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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人生最可贵的是靠自己拔地而起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于学于仕都没有一丁点家庭背景。他深知，要想“拔地而起”，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学问，靠自己的德行，而这些都必须以自强之心去艰苦修炼才能取得。
（1）留下一个“美德”的名声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即使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国藩看来，这三不朽中立德最难，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国语》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立德之难。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空洞的，无形的，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又确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有时它表现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但做一件善事并不等于立德。因为驱使人做一件好事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就是一个人的德行所致，有时则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再比如一个有德行的人，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但是他实在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德行就在他的心中，虽然我们无法看见德行是否在他的心中。一个人不可无能，但不可逞能；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贤能的臣子多了，国家就强盛，贤能的孝子多了，家庭就兴旺。贤能的人或多或少，一半在人谋，一半在天命，不可强求。大体而言，能人总是多多益善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可以能而不贤呢？或者，一个人就该显得比他人更高明、更强大、不可一世呢？曾国藩说：不错，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其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外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强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陵、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其终身。所以我们在自我修炼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
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众或尊严。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人之所以要欺骗他人，是因为他心中另有私见，不可告人，也不敢告人，尔后制造谎言以欺骗世人。为了使欺骗不露破绽，于是只好编造更多的谎言，最后他就生活在自己所编造的诸多谎言中，恶性循环，无以自拔。他不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他有私心杂念，他有各种各样的企图或者妄想。倘若他没有私心杂念，他何必自欺又何必欺人呢？在曾国藩看来，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
（2）握紧“学问”这块敲门砖
人生在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之成功者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长进得越快。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就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曾国藩的事业成功，得力于他的“立德”，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砺志用事；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给次子曾纪泽的书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气质本自天赋，虽父兄亦不能改变子弟。但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改变气质。他虽自己才智钝拙，由于他能立志勤学，终成为清代显赫的人物，这实是他勤学的重要证据。
一个人其德、其功、其言之所以能立，都需要有一定的“功夫”，而“功夫”的取得自然与其所立之志关系甚大。在这里，我们把曾国藩“立德”的思想及实践过程当做“一件事”提出来，是因为这对于他一生的成功太重要了。曾国藩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立德为首、为根本，同时也是最难的。曾国藩立德的过程贯穿他的一生，或者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追求德之立的过程。
（1）留下一个“美德”的名声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即使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国藩看来，这三不朽中立德最难，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国语》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立德之难。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空洞的，无形的，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又确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有时它表现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但做一件善事并不等于立德。因为驱使人做一件好事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就是一个人的德行所致，有时则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再比如一个有德行的人，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但是他实在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德行就在他的心中，虽然我们无法看见德行是否在他的心中。一个人不可无能，但不可逞能；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贤能的臣子多了，国家就强盛，贤能的孝子多了，家庭就兴旺。贤能的人或多或少，一半在人谋，一半在天命，不可强求。大体而言，能人总是多多益善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可以能而不贤呢？或者，一个人就该显得比他人更高明、更强大、不可一世呢？曾国藩说：不错，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其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外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强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陵、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其终身。所以我们在自我修炼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
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众或尊严。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人之所以要欺骗他人，是因为他心中另有私见，不可告人，也不敢告人，尔后制造谎言以欺骗世人。为了使欺骗不露破绽，于是只好编造更多的谎言，最后他就生活在自己所编造的诸多谎言中，恶性循环，无以自拔。他不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他有私心杂念，他有各种各样的企图或者妄想。倘若他没有私心杂念，他何必自欺又何必欺人呢？在曾国藩看来，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
（2）握紧“学问”这块敲门砖
人生在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之成功者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长进得越快。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就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曾国藩的事业成功，得力于他的“立德”，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砺志用事；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给次子曾纪泽的书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气质本自天赋，虽父兄亦不能改变子弟。但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改变气质。他虽自己才智钝拙，由于他能立志勤学，终成为清代显赫的人物，这实是他勤学的重要证据。
一个人其德、其功、其言之所以能立，都需要有一定的“功夫”，而“功夫”的取得自然与其所立之志关系甚大。在这里，我们把曾国藩“立德”的思想及实践过程当做“一件事”提出来，是因为这对于他一生的成功太重要了。曾国藩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立德为首、为根本，同时也是最难的。曾国藩立德的过程贯穿他的一生，或者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追求德之立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