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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苦力问题

  “北京城里百分之十九的居民就是靠着洋车夫的行业过活的。”这是李景汉先生费了半年功夫,调查北京洋车夫的情形得到的结论。(见本刊第六十二期一八五页)百分中的十九!那不是说,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洋车夫,或与洋车夫有“经济的关系”的人吗?换一个说法,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靠洋车夫过活的人!这真是出人意料的巨数。在统计学者看起来,方法是十二分的重要,结论是不一定有绝对的价值的,他们也许还要怀疑的询问。在我这样不懂得统计学的人,就未免有些震惊了。

说起了洋车夫,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想。也许是为了这两句话吧?我来北京之先,有一个亲戚劝我不要到北京,就是到了北京也不要做教书匠。他说:“我在报上看见北京的教员有的穷到晚上拉街车。在远地方拿不到钱不是玩的。拉车我们又没有那力气。”我诚恳的谢了他的好意,也就来了。在北京不久,有一个老朋友叫我到一旁悄悄的劝我道:“你怎样还不备一个包车?

你这样的跑上街去雇车,是要招人轻视的。在北京,包车是不可没有的需要品。”我也很诚恳的谢了他的好意。从那时到现在,我也在北京混了几年了,虽然邀天之幸还没有晚上去拉街车——恐怕那种情形也就不远了!——那一辆不可没有的包车还不曾享用过。不过他们的话实在都没有说错。教书匠真是穷。包车也真是小波淇洼的护照。要是一个人从包车而马车从马车而汽车大家都说某人“红”了,或是“发财”了。要是连包车都没有,他还算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上面所说的原故吧?不过也许是为了我们同洋车夫接触的机会,在各种劳工人们中,比较的多些。在北京几乎不能不坐车。第一北京的地方实在大。第二,在北京街上跑路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你不能望着天,你也不能望四周的风景,你得时时的留神你的脚下。要不然,你是拌一交,就蹈了一脚的矢橛。

并且,穿大褂的人不能走路,好像是北京的不成文宪法。至少洋车夫们都有这样的观念。“车呀!”“拉去罢!”的声音,不止的在你耳旁叫聒,那么为了清静省事计,只有那采取无抵抗的办法,坐车了。

我是不懂得统计学的,上面已经说过,所以也从来不想在车夫身上去搜集社会调查的资料。不过我也曾经想同他们谈谈话,问问他们对于许多事物的观念。可是我的京话实在太糟了。我们中间总隔开了一堵墙。我偶然问一句话,也许得反复的申说了几遍才懂得一点,那自然使我灰心而默然了,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在责难的申斥,登时现出难看的颜色!在他们的生活中,责难固然是家常便饭呵——那使我更加灰心而默然了。

因此,虽然同我曾经有过关系的洋车夫至少有几百,我实在不曾看见他们的心。他们是有心的,我并不疑惑。而且他们中间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譬如说吧,一辆车要抢到另一辆的前面去,也许有一定的办法的。要是不守那规则,那辆的洋车夫也许就得认为侮辱了他,并且激起他的愤怒和比赛的精神。这样比赛的结果,胜者固然得意万分,败者也不免垂头丧气了。我最不能忘的是一次同一个朋友回家,拉他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童,拉我的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一辆车来了,突过了在前的孩童的车。壮年数励向前追,见他实在力量不支了,就自己拼命飞跑,追过了那犯窥的车,又比赛了一阵,还是胜了他,缓下来冷笑道:“你只会籍负小孩子!”

上面所说的规则,也许完全是臆度的幻想。不过这一定是有几分根据的:北方的车夫与南方的不一样。在上海,越是天气不好,好像拉车的做卖买的越是多。在北京就大不相同了。大雨大雪天,北京街上往往绝了洋车的迹。炎夏赤日的底下,也常常可以看到洋车夫睡在树荫下,傲然的不理雇客的叫唤。这很可以做北方人不及南方人勤快的一种证明。也许就有人因此比较南北工人的优劣了。可是,这难道就是北方人的劣点么?不定是北方人比较的懂得人生的意义吧?他们拉车,为的是生活,不是为了爱拉车。那么这要够了生活,何必拼命的做牛马?要是大雨泥泞中去受罪,何不饿一餐半餐呢?有人或者要说了,这是热带中斐洲土人的人生哲学。他们终年不用穿衣裳,街上有的是充饥的果品,所以除了吃喝睡觉,什么也不肯做。可是,朋友,你以为他们现在进步了吗,现在欧洲人把酒浆和装饰品做引诱他们工作的报酬品?

北方工人没有南方的勤快,南方的工人没有北方的能笑乐,那是最容易觉察的分别。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里,说起:

我记得一个大热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在一个懂得眼光稍远的利益的国内,他们就会用这机会诉说酷热的苦楚,好多得几个酒钱了。

我想,罗素所说的大约是北方的苦力吧?南方,尤其是上海附近的工人,似乎就不是这样的了。固然不错,罗素在上面一节之前,有这样的几句话:

无论那一阶级的中国人,都比我所有过接触的别种人种爱笑乐:无论什么东西,他们能在里面找出乐趣来,无论什么纷争,只要一句笑话就和缓了。

中国人真是这样吗?在我看来,恐怕这话的反面还比较的真切些吧。中国的所谓中上流阶级,有的是严厉的面孔,在什么事物里都找不到乐趣——所以只好打牌,逛窑子了——而且顶没有的是“幽默。”

话又说远了。我是要说北方的工人爱笑乐。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几个洋车夫会一面跑,一面笑着乐着。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车厂。每到黄昏时候,里面就有简单的音乐声,吹着唱着,哄堂的大笑着。他们好像真知道怎样享乐人生的。有一天,一个崇拜东方文明的朋友同我争论东西文明的优劣。他说西方物质文明越是发达,他们的苦闷也越是增加。所以有许多人反而回头望着东方了。我说,“你听见那音乐吗?那是附近的车厂里发出来的。他们每晚都这样的快乐。我羡慕他们极了。可是我真是去过他们的生活,我能同样的快乐吗?不要说我没有那气力,就是有,我恐怕在原有的苦闷之上又加几倍苦闷了。西方人也是这样。他们以为我们比较的快乐,可是他来过我们的生活——当然不是说西方人在中国安享的特殊的生活——恐怕一天也过不惯。何况我们也有我们的苦闷,西方人苦在不知道。洋车夫也有洋车夫的苦闷,也只恨我们不知道吧了。”

洋车夫当然有他的许多苦闷。虽然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车夫同他的同伴们这样说:“拉车的有拉车的命。坐车的先生有坐车的命。我坐了车,我的头就得晕。”可是,我想,这恐怕不能代表车夫的感想吧。他们拉车的时候,也许羡慕坐车的人,也许怨恨自己不曾投身在一个较好的人家,也许——在坐车的听了,这是何等可怕的思想!——他们正在说他什么都不比那坐车的人差,为什么拉车的是他,坐车向是他。

有了这么的思想,他脸上的笑,心中的笑也就消灭了。南方工人与北方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吧?可是,近一年来,北方的拉车的也不像以前的快乐了。他们生活的压迫增加了吗?他们对于人生的观念有些更变了吗?这也生活的一个。他们的思想不变更,他们的地位没有迁善的希望。他们的思想变更了,他们的乐趣也就消灭了。在过渡时期的人们,总是只有苦闷的。

我在第五十九期的《闲话》里提起了吴稚晖先生在里昂时的一段故事,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会。今天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没有应当修改的地方。不过有两点是用得着声明的。

第一层,吴先生始终没有承认去做中法大学的校长,更说不到领校长薪水了。那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同时,法国人和学生都认定他是校长,那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要不然,一部分学生——好像不止七八个人吧——也不至于为了膳宿费事同吴先生去为难了。并且,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校长问题就是风潮中两方争论极剧烈的一点。因为如此,我的原文中,只用了“吴先生在里昂”六个字,没有说他是中法大学的校长。

第二层,这一个故事,我是用了来证明吴先生“言行一致”的地方的。因为吴先生相信学生,就是他自己受了窘,还是回护学生。就是他背后虽然有时也非议学生,在作文演说时总不肯这样说,那都可以证实他信仰的坚确。英国内阁的阁员在阁议时对某种议案尽可以尽力的攻击,但是既经通过之后,他们为了公共负责的原故,出外就得反过来竭力的辩护,断不肯说他们原来是反对的。某党的党员对本党的政策尽可以有许多不满,但是在大家面前,还是说他的党最有希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如果把这件事也去证明吴先生的“言行不一致”的地方,那就不是我“始愿所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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