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改变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六节 做人要有根基，否则就会飘起来

　　曾国藩为人做事的特点就是沉稳，不虚浮，这是在他从军征战以前刻意修炼的结果，而修炼的途径就是——读书。所以，曾国藩对于读书的目的、意义、方法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并把它上升到与做人并重的高度。

　　（1）“读书”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曾国藩以“匡时救世”创立功名事业，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立身之本，因此，他一生注重封建德行的修养与他一生读书修业是分不开的。进德与学问就成为他完善个性人格的两件大事，同时又是合而为一的，终身与其事业相伴。

　　①读书不为发财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是一个例外。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年龄不过30多岁，他便立誓不发财。道光二十九年，他致书九弟说：予自30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一生的最大长处，就是言行一致，既然立誓不发财，便须节俭自守，不可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30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30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②不因科举误终身

　　读书考试，科举功名，这是士人学子的最高追求。相信这种目的论的人，最终仍只是看到了读书可以带来的世俗好处，因此读书受激励的动力仍来自于书本以外的功利目的。在此，曾国藩则又是一个例外。他在家书中多次谈道：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中举足以让长辈欢喜，是因为做官可以奉养双亲。读书走科举之路无可非议，但读书的最终目的不在中举。读书的根本是要在伦理上用功，在诗文学业上用功。读书究竟为什么？曾国藩在给他几个弟弟的信中谈到读书的目的，他写道：我辈读书，只为两件事：一是修身养性，包括诚心、正己、修身、齐家，以求无愧于父母；二是精研学业，包括学习诗词文章及其作法，以求保护自己。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之中、之外、之上，极其看重进德修业。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便很能说明问题：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竞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是日席中愀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可见，曾国藩是把读书作为个人修行和拯救世风的重要途径来认识的。他是一个理学家，因而他的读书目的也没有超出一般理学家的范围，那就是诚心、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何以能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对此，曾国藩在他漫长的读书生活中有着深切的体会。曾国藩认为，读书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他说，人的气质，是先天生成的，本身是难以改变的，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曾国藩对此深信不疑。当他看到纪泽的字曾深有感触，说他近来写的字总是失之薄弱，骨力不够坚劲，墨气也不够丰腴饱满，由此他想到了纪泽的字和他的行为举止患的是一样的毛病，那就是不够持重。如何医治这一毛病呢？曾国藩劝纪泽多读颜体和柳体，并教他用油纸摹写《郭家庙》、《琅牙碑》、《玄秘塔》这样的名帖，天天留心，专门从厚重两个字上下工夫。不然的话，字质太过单薄，人的气质也因此而更加轻薄了。曾国藩说过一句极为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这句话不是简单就能说出来的，必须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尤其是对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有种透彻的领悟力的人才说得出来。曾国藩不愧为灵气与神气兼备的人。读书的真正乐趣就在书本中，你从读书中获得启迪、发现与创造，你怡然自得、拍案击节甚至涕泗横流。有了这份心性，你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才能超然物外，有所发明或者建树。苏东坡就属于这种人，他有一首诗写道：“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对此曾国藩极为欣赏，他反复吟咏，并且增添数语：“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③读书之根本在于明义理

　　曾国藩认为：自西汉至今，读书人做学问约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一是辞章之学。各执一端，互相诋毁。我私下以为，义理之学学问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辞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考据之学，我没从中得到什么。这三条途径，都可为研习经书史学服务，各有门径。我以为，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而不会心绪杂乱。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按我的话做。不过这些亦仅仅是对那些有远大志向的人说的。在他看来，义理之学最大，其有裨于躬行和经济，“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曰“通儒”，一曰“俗儒”。曾文正公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12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便成为他终身的为己之分。《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2）为自己而读书

　　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称得上宏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顾、阎并称，顾炎武为自己做学问，而阎若璩则是为让人认识做学问。再有江、戴并称，江永为自己而学，戴震则免不了为被人认识而存在。又有段、王并称，王念孙为自己，段玉裁则免不了为让人所见而存在。还有方、刘、姚并称，方苞、姚鼐为自己。在那些仕途顺达官位高居的人中，如李光地、朱轼、秦蕙田，为自己而学的人占多数，但纪昀、阮元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不用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没有关系；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是既可笑又荒唐吗！所以，曾国藩十分明白地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狠下一番苦工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终成一代大思想家、政治家。

　　读书是曾国藩很看重的事情，他的一生都在试图用自己的行动回答：“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为什么要读书”等问题。在曾国藩看来，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恒心与勤己是谁也不能舍弃的成事法则谁也不能否认，曾国藩是靠读书走上仕途，又是靠读书取得自己道德文章的不二地位的。以他并不卓越的资质、恒心、勤己也就成了学业精进、学有所成的惟一途径。实际上又何止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