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举荐李光弼
高仙芝、封常清退保澄关。安裸山在洛阳登基称帝，磨玄宗昏庸信谗，高、封二人冤死军中。哥舒翰艳病受命，坐镇没关。郭子仪捐弃旧嫌，以国事为重，举荐李光弼率兵东进。其高风亮节，历代有誉安禄山起兵之后，长驱南下，月余时间便攻占洛阳，控制了河北、河南大片土地。唐朝京城方面，守备空虚，各地的勤王之师尚未到达，关中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幸亏安禄山在洛阳忙着准备登基称帝，没有急攻关，遂使唐朝廷获得短暂而宝贵的调兵时间玄宗已于十二月七日下令朔方、河西、陇右各镇，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防地城堡，其余兵马由节度使亲自率领，限20天内赶到京城集结。
十六日，玄宗又任命皇子永王（李磷）为山南道节度使，颖王（李傲）为剑南道节度使。两位皇子都不亲自赴镇，分别由其副使江陵（湖北江陵）长史源消、蜀郡（四川成都）长史崔圆行使职权。这一任命，是为了控制富庶的江淮、荆襄地区和四川平原，保证朝廷的财赋来十七日，玄宗下令皇太子（李亨）监国，自己要挂帅亲征叛逆，想借此来振奋士气民心。这一决定使得曾陷害过太子的杨国忠大为恐慌，杨氏姐妹预感大祸将临，相聚哭泣，最后决定鼓动杨贵妃阻拦玄宗亲征。玄宗本无真正交权决心，经杨贵妃“衔土请命，”连哭带闹，正好就便作罢再说封常清兵败洛阳，狂奔逃命到陕郡（河南陕县），向副元帅高仙芝陈言叛军兵锋锐盛，不如退保关。陕郡不利防守，关乃关中门户。高仙芝依从其计，撤兵至关，抢修城垣，加强守备。叛军尾追而至，见唐军据险而守，只得暂且退回陕郡封常清在关三次派人人朝，报告叛军情势，但均遭玄宗拒绝。监军宦官边令诚因高仙芝不甚听从他摆布，人朝进谗于玄宗道：“封常清借故叛军强大，功摇军心；高仙芝无故弃地数百里，而且盗减军粮物资”。玄宗听后大怒，也不派人查究详情，便让边令诚带着教书回关，将封、高二人斩于军中高仙芝的部下为主将大呼冤枉，吼声震地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风疾卧病京城家中，玄宗以其素有威名，而且早就与安禄山不和，下诏任命他代替高仙芝为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坚辞不受，但难抗君命，只得抱病赴关镇守。守关唐军包括有各地勤王之师、河西、陇右诸蕃部落兵以及高仙芝旧部，号称20万。哥舒翰因病不能亲躬军务，由行军司马田良丘代理。田良丘不敢一人专决大事，分别让将领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王、李二人争权不和，军令无法统一。哥舒翰素来治军严厉，不能体恤士卒，憧关守军纪律松弛，士气低落。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预先派人组织洛阳舍老、僧人和道士，搞了一场“劝进”闹剧之后，登基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任命降官达奚询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组织起了伪朝廷。
叛军攻陷洛阳时，正逢天降大雪。相传当时有首歌谣：
“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后人解释其意为安禄山的大燕皇帝只能当1000天。足见叛乱祸害百姓，完全不得民心。安禄山贪恋东都官殿之美，醉心于南面称帝，逗留未进。
唐玄宗调兵遣将，传敖各地，四面进军，集中兵力收复洛阳。
正月初，北路唐军统帅郭子仪接到命令：解除对云中城的围攻，撤回朔方，增调兵力，准备南下会攻洛阳；同时挑选一名有才能的战将，率领一支兵马东出井关，进军河北，牵制叛军后方。
郭子仪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推荐了左兵马使李光弼。正月初九，李光受命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从朔方军分出1万名将士，交给李光弼指挥李光弼是契丹族人。其父李楷洛是有名的人唐蕃将，官至左羽林大将军、朔方节度副使，封爵为蓟郡开国公。李光弼受尚武家风熏陶，长于骑射，21岁时以门荫人仕，从天宝初年起，先后担任过宁朔郡（内蒙鄂托克旗南）太守、河西节度副使、单于大都护府副大都护（从三品）等职务，承袭父爵蓟郡开国公。李光弼出身虽是蕃将，但受过良好的儒家正统教育，能读《左氏春秋》，兼该太史公、班固之学其为人崇礼尚义，有勇有谋，治军严整，在抗击吐蕃、招讨吐谷浑、镇抚突服、回绝等部族的戍边生涯中，功绩显著，颇有威名史载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期间，郭子仪与李光弼同为其部下大将，但两人关系僵持，并不和睦，即使同桌进餐，也是相互斜视，不说一句话。郭、李不和，本无私家宿仇，而是起于军队乃至朝廷的派系朋党斗争，郭子仪一直是朔方节帅张齐丘、安思顺的部下。其时，朝野上下皆以安思顺、安禄山和李林甫为内外朋党。李光弼、哥舒翰先前都是王忠嗣的部将，受其知遇之恩。天宝六载（747），王忠嗣被李林甫陷害贬官，两年后以45岁盛壮之年，暴卒于贬所。哥舒翰与李光弼等人积怨于心，耿耿不忘。
等到郭子仪代替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后，李光弼便想脱身离去。正在犹豫之际，紧急诏命传到。李光弼起初不明内情，没有想到郭子仪会推荐自己，以为凶多吉少。他独身来到郭子仪的大堂前说：“我早就情愿一死了之。只请求不要罪及我的妻家人，牵连无辜！”
郭子仪拉住李光弼的手，请到堂上相对而坐道：“如今国家有难，军情紧急。你我二人当以国家安危为重，岂能再斤斤计较于个人私怨。这次的东征重任，只有你才能担当啊！”郭子仪传令召集众将，当场宣读诏书，请李光弼接诏领命。
当李光弼率军出发时，郭子仪又是执手相送。两人以尽忠报国相互勉励，洒泪而别。对郭子仪捐弃旧嫌，举荐李光弼的高风亮节，唐代人士和后世史家，无不感慨赞美。
十六日，玄宗又任命皇子永王（李磷）为山南道节度使，颖王（李傲）为剑南道节度使。两位皇子都不亲自赴镇，分别由其副使江陵（湖北江陵）长史源消、蜀郡（四川成都）长史崔圆行使职权。这一任命，是为了控制富庶的江淮、荆襄地区和四川平原，保证朝廷的财赋来十七日，玄宗下令皇太子（李亨）监国，自己要挂帅亲征叛逆，想借此来振奋士气民心。这一决定使得曾陷害过太子的杨国忠大为恐慌，杨氏姐妹预感大祸将临，相聚哭泣，最后决定鼓动杨贵妃阻拦玄宗亲征。玄宗本无真正交权决心，经杨贵妃“衔土请命，”连哭带闹，正好就便作罢再说封常清兵败洛阳，狂奔逃命到陕郡（河南陕县），向副元帅高仙芝陈言叛军兵锋锐盛，不如退保关。陕郡不利防守，关乃关中门户。高仙芝依从其计，撤兵至关，抢修城垣，加强守备。叛军尾追而至，见唐军据险而守，只得暂且退回陕郡封常清在关三次派人人朝，报告叛军情势，但均遭玄宗拒绝。监军宦官边令诚因高仙芝不甚听从他摆布，人朝进谗于玄宗道：“封常清借故叛军强大，功摇军心；高仙芝无故弃地数百里，而且盗减军粮物资”。玄宗听后大怒，也不派人查究详情，便让边令诚带着教书回关，将封、高二人斩于军中高仙芝的部下为主将大呼冤枉，吼声震地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风疾卧病京城家中，玄宗以其素有威名，而且早就与安禄山不和，下诏任命他代替高仙芝为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坚辞不受，但难抗君命，只得抱病赴关镇守。守关唐军包括有各地勤王之师、河西、陇右诸蕃部落兵以及高仙芝旧部，号称20万。哥舒翰因病不能亲躬军务，由行军司马田良丘代理。田良丘不敢一人专决大事，分别让将领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王、李二人争权不和，军令无法统一。哥舒翰素来治军严厉，不能体恤士卒，憧关守军纪律松弛，士气低落。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预先派人组织洛阳舍老、僧人和道士，搞了一场“劝进”闹剧之后，登基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任命降官达奚询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组织起了伪朝廷。
叛军攻陷洛阳时，正逢天降大雪。相传当时有首歌谣：
“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后人解释其意为安禄山的大燕皇帝只能当1000天。足见叛乱祸害百姓，完全不得民心。安禄山贪恋东都官殿之美，醉心于南面称帝，逗留未进。
唐玄宗调兵遣将，传敖各地，四面进军，集中兵力收复洛阳。
正月初，北路唐军统帅郭子仪接到命令：解除对云中城的围攻，撤回朔方，增调兵力，准备南下会攻洛阳；同时挑选一名有才能的战将，率领一支兵马东出井关，进军河北，牵制叛军后方。
郭子仪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推荐了左兵马使李光弼。正月初九，李光受命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从朔方军分出1万名将士，交给李光弼指挥李光弼是契丹族人。其父李楷洛是有名的人唐蕃将，官至左羽林大将军、朔方节度副使，封爵为蓟郡开国公。李光弼受尚武家风熏陶，长于骑射，21岁时以门荫人仕，从天宝初年起，先后担任过宁朔郡（内蒙鄂托克旗南）太守、河西节度副使、单于大都护府副大都护（从三品）等职务，承袭父爵蓟郡开国公。李光弼出身虽是蕃将，但受过良好的儒家正统教育，能读《左氏春秋》，兼该太史公、班固之学其为人崇礼尚义，有勇有谋，治军严整，在抗击吐蕃、招讨吐谷浑、镇抚突服、回绝等部族的戍边生涯中，功绩显著，颇有威名史载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期间，郭子仪与李光弼同为其部下大将，但两人关系僵持，并不和睦，即使同桌进餐，也是相互斜视，不说一句话。郭、李不和，本无私家宿仇，而是起于军队乃至朝廷的派系朋党斗争，郭子仪一直是朔方节帅张齐丘、安思顺的部下。其时，朝野上下皆以安思顺、安禄山和李林甫为内外朋党。李光弼、哥舒翰先前都是王忠嗣的部将，受其知遇之恩。天宝六载（747），王忠嗣被李林甫陷害贬官，两年后以45岁盛壮之年，暴卒于贬所。哥舒翰与李光弼等人积怨于心，耿耿不忘。
等到郭子仪代替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后，李光弼便想脱身离去。正在犹豫之际，紧急诏命传到。李光弼起初不明内情，没有想到郭子仪会推荐自己，以为凶多吉少。他独身来到郭子仪的大堂前说：“我早就情愿一死了之。只请求不要罪及我的妻家人，牵连无辜！”
郭子仪拉住李光弼的手，请到堂上相对而坐道：“如今国家有难，军情紧急。你我二人当以国家安危为重，岂能再斤斤计较于个人私怨。这次的东征重任，只有你才能担当啊！”郭子仪传令召集众将，当场宣读诏书，请李光弼接诏领命。
当李光弼率军出发时，郭子仪又是执手相送。两人以尽忠报国相互勉励，洒泪而别。对郭子仪捐弃旧嫌，举荐李光弼的高风亮节，唐代人士和后世史家，无不感慨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