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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做大事必须先克己
很多种情况下，我们是在被自己的欲望和本能所驱着。所以有些事情的好的结果和达成这种结果的方法我们都能看到，却往往做不到，就是因为在感性与理性的较量中，感性常常占了上风。曾国藩做人处世沉稳老辣，主要得益于他从年轻时就刻意修炼的“克己”功夫，也就是一种自治能力，一种理智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1）修炼自制能力
曾国藩独处能力、自治能力是很强的。他自少年开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它。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他以后能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十余年，与他能改掉长年的陋习是同一种内圣的精神作用。曾国藩在军队里，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但这正是他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内圣修炼的第一大事。曾国藩慎独内圣之心，亦表现于其文书写作里，平生所作的公家文书和私人信件，没有一句欺骗和文饰的语言。他在治军与行政方面，一定力求踏实。有的筹划谋议虽稍嫌迂缓，但取得的成效却意义深远。凡是规划天下大事，没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当时被誉称为“圣相”。他曾创立过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阳水师，所有的章程皆亲手制定。同时，又制定陆军营制、马勇章程、两淮盐务章程、江南开垦章程、直隶清讼事宜、练军章程，皆有关经世治国的大事。然而曾国藩也曾多次身入险地和濒临绝境，只是由于他凭借“内圣”之大法，有百折不挠之志，才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巨大成功。虽然说成功在天，然而也应该说是他的人谋所致。春秋时期晋国的赵衰说过这样的话：“说礼乐，敦诗书，为元帅”；春秋时期鲁国的叔豹也说过这样的话：“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就称之为三不朽。”这两位古人所说内圣修炼的话，惟独曾国藩兼备。曾国藩研究学问致力于宋明义理之学，精通对古书字义的解释；研究文学效法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而辅之以汉赋的气势与本体。他的学问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作为最后归宿。他常常说：“古代是没有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至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圣人、贤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名儒，取32人画其图像以师长之礼事之。自撰写文章、施政办事之外，大体上都是礼仪教化之言。他常常称：“古代的圣人，大自天地万物皆推究其由来，小至一家一室的米、盐也没有不分条而理的。”他又常慨叹古礼已经残缺，没有专门军礼了。军礼按理说应当要有自己的专篇细目，有如明代戚继光所记述的那样。像他所亲自制定的营制营规，广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别等级，明辨威严，对于军礼来说也差不多相近了。
至于他制定营制、营规时所表现出来的论议规划，秩序井井有条，便足见其平素所积聚的内圣涵养之可观。曾国藩能够慎独自处，修炼“内圣”之法，他的门人弟子们无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国藩幕府，以军功而跻身官场，一跃而为清廷重臣，与曾国藩对他的举荐提携有很大关系。尽管俩人意见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针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意气之争。所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内圣修习从内心敬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2）十二种方法
修炼“慎独”功夫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的仪式条款列此，资以证验。
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十页。
六、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的最重要的功夫。
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却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
（3）曾氏的克己修炼
道光十一年，21岁的曾国藩就学于家乡的涟滨书院时，将自己的号伯涵（当时名子城）改为涤生。这其中便含有“克己”的意思。他自述道：“所谓涤，取涤除过去所染泥污之意；所谓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9年之后，他已身为翰林，回忆起改号之事，又自省道：“改号至今9年，还像从前一样不学习，岂不可叹！我今年三十了，资质鲁钝，精神亏损，往后还能有什么成就？只求勤俭有恒，克制自己，不丧元气，做事勉励，希有所得，不失身为翰林的体面。”他如此克己自励，数十年如一日。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根水烟袋。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
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馀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馀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来？曾国藩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入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惟恐以后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又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九月二十五日）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范。当时，曾国藩对这种下级的“拂逆”与上级的偏袒，有时也不免发两句牢骚。例如，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馀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综观曾国藩的一生行谊，他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廉洁，晚节纯粹。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凭欲望的支配行事，必然走上自我毁灭的歧途。所以古来圣贤如曾国藩者都将“克己”作为人生修炼的入门课和常修课。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1）修炼自制能力
曾国藩独处能力、自治能力是很强的。他自少年开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它。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他以后能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十余年，与他能改掉长年的陋习是同一种内圣的精神作用。曾国藩在军队里，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但这正是他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内圣修炼的第一大事。曾国藩慎独内圣之心，亦表现于其文书写作里，平生所作的公家文书和私人信件，没有一句欺骗和文饰的语言。他在治军与行政方面，一定力求踏实。有的筹划谋议虽稍嫌迂缓，但取得的成效却意义深远。凡是规划天下大事，没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当时被誉称为“圣相”。他曾创立过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阳水师，所有的章程皆亲手制定。同时，又制定陆军营制、马勇章程、两淮盐务章程、江南开垦章程、直隶清讼事宜、练军章程，皆有关经世治国的大事。然而曾国藩也曾多次身入险地和濒临绝境，只是由于他凭借“内圣”之大法，有百折不挠之志，才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巨大成功。虽然说成功在天，然而也应该说是他的人谋所致。春秋时期晋国的赵衰说过这样的话：“说礼乐，敦诗书，为元帅”；春秋时期鲁国的叔豹也说过这样的话：“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就称之为三不朽。”这两位古人所说内圣修炼的话，惟独曾国藩兼备。曾国藩研究学问致力于宋明义理之学，精通对古书字义的解释；研究文学效法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而辅之以汉赋的气势与本体。他的学问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作为最后归宿。他常常说：“古代是没有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至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圣人、贤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名儒，取32人画其图像以师长之礼事之。自撰写文章、施政办事之外，大体上都是礼仪教化之言。他常常称：“古代的圣人，大自天地万物皆推究其由来，小至一家一室的米、盐也没有不分条而理的。”他又常慨叹古礼已经残缺，没有专门军礼了。军礼按理说应当要有自己的专篇细目，有如明代戚继光所记述的那样。像他所亲自制定的营制营规，广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别等级，明辨威严，对于军礼来说也差不多相近了。
至于他制定营制、营规时所表现出来的论议规划，秩序井井有条，便足见其平素所积聚的内圣涵养之可观。曾国藩能够慎独自处，修炼“内圣”之法，他的门人弟子们无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国藩幕府，以军功而跻身官场，一跃而为清廷重臣，与曾国藩对他的举荐提携有很大关系。尽管俩人意见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针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意气之争。所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内圣修习从内心敬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2）十二种方法
修炼“慎独”功夫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的仪式条款列此，资以证验。
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十页。
六、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的最重要的功夫。
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却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
（3）曾氏的克己修炼
道光十一年，21岁的曾国藩就学于家乡的涟滨书院时，将自己的号伯涵（当时名子城）改为涤生。这其中便含有“克己”的意思。他自述道：“所谓涤，取涤除过去所染泥污之意；所谓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9年之后，他已身为翰林，回忆起改号之事，又自省道：“改号至今9年，还像从前一样不学习，岂不可叹！我今年三十了，资质鲁钝，精神亏损，往后还能有什么成就？只求勤俭有恒，克制自己，不丧元气，做事勉励，希有所得，不失身为翰林的体面。”他如此克己自励，数十年如一日。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根水烟袋。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
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馀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馀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来？曾国藩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入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惟恐以后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又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九月二十五日）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范。当时，曾国藩对这种下级的“拂逆”与上级的偏袒，有时也不免发两句牢骚。例如，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馀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综观曾国藩的一生行谊，他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廉洁，晚节纯粹。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凭欲望的支配行事，必然走上自我毁灭的歧途。所以古来圣贤如曾国藩者都将“克己”作为人生修炼的入门课和常修课。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