸爸很生气，我很害怕他发怒的样子。

　　有时候爸爸对妈妈发火却是为了我，那我也同样害怕他怒眼圆睁的凶相。我在夜里经常哭，妈妈为了不让我的哭影响到弟弟睡觉，便恶狠狠威胁我不许哭，我仍旧委屈地啼哭不止，她就过来用手堵紧我的嘴，让我的哭发不出声来。此时夜深，爸爸打夜班归来，在窗前隔着窗帘辨清了母亲的所作所为，大为光火，进门后就向我的母亲扔枕头，睁大眼睛冲母亲喊：“你要把他憋死吗？”妈妈没有被枕头砸疼，却被父亲的暴怒吓哭。妈妈愈加恨我，经常打我。我不堪忍受母亲的暴戾，竟然到派出所沈叔叔那里告我妈虐待我。同为北京青年的沈叔把我领回家，这成了我自小英雄的一项光辉业绩——竟是状告自己的亲娘虐待自己！我经常告诉别人，在妈妈那里，弟弟是心上的，姐姐是肝上的，而我——这个本应最受优待的残疾弱子——却是她的肺上的。心、肝是宝贝儿，不关肺的事。

　　我很早就养成了跟家人分餐的习惯，他们嫌我吃饭不利索，继而觉得我吃饭很脏，我又不会使筷子，不会给自己夹菜，其实是他们怕我夹不好，弄得满世界都是。于是，妈妈给我用单独的勺子和碗，把饭菜拌猪食一样掺合起来给我，我和他们同桌吃饭，但我是独立的王国，谁的筷子都可以给我夹菜，但谁的筷子也不愿意从我碗里叨菜。这就是我良好的分餐习惯。不过，收拾饭碗时，妈妈的通常做法是，把所有要倒的剩菜剩饭，连同桌上的鸡骨鱼刺，残羹冷炙，一股脑地划拉进我的饭碗，那时候我觉得我和猪的待遇并无二致，我的饭碗就是个小型猪食桶，现在叫垃圾回收站。这是很伤我自尊的一件事，姐姐和妈妈还不断拿此说事、强调。我装作若无其事、无所谓的样子，心下决定，要做出更伤自尊的事，让这件比较伤自尊的做法看起来就不值一提了。埋下这个心思，真正实践起来却是很久以后了。

　　从小到大，我的身体都很虚弱，大病小病不断，发烧感冒更是家常便饭。疾病是培养一个人承受能力的最好的功课，我的坚强和耐心就是通过这门功课而获得的。反顾童年岁月，我所遭遇到的艰难困苦还不如弟弟所遭受的那样沉重，那般深刻，虽然上天给了我不太灵便的身体，我依然应该感谢生命，因为从某种程度说，我的残疾正是得天独厚。我的童年绝大多数时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还有一些稀微浅淡的印象。

　　印象之一就是我的姥姥，她是在我弟弟四个月的时候才由一个上海青年从北京带到东北我家。妈妈是个泼辣的女人，生我们几个孩子几乎没有做月子，不是早早地工作，就是忙着下地干活。上有老伺候公婆，下有小照料儿女。我奶奶没看到弟弟就去世了，我爷爷在我小姑家住着不太顺心，半夜不舒服敲墙都没人答应。第二天，爷爷吐血，被送进了医院，半身不遂，摊在了床上。从此妈妈就担起了为他养老送终的重担。

　　姥姥的到来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一些母亲的重负。姥姥爱干净，和脾气急躁的妈妈常有争执。姥姥对我这个说话瓮里瓮气，走路一瘸一拐的外孙并没有特殊的照料，或许是我已经记不得和她老人家发生的故事。姥姥平时是很严肃的，只在笑起来显得慈祥。她特别爱听我模仿粤语唱出来的《霍元甲》主题曲“分髓掰脸，国人渐已醒……”一听我这超级模仿秀她就笑，高兴的样子很像妈妈。

　　在我们相处的这段不长的日子，姥姥给我们讲过一些带灵异色彩的故事。那时候我的妈妈还小，姥姥的妈妈十分疼爱我的妈妈，经常把平时攒下的为数不多的好吃的藏在被窝里，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拿给妈妈吃。我姥祖是个十分利整的北京老太太，家住清华园这边，那个年代此地还属于郊区，周边杂草丛生，时有狼出没，狐穿行其间。姥祖家里就经常闹狐仙，半夜里茶壶盖突然立在桌角上，像个陀螺一样急速旋转起来。这时姥祖并不大惊小怪，她平静地盯着在桌角旋转的壶盖，似乎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壶盖渐渐慢下来，缓缓停下来，不偏不倚，差之毫厘便落在地上。姥祖拄着拐棍走过来，对作祟的狐仙说了一句：“玩够了吧。”然后把壶盖重新放到茶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