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朔方形势
安史之乱前，郭子仪在朔方镇任职时间最长。朔方与河东两镇，互为特角，共御突厌。唐朝京城正北，以阴山为第一防线。灵武城拉黄河渡口，扼南北要道，是磨前期北任第一重镇。
郭子仪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40年戎马生涯中，供职时间最长的是朔方镇。该镇治所在京城西北方的灵州（宁夏灵武），距离长安1250里。朔方镇与东邻的河东镇（山西太原），在李唐王朝前期的国防部署中，担负着抵御突厥、回绝等北方游牧民族向南侵扰，拱卫关中和京城长安的重要任务都城的拱卫和防守。是历代王朝国防部署的核心所在。古代战争的基本形态是步、骑兵地面展开，以冷兵器相互搏杀。
因此，为了有效地保卫京城，必须依托自然地理形势，凭借山脉险隘与州原河谷，设关控要，构成多层防线，方能保证无有大虞。唐朝都城长安（陕西西安）以北的山川地理形势，依次为渭河、渭北平原、北山、陕北黄土高原、横山（白于山）、鄂尔多斯草原、黄河、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阴山山脉。阴山以北，草原弥漫，辽阔坦荡，历来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阴山横直于内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之北，东接大兴安岭，绵延1000余公里。其西端是乌兰布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西南是腾格里沙漠。沙漠地区不宜农耕，亦不宜放牧。但是，作为军事防卫屏障，浩瀚钞漠与险峻山峰，具有异曲同工之用。在自然地理上，阴山山脉对南北气流起着阻挡作用，其两侧的气候和雨量，差别明显，是农、牧区域之间的一条重要界限。
大沙和阴山以北，荒漠与草原相间，气候寒冷，适宜游牧。阴山之南的平原地区，农牧兼宜。中原王朝保守住阴山一线，就可在河套地区从事耕稼。而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阴山，就可南下牧马，并进而渡过黄河，威胁关中。所以，在长安的正北方，西起贺兰山以北沙漠，东到太行山之间，唐朝国防的第一道控制线，就是阴山山脉及其南面的黄河天险。
如果游牧民族得间冲破阴山防线，由河套平原向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中原王朝可据以防守的第二道天然防线就是横山（白于山）。横山西起陕西定边。东迄子洲。长约200余公里、南北宽约10余公里至30公里不等，整条山脉呈西高东低之势，最高峰是定边县内的魏梁，海拔1900余米。横山阻隔南北，地势高峻险要，作为阻遏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一道屏障，战国时期秦国以及隋朝曾先后利用横山修筑过长城横山南面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是延州（陕西延安）。延州处于横山与西面的桥山（于午岭）和东面的梁山（黄龙山）相互构成的马蹄形中部。而这个马蹄形南端的开口处，就是关中平原的北部。
以延州为起点，南下经解州（陕西富县）、坊州（陕西黄陵）可至京城长安。北上则有几条利用自然河谷穿越横山的军事通道：西北行的一条通往盐州（陕西定边）及贺兰山下，还有一条可通南北朝以来的军事重镇夏州（陕西靖边白城子）；东北行可通绥州（陕西绥德）、银州（陕西榆林东南）、麟州（陕西神木）、胜州（内蒙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以至阴山。
以延州为枢纽的南北通道，古代称为延州道。在游牧民族向南进攻时，曾多次被利用过。但是，延州道对于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来说，又有许多不利因素。
横山之南的黄土高原，山梁高峻，崖涧深陡，很不利于骑兵行动。如果大队人马在狭窄的河谷中行进，前后相距过远，既不利于检袜运输，又易遭受伏击。况且，这些地区居民稀少，可供掳掠的钱粮财物有限。再者，横山既是天然屏，自然便是中原王朝设置防御的重点。其北面的盐州、夏州、麟州之间有通路相互联系，便于军事上的接应支援。
因面，游牧民族南侵，较多利用的是桥山（子午岭）以西的萧关道和马莲河谷道。
桥山（子午岭）的主脉呈南北走向。长约150公里东西宽数公里到几十公里不等，整条山脉北高南低，主峰子午岭海拔1680余米。其东坡迂缓绵长，而西坡陡峭短促。穿越此岭的东西交通，也是利用自然河谷及山间埂口在桥山与其西面的六盘山之间，有两条川道。西为清水河（葫芦河），北流注人黄河；东为马莲河《马岭水），南流汇人水。沿清水河谷的通路，向南要经过六盘山下的萧关（宁夏固原东南），因而称为“萧关道”。从萧关向东南经长武、彬县，便可进人关中。沿马莲河谷，由甘肃环县、庆阳向东南，也经长武、彬县而通往关中。
这两条军事通道中，马莲河谷道虽然距关中较近，但是，环县以北多是沙漠，水草缺乏，人口稀少，不利于大队骑兵行军宿营。
而萧关道所经之清水河谷，川道平坦，水草不缺。其距离关中虽比马莲河谷较为迁远，但便于骑兵行动。故而自战国时期以来，游牧民族多取此道南下。
萧关道和马莲河谷道的北端，会于黄河东岸的灵州（宁夏灵武）。这一带的黄河，水缓岸低，是易渡之处，同时也是易于设防之地。灵武城东面不远，沙丘起伏，与鄂尔多斯高原的边缘相接。其西面与贺兰山隔河相望。贺兰山下平原广漠，水草丰盛，游牧民族由此南下，便于补给。由于贺兰山南坡在青铜峡附近已濒于河岸，于是，灵武便成为给毅南北的军事重镇。唐朝初年，北方的强敌是雄居大漠南北的东突厥汗国。隋末丧乱，东突厥威服塞外，屡有凭陵中原之志。唐高祖（李渊）在位9年，东突厥人寇就达7次，大肆抢掠男女人口、财帛和牲畜。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新立，东突厥10万大军入寇关中，前锋直抵京城渭桥之畔。唐太宗被迫倾府库金帛，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东突厥才退兵北去。
贞观三年（629）冬天，唐军10万兵马数路并进，深人大漠，以犁庭扫穴之势，击灭东突厥。唐太宗洗雪了城下之盟的耻辱，采纳大臣温彦博等人的奏议，将10余万突厥降众，安置于河套以南东自幽州（北京西南），西至灵州的丰、胜、灵、夏、朔、代诸州境内，实行类似“民族自治”形成的羁魔统治。此后垂50年，北边无大誓，相对安定。
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漠南突厥贵族叛唐复兴，史称“后突厥”。至默吸可汗（691一716）时期，后突厥拥兵达40万，复据大漠，频频南侵，与唐朝时战时和，北疆又是誓报不断。
神龙元年（705），中宗（李旦）复辟。他在边疆政策上，缓解西线形势，加强北线防御，志在彻底解决后突厥南侵的威胁。景龙二年（708），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乘后突厥西攻突骑施之机，夺取漠南之地，随即在黄河北岸以突厥人祭天的拂云祠为中心，营筑了可供大军集结的三座受降城，断绝后突厥南下之路。并在牛头朝那山（内蒙包头东北）以北设置烽候1801）余所，从而改变了唐朝长期以来阻河而守的被动形势为了保守阴山防线，唐王朝的军事部署是依托黄河，以朔方镇、丰州（内蒙五原西南）、胜州（内蒙十二连城）、单于都护府（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及河东镇构成拱月形防线。朔方与河东两镇（节度使）互成特角之势，共御突厥，捍卫北疆。
定远军（城）、三受降城、安北和单于两都护府，屯兵于灵、丰、夏三州境内，管兵6.47万人，战马1.43万匹其辖区范围，较长时间为今内蒙中、西部，陕西北部和宁夏大部河东节度使设置于开元十八年（730），治所太原府，统辖天兵、大同、横野、苛岚四军和云中守捉，屯兵于太原以北的忻（山西忻县）、代（山西代县）、岚（山西岚县）三州境内，管兵5.5万人，战马1.4万匹。太原西临黄河水，东依太行山，北控雁门关（山西代县西北），南屏东、西两京，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北边重镇，也是自长安通往燕、代之地的要道。河东节度使的辖区，大致为今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
郭子仪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40年戎马生涯中，供职时间最长的是朔方镇。该镇治所在京城西北方的灵州（宁夏灵武），距离长安1250里。朔方镇与东邻的河东镇（山西太原），在李唐王朝前期的国防部署中，担负着抵御突厥、回绝等北方游牧民族向南侵扰，拱卫关中和京城长安的重要任务都城的拱卫和防守。是历代王朝国防部署的核心所在。古代战争的基本形态是步、骑兵地面展开，以冷兵器相互搏杀。
因此，为了有效地保卫京城，必须依托自然地理形势，凭借山脉险隘与州原河谷，设关控要，构成多层防线，方能保证无有大虞。唐朝都城长安（陕西西安）以北的山川地理形势，依次为渭河、渭北平原、北山、陕北黄土高原、横山（白于山）、鄂尔多斯草原、黄河、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阴山山脉。阴山以北，草原弥漫，辽阔坦荡，历来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阴山横直于内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之北，东接大兴安岭，绵延1000余公里。其西端是乌兰布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西南是腾格里沙漠。沙漠地区不宜农耕，亦不宜放牧。但是，作为军事防卫屏障，浩瀚钞漠与险峻山峰，具有异曲同工之用。在自然地理上，阴山山脉对南北气流起着阻挡作用，其两侧的气候和雨量，差别明显，是农、牧区域之间的一条重要界限。
大沙和阴山以北，荒漠与草原相间，气候寒冷，适宜游牧。阴山之南的平原地区，农牧兼宜。中原王朝保守住阴山一线，就可在河套地区从事耕稼。而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阴山，就可南下牧马，并进而渡过黄河，威胁关中。所以，在长安的正北方，西起贺兰山以北沙漠，东到太行山之间，唐朝国防的第一道控制线，就是阴山山脉及其南面的黄河天险。
如果游牧民族得间冲破阴山防线，由河套平原向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中原王朝可据以防守的第二道天然防线就是横山（白于山）。横山西起陕西定边。东迄子洲。长约200余公里、南北宽约10余公里至30公里不等，整条山脉呈西高东低之势，最高峰是定边县内的魏梁，海拔1900余米。横山阻隔南北，地势高峻险要，作为阻遏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一道屏障，战国时期秦国以及隋朝曾先后利用横山修筑过长城横山南面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是延州（陕西延安）。延州处于横山与西面的桥山（于午岭）和东面的梁山（黄龙山）相互构成的马蹄形中部。而这个马蹄形南端的开口处，就是关中平原的北部。
以延州为起点，南下经解州（陕西富县）、坊州（陕西黄陵）可至京城长安。北上则有几条利用自然河谷穿越横山的军事通道：西北行的一条通往盐州（陕西定边）及贺兰山下，还有一条可通南北朝以来的军事重镇夏州（陕西靖边白城子）；东北行可通绥州（陕西绥德）、银州（陕西榆林东南）、麟州（陕西神木）、胜州（内蒙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以至阴山。
以延州为枢纽的南北通道，古代称为延州道。在游牧民族向南进攻时，曾多次被利用过。但是，延州道对于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来说，又有许多不利因素。
横山之南的黄土高原，山梁高峻，崖涧深陡，很不利于骑兵行动。如果大队人马在狭窄的河谷中行进，前后相距过远，既不利于检袜运输，又易遭受伏击。况且，这些地区居民稀少，可供掳掠的钱粮财物有限。再者，横山既是天然屏，自然便是中原王朝设置防御的重点。其北面的盐州、夏州、麟州之间有通路相互联系，便于军事上的接应支援。
因面，游牧民族南侵，较多利用的是桥山（子午岭）以西的萧关道和马莲河谷道。
桥山（子午岭）的主脉呈南北走向。长约150公里东西宽数公里到几十公里不等，整条山脉北高南低，主峰子午岭海拔1680余米。其东坡迂缓绵长，而西坡陡峭短促。穿越此岭的东西交通，也是利用自然河谷及山间埂口在桥山与其西面的六盘山之间，有两条川道。西为清水河（葫芦河），北流注人黄河；东为马莲河《马岭水），南流汇人水。沿清水河谷的通路，向南要经过六盘山下的萧关（宁夏固原东南），因而称为“萧关道”。从萧关向东南经长武、彬县，便可进人关中。沿马莲河谷，由甘肃环县、庆阳向东南，也经长武、彬县而通往关中。
这两条军事通道中，马莲河谷道虽然距关中较近，但是，环县以北多是沙漠，水草缺乏，人口稀少，不利于大队骑兵行军宿营。
而萧关道所经之清水河谷，川道平坦，水草不缺。其距离关中虽比马莲河谷较为迁远，但便于骑兵行动。故而自战国时期以来，游牧民族多取此道南下。
萧关道和马莲河谷道的北端，会于黄河东岸的灵州（宁夏灵武）。这一带的黄河，水缓岸低，是易渡之处，同时也是易于设防之地。灵武城东面不远，沙丘起伏，与鄂尔多斯高原的边缘相接。其西面与贺兰山隔河相望。贺兰山下平原广漠，水草丰盛，游牧民族由此南下，便于补给。由于贺兰山南坡在青铜峡附近已濒于河岸，于是，灵武便成为给毅南北的军事重镇。唐朝初年，北方的强敌是雄居大漠南北的东突厥汗国。隋末丧乱，东突厥威服塞外，屡有凭陵中原之志。唐高祖（李渊）在位9年，东突厥人寇就达7次，大肆抢掠男女人口、财帛和牲畜。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新立，东突厥10万大军入寇关中，前锋直抵京城渭桥之畔。唐太宗被迫倾府库金帛，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东突厥才退兵北去。
贞观三年（629）冬天，唐军10万兵马数路并进，深人大漠，以犁庭扫穴之势，击灭东突厥。唐太宗洗雪了城下之盟的耻辱，采纳大臣温彦博等人的奏议，将10余万突厥降众，安置于河套以南东自幽州（北京西南），西至灵州的丰、胜、灵、夏、朔、代诸州境内，实行类似“民族自治”形成的羁魔统治。此后垂50年，北边无大誓，相对安定。
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漠南突厥贵族叛唐复兴，史称“后突厥”。至默吸可汗（691一716）时期，后突厥拥兵达40万，复据大漠，频频南侵，与唐朝时战时和，北疆又是誓报不断。
神龙元年（705），中宗（李旦）复辟。他在边疆政策上，缓解西线形势，加强北线防御，志在彻底解决后突厥南侵的威胁。景龙二年（708），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乘后突厥西攻突骑施之机，夺取漠南之地，随即在黄河北岸以突厥人祭天的拂云祠为中心，营筑了可供大军集结的三座受降城，断绝后突厥南下之路。并在牛头朝那山（内蒙包头东北）以北设置烽候1801）余所，从而改变了唐朝长期以来阻河而守的被动形势为了保守阴山防线，唐王朝的军事部署是依托黄河，以朔方镇、丰州（内蒙五原西南）、胜州（内蒙十二连城）、单于都护府（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及河东镇构成拱月形防线。朔方与河东两镇（节度使）互成特角之势，共御突厥，捍卫北疆。
定远军（城）、三受降城、安北和单于两都护府，屯兵于灵、丰、夏三州境内，管兵6.47万人，战马1.43万匹其辖区范围，较长时间为今内蒙中、西部，陕西北部和宁夏大部河东节度使设置于开元十八年（730），治所太原府，统辖天兵、大同、横野、苛岚四军和云中守捉，屯兵于太原以北的忻（山西忻县）、代（山西代县）、岚（山西岚县）三州境内，管兵5.5万人，战马1.4万匹。太原西临黄河水，东依太行山，北控雁门关（山西代县西北），南屏东、西两京，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北边重镇，也是自长安通往燕、代之地的要道。河东节度使的辖区，大致为今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