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二卷）

第二章 唐朝（三）

　　刘建锋得了潭州（今湖南长沙），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盘，停止流窜。不久，刘建锋被部下所杀，众将推马殷为首。这时是唐乾宁年（896年）。马氏割据湖南，就从这时开始。马殷在唐末是武安军节度使。后梁建国，封马殷做楚王，才有楚的名称。马殷在位35年，名义上先后做过唐、后梁、后唐的藩臣，事实上是独立的割据者。

　　唐末的湖南，小军阀纷起，各据州。马殷开头只有潭、邵（今邵阳）两州，湘南的衡（今衡阳）、永（今零陵）、道（今道县西）、郴（今郴州）、连（今连县）以及西部的朗（今常德）、澧（今澧县东南）等州，都有人各占方。9世纪末、10世纪初，马殷攻灭群雄，才全部占有湖南。此外，他还攻占过岭南的几个州（今广西北部）。

　　马殷得了湖南，与谋臣高郁商议立国的方针。高郁劝他尊重中原的朝廷，取得封爵；休兵息民、发展生产，积蓄力量。

　　代十国马殷接受他的主张，提倡造茶、种桑、养蚕，使人民纳税时用帛代钱，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这与吴国徐知诰、宋齐丘的办法相同，都以休养生息为着眼点。马殷特别注意发展商业，收取商税。他同中原王朝保持了朝贡关系，便可以在京师以及襄（今湖北襄阳）、唐（今河南唐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州，设立邸务卖茶，获得巨额的收益。在这方面吴与中原对立，就无法办到。这是官营的商业。马氏也提倡民间自己造茶，让商人贩运销售，向政府纳税。史籍说马氏“不征商旅，由是方商旅辐凑。”大约除税茶以外，其他货物都不收税。马氏境内行使用铅铁铸造的钱，客商带出境外，没有用处，都换了土产而去。

　　湖南境内的产品，特别值得提下的是瓷器。湖南长沙窑首创多彩瓷器。晚唐、代时，长沙、衡阳带的制瓷手工业仍继续发展。代的墓葬中出土很多碗、碟等器皿，多系白瓷，釉色白中泛青，胎薄质精。长沙窑的产品在国内外多有出土，客商们买的土产，瓷器显然是不少的。

　　这样，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人们的生计，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比较充裕。

　　南方沿海的闽和南汉闽的建立与农民起义有直接的关系。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河南有个屠夫王绪，他聚众起兵，攻占固始。固始县吏王潮出身农家，智勇双全。他与兄弟王审知投入王绪军中，做了军校。王审知便是日后闽国的创建人。

　　王绪怕被秦宗权并吞，引兵南下，流动作战，经江西进入福建。从他们活动的情形和史籍上所记王潮“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的话来看，这支军队是支农民起义军。

　　王绪不善用人，对于有才能的将校，怕他们反对自己，常常借故杀害。光启元年（885年），王潮利用众心不服的机会，设计把王绪擒住，夺得了部队的领导权。王绪被禁闭了阵，便羞愤自杀。

　　王潮带兵，纪律极为严明，不但深得兵心，也受到福建人民的拥护。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居民听到王潮的军纪严明，便要求他前去讨伐。光启年，王潮攻克泉州，就把那里作根据地。他招合流散的农民，减轻赋税，面整军经武，形成了支新的地方势力。

　　景福元年（892年），范晖做了福建留后，暴虐无道。王潮乘机进攻福州。泉州人民自愿捐献粮食，补助军费，可见他确实受到人民的拥护。第年，王审知攻破福州，从此王氏占有福建全部，闽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但是王潮的身份只是唐朝的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年底（898年初），王潮去世，审知接替了他的官职。后梁开平年（909年），朱温封审知闽王，才有闽国的名称。

　　王审知统治28年，至后唐同光年（925年）去世。王氏弟兄崛起于起义军之中，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自己的生活较为俭朴。他们注意选择地方官，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他们两人在位的30多年中，福建境内始终保持着适于发展生产的条件。

　　王氏兄弟特别重视沿海的商业。他们免除繁重的商税，鼓励海上贸易。福州、泉州两地，船舶出入频繁，从此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古代海外进口商品，很多是香料、珍宝等贵重货物。王审知的侄儿延彬，在泉州30年，发展海上贸易。人们都把他叫做代十国“招宝侍郎”。

　　王审知还厚待流寓福建的士大夫，设立学校。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从福建往南，广东和广西的部分，有刘氏的南汉。南汉与吴、吴越、楚、闽、前蜀不同，建国的首脑不是草莽英豪，而是上层的地方长官。

　　南汉建国者刘隐的祖上，因经营商业，从北方迁居泉州。刘隐的父亲刘谦弃商而官，到广州做牙将，向社会的上层爬去。他娶节度使韦宙的侄女做妻子。韦氏是名门大族，韦宙本人做过宰相。刘谦配了这门高亲，社会地位又上升了步。韦氏愿与员牙将通婚，显然是受了南海富商财产的吸引。然“婚姻不问阀阅”，毕竟透露了时代变迁的消息。

　　刘谦后来做了封州（今广东德庆）刺史，死后，刘隐继承了他的官职。乾宁年（896年），唐宗室薛王李知柔到广州做清海军节度使，被叛将所拒。刘隐镇压了叛将，保护李知柔进广州。从这时候起，刘隐事实上已经是“南霸天”了。但历史上或以刘隐做节度使，或以刘隐的兄弟刘龙天称帝，作为南汉的始年。前者是唐天祐元年（904年），后者是后梁贞明年（917年）。

　　从上面所叙的事实来看，南汉的统治是从富商、名门、官僚地主的结合中产生的地方势力。

　　刘隐曾被朱温封做南海王。死后，兄弟刘陟继位，他见中原多事，就自己做起皇帝来了。他造了个字，上“龙”下“天”，读“俨”，做自己的名字，国号先叫大越，后改为汉。

　　南汉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兴革。这原因很简单：唐末农民起义军虽曾进入广东，但很快就撤走，影响不大。唐军也没有与起义军在这个地区打过大仗，战争的破坏也不显著。这个从统治阶级上层产生的地方势力完全照老规矩办事，根本想不到有兴革的必要。

　　反之，从唐朝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看来，在海鼎沸的时候，岭南却是块安全的“乐土”。南迁避难的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官的，也都在此落户。这对传播中原文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另方面，却使岭南成为旧的传统势力最浓厚的地区。王定保和赵不允的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刘龙天其人，极为残酷，把用毒刑杀人当做戏乐。但是他对“清流”、“甲族”，偏偏极为迁就。他要做皇帝，怕王定保反对，故意把他派到荆南去。定保回来时，刘龙天已经登位，还怕定保有看法，派人探他的口气。定保却说：“建国当有制度，我看见城门上还挂着‘清海军’的匾额，岂不要被人耻笑！”刘龙天听了，方才放心。赵不允在南汉建国后，觉得自己当了个“伪国”的大臣，直闷闷不乐。刘龙天知道了这情况，特地派人到中原，把住在洛阳的赵氏家属，全部接到南方。赵不允因此感激涕零，才死心塌地做南汉的大官。

　　刘龙天对王、赵人的态度颇为宽厚，目的在于争取“清流”、“甲族”的拥护，也就是尊重传统势力的表示。刘龙天的毒刑名目繁多，或把人投入汤镬，或把人放在烧红的铁床上烤炙，或把人开膛破肚、肢解屠割。但是对于这些人，他却并没有甚至没有想到用这些东西来进行威吓。

　　南汉政权的设施，促进了海上贸易。

　　刘家原是南海富商，刘隐弟兄称王称帝后，贪欲更加发展，竭力搜罗南海珍宝。这代十国种商业纯粹是为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服务，但广州这个港口日益繁华，毕竟是件好事情。

　　交州（今越南北部）本来是南汉静海军。937年，节度使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羡杀死。

　　次年，牙将吴权攻杀矫公羡。南汉主以助矫氏为名，想打败吴权，派自己的儿子做节度使。939年，吴权打败南汉军，称王。这是越南吴朝的开始。

　　南方国，是唐末和后梁时秦岭淮河以南的主要割据势力。实际上这几十年的情形非常复杂，许多地方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割据者，时起时灭。

　　闽、楚灭亡和留、周氏的兴起闽的王审知、楚的马殷，出身的低微、施政的清明，都相仿佛。两人的后嗣，反先人之道，荒淫暴虐、自相残杀，走的道路也完全样。这两个割据国家，都被南唐灭掉，又都不是南唐消化得了的。留从效占有漳、泉，周行逢重占湖南，两家都是代后期的新割据者。

　　后唐庄宗同光年（925年）王审知死后，20年间，闽国换了5个国主，其中延翰、延钧、延羲、延政，都是审知的儿子，只有延钧由儿子王昶继位。这5个人，除延政投降南唐外，又都死于宫廷事变之中。

　　延钧杀死兄长延翰，自立为国主。他迷信鬼神，想先做60年皇帝，再升级当“大罗仙人”。他用薛文杰做国大使。薛文杰专门打听民间阴私的事情，罗织成罪，没收财产，塞饱私囊，并供应延钧挥霍的需要。这个国主在位9年，便给儿子谋杀了。

　　延羲夺了侄儿的位子，又与兄弟建州节度使延政，发生混战。这对弟兄都是福建人民的死敌。

　　延羲曾想惩办泉州刺史余廷英。余廷英送“买主钱”1000万赎罪。延羲嫌少，问：

　　“皇后的土贡何在？”余廷英马上再送1000万。延羲满意了，就不治他的罪。国大使陈匡范增加商税几倍，每天献上大量现金，供延羲挥霍，延羲竟称赞他是人中之宝。

　　延政在建州称富沙王，改国号叫殷。他最信任的杨思恭，专门想办法盘剥百姓，山泽田亩、鱼盐蔬果，没有样不加税。人民替他起个外号，叫做“杨剥皮”。延政和延羲混战，福州与建州之间受到的破坏很严重。后来，延羲被部将所杀，延政似乎可以据有福建全部了，但是这时，南唐开始进攻福建，闽国终于灭亡。

　　南唐军队初到福建时，人民很是欢迎。这就是王氏暴君统治的结果。

　　南唐军队的所作所为，使福建人民大失所望。于是降唐的闽国将领留从效占有漳、泉，通知南唐守将：“泉州租税不多，只够自给，不烦大军久驻于此！”接着，不管他是否同意，便在郊外设宴饯行。唐将兵力单薄，只得撤走。

　　留从效出身士兵，了解民间疾苦，又是泉州本地人。他生活朴素，与民休息，因此漳泉隅，在代末年，情况较好。他在公元947年送走南唐驻军，到962年（宋太祖建隆年）病死，踞有漳、泉15年。部将陈洪进继任，到南唐亡后，把辖境献给宋朝。留、陈两人在名义上都是南唐的清源军节度使，历史上也不算在十国之内。

　　留从效很注意发展海外贸易。《留氏族谱》说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输出手工业品，换回来的东西有贵金属在内，这是对国内经济有利的贸易。泉州被后来的外国旅行家叫做“刺桐”。泉州城郊遍植刺桐，就是留从效时做的事情。从代十国晚唐代直到元末，泉州港直兴旺发达，留从效起了促进作用。

　　楚的马殷死于后唐长兴元年（930年），活了79岁。他晚年衰老不能理事，儿子希声掌权。希声中了荆南的反间计，剥夺高郁的权力，又把他杀掉。马殷知道了，号啕大哭，不久便死了。希声在位2年而死，兄弟希范继位。

　　希范在位15年（932—947年）。他大兴土木，造会春园、嘉宴堂、龙殿、天策府，珠帘绣幕，墙壁轩楹都用金银装饰。经费不够用，便大增赋税、出卖官爵。人民犯了罪，富人罚钱，强壮的当兵，只有穷而且弱的人受刑。马殷时政治比较清明的状况完全改变了。

　　希范死后，希广继位。兄长希萼和他冲突，从朗州进攻潭州，希广被俘而死。朗州兵破潭州时，杀人放火，大抢3天。潭州的公私财物不变成盗赃，便化为烟尘。希萼与希崇又互相攻击，湖南越来越乱。两人都想依靠南唐的援助，南唐军便乘机灭楚了。

　　后周广顺年（952年），湖南将领刘言等赶走唐军。不久，众将争夺权力，连续演出几幕互相残杀的惨剧。刘言、王逵相继被杀后，周行逢掌握大权、杀戮异己，才恢复了平静的状态。

　　周行逢出身低微，注意选择廉明的官吏，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的女婿想做官，行逢不肯给他做，说：“你的才干不能称职，还是回家种田的好！”他自奉很朴素，有人批评他过于俭省，他说：“马家穷奢极欲，得到这样下场，难道可以效法吗？”湖南在他的统治下，逐渐恢复了元气。

　　周行逢在后周显德年（956年）取得湖南，名义是受后周任命的武平节度使，实际上割据方，但历史上并不算入十国之内。他死于宋太祖建隆年（962年），儿子保权继位，不久即并入宋朝。

　　郭威和柴荣改革后周太祖郭威在位年零半个多柴荣在位年零个合起来不满年，事功却很可观。政治、经济的改革，多半前后相继；独有军事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荣手里的事情。后人特别推崇柴荣，原因就在这里。第是郭威、柴荣都比较注意节约。

　　后周宫廷节约俭朴的风尚，和后蜀、南唐、南汉等国奢华糜烂的气息，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后者呈现了江河日下的倾向。

　　第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钱以上处死的苛法，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办事；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后汉管仓库的官吏，照例要收高额的“斗余”、“称耗”，使人民的实际负担，比税额规定的斗石斤两，超过很多，郭威也下令废止，不准再收。

　　郭威和柴荣都屡次下令减免租税。显德年（958年）均定田赋的措施，尤其是代末年的项重大改革。

　　均定田赋简称均田，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收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就是不用这个办法。

　　第是惩治贪污的官吏。

　　代十国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老部下，因贪赃1.5万匹绢、1000缗钱，被处死刑。郭威派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我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柴荣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耗余，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警戒别人。”

　　他们肯这样雷厉风行地办几个人，当然会对政治风气带来良好的影响。

　　但是郭威和柴荣对于最高级的官员，特别是对于各地的方镇，尽管明知他们贪污不法，也没有办法处理。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向民间诈取了很多钱财。他实际上是个河北王，郭威无法办他，也无法制止，只得派人告诉他：“邺都仓库储藏很丰，卿家要用，要多少拿多少，何必怕没有钱！”这是个突出的例子。郭威最后还是乘他入朝的时候把他抓起来杀了，不过原因不在贪污，而在威势太大，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了。

　　第是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初年，幽州饥荒，难民纷纷流入后周的沧州等地。南唐发生旱灾，饥民步涉淮河，来到后周境内。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难民，分发口粮、分配荒地，共得到了几十万个劳动力。柴荣即位后，也注意招集从南唐、后蜀、北汉等国流入的饥民。这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此外，柴荣还准许年老疾病的兵士退伍还乡。这样，国家节省了兵饷开支，农村中增加了份劳动力（至少是半劳动力），对生产也有点好影响。

　　第是治理河患、兴修水利。

　　修治以汴水为主的航道，是柴荣在水利史上的大贡献。

　　显德年（957年），柴荣命令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丈河。年，再加了番疏通的工夫。这条航道，河宽5丈，从大梁向东，渐折向东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这入济以后的段，大体上与现在的黄河相仿。这是从汴梁到相当于今山东省各地的航运路线。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道交通线，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东南财税的生命线。南北分裂以后，这条航路完全淤塞。柴荣有统的雄心，要用兵东南，故从显德年起，便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显德年，又疏浚汴口，沟通黄、淮间的全部航线。

　　年，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沟通京城与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之间的水道交通。这是汴水以西、大体上与汴水平行的条水道。以后北宋靠汴水为立国之本，每年从东南运来大量粮食，靠的就是柴荣建设的成绩。

　　此外，柴荣还派何幼冲疏通泾水，灌溉农田。关中自经朱温的大破坏以后，简直没有人做过建设工作，柴荣在这方面的努力，尽管不大，也很值得称道。

　　第是开封城市的建设。

　　北宋的东京是气象宏伟、市容华美的城市。它的基础也在后周时奠定。

　　开封本来城郭不大，街道狭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样子。代时，开封做了梁、晋、汉、周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来越多，这座城市便显得格外狭小了。

　　显德年，世宗决定修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这座新城周围48里233步。政府先划定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城中许多旧街，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造房屋时占用了部代十国分，以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最宽的有30步阔。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3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有些工于心计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开展，预料日后航运畅通、商货云集，必有番空前繁盛的局面，就动起脑筋来了。有个叫周景的官员，请世宗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壮观瞻。世宗答应了。他首先在渠口重要地点，造起12间高楼。后来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当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物，都极方便，因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这个事例来看，后周末、北宋初开封的商业，显然有很大的发展。

　　以上项是后周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视官吏的选择；废去大批寺院（共废30336所，保留2694所），鼓励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或用其所长，参加别的工作；大量铸造钱币，解除钱荒，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郭威和柴荣可以说是代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柴荣尤其是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

　　后周帝的改革使后周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大增，在群雄角逐中逐渐取得了有利地位，这为代周自立的赵宋王朝兼并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陈桥兵变赵匡胤（927——976年）是涿州（河北涿县）人，生于洛阳马夹营，原是代周世宗柴荣手下的名高级军事将领。他跟随周世宗立了战功，得到周世宗的信任，成为禁军的重要将领。周世宗对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十分重视。禁军是后周政权的支柱，是支劲旅。这支禁军由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分别率领。侍卫亲军司掌握的兵额较多，最高统帅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的兵员较少，但部队比较精壮、战斗力很强，胜过侍卫亲军司。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是后周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掌握了禁军的实权。

　　代时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些军事将领，利用手中控制的武力，从事权力斗争。代十国各个朝代的兴亡，大多取决于禁军及其统帅的向背。那些掌握禁军实权的大小将领，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往往勾结起来，拥戴自己的最高统帅夺取皇位。后周太祖郭威（951——954年），邢州尧山（河北隆尧）人，是后汉的大将，先后做过节度使、枢密使。他在部将们的拥戴下，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后周政权。那些拥戴他做皇帝的人，都是禁军的将领，如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以及部分中级将领如郭崇、曹英等。

　　公元959年（显德年），周世宗柴荣去世，由他的7岁幼子柴宗训继位，这就是周恭帝。

　　公元960年正从镇州（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县）传来急报说：北汉联合契丹南犯。后周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立即主张派赵匡胤率领禁军予以抵抗。赵匡胤名正言顺，当即带领部队北上。当行抵汴京以北20里的陈桥驿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北宋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班将领，在深夜鼓，齐聚集在陈桥驿门，宣言要请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为天子。到了天刚亮时，军士们拥到赵匡胤的寝所，由赵光义入内传达军士们的请求。诸将露刃于庭，赵匡胤的爱将罗彦环叫嚷说：“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

　　于是他们就把预先准备好的皇帝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大家高呼万岁，并把赵匡胤扶上马，准备返回京城、登上皇位。

　　于是赵匡胤下令：“后周太后和主上，不能惊犯；后周大臣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和士庶之家，也不许侵掠。”诸将都表示遵命。赵匡胤当即回到了汴京，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在汴京城内暗做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因为赵匡胤当时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于是就用“宋”为国号，改元“建隆”。习惯上称赵匡胤建立的宋朝为“北宋”，都城在开封。

　　“陈桥兵变”的发生，方面是因为赵匡胤在后周统帅禁军期间素得军心，得到军士们的拥护；另方面，是由于赵匡胤手下的高级将领沿袭代以来将帅拥戴之风，以赵匡胤为自己的靠山。

　　宋太祖赵匡胤懂得将帅们的心理。他在即位的第天，就晋升批禁军的高级将领。除了为石守信加官晋爵以外，还以张令铎为马步军都虞侯，张光翰为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步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殿前都点检，王审琦为殿前都指挥使，皇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这些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石守信和王审琦还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的成员。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用和平的手段，避免了场流血的战斗，夺得了皇位，使北方正在好转的社会生产力没有遭到破坏。赵匡胤把周恭帝降为郑王，对拥立有功的将帅，都加以奖赏和提拔，如石守信就做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顺利地解决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李筠李重进反宋建隆元年（960年）正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试图起兵反宋。建隆初，赵匡胤派使者去见李筠，以授他中书令职来拉拢他，李筠拒绝接受。在幕僚们的谏诤下，李筠虽然接见了使者，但他故意把周太祖的画像悬挂在室壁上，并涕泣不已。幕僚们都很惊惧，告诉宋使说：令公喝多了，有失常性，望切勿怪罪。

　　北汉主闻知李筠想反宋，遣使送书，邀他共同起兵。宋太祖继续慰抚李筠，用他的儿子李守节为皇城使。李筠方面派遣李守节入朝，探听京师动静，另方面，派遣刘继冲向北汉，奉表称臣、纳款求援。李守节到朝廷后，宋太祖即责问他来京城的意图，李守节惶恐，以头击地，说是有人在算计他父亲。宋太祖遣李守节归，让他告诉他父亲说：

　　“我不是天子时，听任你的作为。现在我已是天子，难道你就不能归属于我吗？”李筠不顾宋太祖的再慰抚，决心反宋。

　　建隆元年（960年）李筠命令幕府草拟檄文，历数宋太祖的罪恶，随即遣兵袭杀泽州刺史张福，占领其城，将监军周光逊等人抓起来送于北汉。李筠的从事闾丘仲卿认为李筠孤军举事，北汉的援助不可靠，宋兵精锐，难与争锋，建议他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攻占洛阳，然后东向争天下。李筠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他是周室宿将，与周世宗情同兄弟，禁卫军都是他的旧人，必将倒戈来归，况且有儋珪等强将，还有什么事做北宋不成呢？他不听闾丘仲卿的建议。北汉主刘钧率兵与契丹军数千人增援，李筠率部下至太平驿以臣礼迎谒，北汉主封李筠为西平王。北汉主几次召李筠议事，李筠说自己受周室厚恩，不忍背负。北汉与周为世仇，对李筠的话很反感。北汉主便派宣徽使卢在监李筠军。李筠见北汉兵少，又派卢在监其军，深感后悔，并且在许多方面与卢赞的意见又不协调。于是李筠命令其子李守节守潞州，自己率兵3万南下。北汉主知卢赞与李筠有矛盾，遣平章事卫融前往调解，但矛盾依然如故。

　　宋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全斌分道出击，特命诸将急引兵扼守要害地区，勿纵李筠下太行。又遣慕容延钊、王全斌由东路与石守信会合，同监军李崇矩起在长平击败李筠军。斩首3000级，攻下大会砦。

　　宋太祖率军亲征，与石守信等会合，再次大败李筠于泽州南，获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杀北汉宣徽使卢赞，李筠退守泽州城。宋太祖督战，列栅栏围城，大将马全义率敢死队，攀城堞而上，攻占泽州。李筠自焚，北汉平章事卫融被俘。宋太祖乘胜攻潞州，李守节降。北汉主闻李筠败，从太平驿返还晋阳。

　　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与赵匡胤分掌周室兵权。周恭帝即位，李重进出镇扬州，领宿卫如故。赵匡胤代周，拜李重进为中书令，命令他移镇青州，李重进不满，想起兵反宋。正巧李筠已起兵，李重进便派遣亲信翟守珣去潞州与李筠联络，翟守珣却私去京师会见宋太祖。宋太祖遣陈思诲安抚李重进，赐铁券。李重进欲随陈思诲入朝，部将竭力劝阻，李重进犹豫不决。

　　李筠被平定后，李重进觉得作为周室亲戚的他，不会有好结果，这才下决心起兵反宋。于是李重进拘留陈思诲，修城练兵，派遣使者以求得南唐的援助，南唐主不敢接纳其使，李重进又派遣使者去邀建雄节度使杨庭璋共同起兵，杨庭璋非但不答应，反而将他的使者扣下，并为宋献策攻取李重进。扬州都监右屯卫将军安友规，不愿随李重进反叛，踰城而逃，归宋。李重进因此怀疑诸将皆不附他，关押军校数十人。十宋太祖想对李重进进行讨伐，询问枢密副使赵普有何意见。赵普分析说：“李重进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宋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师亲征。十拔扬州，李重进自焚，其同谋者数百人被杀。

　　太宗继位开宝年（公元976年）十宋太祖突然在夜间死了，终年50岁。当时他的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都已成人，皇帝的位置没有由儿子继承，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却在次日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在秦代以后汉族皇朝的皇位继承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赵光义就是宋太宗。

　　这事件在年后，由赵普出面说是有个“金匮之盟”的秘密。原来，赵普虽然因为帮助宋太祖出面策划陈桥兵变，又在制定统战争方略和削弱藩镇权力等重大决策中为宋太祖出谋划策，深得宋太祖的信任，但因利用权力做了些贪赃枉法的事被发觉，太祖去世前就被罢去宰相职事。太宗初年，赵普多年郁郁不得志，就上书给太宗，说是他知道有个“金匮之盟”的事。据赵普说，早在建隆年（公元961年），皇太后杜氏在临死前，曾召赵普入宫立下遗嘱。当时杜氏对太祖说：“你知道这个天下是怎样得来的吗？”太祖说：“都是祖宗和太后的功德”。杜氏说：“不对。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主天下北宋的缘故。如果后周有年长的君主，你哪能得到皇位！你百年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海至广，能立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太祖表示定遵从母教。杜氏就让赵普当场在榻前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藏之金匮，由谨慎可靠的宫人掌管。宋太宗按赵普提供的情况找来这个金匮打开，果然有这个誓书。赵普提供的这个“金匮之盟”，到底真实性如何已经无从稽考。宋太宗后来就没有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美，反而借故治光美的罪。赵德昭后来也被逼自杀了。赵普作为宋太祖的亲信和开国元勋，由他出面讲了金匮订盟的故事，给宋太宗越过赵德昭、赵德芳而继承皇帝位，提供了个言之成理的解释，宋太宗也大为高兴，立即重新信用赵普。

　　宋太宗在后周时就开始戎马生涯。他参加组织陈桥兵变，北宋建立时任殿前都虞侯，成为禁军重要将领，后又任职位重要的开封府尹，位在宰相之上。在太祖外出时还作为东京留守，坐镇京城，看守朝政。在太祖逝世以前，他已经掌握了宋朝很大部分的权力。所以，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没有经过什么波折就顺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北宋的皇帝中，宋太宗也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继承皇位以后，也是把宋太祖的统战争等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了下去。

　　王小波、李顺起义川从秦、汉以来便称为“天府之国”。以成都为中心的川盆地，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茶叶和丝麻。织锦和造纸就是当地的著名手工业品。川人民生产的丝帛，“号为冠天下”。

　　在唐宋和代时期，川人民在封建割据统治下，贫困到了极点。后蜀政权尽力搜刮民脂民膏，土地兼并空前剧烈。赵匡胤消灭了后蜀的割据政权以后，川的封建恶势力并没有受到触动，农民们依然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川的客户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大约占川地区总人口的十分之。许多豪强大姓，拥有几百家甚至上千户佃客。

　　他们过着农奴式的生活。地主阶级把自己的赋税徭役，转嫁到农民头上，弄得他们朝不保夕、惶惶不安。遇水旱，他们无路可走，被迫铤而走险。少数占有少块土地的自耕农，也是奄奄息，“耕稼不足以给”。

　　公元965年（乾德年），宋军占领了川，后蜀政权所搜刮的金银财富，通过长江峡，运到江陵，再转送汴京。宋朝派往川的官吏，对当地人民进行凶暴的勒索。973年（开宝年），渠州（川渠县）就掀起了农民的反抗运动，有近万人参加。

　　北宋王朝为了搜刮川的财富，在成都设立“博实务”，垄断民间买卖，禁止商人贩运布帛。政府又把川的名产茶叶收归官卖，任意抬高茶税。种茶的农民受到沉重的剥削，采摘的新茶要以低价卖给政府。茶农们哀叹：“种茶好比种祸”。各地的小商小贩，也都陷入了绝境。

　　川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993年（淳化年）发动了反对贫富不均的斗争。

　　这年，川出现严重的旱灾，到处闹着饥荒。人民实在熬不下去了。带头发动起义的是川青城（川灌县）的小贩王小波。开始时，他带领100多人起事，提出了“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目标。“均贫富”，这是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愿望。

　　大批饥寒交迫的农民，很快投入战斗的行列。不到10天时间，就聚集了上万人。

　　北宋农民军从青城出发攻下了彭山，杀掉了贯吸吮民脂民膏的知县齐元振，在他的大腹内装满了铁钱，表示人民对贪官污吏的极度仇恨。起义农民没收了大地主官僚的财物，分散给贫民。

　　王小波在江原（川崇庆东）的战斗中，杀死了宋军将领张。张手下的几百名士兵，都倒向农民军边。王小波在这次战斗中，身受箭伤，不幸伤重身死，由李顺继续领导战斗。

　　994年（淳化年）初，李顺攻打蜀州（川崇庆）、邛州（川邛崃），连连获胜。数万农民军连下成都西边的郫县、温江、双流、新津等县，并攻克成都。李顺被拥戴为“大蜀王”，建立了“大蜀”农民政权，用“应运”年号，铸造“应运元宝”钱。农民军的势力南到巫峡，控制了长江上游，北近剑门（川剑阁东北剑门关），声威大振。

　　北宋王朝为了镇压川农民起义，派遣宦官王继恩统率官军分两路入川。路上宋军血腥屠杀人民，攻占剑州（川剑阁）、绵州（川绵阳）等地，逼近成都。

　　农民军为了把守成都，从攻势转为守势，战斗处于被动地位，遭到宋军的进攻。994年5农民军退出成都。在退却的过程中，李顺和部下失去了联系，由张余领导农民军余部继续战斗。

　　当时成都城10里以外，都还在农民军手里。张余带领万余起义军，连下嘉州（川乐山）、戎州（川宜宾）、泸州（川泸州）、渝州（川重庆）、涪州（川涪陵）、忠州（川忠县）、万州（川万县）、开州（川开县）等州，战斗形势大有好转。这年张余带领2万农民军又攻克云安军（川云阳）。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做些让步。宋朝改成都府为益州，派张咏为益州知州。宋太宗对张咏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行事”。张咏到了成都以后，恢复民间米、盐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贸易。有次，王继恩把30多个农民军首领交给张咏处理，张咏把他们全部释放，让他们安家归业。张咏说：“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张咏还废除了从陕西转运粮食到成都的虐民措施。在这同时，宋朝的个军官名叫张璘，杀掉王继恩手下的宦官王文寿，带领500多名宋军，投向农民军。当时张余有众万余，驻在嘉州带。

　　由于宋朝派遣大批官军入川，加上地方武装的配合，使农民军的活动遭到许多困难。公元955年（至道元年）2张余在嘉州牺牲。起义军转入川的深山丛林中坚持抵抗。直到996年（至道年）还在继续战斗中，最后终于失败。

　　除了川地区以外，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972年（开宝年），今山东地区爆发过小股的起义，有300多农民受害。978年（太平兴国年），福建泉州地区有10多万农民攻打州城，后来失败。宋仁宗初年，许多地方发生的“兵变”，就是被迫当兵的农民所发动的反抗斗争。1043年（庆历年），陕西军士郭邈山和张海等，率领千余饥民起义，活动于今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纵横千余里。他们每攻入个州县，就打开府库，把粮食和财物分散给贫民。同年（庆历年），湖南地区的徭族和汉族人民5000人，并肩联合战斗，坚持了年之久。

　　宋辽歧沟关之战宋雍熙年（契丹统和年，986年），宋军分路进攻燕云（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主力在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溃败，是导致全线失利的次重要作战。

　　北宋宋朝建立后，宋辽之间即不断冲突。北宋初年，宋太祖致力于整顿内部和统南方，对辽军的袭扰只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即止的方针，但直有收复燕云16州的打算。

　　中原地区得到初步统后，北宋王朝为收复燕云，与辽军在幽州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太平兴国年（979年）宋灭北汉后，宋太宗乘胜迅速自太原移兵连进，乘辽无备，企图举夺占幽州，然后收复整个燕云地区。宋军从太原分路东进。十日宋太宗率军进抵幽州城南。月十日宋军对幽州展开围攻，久攻不下。月初，辽军援兵进军幽州城下，同宋军激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畔。宋军在辽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除围城部队，大败南逃。月初，辽景帝耶律贤为报幽州被围之仇，遣兵数万出幽州，兵分两路南进攻宋，于满城（今河北满城北）被宋军击败。

　　太平兴国年（980年）十辽帝耶律贤率兵在瓦桥关，又把宋军打得大败，并到莫州。

　　此后，宋辽两军不断发生战争。宋军第次围攻幽州失败后，宋太宗直想再举兵收复燕云，以雪高梁河失败之耻。太平兴国年（辽圣宗和元年，983年），契丹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后，因年仅12岁，由其母萧太后摄政。萧太后名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她摄政后采取了系列缓和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发展生产、整顿军队，使辽国的国力进步增强。而宋太宗认为契丹圣宗耶律隆绪年幼，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内部不稳，决意乘机再攻契丹，夺取燕云地区。

　　雍熙年（契丹统和年，986年）正宋太宗作出了再次进攻幽州的决策，宋军兵分路，东路、中路于正月出动，西路于月出动。其部署是：

　　东路：命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为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迷信为幽州西北道德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两军同行，自雄州直取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涿州（今河北涿州）。

　　中路：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自定州北上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

　　西路：命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自雁门（今山西代县）趋云州（今山西大同），尔后会田重进部东下，从北面会攻幽州。宋的路大军，兵力超过30万。东路军是主力，兵力超过20万。

　　宋太宗的战略意图是路齐发，由曹彬部屯兵雄州、霸州，实施佯动，持重缓行，声言取幽州，吸引契丹军主力于东路，使其无暇西顾，保障中、西路攻取山后诸州，尔后合路兵攻取幽州。

　　契丹承天太后萧绰闻讯，派使者征调诸部兵增援幽州，命耶律休哥指挥，以挡宋东路军。派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耶律抹只率大军支援幽州，萧太后与圣宗随后率精骑数万南下，进抵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应援。又派林牙勤德领兵过卫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以防宋水师由海上袭击侧后。因西、中两路宋军进展迅速，辽又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兵挡潘美、田重进两军。同时，又加派北院宣徽使蒲领为南征都统，辅佐耶律休哥，准备与宋东路军决战。

　　月初，宋军开始进攻，东路宋军连败辽兵，攻占歧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固安、新城等地。辽南京（即幽州）守将耶律休哥在援军未到之前，知寡不敌众，避免与宋军争锋，昼出精锐虚张声势，夜遣轻骑袭扰，暗潜部分兵力设伏宋军侧后，断其粮道，疲惫宋军。曹彬部据涿州仅10余日，即因粮草不济欲退兵雄州，至白沟（今河北容城东北）。

　　北宋中路军田重进部在飞狐击败辽军，擒辽将大鹏翼，攻占飞狐、灵丘（今山西灵丘）、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潘美军也击败辽军，先后攻占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云、应（今山西应县）等州。宋太宗认为曹彬退军就食是重大失策，严令曹彬率军沿白沟河向迷信军靠近，养兵蓄锐，待机北进。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克州县、屡战屡胜，因此求功心切，都主张出战。曹彬听信诸将意见，在补充粮食后，与迷信引军北渡白沟河，与耶律休哥军对垒。宋军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向涿州进军。耶律休哥以部兵力阻击曹军，使之且行且战，行动迟缓，100里路竟走了20天。这时正是夏天，途中缺水，曹军士卒困乏不堪。到达涿州后，曹彬得知萧太后和契丹圣宗率军从驼罗口南进，已到达涿州东面50里处，有会同耶律休哥军钳击宋东路之势。于是，曹彬命部将卢斌携带城中民众先行向南撤退，亲率主力断后。但撤退中宋军非常混乱，耶律休哥的以全力追击。月初，宋与契丹两军激战于歧沟关外，宋军大败，南逃至拒马河，被辽军追击，宋军溺死者不可胜数，余部继续向高阳（今河北高阳）撤退，途中正烧饭时又被耶律休哥追上，死伤数万人，遗弃戈甲、军资甚多。

　　宋太宗得知歧沟关战败的消息后，为避免中西两路军再遭失败，同时增兵北境，阻止辽军南进。契丹军在歧沟关取得胜利后，即派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刺军西进，支援耶律斜轸军，攻击中路宋军，先后攻占了蔚州、灵丘、飞狐等地。

　　宋太宗命令潘美等派兵掩护云、朔、寰、应州居民南迁。契丹又从南京派炮手支援耶律斜轸军。耶律斜轸引军10余万，进击宋西路军。此时，宋中路军已退兵，西路军孤悬敌后，形势危急。宋西路军主将潘美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令杨业出击。杨业根据契丹军攻占寰州后兵势正盛的情况，不同意向朔州出击。领兵自代州向朔州，监军使王亻先遣责杨业：“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续资治通鉴》卷十，太宗雍熙年）杨业不得已率兵出战，并与潘美等约定在陈家谷口（在今山西宁武北面的长城线上）派兵接应。杨业孤军北进，遭到契丹军伏击而大败。杨业南退至陈家谷口时，接应兵已撤退，杨业所部全军被歼。杨业受重伤被辽军所俘，绝食而死。

　　至此，宋路大军皆败，所取州县复失。宋军在歧沟关战遭到惨重失败后，宋朝君臣再也不敢发动对辽的进攻。

　　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闰契丹发兵南犯，号称2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逼黄河北岸。

　　宋真宗闻报色变，忙问计于宰臣。

　　副相王钦若、陈尧叟，都主张南迁都城，以避敌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往金陵；陈尧叟是川人，主张迁往成都。

　　宋真宗举棋不定，又以迁都之议问计于宰相寇准。寇准明知端底，却佯作不知，故意当着两位副相的面说：“谁为陛下划此败亡之策，罪当斩首！”寇准接着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利害，提出了车驾亲征以挫强敌的决策。

　　十宋真宗终于在寇准等催促下，起驾北征。出得汴京，还未到达黄河南岸，这位怯懦的皇帝就动摇不进，又想迁都。寇准再次指出：“今寇已近，方危心，陛下只能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百倍，敌闻丧胆；退则万众瓦解，敌乘我势，汴京失驭，金陵亦不可得！”真宗无奈，又勉强起驾北行。行至黄河南岸，又驻跸河边，畏葸不前。寇准等又北宋固请，车驾方渡河抵达北岸。

　　当宋旗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城上高高升起时，兵民欢呼，声闻十里，气势百倍。

　　契丹闻讯，派骑兵数千来骚扰，以探虚实，当即被宋军杀伤过半，败逃而去。

　　真宗临敌，住在行宫亦惴惴不安，于是，派人去察看寇准的动静。当听说寇准正与部将喝酒搏戏，诙谐如常，才放心说：“寇准如是，吾有何忧呢！”

　　可是，正坐镇军中的契丹萧太后不能不忧。出师未捷，统帅萧挞凛已被宋兵射死，契丹锐气大挫；各路援宋大军正向澶州方向集结，数量甚众，远远超过契丹军；而契丹孤军深入，千里退路上宋民蜂起抗击，怎能使其不忧呢？于是，她不得不派出使臣致书大宋，以求和议。

　　宋接辽宁，寇准即提出，辽欲求和亦可，但必须还我燕云故地，否则，兵戎相见，以决雌雄。但是，宋真宗却唯恐失去和议时机，不顾寇准之议，急派大臣曹利用使辽。临行，真宗特嘱曹利用，契丹如索岁币，虽百万亦可允诺。寇准得知后，立即召曹利用至军帐，说：“圣上虽有敕旨，但你许给辽人的岁币不得过30万，否则，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1005年和议告成。双方议定，宋辽为兄弟，辽帝称宋帝为兄，但是，“哥哥”每年送给“弟弟”岁币30万。这次宋辽和盟是在澶州签订的，澶州为古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曹利用成约而还，真宗正在用饭，未及召见，即派侍者去问许辽岁币多少，利用不肯先告侍者。侍者见曹利用以个手指支着脸颊，回报时遂说，曹利用以指支着脸颊，大概是300万吧！真宗失声道：“太多了！”既而又说：“姑且了却此事，300万也可吧！”

　　和议之后，妥协派王钦若等弹冠相庆，反诬主战的寇准以胁迫君王的罪名，说寇准挟君王作孤注，幸兵以自取重，结果与敌国签订城下之盟，有辱君王。是非黑白就这样全被颠倒了。功臣寇准反遭贬斥，后死雷州。契丹退兵了，宋朝又继续推行其“守内虚外”的国策。守内，即竭尽全力防范人民起义；虚外，即不修边防，理由是勿令敌国起疑。

　　然而，事有乖巧。宋室虽虚外而不为备，辽却因内争日剧，自顾不暇，注意力内向。

　　宋辽关系因之基本呈现稳定状态，彼此相安达120年之久。

　　庆历新政北宋王朝到了宋仁宗时代（1023—1063年），社会危机已经表面化。如何挽救北宋王朝面临的危机，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范仲淹（989—1052年）生长在南方个清寒的地主家庭。他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姓谢，无法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不得不带着幼小的孩子再度出嫁给个姓朱的人家。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经历了艰苦的生活磨炼。他在醴泉寺的庙宇里读书，每天只能吃到稀粥和咸菜。后来入学念书，昼夜苦学，连续年坚持不懈。每到寒冬腊夜深读书疲倦时，就用冷水泼面来振作精神，继续攻读。

　　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看到了北宋社会下层的黑暗面，了解到人民的生活疾苦和要求，他在年轻时就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后来中了进士，就连续上书，议论时政。1033年（明道年），他上书反对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被驱逐到睦州（浙江淳安）去做地方官。过了年多，又改任苏州知府。当时正遇上大水灾，民田不能耕北宋种，范仲淹亲自规划农田水利，取得了成绩。1035年（景祐年），他升任礼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知府。当时朝廷里仍然是吕夷简掌权。他们扩大私人势力，打击新进人物。

　　范仲淹不畏权贵，上书批评时政，主张选择贤能、整顿朝廷吏治。结果，又次遭到吕夷简集团的排斥而被外调。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西北边疆防守西夏侵扰。几年中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西北带的“羌、汉之民，接踵归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军事上，范仲淹“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经过欧阳修等大臣的推荐，1043年（庆历年）范仲淹被提拔为参知政事。这年山东地区爆发了王伦起义。第年（1044年），他就向宋仁宗提出10项政治改革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等，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上，范仲淹主张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清除贪污犯法分子，限制特权势力。他认为任用官吏，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考试的科目应当先是“策论”，后是“诗赋”。提拔人才，首先要知道他对国家大事的基本态度，是不是关心“经国王霸之业。”文学素养应放在次要的地位，要把热心于“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而又有真才实学的“寒士”提拔上来。他还主张政府的法令旦公布，就必须严格执行。赏罚必须分明，“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他深有感慨地说：“国家之衰，莫大于乏人”。如果没有正直奉公的人才，就是有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施行。

　　为了整顿吏治，他审阅了全国各路的地方官政绩，撤换了批无能的官吏。当另位大臣富弼看见范仲淹在职官簿上钩去了批“监司”的名字时，心里有些不忍。他对范仲淹说：“勾去这些人的名字倒很容易。要想想，这些人丢了官，岂不是全家人都要痛哭流涕吗？”范仲淹当即回答说：“与其让这些贪官危害路之内的老百姓，叫路人都哭，不如让他们家人去哭吧。家哭总比路哭好。”

　　在经济上，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主张“劝课农桑”，认为这是“富国之本”。他要求各地方官必须随时向朝廷报告兴修水利的建议和办法，陈述发展农业的意见，积极修筑堤堰渠塘，减轻漕运负担，恢复江南圩田。范仲淹认为，如果各级地方官能真心实意讲求农桑和水利，不要几年，就可以减少饥荒。他还主张减轻徭役“以宽民力”，不应当服差役的人，都应当让他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在军事上，他主张军队要搞生产，要实行“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的兵农合制度。

　　年内士兵季务农，季训练，这样，才能节省军费开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军事将领应当从士兵中提拔，要真正做到“择将于伍”，提拔“智勇之人”充当统帅。北宋有员名将叫狄青，就是范仲淹手提拔起来的。他从个普通的士兵，升为国家的大将。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当时来说是个有远见的政治改革方案。虽然这个方案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当权的保守派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整顿吏治方面，限制了权豪势要的特权，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他们无中生有、颠倒是非，诬陷范仲淹引用私人、勾结朋党。甚至诬告范仲淹要想废黜皇帝，捏造切罪名统统加在他的身上。范仲淹的改革，不到年就失败了。1045年（庆历年），他被赶出中央朝廷，调到西北边疆。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他敢于向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势力挑战。他的言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积极的影响。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他提倡“养北宋民”、“重农”，使人民能够安心生产。他说：“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这种“修农政”、“足衣食”的思想，把农业生产放在治国的重要地位，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继范仲淹之后，苏轼也向宋仁宗皇帝多次上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系列的改革主张。他认为必须限制权豪显贵，遏止兼并势力的发展；要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才；要节约国家财政费用，调整赋税，量入为出；要清除贪吏，改革时弊；要寓兵于民，制定军制，训练军队，加强国防力量。这些主张对改变当时北宋的政治局面，都有定的积极意义。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苏轼的改革主张，对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是有很大影响的。

　　王安石变法公元1067年，20岁的赵顼继位做皇帝，这就是宋神宗。他目睹国家财政空虚，官僚政治暮气沉沉，军事力量又不堪击，很想振作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于是，破格提拔了王安石，支持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年）是抚州临川（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个普通的地主家庭。

　　他的父亲王益是个州县地方官。王安石在20岁之前，跟随他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到些社会的现实问题，看到了人民的艰苦生活。

　　宋仁宗庆历年（1042年）王安石中了进士。他27岁时任勤县（浙江宁波）知县，以县为单位进行了些政治改革，兴修了当地的农田水利。后来担任舒州（安徽安庆）通判，为人民做了些好事。王安石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深有感触。

　　1058年（嘉祐年），他向宋仁宗递交了长篇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指出北宋王朝已经到了“财务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的境地，原因是不知改变法度。他认为国家的法令和制度，应当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改易更革”。法度是靠人来执行的，必须培植和选拔人才，才能“变更天下之弊法”，才能使国家走上大治的轨道。王安石主张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改革国家财政制度，使人民能够“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王安石认为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不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要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大量剥削所得，部分收归国家。

　　1067年，宋神宗把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神宗皇帝身边的大臣。第年（熙宁元年），王安石送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北宋王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十分严重，“农民坏于差役”，“其于理财，大抵无法”。

　　1069年（熙宁年），宋神宗任命49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王安石于1069年的2成立变法的权力机关“制置司条例司”。司是统筹国家财政的，包括盐铁、户部和度支。王安石把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制订出系列“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政策方针。

　　宋代经过100年的统治，中央集权制助长了封建特权势力的膨胀。大官僚阶级依仗权势，通过非法手段，兼并土地，侵渔百姓，甚至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小撮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利用别人所没有的法定特权和非法特权，攫取最大限度的私利。这些封建特权势力盘踞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他们像洪水猛兽样，危害人民的利益，使北宋王朝陷于灭顶之灾。

　　北宋王安石不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而且是位史学家。他鉴于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变法期间提出些有关限制封建特权的主张和措施。为了整顿吏治，在选举和用人方面，王安石不问家世和资历、不讲上下关系，而着重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他所提拔的年轻人才，都先加以试用。早在上仁宗皇帝书中，他就表示：“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其事。”王安石通过对个人的言行的调查及在工作中试用，来考核其实际能力，这样易于发现和鉴别人才。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从1069年开始实行，到1085年（元丰年）几乎全部被废止，先后共16年。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国家裁并了100多个州县，减少了大批地方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也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关于财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王安石提出了系列新法：青苗法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贷剥削；募役法迫使原来可以免役的品官形势之家也必须出钱来代替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了被大官僚、大地主阶级隐瞒的土地，国家按照土地面积和等级征收赋税，免除了下户的不合理负担；农田水利法开垦了大量荒地，修通了河道陂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市易法的推行，给那些包揽商业、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垄断市场的大官僚、大商人以相当限制，使中小工商业者有定活动的余地。

　　在加强防御能力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确立了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置军器监等。王安石为了纠正募兵制的严重弊病，逐步过渡到兵农合制，规定每户人家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就以人为保丁，以10家为保，50家为大保，利用农闲，进行步射和骑射等军事训练。从1070—1076年的几年内，全国受过训练的保丁有700多万人。

　　1075年（熙宁年）统计，全国兵额不到80万人，比宋仁宗庆历年间裁减了45万人，每年俭省了军费1350万缗。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对于富国强兵收到了些效果。通过限制豪强大姓的土地兼并和漏税逃税，来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减轻下层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不合理负担。熙宁年间，国家每年收入在5000万贯左右，收支已经平衡；农田水利也陆续得到开发。从1070—1076年的几年内，全国兴修的农田水利有1万多处，使数十万顷的田地得到灌溉之利。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就是当时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完成于1075年（熙宁年），是处拦洪、蓄水、排灌相结合的大水库。为了发挥木兰陂在农田水利上的效益，除了陂坝工程建筑之外，又进行了辅助工程，于1077年（熙宁十年）在陂的南端修建了座回澜桥。陂内所蓄溪水，经过回澜桥流入7条大沟，每条大沟长达40里，沟深3丈，广11丈。大沟两旁又开小沟，直引水到田间，使昔日旱涸或水潦的万顷海田，旱涝保收。这水利工程是王安石变法时期莆田带劳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成果。经过了900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还屹立在东南海滨。

　　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年），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1042—1102年）说：“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王安石在《后元丰行》诗篇中写道：“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元丰年间生产的好转，这是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辉纪录，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是有直接联系的。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元老重臣的反对。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守旧和革新、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斗争。文彦博、司马光等守旧派和王安石等革新北宋派，都是要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他们看到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但是在如何维护北宋政权的问题上，司马光等同王安石的政治见解不同。守旧派偏重于保持原来的法令制度，按旧制度办事。他们不同意王安石那样全面而大刀阔斧地改变旧制度。文彦博当面对宋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富弼对宋神宗说，天灾人祸，必须“安静”。御史中丞吕海上就给宋神宗说：“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司马光认为必须“谨守祖宗之成法”，并利用向宋神宗讲述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他还写信给王安石，劝告他不要“生事”，即是不要推行新法；不要“侵官”，即是不要损害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意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在给司马光的回信中说：“如曰今日当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由于王安石深知北宋100年来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变革不能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1085年（元丰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失败了。第年，66岁的王安石病死在江宁。

　　方腊、宋江起义宋徽宗、蔡京集团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日益增多的农民倾家荡产。在这重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人民被逼上梁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北宋末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南方有方腊领导的起义，北方有梁山泊农民起义和宋江领导的起义。

　　方腊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1120年），起义地点是在睦州的青溪，也就是现在浙江淳安县境。这是个贫瘠的山区，高峰峻岭占了8/10，仅有的可耕之地，又集中在少数豪强大地主手里，劳苦大众依靠经营山地维持最低的生活。

　　两浙路是当时财政负担最重的地区。当地人民不仅担负着繁重的赋税和加派，还担负着特有的“身丁钱”。各州县的“上贡”物资成倍地增加。1102年（崇宁元年），童贯在苏州、杭州两地开设“造作局”，为皇室制造器用，包括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雕刻、织绣等各种工匠，每天役使几千名，所需物料，全部取于民间。1105年（崇宁年），大地主、大富商、大贪官朱面力，在两浙带敲诈勒索20年，引起些官吏的不满。御史中丞陈过庭就大胆上奏章，指控“朱面力父子，本刑余之人，交结权幸，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正刑典，以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