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孔子
孔子（前551一前479），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享年73岁。孔子生于鲁国，但他自称为“殷人。”，即殷商的后裔。因为他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今河南商丘）公室贵族，而宋国的开国始祖微于启是殷朝末代君主商封王的庶兄。在宋国一次宫廷内江中，孔父嘉被杀。其后代为避祸而逃奔鲁国。从微子启到孔子父亲叔梁屹，前后共计14代。叔梁蛇是鲁国一位有名的武士，曾为阻邑大夫。他先娶施氏，生9个女儿。后娶妾生一儿子却是个玻子，取名孟皮。晚年又娶一个年轻女于名叫颇征在的为妻。为了得到一个健康的儿子以继承家业，叔梁蛇曾到尼丘山祈祷求子，后来果生得儿子，取名孔丘。孔丘3岁时，年老的叔梁纭就病故了，颜征在带着3岁的孔丘离开故居，迁居到鲁国都城曲阜的阅里。此后，孤儿寡母就长期生括在那里。曲阜是鲁国的都城，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王朝的文物礼制，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这里浓厚的礼乐文化气氛，对幼小的孔子起到了极大的熏陶感染作用。贵族们引人注目的车马仪仗，感大的祭祀典礼，都使年幼的孔子深感好奇，并滋生了崇敬之心。孔子童年与小儿做游戏，就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的各种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故旧的贵族政治制度在孔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根苗孔子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自小刻苦学习，勤学好问，不放过任何求知的机会。而且谦恭知礼，处世深沉因此他涉世没多久就在社会上特别是贵族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约在19岁那年，孔子娶宋国女子厅宫氏为妻，一年后生下独子。督昭公还特地派人送来两条大鲤鱼向他道喜。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的光荣，便给儿子起名鲤，字伯鱼。孔子家境贫寒，又没有靠山，迫使他从事当时被认为鄙践的职事。
大棍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以及替人放羊放牛乃至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由于他做事认真细致，所以在20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先后给大责族季氏当过管理账目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在工作中显示出了才干。他一边做着“鄙事”，一边刻苦学习，终于完满而全而地掌握了当时参与责族政治生活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功：礼、乐、射、御、书、数。即熟悉并遵循当时流行的礼、乐，掌握射箭技术，学会赶马车。学会写字，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不仅如此，在他30岁左右时，他的学业远远超过上述“六艺”的范围，而把高等“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实际内容和精神，都系统地融会贯通了，逐渐形成了自己立身处世和观察、解决当时各种问题的、以西周文物典章为典范的、带复古性而又有所发展的原则思想。从此以后，他告别“鄙事”，开始收徒教学卜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孔子招收学生不管家境出身，凡带上一点“束惰”（干肉）的，他都乐意施教，即所谓“有教无类”。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拜师孔子的弟子。甚至当时鲁国的大夫孟禧子，在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孟翁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后来南宫两兄弟果遵父命向孔子求学，并借助其特殊的地位帮助孔子去东周都城洛邑观光学礼。在那里，孔子见到了年老的大思想家老子，从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热切地希望能有机会施展自已的政治才能，但这种愿望迟迟没有实现，而是长期从事授徒解惑的工作，直到年过半百，他才获得了从政的机会当时鲁国的政权操纵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鲁昭公不甘心当个傀儡，于公元前517年组织有限的力量讨优季平子，企图夺回大权。但在三祖的联合反击下，鲁昭公失败逃亡出国。此后鲁国处子一片混乱之中。孔子对三桓的詹越行为非常愤慨，于是悄然离鲁至齐，把从政的希望寄托在齐景公身上。他先做了齐景公亲信大臣高昭子的家臣，后来通过高昭子的推荐晋见了齐最公。齐景公向孔子问施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君看、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都应该依照传统礼制和道德规范行事，不可越轨。孔子还针对齐国奢侈挥霍的弊政指出“政在节财”。齐景公听后深表赞同，想对孔子踢田封地委以重任。但在齐国重臣的激烈反对下，齐景公不得不改变主意孔子在齐不得志，又重回鲁国，依然过他的执教生活。
这时孔子的学生日益增多，从远方前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侯国。此时，“三桓”虽仍然控制国政，但“三桓”的家臣也积极扩展私人势力，从而形成对“三桓”本身的威胁。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狙相互勾结为乱，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此前，阳虎曾想拉拢孔子，特亲自拜访，劝他出来做官。孔子对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的状况极为不满，因而不愿出仕，并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阳虎之乱平息后，51岁的孔子才步人仕途，被任命为“中都宰”。经过孔子一年的治理，中都成了外地效法的榜样。于是又从中都宰升为“司空”，主管全国建筑和道路诸方而事务。不久又升为“司寇”，掌管全国司法并兼理外交事务。孔子参政不久，就显示了非凡的才干。公元前500年夏，齐鲁国君相约在夹谷相会。齐君表而上说是举行友好会盟，暗中企图用武力劫持鲁定公，迫使鲁国无条件成为自己的附庸国。孔子以“相礼”即司仪的身份随同鲁君与会。行前，孔子就提醒鲁君“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鲁国于是增派管军事的左右司马带兵前往。会盟之中，齐国先是想以奏四方之乐为名，让暗中武装的军士举着旗子鼓噪向前，以便在混乱中劫持鲁君。孔子见势不妙，立即登上临时筑成的盟坛土阶，一甩衣袖，厉声喝道：“两国国君在此友好盟会，夷狄音乐在这里干什么？请管事的赶快撤下去。”齐景公心知失礼，只好挥手斥退乐队。没过多久齐国官员又拼凑一批倡优和侏儒上前戏耍逗乐，再次遭到孔子的斥责。由于鲁君事前早有准备，加上孔子的坚决斗争，齐君想侠持鲁君的目的没有得逞。双方最后缔订盟约，齐国人仍然仗恃其国力，要求在齐国出征时，鲁国也要出300乘兵车跟从。孔子考虑到当时齐强鲁弱的客观形势，难以完全拒绝齐国的要求，于是当即也提出会盟新条款，即鲁国可以派兵车跟从齐军从征，但齐国必须首先归还过去所侵占的鲁国搜阳一带土地。齐景公很难堪，但既是友好会盟，自然也应当彼此满足对方的要求，只好答应把侵占的坟阳地区哪、灌、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夹谷之会，孔子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和胆略，使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鲁国在诸侯中的地位，孔子的政治声誉也得到大大提高。公元前498年，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的委托，由大司寇代理季祖子处理国事，井参与国政讨论。孔子认为，要使鲁国强大起来，首先要改变国君失权和各地存在大夫割据的情况。他向鲁定公建议说：依照古制，为臣者不应该收藏武器，卿大夫不应该拥有百堆之城〔城墙周长三百丈，高一丈的城邑），鲁国当务之急就是撤毁境内的百雄之城。孔子的建议不单得到了鲁定公的赞同，以季氏为首的“三桓”也同意照办。原因在于“三植”所拥有的百堆之城即所谓“三都”。早被一些股启的家臣所占据。于是，孔子提出的“堕三都”的计划得以付之实施。由担任季氏家臣的子路去其体执行。叔孙氏首先拆除了自己的封色邱的城墙。属于季氏的孔子费邑，被叛臣公山不扭占据着，他以武力相对抗，竞领兵打到曲阜。
孔子立即组织力量反击，一战而胜，公山不扭败逃齐国，费邑城墙也被拆除。余下的孟孙氏的成邑，由于孟孙氏暗中抵制，其家臣公敛处父抗命不拆，虽然鲁定公亲自带兵围攻，最后仍没达到目的。“堕三”都介的计划终于没能全部完成，这对试图对鲁国有所作为的孔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国自任用孔子之后，政事大有起色。《史记》记载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后，商人不敢胡乱涨价，男女相处也很有礼节。《韩非子》说，“仲尼为政子每，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齐国担心鲁国由弱转强，对齐国不利。于是想方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齐国君臣摸清了鲁定公和执政者季桓子都是喜好声色犬马之辈，于是投其所好，送来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30辆华丽的马车。女乐车马刚到曲阜，季桓子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观看，然后就沉腼于女乐之中，不理朝政，孔子也没有了同季桓子商议国事的机会。孔子知道自己在鲁国已经难以继续能展政治抱负，再留下来空食傣禄，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向定公辞去职务，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拍余名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年孔子已55岁。孔子首先来到一向与鲁国友好的卫国，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后来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卫灵公于是派人监视孔于的行动。孔子担心出现意外，于是带着弟子们离开了卫国。他们一行向南奔走，路径匡邑时，赶车的颜刻用鞭子指着城墙缺口说，过去他路过此地，就是从这个缺口通过的。这话被匡人听见，误认为当年的仇人阳虎又来了，于是蜂拥而上，把孔子一行人围禁起来。5天后知道事出误会，才解围而去。虚惊过后，孔子决定去晋国。才走到蒲城，听说晋国局势馄乱，于是取消去晋计划。在蒲城逗留月余，见没有合适的去处，只好又返回卫都帝丘，住在同他有交情的大夫蕊伯玉家里。这时卫灵公弄清了前次谗言的真相，恢复了对孔子的敬意，特地到帝丘郊外亲迎孔子，此后孔子在卫国居住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孔子不得已接受名声很不好的南于的召见，也曾随南子的车出游，本希望借此在卫国施展政治抱负，但卫灵公怠于政事，没有给孔子参政的机会。孔子终于感到久居无益，于公元前492年离开了卫国。孔子一行向东南行进，进人宋国地界。
一路上仍然教学不断。一天，他正带着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笼指挥一伙人砍倒大树，企图加害孔子。孔子不得不改换装束，在弟子们的保护下离开宋国，又匆匆经过郑国到达陈国，这时孔子已经60高龄。此后，孔子多次往返于陈国蔡国之间。一次，孔子带着弟子来到陈蔡之间的城父，正遇上吴楚两国交兵，他们被乱兵围困，进退不得，遭遇到绝食七日的严重困难。弟于们又饥又累，不少人病倒了，但孔于仍坚持教学，为众弟子鼓气。生性粗莽的子路实在沉不住气了，满面温怒之色，他间孔子，难道君于也会受如此的穷困吗？孔子教导说：君子即使处于穷困的境地，也不改变操守；而小人遭遇到穷困，就会越轨乱干了。孔子一面教育弟子在困难面前不要泄气，一面派子贡前往楚军中进行交涉。子贡交涉成功，孔子一行终于在楚军的保护下来到楚国。当时楚昭王早已闻知孔子的贤名，想礼聘他予以重用，并踢给700里封地。楚国当政的贵族们却竭力阻挠。楚相子西甚至点着孔子弟子的名问楚昭王说：楚国朝廷中，外交使者有比得上子贡的吗？辅相有比得上颜回的吗？将帅有比得上子路的吗？地方官有比得上宰予的吗？昭王回答没有。子西接着说，如果让孔子拥有封地，再加上一批贤能弟子的辅佐，这会对楚国政权构成威胁。楚昭王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孔子也只得离开楚国回头北返。最后，孔子一行又来到了卫国。卫出公有意让孔子参政，但此时的孔子看不惯卫出公父不父、子不子的行为，拒绝出仕。这一次，孔子在卫国居住了5年之久。他本人仍然收徒讲学，不少弟子通过各种途径当上卫国的官员，有的返回了鲁国。公元前484年，在先期回鲁的弟子的活动下，鲁国执政季者康子派人带上重礼将孔子迎回鲁国。14年漂泊之后，孔子终干回到了父母之邦，这时他已年高留岁孔子回鲁以后，鲁哀公和执政者季康子以“国老”之礼相待。
不时向他询问为政之道，但孔子的政治主张始终不为季康子所用。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晚年的孔子，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上却一再遭到不幸。回到鲁国后的第二年，独子孔鲤死了。老年丧子，孔子极为悲伤。下一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渊死了，孔子悲痛欲绝，连声哀叹：“天丧予！天丧予！”认为天下再没有像颐回那样好学的人了。公元前481年，鲁衰公郊外狩猎捕获一头野兽，无人能识，孔子见后说是灵兽“麒麟”。古人认为“麒麟”出现是一个好征兆。孔子认为这头灵兽刚一出现就被捕杀，预示着不祥。联系到自己一生到处碰壁，直到年老也无法施展政治泡负，他认为灵兽所预示的不样正应在他的身上，所以一再叹息“吾道穷矣！”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将不久于人世了。公元前48.年，即孔子回到鲁国后的第4年，作为他亲密卫士的弟子子路在卫国一场内乱中被杀，这无疑是对这位72岁老人临死前最沉重的打击。于路遇害的第二年，孔子在悲伤中病倒了。
一天清早，孔子扶着手杖站立门前，子贡前来探望。他深情地说：“赐！你为何来褥这样晚！”接着又感概地自喻快要崩拆的泰山拣梁！自称快要枯萎的哲人，又说他自己晚间梦见被人祭奠，大概快要死了！自此后，孔子卧床不起。7天后，即鲁哀公十六年（前礴，9）夏厉二月十一日，孔子离开人世。时年73岁。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洒水旁边。弟子们服丧三年，然后拜墓泣别而去。子贡留了下来，在墓旁筑茅舍继续守丧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后来鲁国人为了追念孔子，把孔子的住房和讲堂以及弟子宿舍改为孔庙，用以纪念孔子，并收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等生前用物，供后人永远凭吊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钾、“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作为当时。“士”阶层的代崔认为，他建立起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体系，尤为突出的是他所倡导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非常看重礼的作用。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安身立命、处世立身的准则。一个人的言行都合符礼，那么这个人就达到了“仁”的高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礼是一国总的侧度。以礼治国，可以使百姓安分守纪，顺服于统治者，不发生犯上作乱的行为。即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子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所以孔子赞扬“制礼作乐”的政治家周公，推崇“周礼”，希望按照“周礼”去确定人们的名分等级，坚决反对“贵贱无序”的行为。但孔子所主张的礼，不是对“周礼”的照搬照抄，而是有所“损益”，进行了改造。主要内容是将“仁”的思想引人。“礼”的体系。
在孔子看来，“礼”必须以“仁”为本，一个人如果缺乏“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仁”，那么所谓的礼乐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礼乐。当“仁”被引人“礼”后，“礼”就完全被改造成为全社会的一种与血缘出身无关的等级结构形式。在以“仁”为核心的礼侧下，虽然仍然存在着贵践尊卑的等级差别，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原则上由一个人凭个人才德所取得的职位而定。就是说，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他具有与某种官职相称的才能，他就拥有担任这种官职的天赋权力。如孔子弟子冉雍，出身贫贱，但由于他有才德，所以孔子认为他有资格做南面而坐的统治者，即《论语·雍也》所说的“雍也可使南而”。孔子所提出的“仁”的学术，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一生中说“仁”最多、把它当作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认为“仁”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是一个人最高的道德境界。常以“仁”和“不仁”做为衡量君子、小人、贤愚、善恶、是非、曲直的主要标准。其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上，即“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就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做人诚实，就会得到任用；办事敏捷，就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其出发点，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承认别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并进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颐渊》），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要转稼给别人。不要随意干涉别人的尊严，也不要任意侵犯别人的利益。
总之，孔子认为只有做到了“仁”，才能最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统治者援“仁”人“礼”，施行“仁政”，才能使社会安定下来，使国家由乱变治。孔子一生从事教育活动，是中国历史上开私人讲学风气的教育家。他总结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在长期的封建时代里，被尊为“至圣先师”，反映了他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在教育对象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任何人只要主动向他行一定的拜师礼，他都乐意施教，而不论其家世出身如何。孔子弟子中就有许多不同出身，不同地城籍贯的人。例如：孟蛇子、南宫敬叔是督国贵族，颜回是含国的平民；司马耕是宋国人，漆雕开是蔡国人，子张则是陈国人；子贡是卫国富商，原宪则是鲁国贫穷汉。这对于突破贵族对文化的垄断，把文化知识传摘到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教育目的上，孔子主张培养为实行“礼治”，“仁政”所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应当是“志于道”，谋于道的，是能为实现仁道而杀身成仁的。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但不以做官为目的，而是期望学以致用，通过从政以行其道。这种人才既能辅佐国君推行德政，又能注意尽量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对于维护政治的稳定能起重大的作用。在教育内容方而，孔子的教育涉及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美育、体育等。其中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别的内容都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具休来讲，他首先按照周礼的要求，教育学生精通“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礼、乐”是与政治饮关的国家大事，“射”指射箭类的军事体育活动，“御”是驾车技术，“书”，包括文字水平、文学修养等，“数”指一定的计算能力。学生们从这“六艺”，的学习中，能够掌握昔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学习的各种本领，从而为他们人仕进人社会上层打下了基础。孔子本人之所以被贵族社会所接受，正是因为他多才多艺而值札节。但孔子认为，以仕宦为职业的君子仅仅做到多才多艺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具有为民公仆的道德情操和重用人才的胆识，这是孔子重新界定的新君子人格。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始终贯伟“文、行、忠、信”四教，其中的“行”，“忠”“信”，都属于培养新君子人格的道德教育范畴。又以《诗》《书》《易》《春秋》为教材对学生进行提高。过去贵族社会所推祟的君子主要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才能结构和道德水平。自此以后，进人儒家之门的人既可学到做官的本领，又可摘足作为君子的心理需要。于是四方学子争相拜学于孔子之门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学方法，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孔子重视并且善于“因材施教”，他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曾指出高柴愚笨、曾参淳朴、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又说仲由果政、子贡通达、冉求多才艺。在了解学生各种特点的基础上，孔子采取不同形式的教育方法。如一次子路问孔子：“有一件事倩，我听到以后，马上就于起来吗？”孔子回答：“有父兄在那里，怎么能不间他们就干起来呢？”后来冉有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马上回答说“你觉着该干就干起来吧。”弟子公西华见同样的问题、先生却给以截然不同的回答，感到迷惑不解，便向孔子提问。孔子解释说：“冉求平时做事畏缩，所以我叫他果敢地干，给他壮壮胆侣而仲由呢？平时胆大敢为，做起事来往往不多加思考，所以我要压压他。”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总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尽量发挥每个学生的长处，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确定教学重点，培养出各有专长的人才。如“德行”科，主要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治国之才，有颜回、阂子赛、冉伯牛、仲弓等；“言语”科主要培养能言普辩，会从事外交活动，为国争光的人才，有宰予、子贡等；“政事”科主要培养能在诸侯或大失手下担任具体职务的人，有冉有、子路等；“文学”科主要培养文学修养较高，能阐发孔子道德文章的人才，如子游、子夏等。孔子注重启发式教育，主张“不愤不启，不排不发”，就是说，教师应该在学生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仍不理解，想说出来又不能用恰当的言词表达的时候，才去启发他，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独立思考的能力。
孔子推祟在学习过程中。“学”“思”“行”三者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圈，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富有辩证因素的思想。他重视教育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态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反对高高在上，不渔装懂。与此同时，孔子还非常重视以身作则地进行“身教”。他经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为傍样，以达到对学生潜移嗽化的目的。有一次，有人问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回答知扎。那人过后对孔子弟子说：“依礼。同姓不婚，鲁昭公娶同姓女子为夫人，能说他知礼吗？”孔子听到有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便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犯了错误，人家能给我指出来。”他这种不文过饰非的城实态度对学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孔子对弟子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很突出的。对弟子好的表现及时给以肯定，对学生的块点及时提出批评。他曾赞扬子贡能登大稚之堂，冉雍能干一番大事业。阂子套不主张在鲁国另建金库，马上受到他的肯定。宰予违背了他的主张，马上给以批评。
多次表扬翻回好学，叫大家向他学习。周游历国期间，有一次翻回掉了队，孔子深为他的安危担优。冉伯牛生了病他亲自前去探望。孔子对弟子们的谋情，得到了弟子们丰厚的回报。鲁莽好勇的子路当年对孔子很不礼貌，但在孔子的循循教化下，成为孔门的忠实信徒，而且终身充当了孔子卫士的角色。颜渊曾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史记·孔子世家》），越敬仰越觉得高大，越钻研越觉得精深。子贡也赞美孔子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把孔子比作不可逾越的日月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前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认真学习钻研，再加以不同程度的整理、分类，形成被后世尊为“六经”的《诗只书》《礼》《乐》《易》《春秋》并把它们作为教材向弟子们传授。其中的《诗》属文学，人们习《诗》，可以有助于在政治交往中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书》就是《尚书》，保留了一部分殷周时代的政治文献，从中可以了解殷周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经验，《礼》是有关政制和各种礼仪的文献，可以做为人们处世立身的依据。《乐》指音乐文献，它与《礼》相配而行，是人们遵守《礼》的规定所必须掌握的文献。《易》是有关卜盆的书，其中蕴含深奥的哲理，学习它可以总结规律，预知前逾。《春秋》是一部历史着作，离寄着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总之，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嘎醚缈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但他一生从事教育的心血没有白流，他在教育事业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死后，经弟子们的努力，儒学成为当世显学。秦始皇统一中国。重用法家，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大打击。但汉朝以后孔子学说大受重视。汉高祖刘邦曾以太牢（牛羊猪各一）祭祀孔子。汉武帝独尊儒术，《五经》被列于学官。西汉平帝追谧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谧孔子为“玄圣文宣王”，次年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称“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说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又改称“至圣先师”。
大棍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以及替人放羊放牛乃至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由于他做事认真细致，所以在20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先后给大责族季氏当过管理账目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在工作中显示出了才干。他一边做着“鄙事”，一边刻苦学习，终于完满而全而地掌握了当时参与责族政治生活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功：礼、乐、射、御、书、数。即熟悉并遵循当时流行的礼、乐，掌握射箭技术，学会赶马车。学会写字，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不仅如此，在他30岁左右时，他的学业远远超过上述“六艺”的范围，而把高等“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实际内容和精神，都系统地融会贯通了，逐渐形成了自己立身处世和观察、解决当时各种问题的、以西周文物典章为典范的、带复古性而又有所发展的原则思想。从此以后，他告别“鄙事”，开始收徒教学卜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孔子招收学生不管家境出身，凡带上一点“束惰”（干肉）的，他都乐意施教，即所谓“有教无类”。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拜师孔子的弟子。甚至当时鲁国的大夫孟禧子，在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孟翁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后来南宫两兄弟果遵父命向孔子求学，并借助其特殊的地位帮助孔子去东周都城洛邑观光学礼。在那里，孔子见到了年老的大思想家老子，从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热切地希望能有机会施展自已的政治才能，但这种愿望迟迟没有实现，而是长期从事授徒解惑的工作，直到年过半百，他才获得了从政的机会当时鲁国的政权操纵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鲁昭公不甘心当个傀儡，于公元前517年组织有限的力量讨优季平子，企图夺回大权。但在三祖的联合反击下，鲁昭公失败逃亡出国。此后鲁国处子一片混乱之中。孔子对三桓的詹越行为非常愤慨，于是悄然离鲁至齐，把从政的希望寄托在齐景公身上。他先做了齐景公亲信大臣高昭子的家臣，后来通过高昭子的推荐晋见了齐最公。齐景公向孔子问施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君看、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都应该依照传统礼制和道德规范行事，不可越轨。孔子还针对齐国奢侈挥霍的弊政指出“政在节财”。齐景公听后深表赞同，想对孔子踢田封地委以重任。但在齐国重臣的激烈反对下，齐景公不得不改变主意孔子在齐不得志，又重回鲁国，依然过他的执教生活。
这时孔子的学生日益增多，从远方前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侯国。此时，“三桓”虽仍然控制国政，但“三桓”的家臣也积极扩展私人势力，从而形成对“三桓”本身的威胁。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狙相互勾结为乱，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此前，阳虎曾想拉拢孔子，特亲自拜访，劝他出来做官。孔子对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的状况极为不满，因而不愿出仕，并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阳虎之乱平息后，51岁的孔子才步人仕途，被任命为“中都宰”。经过孔子一年的治理，中都成了外地效法的榜样。于是又从中都宰升为“司空”，主管全国建筑和道路诸方而事务。不久又升为“司寇”，掌管全国司法并兼理外交事务。孔子参政不久，就显示了非凡的才干。公元前500年夏，齐鲁国君相约在夹谷相会。齐君表而上说是举行友好会盟，暗中企图用武力劫持鲁定公，迫使鲁国无条件成为自己的附庸国。孔子以“相礼”即司仪的身份随同鲁君与会。行前，孔子就提醒鲁君“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鲁国于是增派管军事的左右司马带兵前往。会盟之中，齐国先是想以奏四方之乐为名，让暗中武装的军士举着旗子鼓噪向前，以便在混乱中劫持鲁君。孔子见势不妙，立即登上临时筑成的盟坛土阶，一甩衣袖，厉声喝道：“两国国君在此友好盟会，夷狄音乐在这里干什么？请管事的赶快撤下去。”齐景公心知失礼，只好挥手斥退乐队。没过多久齐国官员又拼凑一批倡优和侏儒上前戏耍逗乐，再次遭到孔子的斥责。由于鲁君事前早有准备，加上孔子的坚决斗争，齐君想侠持鲁君的目的没有得逞。双方最后缔订盟约，齐国人仍然仗恃其国力，要求在齐国出征时，鲁国也要出300乘兵车跟从。孔子考虑到当时齐强鲁弱的客观形势，难以完全拒绝齐国的要求，于是当即也提出会盟新条款，即鲁国可以派兵车跟从齐军从征，但齐国必须首先归还过去所侵占的鲁国搜阳一带土地。齐景公很难堪，但既是友好会盟，自然也应当彼此满足对方的要求，只好答应把侵占的坟阳地区哪、灌、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夹谷之会，孔子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和胆略，使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鲁国在诸侯中的地位，孔子的政治声誉也得到大大提高。公元前498年，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的委托，由大司寇代理季祖子处理国事，井参与国政讨论。孔子认为，要使鲁国强大起来，首先要改变国君失权和各地存在大夫割据的情况。他向鲁定公建议说：依照古制，为臣者不应该收藏武器，卿大夫不应该拥有百堆之城〔城墙周长三百丈，高一丈的城邑），鲁国当务之急就是撤毁境内的百雄之城。孔子的建议不单得到了鲁定公的赞同，以季氏为首的“三桓”也同意照办。原因在于“三植”所拥有的百堆之城即所谓“三都”。早被一些股启的家臣所占据。于是，孔子提出的“堕三都”的计划得以付之实施。由担任季氏家臣的子路去其体执行。叔孙氏首先拆除了自己的封色邱的城墙。属于季氏的孔子费邑，被叛臣公山不扭占据着，他以武力相对抗，竞领兵打到曲阜。
孔子立即组织力量反击，一战而胜，公山不扭败逃齐国，费邑城墙也被拆除。余下的孟孙氏的成邑，由于孟孙氏暗中抵制，其家臣公敛处父抗命不拆，虽然鲁定公亲自带兵围攻，最后仍没达到目的。“堕三”都介的计划终于没能全部完成，这对试图对鲁国有所作为的孔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国自任用孔子之后，政事大有起色。《史记》记载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后，商人不敢胡乱涨价，男女相处也很有礼节。《韩非子》说，“仲尼为政子每，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齐国担心鲁国由弱转强，对齐国不利。于是想方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齐国君臣摸清了鲁定公和执政者季桓子都是喜好声色犬马之辈，于是投其所好，送来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30辆华丽的马车。女乐车马刚到曲阜，季桓子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观看，然后就沉腼于女乐之中，不理朝政，孔子也没有了同季桓子商议国事的机会。孔子知道自己在鲁国已经难以继续能展政治抱负，再留下来空食傣禄，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向定公辞去职务，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拍余名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年孔子已55岁。孔子首先来到一向与鲁国友好的卫国，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后来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卫灵公于是派人监视孔于的行动。孔子担心出现意外，于是带着弟子们离开了卫国。他们一行向南奔走，路径匡邑时，赶车的颜刻用鞭子指着城墙缺口说，过去他路过此地，就是从这个缺口通过的。这话被匡人听见，误认为当年的仇人阳虎又来了，于是蜂拥而上，把孔子一行人围禁起来。5天后知道事出误会，才解围而去。虚惊过后，孔子决定去晋国。才走到蒲城，听说晋国局势馄乱，于是取消去晋计划。在蒲城逗留月余，见没有合适的去处，只好又返回卫都帝丘，住在同他有交情的大夫蕊伯玉家里。这时卫灵公弄清了前次谗言的真相，恢复了对孔子的敬意，特地到帝丘郊外亲迎孔子，此后孔子在卫国居住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孔子不得已接受名声很不好的南于的召见，也曾随南子的车出游，本希望借此在卫国施展政治抱负，但卫灵公怠于政事，没有给孔子参政的机会。孔子终于感到久居无益，于公元前492年离开了卫国。孔子一行向东南行进，进人宋国地界。
一路上仍然教学不断。一天，他正带着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笼指挥一伙人砍倒大树，企图加害孔子。孔子不得不改换装束，在弟子们的保护下离开宋国，又匆匆经过郑国到达陈国，这时孔子已经60高龄。此后，孔子多次往返于陈国蔡国之间。一次，孔子带着弟子来到陈蔡之间的城父，正遇上吴楚两国交兵，他们被乱兵围困，进退不得，遭遇到绝食七日的严重困难。弟于们又饥又累，不少人病倒了，但孔于仍坚持教学，为众弟子鼓气。生性粗莽的子路实在沉不住气了，满面温怒之色，他间孔子，难道君于也会受如此的穷困吗？孔子教导说：君子即使处于穷困的境地，也不改变操守；而小人遭遇到穷困，就会越轨乱干了。孔子一面教育弟子在困难面前不要泄气，一面派子贡前往楚军中进行交涉。子贡交涉成功，孔子一行终于在楚军的保护下来到楚国。当时楚昭王早已闻知孔子的贤名，想礼聘他予以重用，并踢给700里封地。楚国当政的贵族们却竭力阻挠。楚相子西甚至点着孔子弟子的名问楚昭王说：楚国朝廷中，外交使者有比得上子贡的吗？辅相有比得上颜回的吗？将帅有比得上子路的吗？地方官有比得上宰予的吗？昭王回答没有。子西接着说，如果让孔子拥有封地，再加上一批贤能弟子的辅佐，这会对楚国政权构成威胁。楚昭王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孔子也只得离开楚国回头北返。最后，孔子一行又来到了卫国。卫出公有意让孔子参政，但此时的孔子看不惯卫出公父不父、子不子的行为，拒绝出仕。这一次，孔子在卫国居住了5年之久。他本人仍然收徒讲学，不少弟子通过各种途径当上卫国的官员，有的返回了鲁国。公元前484年，在先期回鲁的弟子的活动下，鲁国执政季者康子派人带上重礼将孔子迎回鲁国。14年漂泊之后，孔子终干回到了父母之邦，这时他已年高留岁孔子回鲁以后，鲁哀公和执政者季康子以“国老”之礼相待。
不时向他询问为政之道，但孔子的政治主张始终不为季康子所用。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晚年的孔子，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上却一再遭到不幸。回到鲁国后的第二年，独子孔鲤死了。老年丧子，孔子极为悲伤。下一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渊死了，孔子悲痛欲绝，连声哀叹：“天丧予！天丧予！”认为天下再没有像颐回那样好学的人了。公元前481年，鲁衰公郊外狩猎捕获一头野兽，无人能识，孔子见后说是灵兽“麒麟”。古人认为“麒麟”出现是一个好征兆。孔子认为这头灵兽刚一出现就被捕杀，预示着不祥。联系到自己一生到处碰壁，直到年老也无法施展政治泡负，他认为灵兽所预示的不样正应在他的身上，所以一再叹息“吾道穷矣！”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将不久于人世了。公元前48.年，即孔子回到鲁国后的第4年，作为他亲密卫士的弟子子路在卫国一场内乱中被杀，这无疑是对这位72岁老人临死前最沉重的打击。于路遇害的第二年，孔子在悲伤中病倒了。
一天清早，孔子扶着手杖站立门前，子贡前来探望。他深情地说：“赐！你为何来褥这样晚！”接着又感概地自喻快要崩拆的泰山拣梁！自称快要枯萎的哲人，又说他自己晚间梦见被人祭奠，大概快要死了！自此后，孔子卧床不起。7天后，即鲁哀公十六年（前礴，9）夏厉二月十一日，孔子离开人世。时年73岁。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洒水旁边。弟子们服丧三年，然后拜墓泣别而去。子贡留了下来，在墓旁筑茅舍继续守丧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后来鲁国人为了追念孔子，把孔子的住房和讲堂以及弟子宿舍改为孔庙，用以纪念孔子，并收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等生前用物，供后人永远凭吊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钾、“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作为当时。“士”阶层的代崔认为，他建立起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体系，尤为突出的是他所倡导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非常看重礼的作用。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安身立命、处世立身的准则。一个人的言行都合符礼，那么这个人就达到了“仁”的高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礼是一国总的侧度。以礼治国，可以使百姓安分守纪，顺服于统治者，不发生犯上作乱的行为。即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子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所以孔子赞扬“制礼作乐”的政治家周公，推崇“周礼”，希望按照“周礼”去确定人们的名分等级，坚决反对“贵贱无序”的行为。但孔子所主张的礼，不是对“周礼”的照搬照抄，而是有所“损益”，进行了改造。主要内容是将“仁”的思想引人。“礼”的体系。
在孔子看来，“礼”必须以“仁”为本，一个人如果缺乏“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仁”，那么所谓的礼乐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礼乐。当“仁”被引人“礼”后，“礼”就完全被改造成为全社会的一种与血缘出身无关的等级结构形式。在以“仁”为核心的礼侧下，虽然仍然存在着贵践尊卑的等级差别，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原则上由一个人凭个人才德所取得的职位而定。就是说，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他具有与某种官职相称的才能，他就拥有担任这种官职的天赋权力。如孔子弟子冉雍，出身贫贱，但由于他有才德，所以孔子认为他有资格做南面而坐的统治者，即《论语·雍也》所说的“雍也可使南而”。孔子所提出的“仁”的学术，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一生中说“仁”最多、把它当作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认为“仁”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是一个人最高的道德境界。常以“仁”和“不仁”做为衡量君子、小人、贤愚、善恶、是非、曲直的主要标准。其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上，即“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就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做人诚实，就会得到任用；办事敏捷，就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其出发点，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承认别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并进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颐渊》），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要转稼给别人。不要随意干涉别人的尊严，也不要任意侵犯别人的利益。
总之，孔子认为只有做到了“仁”，才能最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统治者援“仁”人“礼”，施行“仁政”，才能使社会安定下来，使国家由乱变治。孔子一生从事教育活动，是中国历史上开私人讲学风气的教育家。他总结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在长期的封建时代里，被尊为“至圣先师”，反映了他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在教育对象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任何人只要主动向他行一定的拜师礼，他都乐意施教，而不论其家世出身如何。孔子弟子中就有许多不同出身，不同地城籍贯的人。例如：孟蛇子、南宫敬叔是督国贵族，颜回是含国的平民；司马耕是宋国人，漆雕开是蔡国人，子张则是陈国人；子贡是卫国富商，原宪则是鲁国贫穷汉。这对于突破贵族对文化的垄断，把文化知识传摘到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教育目的上，孔子主张培养为实行“礼治”，“仁政”所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应当是“志于道”，谋于道的，是能为实现仁道而杀身成仁的。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但不以做官为目的，而是期望学以致用，通过从政以行其道。这种人才既能辅佐国君推行德政，又能注意尽量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对于维护政治的稳定能起重大的作用。在教育内容方而，孔子的教育涉及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美育、体育等。其中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别的内容都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具休来讲，他首先按照周礼的要求，教育学生精通“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礼、乐”是与政治饮关的国家大事，“射”指射箭类的军事体育活动，“御”是驾车技术，“书”，包括文字水平、文学修养等，“数”指一定的计算能力。学生们从这“六艺”，的学习中，能够掌握昔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学习的各种本领，从而为他们人仕进人社会上层打下了基础。孔子本人之所以被贵族社会所接受，正是因为他多才多艺而值札节。但孔子认为，以仕宦为职业的君子仅仅做到多才多艺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具有为民公仆的道德情操和重用人才的胆识，这是孔子重新界定的新君子人格。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始终贯伟“文、行、忠、信”四教，其中的“行”，“忠”“信”，都属于培养新君子人格的道德教育范畴。又以《诗》《书》《易》《春秋》为教材对学生进行提高。过去贵族社会所推祟的君子主要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才能结构和道德水平。自此以后，进人儒家之门的人既可学到做官的本领，又可摘足作为君子的心理需要。于是四方学子争相拜学于孔子之门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学方法，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孔子重视并且善于“因材施教”，他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曾指出高柴愚笨、曾参淳朴、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又说仲由果政、子贡通达、冉求多才艺。在了解学生各种特点的基础上，孔子采取不同形式的教育方法。如一次子路问孔子：“有一件事倩，我听到以后，马上就于起来吗？”孔子回答：“有父兄在那里，怎么能不间他们就干起来呢？”后来冉有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马上回答说“你觉着该干就干起来吧。”弟子公西华见同样的问题、先生却给以截然不同的回答，感到迷惑不解，便向孔子提问。孔子解释说：“冉求平时做事畏缩，所以我叫他果敢地干，给他壮壮胆侣而仲由呢？平时胆大敢为，做起事来往往不多加思考，所以我要压压他。”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总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尽量发挥每个学生的长处，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确定教学重点，培养出各有专长的人才。如“德行”科，主要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治国之才，有颜回、阂子赛、冉伯牛、仲弓等；“言语”科主要培养能言普辩，会从事外交活动，为国争光的人才，有宰予、子贡等；“政事”科主要培养能在诸侯或大失手下担任具体职务的人，有冉有、子路等；“文学”科主要培养文学修养较高，能阐发孔子道德文章的人才，如子游、子夏等。孔子注重启发式教育，主张“不愤不启，不排不发”，就是说，教师应该在学生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仍不理解，想说出来又不能用恰当的言词表达的时候，才去启发他，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独立思考的能力。
孔子推祟在学习过程中。“学”“思”“行”三者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圈，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富有辩证因素的思想。他重视教育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态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反对高高在上，不渔装懂。与此同时，孔子还非常重视以身作则地进行“身教”。他经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为傍样，以达到对学生潜移嗽化的目的。有一次，有人问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回答知扎。那人过后对孔子弟子说：“依礼。同姓不婚，鲁昭公娶同姓女子为夫人，能说他知礼吗？”孔子听到有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便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犯了错误，人家能给我指出来。”他这种不文过饰非的城实态度对学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孔子对弟子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很突出的。对弟子好的表现及时给以肯定，对学生的块点及时提出批评。他曾赞扬子贡能登大稚之堂，冉雍能干一番大事业。阂子套不主张在鲁国另建金库，马上受到他的肯定。宰予违背了他的主张，马上给以批评。
多次表扬翻回好学，叫大家向他学习。周游历国期间，有一次翻回掉了队，孔子深为他的安危担优。冉伯牛生了病他亲自前去探望。孔子对弟子们的谋情，得到了弟子们丰厚的回报。鲁莽好勇的子路当年对孔子很不礼貌，但在孔子的循循教化下，成为孔门的忠实信徒，而且终身充当了孔子卫士的角色。颜渊曾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史记·孔子世家》），越敬仰越觉得高大，越钻研越觉得精深。子贡也赞美孔子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把孔子比作不可逾越的日月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前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认真学习钻研，再加以不同程度的整理、分类，形成被后世尊为“六经”的《诗只书》《礼》《乐》《易》《春秋》并把它们作为教材向弟子们传授。其中的《诗》属文学，人们习《诗》，可以有助于在政治交往中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书》就是《尚书》，保留了一部分殷周时代的政治文献，从中可以了解殷周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经验，《礼》是有关政制和各种礼仪的文献，可以做为人们处世立身的依据。《乐》指音乐文献，它与《礼》相配而行，是人们遵守《礼》的规定所必须掌握的文献。《易》是有关卜盆的书，其中蕴含深奥的哲理，学习它可以总结规律，预知前逾。《春秋》是一部历史着作，离寄着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总之，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嘎醚缈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但他一生从事教育的心血没有白流，他在教育事业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死后，经弟子们的努力，儒学成为当世显学。秦始皇统一中国。重用法家，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大打击。但汉朝以后孔子学说大受重视。汉高祖刘邦曾以太牢（牛羊猪各一）祭祀孔子。汉武帝独尊儒术，《五经》被列于学官。西汉平帝追谧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谧孔子为“玄圣文宣王”，次年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称“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说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又改称“至圣先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