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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才都是被磨砺出来的
人才，尤其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只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办事的素养还不能算作一个中用的人才，必须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才能逐步成为真正的人才。而曾国藩就是一位善于磨砺人才并促其早日成材的人。
（1）把李鸿章磨砺成擎天柱
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当时，亲戚朋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惟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他对方存之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鱼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曾国藩在举荐和培养人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辉煌的前程，看到了光灿灿的金印和令人炫目的顶戴花翎。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年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了立足官场的“基本功”。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不相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
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军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步步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般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为，李鸿章也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此联的上半部分，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
（2）曾因求才心切被骗
有意思的是，虽然人人都说曾国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圣贤，因此，也会因为求才心切，从而有被骗的时候。天京攻陷后，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辞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时，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沉默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又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方宗诚记载说，当时有个浙江人上书给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此人有才，委任为营官。不久，知其险诈，立即革退，并在大门上悬示这样几个大字：此吾无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3）广收人才又要慎用人才
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极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先前获得“有自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先在如何去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识人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捕获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做“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曾国藩说：“不铲除荆棘，那么兰蕙也会没有芳香。不赶走害群之马，那么良驹也会短命。”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不足为训。但口诀中提到的“端庄厚重”等等，却确是“慎用”时所应提倡的美德。
（1）把李鸿章磨砺成擎天柱
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当时，亲戚朋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惟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他对方存之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鱼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曾国藩在举荐和培养人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辉煌的前程，看到了光灿灿的金印和令人炫目的顶戴花翎。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年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了立足官场的“基本功”。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不相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
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军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步步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般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为，李鸿章也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此联的上半部分，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
（2）曾因求才心切被骗
有意思的是，虽然人人都说曾国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圣贤，因此，也会因为求才心切，从而有被骗的时候。天京攻陷后，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辞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时，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沉默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又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方宗诚记载说，当时有个浙江人上书给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此人有才，委任为营官。不久，知其险诈，立即革退，并在大门上悬示这样几个大字：此吾无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3）广收人才又要慎用人才
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极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先前获得“有自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先在如何去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识人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捕获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做“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曾国藩说：“不铲除荆棘，那么兰蕙也会没有芳香。不赶走害群之马，那么良驹也会短命。”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不足为训。但口诀中提到的“端庄厚重”等等，却确是“慎用”时所应提倡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