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弼“接管”朔方军,夜入行营,严仿军纪。张用济据傲不进,李光弼杀一徽百。新帅威令严明,朔方军客焕然。士卒乐郭子仪宽容,逃散者甚众。
郭子仪在朔方军中任职20多年,对待部众宽容仁善,深受将士爱戴。当肃宗派来中使宣召郭子仪人朝时,将士们挡住中使的马头,痛哭流涕,请其上奏皇帝,让郭子仪继续留任。
郭子仪见状,只好满哄道:我去设宴为钦差饯行,并不是要离开厂这才得以上马而去。
郭子仪人朝京师,三上奏表,请求解除副元帅之职。肃宗既已决定“易帅”,便允准其请。乾元二年(759)五月二十三日,诏以李光弼代郭子仪。李光弼担心骤然上任,一时难以统驭诸军,上奏请求肃宗任命一位亲王为元帅,自己为其副。七月十七日,肃宗以其次子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兼统诸道节度行营,并代替郭子仪为朔方军节度使,留守东京。另以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任太原尹、北都(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代替李光弼。唐军相州溃败时,王思礼与李光弼二人全军返回本镇,所以肃宗决定“易帅”之时,予以破格拔耀。此时,唐军诸大将中,可与郭子仪相匹者,惟有李光弼。而且,李光弼与其父李楷洛(卒于天宝元年),都曾任职于朔方军凸自古立功受奖,战败治罪。郭子仪被解除兵权之时,年届63岁,朔方军在相州之役中先溃,自然与郭子仪治军不严难脱关系。然而自古无常胜将军,郭子仪毕竟是位沙场宿将,杰出统帅。肃宗出于猜疑戒备之隐衷,临敌“易帅”,置郭子仪于散地,不能不对稳定军心和战局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果然,李光弼受命之后,恐朔方军有变,立即带领河东军骑兵500人奔赴洛阳,乘夜晚进人军营之中。李光弼治军严整,与郭子仪作风不同,到达朔方军行营后,立即发号施令,朔方军士卒、营垒、旗帜为之一变,军容焕然。但朔方军将士喜爱郭子仪的宽厚,畏惧李光弼的严厉,差一点酿成哗变。
朔方军左厢兵马使张用济,作战英勇而性情暴烈,领兵驻屯于河阳(河南孟县),闻知李光弼夜人洛阳行营,大发牢骚道:“朔方军又不是叛军,李光弼竟要乘夜而人,为何对我们这般猜疑呀!”遂与其他将领商议。准备带精锐骑兵冲人洛阳,驱逐李光弼,请回郭子仪。并下令所部将士全体披甲上马,整装待发。
但是,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思不赞成这种目无法纪的蛮干,诊随:“邺城溃退时,郭公先领兵退走,朝廷责罚元帅,所以罢免了他的兵权。现在若是驱逐李公而强请郭公回来,便是反叛行为。这怎么能行呢?”
左武锋使康元宝对张用济说:“你若率兵强请郭公回来,朝廷必然怀疑这是郭公暗中指使你干的,这岂不是要让郭公一家被满门抄斩吗!郭公一家老小上百口,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张用济无言反驳,这才罢休。
李光弼闻知此情后,便留在洛阳行营,并上表朝廷仍让张用济驻军子河阳。不久,侦知史思明叛军要南下渡河,李光弼诸将道:叛军渡河后,必定要来进攻洛阳。我军必须守住虎牢关(河南荣阳西北),前锋部队应布置在广武(河南荣阳东北),严阵以待厂子是,李光弼带兵东出洛阳,巡视黄河沿岸防务,驻扎于祀水县,并传召河阳张用济。
而张用济仍然骄悍不逊,故意拖延迟到。李光弼忍无可忍,决定杀其做众。待张用济单骑前来进见时,李光弼列举他的过错,依军法处斩,另以部将辛京呆代替其职。
接着,李光弼又传召仆固怀恩。怀恩心中畏惧,提前到达。李光弼引其进人营帐相谈。不一会儿,守门人进来报告:
“有蕃浑部落的500名骑兵来到营前。”李光弼闻言大惊失色这时,怀恩起身来到营门,召其部将责备道:已经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何还要违抗命令衅李光弼立即明白,仆固怀思是有备而来,只好容忍不发,随机应变说道;士卒跟随自己的将帅,这没有过错并下令营中拿出酒肉,分赏给仆固怀恩的士卒七月二十七日,肃宗任命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思兼任太常卿,进爵大宁郡王。仆固怀恩自平叛战争以来,跟随着郭子仪,一直担任前锋,勇冠全军,战功最多,所以,肃宗特加奖赏。
可见,为了缓和朔方军将士的抵触情绪,稳固军心,免生事端,李光弼颇费了一番心思和周折。此时,在唐朝诸军中,以朔方军兵马最多,战斗力最强,地位最高,是朝廷主要的军事支柱。在郭子仪长期统领下,朔方军纪律涣散,多有悍将骄兵。李光弼熟知此情,才轻装简从,夜人其行营,并立即严伤风纪。其结果一方而是朔方军阵容严整,气象焕然;另一方面是张用济被杀之后,逃散而去者为数众多。郭子仪退守河阳时,尚有数万将士,及至李光弼退守河阳,只剩2万余人。而当郭子仪后来被重新起用时,这些逃散离去的将士,又纷纷返回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