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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咬紧牙关，做出自己的品牌
商品有商品的品牌，一个人立足社会靠的也是个人的品牌，是货真价实还是假冒伪劣完全是自己一步步行动的结果。曾国藩年少时就咬紧牙关，以为国之藩为己任，最终打造出一块响当当的品牌。
（1）当掉衣服买回一箱书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曾国藩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家国之变，但在其立志求学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当衣买书。封建时代，即使你是个济世之才，要想建功立业也要走八股取仕这条路，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初时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曾国藩是个砺志聪明的人，而且记忆力很强。据说9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14岁那年，有位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赞赏。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诗题，叫曾国藩当场做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凝祉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曾国藩除了继续苦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五年（1825年），曾国藩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居然得了第七名。
曾麟书感到这孩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但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孩子的前途。无奈中，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贴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继续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进步。道光十三年（1833年），23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可巧，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26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性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2）在庸俗的环境中保持清醒
常人与成功者的区别之一就是，常人在常人的环境中按大多数常人的方式行事，而事有大成者却往往身处常人的大环境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位成功者。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28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位置，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10余年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句箴言。
①立志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兴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②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齐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③主静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④谨言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贾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忧悔既丛，铭以自改；铭而复蹈，嗟汝既耄！
⑤有恒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徒。德业之不常，是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从这五句箴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予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由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这五句箴言，我们均可作为座右铭，青年人读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无穷。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使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然而，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曾国藩就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有一年，曾国藩曾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得很安逸、也很放纵，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万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33岁。从他当衣买书、功成而用功不辍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省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1）当掉衣服买回一箱书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曾国藩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家国之变，但在其立志求学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当衣买书。封建时代，即使你是个济世之才，要想建功立业也要走八股取仕这条路，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初时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曾国藩是个砺志聪明的人，而且记忆力很强。据说9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14岁那年，有位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赞赏。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诗题，叫曾国藩当场做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凝祉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曾国藩除了继续苦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五年（1825年），曾国藩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居然得了第七名。
曾麟书感到这孩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但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孩子的前途。无奈中，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贴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继续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进步。道光十三年（1833年），23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可巧，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26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性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2）在庸俗的环境中保持清醒
常人与成功者的区别之一就是，常人在常人的环境中按大多数常人的方式行事，而事有大成者却往往身处常人的大环境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位成功者。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28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位置，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10余年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句箴言。
①立志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兴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②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齐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③主静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④谨言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贾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忧悔既丛，铭以自改；铭而复蹈，嗟汝既耄！
⑤有恒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徒。德业之不常，是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从这五句箴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予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由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这五句箴言，我们均可作为座右铭，青年人读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无穷。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使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然而，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曾国藩就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有一年，曾国藩曾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得很安逸、也很放纵，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万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33岁。从他当衣买书、功成而用功不辍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省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