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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人都知道曾国藩能忍，如果以此判定他懦弱好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与他的坚忍一脉相承的是，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在他看来，不管是待人以恕或克己以忍，都不是柔弱的表现。
（1）曾国藩的明强之道
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他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但是，倔强绝不是刚愎自用。这点，曾国藩也说得很清楚：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挺经》中的明强大法，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较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不闹出大祸不止。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讯后，哀伤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曾国藩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脱离军营奔丧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奔丧回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这便使他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以为他与咸丰帝抬价、讲价的时机来到了。
于是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奏折的要点是：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拔补。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来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不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言外之意：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征收漕粮，百姓以浮收为苦。漕粮大事，循例由巡抚专主其事。身为客官，专办兵营军事，有劝捐扰民之实，而无能加惠百姓，“不敢越俎代庖，纵欲出一恺切说明之告示，以做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如果现在再赴江西军营，又须改刻关防，则势必愈难取信于人。军营官兵立功受奖，咸丰六年（1856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未领到。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专交曾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义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则势有所不能，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填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
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惠潮喜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李续宜等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2）困顿中等待时机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忧，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自曾国藩离开江西后，由于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军的兵力与内部团结，因此，清政府方面的军事形势始有所好转，连续攻陷了瑞州、临江、九江、建昌、抚州。但当时，分布在江西的湘军派系很复杂，有王鑫遗部的张运兰等部、江忠源系统的刘长佑等部，另外还有曾国藩系湘军曾国荃、李元度、刘腾鹤等部。由于这些统兵将领，官位相埒，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因此，这些派系各异的湘、楚军攻陷江西各府州县后，将予解散乎？抑或由谁统率？
这是清政府亟待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李秀成击败江南大营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出山了。因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时，曾国藩、胡林翼对清政府关于东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测。胡林翼说：“江、浙为仓廪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则不可去也。设涤帅去后，秋冬之间，贼必有三四十万大股并力西犯。”后来，曾国藩听说忠王李秀成略定苏常，惊呼：“苏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现奉寄谕，饬国藩往援苏、常，盖不知苏、常已失也。鄙意楚军刻不能救援下游，且当竭三省全力，御贼匪秋间之大举，如能于秋间两路大捷，然后有余力兼谋下游，目前实有不逮。”同时他对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测。他说：苏、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润帅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则进攻安徽的军事布局，不能不有所变更。“余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曾国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们两人中能有一人出任两江总督，以扩大湘系地盘。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苏州。
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着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七月上旬，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令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对曾国藩与湘军将领鼓舞很大。胡林翼得到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消息后，亦“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明”。后来，胡林翼又得知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实授为两江总督，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后，兴奋地说：“涤帅实授两江总督，殆如国相司马之气象。诚明之至，上感九阍，军气孔扬。”不过曾国藩总督两江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期受压抑，现在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全军欢欣鼓舞，“或者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忧的是太平军占有苏南，天京与苏、常联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东南大局“糜烂”，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无异要他火中取栗。他在家书中也道出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他说：“担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陆建瀛）、何二公之前辙，则让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将为人看轻。祸福倚伏之机，竟不知有什么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稍分圣上之忧。”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吾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是他的绝对信条。他明知政治败坏，民不聊生，“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却无动于衷，仍然要一拼到底。
退一步海阔天空。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大师，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哲人，因此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子享受，则当谦退。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与人相处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
（1）曾国藩的明强之道
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他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但是，倔强绝不是刚愎自用。这点，曾国藩也说得很清楚：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挺经》中的明强大法，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较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不闹出大祸不止。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讯后，哀伤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曾国藩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脱离军营奔丧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奔丧回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这便使他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以为他与咸丰帝抬价、讲价的时机来到了。
于是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奏折的要点是：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拔补。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来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不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言外之意：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征收漕粮，百姓以浮收为苦。漕粮大事，循例由巡抚专主其事。身为客官，专办兵营军事，有劝捐扰民之实，而无能加惠百姓，“不敢越俎代庖，纵欲出一恺切说明之告示，以做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如果现在再赴江西军营，又须改刻关防，则势必愈难取信于人。军营官兵立功受奖，咸丰六年（1856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未领到。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专交曾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义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则势有所不能，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填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
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惠潮喜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李续宜等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2）困顿中等待时机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忧，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自曾国藩离开江西后，由于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军的兵力与内部团结，因此，清政府方面的军事形势始有所好转，连续攻陷了瑞州、临江、九江、建昌、抚州。但当时，分布在江西的湘军派系很复杂，有王鑫遗部的张运兰等部、江忠源系统的刘长佑等部，另外还有曾国藩系湘军曾国荃、李元度、刘腾鹤等部。由于这些统兵将领，官位相埒，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因此，这些派系各异的湘、楚军攻陷江西各府州县后，将予解散乎？抑或由谁统率？
这是清政府亟待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李秀成击败江南大营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出山了。因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时，曾国藩、胡林翼对清政府关于东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测。胡林翼说：“江、浙为仓廪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则不可去也。设涤帅去后，秋冬之间，贼必有三四十万大股并力西犯。”后来，曾国藩听说忠王李秀成略定苏常，惊呼：“苏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现奉寄谕，饬国藩往援苏、常，盖不知苏、常已失也。鄙意楚军刻不能救援下游，且当竭三省全力，御贼匪秋间之大举，如能于秋间两路大捷，然后有余力兼谋下游，目前实有不逮。”同时他对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测。他说：苏、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润帅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则进攻安徽的军事布局，不能不有所变更。“余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曾国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们两人中能有一人出任两江总督，以扩大湘系地盘。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苏州。
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着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七月上旬，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令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对曾国藩与湘军将领鼓舞很大。胡林翼得到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消息后，亦“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明”。后来，胡林翼又得知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实授为两江总督，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后，兴奋地说：“涤帅实授两江总督，殆如国相司马之气象。诚明之至，上感九阍，军气孔扬。”不过曾国藩总督两江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期受压抑，现在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全军欢欣鼓舞，“或者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忧的是太平军占有苏南，天京与苏、常联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东南大局“糜烂”，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无异要他火中取栗。他在家书中也道出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他说：“担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陆建瀛）、何二公之前辙，则让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将为人看轻。祸福倚伏之机，竟不知有什么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稍分圣上之忧。”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吾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是他的绝对信条。他明知政治败坏，民不聊生，“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却无动于衷，仍然要一拼到底。
退一步海阔天空。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大师，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哲人，因此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子享受，则当谦退。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与人相处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