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二卷）

第四章 明朝

　　肃清残余割据势力明太祖建立明朝后，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尽快肃清南北各地残存的割据势力，实现中国的政治统。

　　在克复大都之前，明太祖就部署南征，方进师，下湖南、广东，合兵以取广西。洪武元年（1368年）杨王景、周德兴等取湖南宝庆（邵阳），廖永忠、朱亮祖由福建航海取广东，陆仲享从韶州（韶关）直捣德庆。杨王景等连取全州、道州（湖南道县）、常宁、武冈州、永州（湖南零陵），廖永忠等航海至潮州，收降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遂进驻惠州、循州、广州，俘杀邵宗愚，平广东，进军广西。杨王景、廖永忠两路合兵围静江（广西桂林），破之。接着，又克南宁、象州，广西平。

　　大都克复后，元顺帝逃往上都，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把匝剌瓦尔密拥有云南，明升夏政权割据于川。这些割据势力虽然力量不大，但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新建立的王朝仍是种威胁。其中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等军阀力量最强，又和北逃的元顺帝相呼应，有可能卷土重来。

　　太祖分析形势，决定集中兵力，首先解决西北的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率西征军由河北入山西，讨伐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派兵抵抗，双方展开激战。十扩廓帖木儿乘北平（太祖改大都为北平府）空虚，亲出雁门关奔袭北平。徐达不会救，反而直捣扩廓帖木儿的巢穴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忙回师救太原，半途被徐达军偷袭兵营，以18骑败走。西征军克太原，平定山西。

　　洪武年（1369年）常遇春、冯宗异率军由山西攻陕西奉元路，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李思齐在西征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势蹙投降。此时，元丞相也速乘明军西征，反攻通州，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9万还救，自北平连败元军于全宁、大兴，直捣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明军追击数百里，俘元宗王庆生、平章鼎住以及将士万人、车万轮、马千匹、牛万头，蓟北悉平。常遇春在回师南下途中，卒于柳河川，李文忠领兵与西征军会合，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活捉脱列伯，孔兴被部将杀死。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帖木儿执杀，其弟张良臣据庆阳顽抗。徐达率军进攻庆阳、宁夏，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叛，城破被杀，宁州、黄河等处悉平。

　　洪武年（1370年），扩廓帖木儿进围兰州。徐达再次出师，由潼关出西安，攻扩廓帖木儿的据点定西（甘肃定西县）。扩廓帖木儿引兵还救，为明军大败，逃和林（乌兰巴托西南）。东路李文忠则率军“出局庸，入沙漠，以追应昌。”此时元顺帝死，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嗣立，李文忠军出野狐岭，至开平，破应昌（内蒙古多伦东北），皇太子亦败逃和林，其子买的里剌被明军俘获。翌年春，刘益以辽东降，置辽东卫于盖州（辽宁盖县），旋建定辽都司（后改为辽东都司）于辽阳。

　　洪武年（1372年），太祖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关，趋和林，李文忠趋应昌，冯国胜取甘肃，从路征讨扩廓帖木儿。徐达大军进入沙漠，至岭北为扩廓帖木儿所败。洪武年（1373年），扩廓帖木儿反攻大同，徐达遣将极力抵御，将扩廓帖木儿击退。洪武年（1374年），李文忠、蓝玉出师北征，大败元军。洪武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北方边境的元朝残余势力逐渐衰落。

　　太祖在派徐达等征伐元朝残余力量的同时，于洪武年（1371年）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周德兴、廖永忠、杨王景等由东路入川，攻重庆；命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顾时、何文辉等由秦陇入蜀，取成都。明升据瞿塘天险，阻滞明朝水军，汤和等攻个月不下。

　　傅友德等乘明升专注东线，乘隙南下，连克阶州（甘肃武都西北）、文州（甘肃文县）、绵州（川绵阳）、汉州（川广汉），并以木牌投江顺流而下，向东线明军通报战绩。廖永忠得知北伐明军进展神速，绕间道攻瞿塘，克夔州，进逼重庆，明升出降。傅友德亦不战而得成都。至十全蜀郡县平定，夏亡。和川接壤的贵州省慰和普定府总管也闻风归附。嗣后，太祖两次遣使王祎、吴云赴昆明招降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均被杀。

　　洪武十年（1381年），太祖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兵30万从东、北两方面进攻云南，北路由川南下取滇、黔边境的乌撒（云南镇雄、贵州威宁等地）。东路由湖南“辰、沅趋贵州，进攻善定、普安”，直取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洪武十年（1382年）闰明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平定。洪武十年（1383年）明军班师，太祖留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

　　洪武十年（1387年）春，太祖以冯国胜为大将军，与傅友德、蓝玉等率军20万，进军东北，征讨纳哈出。明军出长城松亭关，连下大宁（河北平泉）、宽河（河北宽城）、会州、富裕（河北平泉之北），乘夜袭占庆州（内蒙古林西县），渡西辽河，过金山（辽宁开原西北），直逼松花江北，纳哈出势蹙投降。同年十“野人部将”西阳哈等来降，兀者地区归属明朝。洪武十年（1389年），辽王阿札失里请求内附，置泰宁（洮安附近）、福余（齐齐哈尔附近）、朵颜（洮儿河上源）卫。至此，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中游以南，归于明朝。除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区域外，南北各个主要的割据势力集团均被消灭，全国基本上实现了统。

　　惠帝更改旧法与削藩立国之初，太祖就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确立了皇位的继承人。为使朱标能顺利地接班，太祖在其23岁时便令他“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洪武十年（1391年），太祖命太子朱标巡视关陕，省观风俗形势，考察秦王言行。不料陕西归来后朱标即病，次年月病死，太祖不得不立朱标才十岁的儿子朱允火文为皇太孙。太祖深恐皇太孙年少缺乏统治能力，千方百计规定严密的制度，颁《永鉴录》和《皇明祖训》，约束藩王、大臣，并定制后人不得更改。然而，拥有重兵并世袭镇守边塞的藩王已成气候，大有和帝室分庭抗礼之势。皇太孙朱允火文曾问太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深感藩王对帝位的威胁。

　　洪武十年（1398年）闰太祖死，皇太孙允火文即位，是为惠帝。

　　惠帝即位后，罢斥批洪武旧臣，提拔批新人同参国事，任用兵部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为太常卿，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决意施行新政。

　　惠帝推行世治宜用文的用人方针，改变太祖重武轻文的官僚体制，举遗贤，兴学校，提升文臣的地位。少壮文臣在朝廷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上疏建言多达1000余通，政治空气比较宽松。他又改变太祖“以猛治国”的方针，诏行宽政，“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使许多在洪武时期被杀、被流放的人得到平反。蠲逋赋，蠲荒田租，减免江浙重赋，限制僧道占田，使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江南地区，“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于屋檐而去者。”同时，又针对“诸王多不逊”的迫切问题，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当时，秦王和晋王已死，削藩的首要对象是实力较大的北平燕王朱棣。计议中，齐泰主张把矛头直指燕王，黄子澄不同意，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的周是剪燕手足也。”于是，建惠帝采纳“剪燕手足”的策略，在上台后个以周王木材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明年又废齐王眖、代王桂为庶人，湘王柏自焚死。又以岷王木便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

　　这样，建惠帝即位后还不到年，就削去了个藩王。对于燕王，也采取了削弱其兵力并予严密监视的措施，面派工部侍郎张癲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暗中侦察、监视燕王朱棣的行动。面又借口“北边有寇警，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同时又命令都督耿王献驻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以观北平动静。

　　惠帝和他的辅臣所采取的新政，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但他们少年气盛，急于求成，提出“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这种猛烈更改制度的方案，在官僚层中缺乏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加上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提出的新法往往脱离实际，以致造成混乱。特别是过分重用文臣引起武臣的失落感增加，控制内廷过严引起宦官的离心。

　　惠帝及其亲信大臣对此不但没有觉察，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在没有掌握军事实力的条件下，贸然削藩，使新政的基础更不稳定。这样，当削藩引起帝室与藩王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的时候，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便朝着惠帝主观愿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朱棣靖难与迁都北京建文元年（1399年）惠帝密令张癲、谢贵、张信等逮捕燕王朱棣。但是张信为朱棣旧所信任，反而把惠帝的密令告诉了朱棣。接着，北平布政使司吏奈享、按察司吏李友直等也向朱棣密报了张癲、谢贵等人的行动。当时北平满城都是谢贵的军队，燕王亲兵甚寡，朱棣与张玉、朱能等商议，决定用计先擒杀谢贵、张癲，于是把张癲、谢贵骗至王府，在酒席间将其擒杀。北平城内将士听到张癲、谢贵被擒杀，皆溃散，朱棣即命张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夺门”，控制了北平。接着，朱棣援引《祖训》，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恶齐泰、黄子澄即“清君侧”为名，举兵“靖难”。

　　朱棣起兵之后，迅速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河北卢龙），旬众至数万。而南京方面，惠帝“仁柔少断”，齐泰、黄子澄“两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旧日功臣宿将，仅存长兴侯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人。惠帝无将可使，只好起用年已十有的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下简称南军）13万进军北平，在滹沱河为燕军袭破，大败而退。惠帝闻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此时，宁王派兵攻永平，朱棣以王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亲自率军救永平，进而直指宁王藩邸大宁。

　　十朱棣以计入其城，诱俘宁王朱权，收其部属8万并朵颜卫蒙古兵3000人，势力大增。李景隆领南军围攻北平，朱高炽拼死坚守。十朱棣回师，内外夹攻，大败南军，李景隆退居德州。建文年（1400年）南军与燕军会战于白沟河（河北雄县北），复大败，李景隆南逃，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都督瞿能、越巂侯俞渊、指挥滕聚等皆战死。燕军进围济南，幸得都督庸和参政铁铉奋力防守，并于月击败燕军，朱棣才撤兵回北平。

　　惠帝擢铁铉为兵部尚书，封盛庸为历城侯、平燕将军，都督陈晖、平安副之，再次率兵北伐。十南军与燕军会战于东昌（山东聊城），燕军大败，亡数万人，张玉战死，朱棣溃围而还。建文年（1401年），双方仍然在山东和中原地区反复争夺，互有胜负。

　　建文年（1402年）双方主力又大战于宿州（安徽宿县）的齐眉山。时燕军连失大将，“淮土盛暑的温，诸将请休军”，多想北归。这本是南军大举进攻的大好时机，但惠帝听信左右批廷臣的建议，认为燕军已北撤，京师不可无良将，于是在这关键的时刻，下令把魏国公徐辉祖统率的部队撤回南京，部署被打乱了，朱棣趁机反攻，大败南军于灵璧，南军骁将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等37人皆被执，精锐丧失大半，燕军士气大振，战场形势明显有利于朱棣。燕军南下攻占扬州。燕军自瓜洲渡过长江，下镇江，进围南京。这时南军已毫无抵抗能力，李景隆和谷王木惠等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都城遂陷，惠帝下落不明。

　　朱棣进南京后，“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50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多遭族诛，株连甚众。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即位诏，被诛杀十族873人。是朱棣在奉天殿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又称明太宗。

　　成祖即位后，便酝酿迁都北平，并为此进行系列的准备。永乐元年（1403年），从礼部尚书李至刚之请，改北平为北京。以后，又先后设立北京行部、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国子监，国北平布政使司，改顺天知府为府尹，逐步提升北京的政治地位。永乐年（1409年）、十年（1413年）、十年（1417年），成祖次北巡，坐镇北京，计8年零8个使决策、军事、行政系统逐渐北移。与此同时，通过恢复海运，开通陆运和疏浚会通河，解决南粮北调的难题，满足北京的粮食供应。永乐年（1406年），在北京修建元代旧宫，十年（1416年）营建西宫。次年至十年（1420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北京城，新建皇宫、郊庙，“悉如金陵之制，而宽用过之”。永乐十年（1421年）正成祖正式迁都北京。

　　明朝创立不久，便进行京都的大迁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因为北京是成祖发迹之地，也是他控制全国政局的基地。政治实力所在是他决定迁都北京的首要因素。其次，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元蒙古势力，元朝复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临近隐患策源地建立全国政治中心，有利于指挥调度，灵活反应，及时制止祸乱，巩固明朝基业。同时，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临中夏而控北荒，足以“控夷创天下”，便于对辽阔的北方边疆开拓进取。迁都北京对成祖政治战略的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以明朝建立，遣使宣诏高丽（朝鲜）、安南（越南北部）。次年（1369年），太祖封王颛为高丽国王，陈日火奎为安南国王，又遣使宣诏日本、占城（Champa，越南南部）、爪哇（Java，印尼爪哇岛）、西洋（南印度的锁里）诸国，年（1370年）又遣使诏谕暹罗（Siam，泰国）、佛齐（Palembang，即旧港，苏门答腊岛南部）、氵孛泥（加里曼丹北部的Brunei）、真腊（Cambodia，柬埔寨）等国。到洪武十年（1395年），“命使出疆，周于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十，声闻于耳者十，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小国百十”。“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冲绳岛）、佛齐、氵孛泥、彭亨（Pahang，马来半岛东岸）、百花、苏门答腊（Samudra，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洋、邦哈剌（孟加拉）等凡十国”。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政策，对安南与占城的争端不偏不倚，对爪哇灭佛齐，也未兴师问罪。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外国的关系趋于冷淡。洪武末年，和明朝保持关系的只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琉球等国了。

　　成祖对和海外诸国发展关系采取了比太祖更为积极的行动。登基个月后，便遣使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腊、占城诸国。永乐元年（1403年）除继续向上述国家派遣使团外，还因随赴暹罗使节还朝的西洋剌泥国（Jilani，今伊朗西北部吉兰省）穆斯林商人的报告，遣中官尹庆赴满剌加（Malacca，马甲）和柯枝（南印度西岸的科钦，Cochin）。各国亦纷纷派遣使团来华。永乐年（1405年）起，成祖派遣中官郑和下西洋，把明朝和海外诸国的联系推到盛况空前的境地。

　　永乐年（1405年）郑和奉命统领舟师，出使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阿鲁（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苏门答腊、南巫里（苏门答腊的Lambri）、锡兰（斯里兰卡）、小葛兰（南印度西岸的Quilon、Kualam）、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Calicut）。年（1407年）月回国，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小葛兰和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永乐年（1407年）郑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柯枝、锡兰诸国，年（1409年）夏回国。

　　永乐年（1409年）郑和第次出使，访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小口具南（即小葛兰）、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南印度东岸）、甘巴里、阿拔把丹，年（1411年）月回国。不久，满剌加国王以及古里、柯枝、苏门答腊、阿鲁、彭亨、荷兰丹（Kelantan，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加异勒、爪哇使节先后来华。

　　永乐十年（1413年）冬，郑和第次出使，访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加异勒、彭亨、荷兰丹、阿鲁、南渤利（即南巫里），入阿拉伯海至忽鲁漠斯（Hormus，伊朗波斯湾港口）。十年（1415年）回国，忽鲁漠斯使节随行。分舟宗船队则由苏门答腊西航至溜山国（马尔代夫），抵达东非的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卜剌哇（索马里希腊瓦，Brawa）、麻木（肯尼亚马林迪），再北上阿拉伯半岛的阿丹（Aden，也门亚丁），剌撒、祖法儿（阿拉伯半岛南岸）到忽鲁漠斯。十年（1416年）夏回国，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木、阿丹、剌撒诸国使节随行。

　　永乐十年（1417年）秋冬，郑和第次出使，送占城、彭亨、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渤利、锡兰、沙里湾尼（印度东岸勒加帕坦附近）、柯枝、古里、忽鲁漠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木、剌撒、阿丹诸国使节回归本国，十年（1419年）月自忽鲁漠斯回国。分舟宗船队往溜山及东非、阿拉伯半岛诸国至忽鲁漠斯，于十年（1420年）夏回国。

　　永乐十年（1421年）秋，郑和第次出使，送忽鲁漠斯等国使节回归本国，十年（1422年）月自忽鲁漠斯回国，阿丹、苏门答腊、暹罗使节随行。分舟宗船队仍往溜山及东非、阿拉伯半岛诸国至忽鲁漠斯，于十年（1423年）夏回国，西洋所里、古里、忽鲁漠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剌撒、卜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十国使团1200余人随行来华。

　　郑和最后次航行是在宣德年，此次航程最远，经历的国家多。船队从南京下关的龙湾出发，到达古里后，又派小队到麦加圣地朝圣，至宣德年（1433）回国，不久病逝。

　　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病死于榆木川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当十个月的皇帝，于洪熙元年（1425年）月病死。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朱高炽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所以，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其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宗、宣宗统治期间，基本上继承洪武、永乐时期的政策，吏治比较清明，并在定程度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继续向上发展，因而，封建史学家颂扬这段时期的统治为“仁宣之治”。

　　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和“杨”，依靠他们管理朝政。

　　“蹇夏”即蹇义和夏原吉。蹇义字宜之，川巴县人。夏原吉字维吉吉，祖籍江西德兴，父亲在湖南湘阴当官，便定居在这里。他们俩都是从洪武朝就开始任事的老臣。明成祖即位后，蹇义被提为吏部尚书，夏原吉被提为户部尚书，掌管了部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部。蹇义为人厚重，作风谨慎，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夏原吉则精明能干。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条不紊。蹇义和夏原吉历事朝（洪武、建惠、永乐、洪熙、宣德），个当了34年的吏部尚书，个当了29年的户部尚书，长期掌握朝廷重权，当时臣民并称为“蹇夏”。

　　“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杨”中，杨士奇刚直敢言，在永乐朝受命辅助太子监国；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其实，“杨”中杨溥的才干和影响远不如其他杨。

　　仁宗在“蹇夏”和“杨”的辅助下，实行了些开明政治，其中之就是他本人能够纳谏。当时，有个喜欢恭维的官员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把奏疏让群臣传阅。满朝文武都认为歌颂得对，唯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行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

　　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凡是发现官吏贪赃害民的，都进行惩办。有个太监在川采办木料扰害百姓，仁宗命令副都御史弋谦前去调查严办。

　　洪熙元年仁宗病亡。宣宗朱瞻基继位。宣宗在位期间，仍然重用“蹇夏”和“杨”等班老臣，并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

　　和提倡节俭相适应的是裁撤冗官。这个建议是宣德年（1428年）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并叫他负责。后来，有个不识相的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管粮布政司官员，被宣宗批评说：“粮税自有常赋，我正在裁抑冗滥，你反要求增大。

　　古话说，省事不如省官。”宣宗还严禁将官扰害百姓。他到北方巡边，严厉申戒将士说：

　　“有敢扰民者，杀无赦！”锦衣卫指挥锺法保建议在广东东莞采珠，宣宗说他“扰民以求利”，把他罢官下狱。宣德年（1429年），工部尚书吴中启奏说：“山西圆果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现旧塔损坏，希望能征调力役修建。”宣宗说：“你想借此求福吗？我以安民为福。”不许他役民修塔。即使是皇室、勋戚这些贵族，宣宗也严禁他们侵扰百姓。

　　宣宗同样善于纳谏。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意见，而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在位之时，经济繁荣，社会也比较安定，些喜欢阿谀的官员就不断以“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觉得讨厌，他对大学士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忄卷忄卷。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没事的时候，他经常召集“杨”、“蹇夏”等班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在用人方面，宣宗亲贤臣，远小人。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本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人寡学多欲，为官不廉。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庇护，把他们调出内阁，贬了官。都御史刘观被罢官下狱后，杨士奇和杨荣举荐顾佐接替他的职位。顾佐为官清廉刚直，约束下属严格。宣宗命他考察诸御史，整肃朝纲。顾佐不负宣宗重托，到都察院后，贬谪了20位不称职的御史到辽东为吏，又降了8人，罢了3人。

　　同时，举荐了40几位清正敢为的人担任御史，使之督察百官。经过番整顿，贪墨黜罢，朝纲肃然。些受到弹劾的奸吏怨恨顾佐，便诬告他受贿、冤屈好人。宣宗明察是非，不为诓言所惑，办了诬告人的罪，而对顾佐更加信赖。

　　在地方上，宣宗也叫“蹇夏”、“杨”等推荐了批廉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人中有许多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

　　仁、宣朝实施了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人民也得到了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有较大的前进，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

　　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明英宗正统时，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北方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多次率兵对明朝进行骚扰活动。王振不但不加强防范，反而与也先勾结，索要贿赂，赠以兵器。正统十年，也先部2000余人入贡，王振视同儿戏，随意压低马价。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廷曾答应与其联姻又无故反悔，遍集蒙古各部兵马，大举南下，“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前线败报不断传来，王振与英宗泄泄视之。在王振怂恿下，英宗决意率明大军亲征。朝臣们纷纷以条件未备劝谏，均不听。在战备极不充分的条件下，正统十年英宗和王振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结果明君在土木堡战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军俘虏，50万大军损失过半，余皆溃散，遗下辎重兵器无数，尸横遍野。王振在混乱中被无比仇恨他的明军将领所杀。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也先部回头攻击明军的骑兵，最初只有2万多人，竟使数十万明军顷刻间解体，而皇帝出征被俘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英宗被俘、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因此，又命成阝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

　　成阝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王呈首先站了出来，朗朗说道：“臣夜观天象，稽算历数，天命已去，惟有南迁可以纾难。”徐王呈的话刚说完，立刻遭到太监金英和礼部尚书胡氵荧的反对。接着，又有人从文臣班里站出来，厉声斥责说：“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动则大势去矣。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

　　这驳斥，徐王呈非常难堪。他不敢再说什么，低着头退了回去。驳斥徐王呈的人是兵部侍郎于谦。

　　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10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震恐。

　　于谦经成阝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成阝王把他提为兵部尚书。

　　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这次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个爪牙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接着，文武百官又议论立皇帝的事。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必须另立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劝成阝王早登大位。月初日，成阝王正式登上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景帝的登基，是具有定的政治意义的。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没料到明朝又立了个皇帝，他手中的这张牌就失去了作用。

　　十也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也先麾军入关，直指北京城。面对强大的敌人，主将石亨主张尽闭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焰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他分遣诸将列阵于门之外，下令尽闭各城门，以示明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抗战决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面的德胜门外，和石亨起，抵挡敌人的正面进攻。部署已定，于谦传令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于谦本身戴盔披甲，亲临战阵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保卫首都。十瓦剌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然后派数骑诱敌。瓦剌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后，声炮响，伏兵出，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孛罗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明朝军民配合作战，使瓦剌军又吃了个大败仗。当明军和瓦剌军在激战时，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喊杀声震天动地。两军相持了天，瓦剌军面楚歌，连战皆败。也先本想拥来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个子儿也没捞到，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又听说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恐怕归路被切断，于是，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夺回了瓦剌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也先无隙可乘，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宣告破产。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个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夺门之变明代的历史，从土木堡之变到景帝在位这几年，几乎直没有平静过，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若与其父、祖在位的“仁宣之治”相比较，则更显得动荡。

　　土木堡之变后，景帝由留守而至监国，终于登上帝位，君临天下。这方面使他富贵至极，口含天宪，另方面，外患频仍，朝内政局波迭，又使他寝食难安。最令他伤心的，还是太子见济的死，他又没有别的儿子可以继立，这本身就是构成他皇位不稳的个因素。起初，皇后汪氏连生两胎，竟都是女儿，使他十分恼恨。后来妃子杭氏生了见济，他便将汪氏废去，立杭氏为后。景泰年，杭氏又不幸病故。然而，更糟糕的是，在国事烦劳和后宫享乐的双重熬煎下，到景泰年，景帝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积劳成疾，而且病势日渐沉重起来。

　　景泰年正景帝病重，而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内廷外朝均十分忧虑。十日，群臣入宫探问病情，景帝的亲信太监兴安对众人说：“诸位都是朝廷股竑之臣，不为社稷大计考虑，天天问安，徒劳无益。”席话提醒众官考虑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本来，经过“复储之议”，无人敢再提建储之事，但景帝这病，使人们不得不再次考虑此事。十日，群臣在朝集议立储问题，有人提出请沂王复位东宫，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既废不可再立。最后，大家觉得不如只提建储，具体人选由景帝自己定，所以奏疏中只说“早择元良”。景帝见疏，不允所请，并说自己不过我感风寒，十日当临早朝，群臣不必惊慌。

　　这时，传说有人要把襄王之子迎入宫中，立为皇储。十日，主持政务的王直、于谦等人在起议论请沂王朱见深复太子位事，推举大学士商辂起草奏稿，写成以后，天色已晚，决定明日早朝时再奏。

　　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太上皇英宗复位的场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

　　首先谋划英宗复位的是武清侯石亨。此人在北京保卫战期间立了定功劳，掌握了部分兵权，爵封武清侯。景泰年正景帝朱祁钰召石亨至病榻前，令他代行郊祀礼。石亨这人野心很大，在于谦掌握兵权的情况下，不免有抑郁不得志之感。这时，他看见景帝病势沉重，不觉动了谋取大功的念头。归后，他找亲信张车兀、杨普及太监曹吉祥等商量：景帝的病定好不起来了，现在上下官员都在策划拥立各自尊崇的人为新君，我看，拥立沂王，不如拥太上皇复位，可以建立不世之功。他这番话立刻得到赞同，因为这些人都是不得志之人，如杨善迎归英宗，却未得升迁，心怀不满。于是，几个人去找英宗旧日亲信许彬。许彬对他们说：“拥立太上皇复位，社稷之福也。但我已经老了，不能干了，你们可以去找徐元玉商量。”这个徐元玉，就是当年土木堡之变后倡言迁都的徐王呈，人很有才，但心术不正，因倡言迁都而遭仕林不齿，于是他改名为徐有贞，字元玉，这时又重新爬到副都御史的位子。石亨等人知道他善谋略，于是又去找他。徐有贞听了石亨等人的计划，大加赞赏，说：“当年太上皇出征，是为天下赤子之故。现在天下离心，请上皇复位，人心必悦。”

　　于是，在徐有贞策划下，石亨等人分头作了系列准备工作。首先，由张车兀暗中将准备用英宗复位之事通知南宫，以便英宗有所准备，同时，由太监曹吉祥、蒋冕等人将情况密报孙太后，很快得到孙的首肯。然后，曹吉祥等又预制了孙太后的道懿旨，以备起事时用。他们知道，十日景帝将临朝，到时可能会对立储事作出某种决定，那时将对拥立英宗复辟不利，于是决定在十日以前发动。这时，适逢边塞报警，徐有贞对担任掌军都督之职的张车兀说，你正可以乘此机会，以加强京师及皇宫戒备为名，调动兵力，做好准备。

　　十日晚，徐有贞知道今晚事在必举，为了鼓动人心，他爬上房顶，仰观天象，然后下来对众人说：“时在今夕，不可失也。”于是，他与石亨、杨善等人拿出孙太后懿旨，调军向皇宫进发。当夜更，曹吉祥等人打开长安门，石亨、张车兀、徐有贞、杨善等率兵千余人闯入皇城。不等守城士兵有所反应，他们已将城门反锁，并将钥匙投入井中，以防外兵进入，然后直奔南宫。南宫城门紧闭难启，徐有贞令勇士翻墙而入，与外面士兵合力捣毁段宫墙，很快，墙垮门开。只见英宗人独自从灯烛中走来，问：“你们想干什么？”众人赶紧伏地齐答：“请陛下即位。”于是，叫士兵们推过皇帝乘坐的御辇来，士兵们慌乱中拉不动，徐有贞就亲自上前拉车，英宗在众人扶持之下上了车，徐有贞又在前引路，向奉天殿而去。这夜，晴空朗朗，月明星稀，朱祁镇看清了眼前这几位主要人物，问道：“卿等是谁”，徐有贞等赶忙各自报了姓名、官职。队伍出南宫不会儿，就到了东华门。守门者远远看见有支队伍，喝令停止前进，这时，英宗朗声喝道：“朕太上皇也”，守门者知是英宗，竟不敢阻挡，队伍顺利进入宫内，拥着朱祁镇至奉天殿，山呼万岁，钟鼓齐鸣。

　　这时已是正月十日黎明，群臣正在朝房准备景帝早朝，很多人还在心里想着，今天这次早朝，建储问题肯定将要提出，免不了要有番争论。忽闻钟鼓齐鸣，会儿又见诸门大开，十分诧异。就见徐有贞跑来，大声呼喊：“太上皇已经复位了，快来叩贺。”

　　众臣面面相觑，竟是无人敢于反对，稍稍迟疑，大家还是齐来到奉天殿朝觐英宗，朱祁镇又亲自向大家宣布自己已经复位，今日正午，在奉天殿正式举行登基大典，群臣这才齐跪下，山呼万岁。

　　这样，朱祁镇自土木堡之变后，在塞外和归后软禁于南宫，整整当了年半时间的太上皇，终于重登大位了。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

　　景帝被英宗命太监蒋安用帛勒死在西宫之中。

　　英宗复辟后，昏庸如前。他思念王振，下诏恢复王振的官位，并以木头刻成王振的形状，招魂安葬，祀其牌位于智化寺，其祠赐名叫“精忠”。对“夺门之变”中的为首分子，英宗大加封赏。徐有贞爵封武功伯，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纹渊阁事，即内阁首辅。石亨晋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升为司礼监，总督大营。其他些在“夺门之变”中出过力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在权力分配中，这些迎复派官僚你争我夺，产生了矛盾。徐有贞因和石亨、曹吉祥争权夺利，曹、石人联合打击他，因而，仅过几个徐有贞便被下狱，后被罢官谪戍。徐有贞败后，曹吉祥和石亨更加专横，终于酿成“曹石之变”。

　　弘治中兴英宗死后，太子朱见深红位，是为宪宗，改元成化。宪宗朱见深是个16岁的少年天子，风流荒唐，玩物丧志，他嗜好珍宝，崇信左道，以至吃丹吹符，服用淫药。在位23年，仅成化年（1471年）召见阁臣次。内外朝政都被帮佞幸把持，尤其是任用宦官有增无减。这样，到了成化中期，终于又形成汪直擅权的局面。

　　汪直黜罢后，成化晚期宦官干政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成化十年（1485年），吏科给事中李俊在次奏疏中还指出：“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监而丛十余人，事而参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忄佥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梁芳、钱能、韦眷、王敬等班宦官，依然弄权售奸，莫敢逆者。

　　成化十年（1487年）宪宗死去，继位的是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朱祐樘为淑妃纪氏所生，宪宗第子。生时正值比宪宗年长19岁的万贵妃专宠后宫，宫中不敢将此事报告宪宗。直至太子死后，宪宗始知之，育祐樘于周太后宫中。他是在万贵妃的妒忌和迫害中成长的，因此比起英宗、宪宗等人来，较少纨绔荒唐习气。他当上皇帝后，斥逐了批奸邪。宦官梁芳、王敬、韦眷等均被黜。奸佞李孜省作恶多端，被逮捕入狱，死在狱中。禅师、国师、真人等妖僧方士被罢遣者达千数百人。阿谀尸位的大臣如内阁万安等也被罢黜回乡。与此同时，积极提拔贤能，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如王恕、李东阳、刘大夏、谢迁、刘健等。孝宗还比较注意广开言路，恭俭自饬，并能在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使弘治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明史》称孝宗“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安”，“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着清宁，民物康阜”，虽不免过誉失实，但与英宗、宪宗诸朝相比，弘治初政确实清平许多，宦官专权的现象有所收敛。

　　但是孝宗对于正统以来政治积弊的匡正是很不彻底的，许多近幸如李广等依然得到重用。弘治年（1495年）以后，孝宗热衷于斋醮、炼丹，视朝渐晏，章奏批答也不及时，“或稽留数或竟不施行，事多雍滞，有妨得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弘治十年（1497年）召见大学士徐溥等，每人赏茶杯，满朝以为盛事。弘治十年（1499年）给事中张弘曾陈初政渐不克终事云：“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传至百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王己等再传至百十余人，异初政者。初戮方士李孜省，斩僧继晓，近则烧炼斋醮不息，异初政者。初去万安、李裕的，朝弹夕斥，近被劾数十疏如尚书徐用者，犹面见然居位，异初政者。初尝谕，有大政召大臣面谕，近自十年月召见文华殿，不复再召，上下否隔，异初政者。初停增设内官，近已还者复去，已革者复增，异初政者。初慎重诏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陈情乞恩，率奉俞允，异初政者。初令兵部由旧章，有妄乞武职者奏治，近乞升无违拒，异初政者。初节光禄供亿，近冗余日繁，移太仓银赊市廛物，异初政者”。到了晚年，宦官扰乱国典，勋戚、官僚挟势行私，朝政更趋腐败。“兴作相继，费出无经，民困于科派，里困于力役。”

　　刘瑾专权弘治十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继位为武宗，年号正德。武宗朱厚照是个纵欲逸乐的风流天子。他即位时，就不顾内府财用不充，大肆挥霍铺张。正德元年（1506年）十武宗举行大婚礼，户部送银30万两，实际上耗费高达金8520余两，银533840余两，其奢侈程度可知。正德年（1507年），开始于西华门别构禁苑，筑宫殿，密室勾连，养藏美女，谓之“豹房”。据正德年（1512年）十月工部报告：“豹房之造，迄今年，所费白金十万余两，今又增修房屋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以为继。”武宗荒嬉废政，政事为宦官刘瑾所操纵。

　　刘瑾，陕西兴平人，“幼奸黠有口辩，颇知书”，孝宗弘治年间，得侍东宫朱厚照，“以俳弄为太子所悦。”武宗朱厚照即位，刘瑾及其党伙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虎”，迅速形成了个强有力的宦官势力集团。

　　刘瑾得势后，加紧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力量，“内瑞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诛求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正德以前，与宦官司礼监分庭抗礼的是内阁以及部长官，为了达到控制内阁的目的，刘瑾在排斥刘健、谢迁的同时，以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芳潜通瑾党，瑾遂引芳入阁，表里为奸，凡变紊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皆芳导之”。焦芳入阁，依仗刘瑾为靠山，马上就掌握了内阁大权，李东阳虽以旧阁臣留任，但他善于见风使舵，对阁事仅“兆页首而已”。之后，刘瑾又把自己的私党刘宇、曹元等矫旨入阁，这样，刘瑾当权期间，内阁大权始终牢牢地控制在刘瑾的党徒手中。刘瑾除了在内阁安插党徒之外，部及其他许多政要部门，也都有大批亲信在其间操纵控制，仅部正副堂官附刘瑾者就有20余人：“尚书则吏部张纟采、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王景、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氵粲、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外延大僚党附宦官的人数大大超过王振、汪直的当权时期。

　　刘瑾除了把持司礼监、掌握内外军权之外，正德年（1507年）又“矫诏令内阁撰敕，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也就是说宦官有权参预地方上的民政事务。这样，国家的切事务，实际上就掌握在刘瑾手中。武宗“以天下章奏付刘瑾……瑾初亦送内阁拟旨，但秉笔者逆探瑾意为之，其事大者，会堂侯官至瑾处请明，然后下笔”，内阁完全秉承刘瑾的意旨行事。“后瑾竟自于私宅拟行……府部等衙门官禀公事，日候瑾门，自科道部属以下皆长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

　　凡内外章奏，主管官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白本送御览者，只不过是履行形式而已。大臣上书刘瑾，要自称“门下小斯某，上恩主老公公”，故当时刘瑾有“立地皇帝”之称，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个坐皇帝，个立皇帝，个朱皇帝，个刘皇帝。刘瑾专权期间，皇帝完全被架空，而内阁则成了他的附庸，甚至到刘瑾被逮捕入狱，会审诸大僚仍然“噤不敢声，瑾大言曰：‘满朝公卿，皆出我们，谁敢问我者！’皆稍稍却。”由此可见刘瑾对于外延的控制之严。

　　正当刘瑾权倾朝野的时候，宦官张永等对刘瑾等的不满情绪正日益增强，张永等“与瑾同为虎者，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望，（瑾）又欲逐永，永以诡免”。正德年（1510年）宁夏的宗室安化王朱寘钅番以讨伐刘瑾作为起兵的借口发动叛乱。武宗派大学士杨清总制军务，太监张永为监军，前往宁夏处理朱寘钅番叛乱事。杨清了解张永对刘瑾有怨恨，于是就与张永相与结纳，关系甚洽。“欲因诛瑾，清为画策”。张永回京师报捷献俘，乘机拿出朱寘钅番声讨刘瑾的檄文给武宗看，“因奏瑾不法十日”。武宗遂令连夜逮捕刘瑾，外延科道官亦纷纷上疏劾瑾，定罪30余条。“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堂皆伏诛。”

　　世宗崇道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木元的世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属湖北）。他即位后改下年为嘉靖元年，是为世宗。这年，他仅15岁。

　　在武宗死后到朱厚熜即位之前，由杨廷和总理朝政近40日。杨廷和是个有志于整饬朝政的首辅。他是川新都人，成化十年（1478年）19岁的时候便考中进士，正德初年入阁参预机务。当时刘瑾专权，杨廷和只能委曲其间，稍有补救而已。武宗多次外出纵游，他先后多次上疏谏阻，都不被采纳。武宗死，他为太后设计，逮捕佞臣江彬，又以武宗的名义颁发了个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把江彬调入京师的边兵遣还各镇，在威武大将军的所谓“军门”办事的官校饬令各自归本卫，武宗所经营的皇店概关闭，豹房里的成千上万的番僧、少林僧、戏子娼妓、专供游乐的南京“快马船”的船夫，以及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都概遣还放回；而且，还停止京城中不急之务的营造，把宣府行宫的切金宝统统收归朝廷内裤。世宗登基之时，杨廷和又借起草即位诏书之机，用世宗的名义进步实行改革，裁汰了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14.87万人，减少漕粮153.2万余石。于是，那些由奉迎、恩幸而当上官的小人大半都被罢斥，武宗时期的暴政革除殆尽，天下臣民都盛称新天子圣人，歌颂杨廷和功高。

　　但是，杨廷和在争议世宗的生父朱祐木元的尊号问题上违忤了世宗的旨意，于嘉靖年（1524年）正月辞官。以后的内阁首辅都缺乏杨廷和的魄力，有些则热衷于互相攻讦，争权夺利。世宗本人也是个昏愦不堪的皇帝，因而，明帝国又日趋衰败。

　　世宗生最感兴趣的是崇拜仙道，祈求长生。最早引诱他走上这条路的是暖殿太监崔文。那是在嘉靖年（1523年），当时世宗仅17岁，崔文诱惑他在乾清宫等处建醮、祷祀。玩了个经不住杨廷和与些言官的苦苦劝谏，就停止了。第年，世宗又耍起这玩意儿。这时，杨廷和已经辞官，而有些当政的官员不但不加阻止，反而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取得他的欢心，换取自己的权力地位。如大学士张璁，就曾受命为世宗在钦安殿建醮，并附和世宗的意思，写了几首关于斋醮的诗进献。礼部尚书夏言也是因善于撰写青词而步步高升的。

　　道士们利用世宗企求长生不老、成仙心切的心理，对他百般愚弄。他们自称能祈雨召鹤，其实，祈雨往往是在久不下雨、旱情严重的时候进行，这时尽管不求，雨也照样会下的；而召鹤的骗术，可能是道士平时畜养训练好的。可是，昏愚的世宗却以为是道士的法术灵验。道士还收买世宗身边的太监，在夜间偷偷拿桃子放在宫中，然后欺骗世宗说：“这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仙桃，乃仙人所赐”；又伪造所谓色灵龟、灵芝仙草，说是“天降瑞兆”；甚至炼制什么仙丹灵药献给世宗。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而炼制的原料又是水银、铅等有毒的金属。世宗竟也深信不疑。有个道士谎称能“化物为金银”，带着他所化的银器进见。世宗大喜，把银器摆在太庙里，对道士非常宠爱。后来发现“化物为银”是个骗局，才把道士杀掉。

　　由于世宗深信道士的种种骗术，对道士的宠爱也就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道士邵元节自称能求雨求雪，世宗赐给玉带冠服和玉、金、银、象印各枚，每年给禄米100石，赠田30顷，还为他建真人府，拨给校尉40人，供真人府洒扫之役。嘉靖十年（1536年），世宗有了儿子，他认为是邵元节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品服俸，赐给白银、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十年（1539年），邵元节死，世宗非常悲恸，命令官府为他举行葬礼，血阝典按伯爵的等级。邵元节死后，世宗宠爱另个道士陶仲文。陶仲文也是以画符念咒、驱邪除妖这些玩意儿来欺骗世宗，在两年的时间里平步青云，被任为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在此之前，明朝没有个大臣像陶仲文身兼孤的。十年（1546年），世宗又加封陶仲文为伯爵，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把切可以加封的爵衔荣誉都给了陶仲文。但是，这个心想让世宗成仙的道士自己却成不了仙，于嘉靖十年（1560年）死去。

　　大量的祷祀活动，使朝廷在经济上增加负担，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腐蚀。经济上，当时宫中用于土木祷祀的费用，仅香蜡项，每年就费去黄蜡20余万斤，白蜡10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由此可见在这方面的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政治上，如前所说的，道士可以官至品，尊至公卿，实在荒唐至极。而世宗本人耽迷于求道成仙，不理朝政，大臣有敢谏阻者，动则廷杖下狱。嘉靖十年（1539年），他想让4岁的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炼两年。太仆寺卿杨最劝他说：“不近声色，保复元阳，自然就会长寿。而黄白之术，金丹之药，都足以伤元气，不可相信。”世宗大怒，把他投进锦衣卫监狱，用重刑拷死于狱中。过了两年，御史杨爵见世宗闹得实在不像话，就负起言官的责任，上了疏说：“为君治人者必须奉天安民，使他们各得其所。如今饥民颠连无告，委命沟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委任部臣，远建雷坛，以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这样，民何以得其所呢？

　　……金紫赤绂，赏及方术；保傅之位，坐而论道……名器之滥，至此极矣。”世宗看奏疏，大怒，把他投进监狱。

　　张居正的改革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少年得志，12岁进学秀才，16岁中举，23岁就中进士，走上宦途。开初，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正是严嵩权势熏灼的时候，他看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个“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弭天下之患。但是，当时皇帝昏暗，奸臣柄政，他的思想比较悲观，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之人，当政者却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也未必肯起用他。因而，他只在翰林院当了年的编修，便称病辞官归家，种了半亩竹子，闭门读书。

　　张居正在家读了整整年书，由于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重又进京当官，任国子监司业。他性格深沉，有胆略，此次进京，怀有更大的抱负。公事之余，他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徐阶起草世宗遗诏时，曾与他起商量。隆庆元年（1567），他被遴选入阁。第年，他针对嘉靖以来的种种弊端，向穆宗上了封《陈事疏》，指出当时朝政积习生弊，颓废不振。他认为如不及早厉行改革，新天下耳目，势必积重难返。他在奏疏中向穆宗提出了大急务之事：1.“省议论”，反对说空话，务求实效；2.“振纪纲”，要申明法纪，政教号令概由中央制定发布，刑赏予夺，做到公正无私；3.“重诏令”，执行皇帝诏令要坚决迅速，文书奏报要及时；4.“覆名实”，严格对京官、外官的考勤考绩，不使毁誉失实；5.“固邦本”，提供节用恤民，抑制豪强兼并，清理赋役不均；6.“饬武备”，即申严军政，设法训练，巩固边防。

　　张居正的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切中时弊，颇具见识，在当时是势在必行，穆宗皇帝对此亦深表赞赏，可惜他在位年便去世了，而张居正当时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这些主张暂时得不到实行。穆宗去世后，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即明神宗。张居正联络宦官冯保，撵走内阁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出任内阁首辅，拥戴10岁幼龄的神宗朱翊钧。这时张居正大权在握，年幼的神宗对他既尊重又敬畏，言听计从，于是他便把昔日的点改革纲领，在万历初年逐付诸实施，掀起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于是便提出考核吏治以达到“民安邦固”，也即要求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他决心要扭转政风士习，做到“事权归，法令易行”，便竭力提高内阁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另方面，在地方上，则分清抚、按职掌，使巡抚和巡按的权限明确，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力督促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政令。

　　其次，大力开展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

　　所谓“开源”，也即开辟财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明初，田赋及力役的征调，主要依据记载田亩的“鱼鳞册”和记载户口的“黄册”，以后，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人口逃亡，这制度已遭到破坏。到了明中叶，出现了种矛盾现象，方面是承平日久，人丁生聚，田野垦辟，但是全国田亩额数以及户口数反比建国初期减少，政府实际所能征收的赋税也相应地日益减少。另方面是“冗员日多”，官吏的禄米有增无减，王室的挥霍浪费也与日俱增，结果朝廷的财源枯竭，收支失去平衡。

　　土地的兼并和欺隐、丁口的逃亡和户籍的紊乱，造成赋役负担严重不均，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因为官僚地主霸占民田，却想方设法把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形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弊病，加剧了社会矛盾。当时流传的首民谣说：

　　“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给新债”，就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为了进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赋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推行“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次大改革。

　　“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1.统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染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律征银。

　　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律征银。除在苏、松、杭、嘉、湖地区收本色赋外，其余地区的田赋律征折色赋，即银子；以前到各地征收的土贡方物也律“计亩征银”。

　　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计算的原则是以原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然后把这些税额按定比例分摊到土地和人丁上，即所谓“总括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

　　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征银，轻便易于储存、运输，不像过去交本色赋时体积大，重量多，需要由里长、粮长协助征收和运输，因而，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和运交国库，所以说“丁粮毕输于官”。

　　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也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嘉靖十年（1550年），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庚戌之变”发生之时，他正在北京，目睹了从这事件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所以，等到他执政时，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他曾感慨地说：“武备废弛如此，不及今图之，则衰宋之祸，殆将不远。”于是，他“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加以整顿。

　　张居正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除此之外，张居正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靖、万历年间，黄淮“横流溢”，经年不治。每当洪水泛滥，田园、房屋尽毁，人民颠沛流离，遭殃受苦，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万历年（1577年），黄河又在崔镇决口，河水溢，淤塞淮河口，淮河水向南倾泻，冲坏了高堰，湖堤大坏，使高邮、宝应等县全被洪水淹没，成了片汪洋。当时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主张疏睿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则主张堵塞决口，“束水归槽”。两人主张不，意见不合，治河工程迁延不决。第年夏天，张居正起用治河行家潘季驯，委任他当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负责治河。

　　历经年，治黄取得良好的效果，做到了“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水患的遏制，使黄、淮流域的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张居正执政期间，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是多方面的，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务在强公室，杜私门”。当然，改革在客观上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也起了定的作用。

　　阉党专政万历十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班东林党人合谋从乾清宫逐走李选侍，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

　　东林权势，盛极时。

　　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暧昧关系的惜薪司太监李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他恢复魏姓，赐名忠贤。

　　原来，魏忠贤乃河北肃宁县人，是个流子，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混入宫中充当太监。后来和客氏搭上关系，得到熹宗的宠幸和信任。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因有客氏这个关系，才获得这重要职位。

　　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天启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由于朝中两大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唆弄，熹宗渐渐由任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延官僚，操纵朝中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股强大的邪恶势力，人们称它为“阉党”。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年（1624年）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遭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其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30余人为左右拥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5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虎”；田尔耕等5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号为“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十孙”的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部至方总督、巡抚，无不遍置魏阉死党。

　　魏忠贤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都是口皆乳臭，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孩。

　　阉党的胡作非为，引起正直官员的严重愤慨，于是，便有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而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斗争。天启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24大罪，大胆地揭发了魏忠贤的奸恶，刺痛其要害。魏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干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