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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太平盛世中孕育危机
北宋专治唐史的专家范祖禹说：“是双天下之涡，常基于太平之时，至于乱已成，而人主犹不怕也，岂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驮！”唐玄宗时，由“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转向安史之乱，正是这一论断的佐证。唐玄宗从积极进取。促使国家富强，到骄奢淫逸，不理政事，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内在因素。
频繁的宫廷动乱
唐自武则天执政以后，宫廷政变接二连三。皇帝频繁的更替，宰相、大臣的地位也常朝夕不一。宫廷内部的动乱，严重影响着政局的稳定。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故，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初即位，颇有太宗治理国家的精神，例如，他非常重视解决君民关系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联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尹从此，还‘旧引刺史十人人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政不怠，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显庆五年以后，由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理政；野心勃勃，也颇有政治才能的武则天乘机插手政事，开始参与国家大事。第一步，她促使高宗废王皇后，立自己为皇后。第二步，她排斥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下一步就是自称皇帝了。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是武则天掌握政权，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20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对武则天惟命是从，故而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从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对此，武则天怒火升起，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
中宗稍违母意即刻被废的教训，睿宗当然念念不忘，所以，当武则天欲做皇帝的野心暴露无遗的时候，他不得不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改唐为周，由武则天为皇帝，自请赐姓武氏，由皇帝降为皇嗣。
武则天虽然做了皇帝，但当时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把夫族李氏当做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这种女皇帝本身的弱点，再加上李氏家族与其他敌对势力的反对，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存在。
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昨等人，发动政变，他们经过密谋策划，拥兵人宫，杀死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又一次做了皇帝，恢复国号为“唐”。
中宗虽然恢复了帝位，但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想效法武则夭，妄图自掌政权。武则天虽然退位，但武氏势力还相当强大。武则天侄武三思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还有，韦后女安乐公主是武三思子武崇训之妻，他们狼狈为奸，结成武韦集团，利用一切机会想左右政局。由于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等，常视其为“奴”，不断对其进行凌辱。安乐公主竟肆无忌惮地要求废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不会逆来顺受。
景龙元年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准备不足，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柞被杀，李重俊逃往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李重俊发动兵变失败，韦后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不可一世。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又嫁武承思子武延秀。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卖官寮爵，贿赂公行，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没有同意，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周围49里。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制救，掩其文要中宗签字。显然这是要代皇帝发号施令，但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如此，韦后要临朝执政，安乐公主要做皇太女的欲望还不能得到满足。于是，景云元年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了中宗。这又是一次政变。
韦后与安乐公主虽然用心良苦，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武则天女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暗中起草中宗遗诏，立温王重茂为太子，不久，即皇帝位，尊韦后为皇太后。当然，武韦集团不会甘心失败，中书令宋楚客、太常卿武丁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等，共劝韦后像武则天那样亲自执政。他们认为，保卫宫廷与政府的南军与北军，皆由韦氏掌握，可以谋害疡帝，取唐而代之。不过，他们也有顾虑，主要是担心太平公主与相王从中阻挠。于是，他们想除去相王与太平公主。
其实，真正对武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工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有胆有识，颇有作为，在宫廷内部接连三的变乱中，他利用各种机会，聚集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中宗被害后，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他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把疡帝拉下皇帝的宝座，使睿宗再次为帝，李隆基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玄宗结束宫廷动乱，稳定政局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重视兄妹情谊，对她异常尊重。故而太平公主肆无忌惮，擅权弄法。她认为李隆基才能出众，英武果断，不易对付，欲另立阁弱者为太子，以利其长期随心所欲。于是，她与益州刺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打算谋害李隆基。
太平公主欲加害李隆基的打算，睿宗非常清楚。当太平公主欲争取待中、中书令韦安石加人自己的朋党时，睿宗也很快密召韦安石道：“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不察也尸韦安石对日：“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稠，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睿宗惊惶地说：“联知之矣，卿勿言也。”两人的对话均被太平公主窃听而去。这样，势必加剧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矛盾。此事对睿宗来说，当然是左右为难。
在千钧一发之际，睿宗表现出了大智若愚的姿态。他主动要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及其党徒极力劝阻，睿宗毫不犹豫，于先天元年八月传位于太于。李隆基才能超人，又掌握实权，无疑如虎添翼，使太平公主感到岌岌可危，故而太平公主一再劝阻睿宗让位。让位后，她又劝睿宗不要放弃大权但是，由于睿宗态度坚决，太平公主的阴谋都破产了。这一切说明，睿宗让位实际上是支持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否则，太平公主为什么持反对态度呢！
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玄宗对太平公主“擅权用事”，为所欲为，甚至“宰相七人，五出其门”，的情况，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在开元元年六月，玄宗与岐王范、薛王业、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宦官高力士等，突然采取暴力行动，杀死太平公主党羽常元楷、李慈、萧至忠、岑羲、贾膺福等，对太平公主赐死于家。玄宗的敌对势力彻底被消灭了。
从嗣圣元年中宗被废为庐陵王起，到开元元年玄宗消灭太平公主势力止，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由中宗、睿宗、武则天、中宗、荡帝、睿宗到玄宗，先后六次更换皇帝，中间还有太子李重俊反对韦后的兵变，还有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消灭武韦集团以及玄宗消灭太平公主势力的暴力事件。在宫廷内部，时局变化莫测，皇帝的地位朝不保夕，各种政治力量也不断有所沉浮。统治集团都为争权夺利而耗费精力，当然役有余力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而有所贡献。由此看来，玄宗结束长期以来的宫廷动乱，必然为历史的前进开辟道路。有了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有可能形成被后人称道的“开元之治气。
玄宗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玄宗即位时，年仅28岁，是个颇有作为的年轻皇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寻找借鉴，他非常注意阅读史书。他说：“肤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由于史书“事关理道”，也就是读史与治理国家有关，故而他常常读史而且还十分认真。但因为有些内容也不易读懂，特以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褚无量就是他最早选中的侍读。
马怀素是一位“手不释卷，谦恭谨慎”，“博览经史”的学者。玄宗尊重他的学间，对他有许多优待，每从旁边小门进宫，可乘肩舆〔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还可在宫中乘马，有时玄宗“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
褚无量是一位“励志好学”，精通《三礼》及《史记》的学者，他多次上书陈述“时政得失，多见纳用厂玄宗还亲自起草诏书，对其进行赞扬和奖励。
玄宗重视读史，尊重有知识的人，说明他认识到历史文化知识对他迫切需要。这正反映了玄宗积极进取，奋发向卜的精神风貌。那种庸庸碌碌，怠于政事的统治者，是决不会求知如饥，访贤似渴的。
更能体现玄宗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者，莫过于他纠正奢靡之风。开元一年七月，他下诏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必须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厂对于百官的佩带、酒器、马橙等，都有严格规定，不许超越标准。同时，还规定从此天下不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另外，还撤销了专供官僚贵族衣着亨用的织锦坊。司马光认为，这是玄宗“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的措施。大了治理国家，至高无上的皇帝能从皇帝做起，对本身的享受有一定的约束显然和那种骄奢淫逸的堕落之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积极进取者，才能具备这种精神状态。
政治革新
玄宗为了励精图治，特别重用贤才。姚崇、宋璟，就是他十分器重的宰相。后人常把姚、宋人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都视为贤相。事实也确实如此，玄宗初即位时，“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十崇”。有的宰相，平庸无能，遇事缺乏主见，只是唯唯诺诺，不办实事，而姚崇则“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果断地处理各种事务，从不延误。宋璟，对许多重大问题敢于“极言得失”，使玄宗颇感有益，于是他轰手下诏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人观省，以诫终身。”由于姚崇、宋璟为玄宗理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被后人列为“汉、唐名相”。司马光更全面评论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这里既说明了姚、宋的才干，又说明了他们辅政的效果，还涉及了玄宗对他们的尊重不言而喻，玄宗重用这样的人才，是他政治革新的主要环节。玄宗还非常重视地方官的任用。开元四年五月，有人反映当年选拔官吏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于宣政殿庭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成绩甚好，被调任为长安附近的醋泉县令。大量不合格者都回家继续学习，有些免强合格者可仍留任。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受到降职处分。因为他们选拔县令没有严格掌握标准。这样按实际本领选拔官吏，必然使那些滥竿充数者不能得逞。
玄宗的量才授官还表现在不拘私情方而。开元二年闰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成义要求以其申王府的录事阎楚硅升为参军，录事是从九品的流外官，参军是正七品。玄宗同意后，姚崇、卢怀慎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咐马有所奏请，非墨放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犷玄宗认为这个意见正确，遂改变了主意。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以私情要求任用官吏了。
另外玄宗弟薛王业之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而被御史弹奏，本应治罪，薛王业为其求情，姚崇等人上书道：王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符合事实，决不可宽容。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见。于是，贵戚们的行为也不敢过于放纵了。
在任用官吏方面，唐初以来逐步形成了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的不良习气。中宗时已相当严重。宰相韦嗣立曾经指出：近年以来，地方上的刺史、县令多有选择不当者，往往把京官中有错误或卢望不高者派到州、县去；吏部选人时，常把一些衰老无用的人派去做刺史、县令。针对这些弊端，他建议道：今后任用中央的“诸曹侍郎，两省、两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万姓欣欣然，岂非太平乐事哉！”可惜这样重要的建议未能得到中宗的认可。一直到玄宗即位以后，这种习气仍然存在。往往把中央的冗员派到地方去做重要的官吏，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左迁”。反之，由地方到京师去做官，则被认为是极大的
光荣。
开元四年，扬州采访使班景倩人京为大理少卿，路过汁州时，汁州刺史倪若水为其举办送别宴会，热情话别。当班景倩登舟西去时，倪若水望其背影说：班公此行，和登仙有什么不同呢！为其随从，也甘心情愿。倪若水深思良久，才转回府去。这件事说明，当时的地方官是非常向往京官的。
地方官不受重视，地方官的质量势必受到影响。针对这一弊端，玄宗于开元二年正月下诏说：选京官有才识者到地方去做都督、刺史，地方的都督、刺史有政绩者命为京官，使官吏出人合理，成为制度。当然，要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特别是要从观念上消除这种影响，是很困难的，但从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必然提高官员的素质和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
开元八年五月，侍中源乾暇又针对这一问题上疏道：我看到权势之家多在京城任职，俊又之士多是外官，这很不合理。接着又说：他的三个儿子都是京官，愿意出其中两个为外官。玄宗对源乾暇大加赞扬，同时，命文武百官中凡父子兄弟三人都任京官者，都要以源乾暇为榜样，自行协商有人出任外宫。于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一百余人。看来，开元二年玄宗的诏令并没有立即执行，直到开元八年源乾暇带头执行，方显示了效果。但是，玄宗的倾向性十分明确，源乾耀的行动是在他的支持下才有所效果的。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开元三年，山东发生蝗虫灾害，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很多农民不敢捕杀，只是在田旁焚香膜拜设祭求神而已，还有人认为蝗虫太多，根本不能除尽，不如听其自然为害。姚崇极力反对这种消极的悲观情绪，他认为，山东、河南、河北人们深受其害，到处流亡，决不能坐视不救；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之为害要好。玄宗支持姚崇的意见，积极动员群众浦杀蝗虫。第二年，蝗虫再起，姚崇又命捕杀，诈州刺史倪若水反对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以修德以镶之”姚崇驳斥他道：若修德才能灭蝗，难道今日圣主无德吗？不忍心灭蝗，难道就忍心使广大民众挨冻受俄吗？这一次，玄宗又支持了姚崇，并派人到各地检查州县灭蝗的情况。由于大力灭蝗，大大减轻了灾情。
开元年间，玄宗还多次兴修水利，直接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还有千亩渠，可灌溉田数千顷。都是引文谷水而成。开元中，彭山开通济大堰1处，小堰10处，引邛江水120里，灌溉田地1600顷。开儿二十七年，武陵修北塔堰，灌溉土地1000余顷。另外，开元四年三河有渠河塘、孤山破，可灌溉土地3000顷。这些水利工程是否为当年所修，暂时还不能肯定，但对当时农业生产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为了促使经济的发展。高祖时，傅奕就要求制止佛教的泛滥，因为僧人不事生产又逃避租赋。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大肆兴佛，致使寺院占有大量的水碾庄园，很多逃丁避罪者也削发为僧。这样，既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和供给国家的租赋者，同时，为修建寺院也耗费了大量资财。中宗时，宰相韦嗣立指出：据我所知，营造寺观，耗费巨大，“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务农”，使人们怨声载道。还有人说：“今天下之寺盖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佛教之如此泛滥，与王公贵族的大力兴佛密切相关。这些人为了从中取利，“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针对这一间题，玄宗根据姚崇的建议，于开元二年正月命整顿僧尼，伪妄僧尼还俗者有12000余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势必削减为逃避赋役而为僧人的人数，提高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加强皇权，又不得不采取一些削弱贵族势力的措施。改变食封制度就是这方面的措施。唐朝初年，凡受封的王公贵族，都对封户直接征收租调。但当时受封者仅有二三十家，封户不过千余户，影响不大。中宗以后，受封者日益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受封者多至140多家，封户遍布54州，安乐公主食封4000户，长宁公主3500户。更是甚者，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食封飞万户。受封者不仅征收租调，还对封户任意勒索，增加封户额外负担。当然，更影响朝廷收人。于是，玄宗改变这种办法，封户的租调归政府统一征收，食封者只能定量领取。这样，既能增加政府收人，也减少了封户的额外负担。有利于发挥生产者的积极作用。
发展学术文化
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同时，玄宗又非常重视发展学术文化。玄宗在理政的实践中迫切感到读书的必要，故而特以设置帮助他读书的侍读。读书愈多，愈加明确书史有取之不尽的治国之道。于是他说：“联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既然先王的治国之道在文籍之中，所以，为了全面了解经史的内容，以便在听政之暇细心阅读，故而他要楮无量等人整理所存古书。开元六年，整理完毕，部分上架。玄宗命文武百官于东都乾元殿参观，提倡读书。开元九年，殷践欲、韦述等人，又修成《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共收书目48169卷。玄宗还很重视著述，开元十年，中书舍人陆坚奉命修撰六典，玄宗亲手写了六条类目，即理寒、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这就是《唐六典》名称的由来。开元二十七年完成后，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当代学者研究唐史特别是研究唐代官制不可缺少的著作。
开元十一年五月，玄宗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如徐坚、贺知章、赵冬曦等，或修书，或讲论文史，以宰相张说为修书使总负其责。由于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就认为这是浪费而且无益于国，要求罢除。张说持反对意见说：自古以来，帝王在国家无事时就修建宫室，追求声色，而今天子则崇儒重德，亲自讲论经史，整理古书，重视学者；所费不多，收益很大。玄宗支持了张说。
由于玄宗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升为学士比升官更为重要。开元十三年，贺知章由太常少卿晋升为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当时源乾暇与张说同为宰相。源乾暇问张说道：贺公同时有两种任命，是学者的极大光荣，但学士与侍郎，哪一种最美呢？张说答道：侍郎固然很不容易得到，但学士更令人羡慕，所以“二美之中，此为最矣”人们羡慕有学问的人，自然与当时的政策有关，更与玄宗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有关。给事中裴士淹，由于精通历史，很受玄宗喜爱，常常为玄宗随员外出，以备顾间在科学技术方而，玄宗重用精通天文历法的张遂，支持他研制成功了黄道游仪，又研制了浑天铜仪，对天文历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文化的繁荣
开元年间，由于政治稳定，玄宗重视发展经济，倡导发展学术文化，故而逐步形成了唐代经济文化繁荣的高峰。所谓“开元之治”，正是后人对这一时代赞颂的美称。
由于积极发展生产的措施发挥作用，垦田的数量不断有所增加。根据汪先生研究，唐天宝时的垦田数多于西汉平帝时的垦田数。汉平帝的垦田为827万顷，相当于唐736万余顷。唐天宝时实有耕地而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户不足300万，到永徽三年，户增至380万。神龙元年，有户615万，口3140万。开元十四年，有户769万，口4141万。开元二+八年，有户84万，口4814万。从唐初到开元末，户口增加一倍还多，说明政府的赋役来源面扩大了，社会秩序安定了。这正是统治者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人民能够较好地生活下去的时代。
开元十三年，玄宗去泰山封禅，一斗米仅值十三文，青州、齐州粮价更低，一斗米五文。长安、洛阳两京，物价稍高，一斗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州、汁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沿途店肆林立，饮食丰富，来往客人非常方便。南到荆州、襄州，北至太原、范阳，也都是交通便利，行路安全。远走数千里，不必携带防身的武器。《通典》中的这些记载，应当可信。因为《通典》的作者杜佑生干开元二十二年。玄宗晚年，他已是青年人，开元年闻的事，他既有亲身体会，也有耳闻目睹，故而其书所载应当符合事实。
杜佑在《通典》中所写的范围，大体上相当干现在的山东到陕西，湖北到北京。那么，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呢？
唐昭宗时的宰相郑萦说：开元初年，玄宗励精图治，大力革新，不过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人河煌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捻，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这里首先谈到长安以西至西域的情况，继又谈到全国的民情。这些内容，无不说明开元时期确是一片太平盛世的佳境。
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非常显著。例如，对图书的分类，最早是六艺，西汉时发展为七略，唐代又为经、史、子、集。这种发展，正是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标志。唐朝建立后，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和整理，故而图书的数量日益增多。但国家藏书最多的时候还是玄宗时代。有人说：“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鸣呼，可谓盛矣！”唐代人们自己的著作就有28000多卷，可见唐代知识分子的著述成就甚为惊人。玄宗非常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知识分子的著述也必然是很多的。
总而言之，在玄宗积极进取精神的影响下，政权机构发挥了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有效作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因此，在物质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精神财富也大大丰富起来。这种太平盛世的氛围，不仅使玄宗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而且也为后人赞不绝目。长期以来，人们把‘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玄宗的转变
古代的帝王，往往在初即位时能够看到社会的弊端，从而锐意改革，力求改变一切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障碍。但在取得一定成就以后，又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和能力，心满意足，刚惶自用，逐步怠惰起来。唐玄宗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新唐书》的作者在评论玄宗时说：“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擅不振也。”玄宗在开元时，“励精求治”，故而对姚崇、宋憬等贤臣能够“言听计行，事半功倍。在社会太平以后，他“志满意骄”，张九龄等重臣的正确建议，他根本听不进去。这样，引起安史之乱，就不是“天运”而是“人事”了。这种评论，恰中要害。
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丰富的氛围中，玄宗陶醉了，积极进取的锐气逐渐消失，骄奢淫逸之风日益滋长。玄宗不可能是一个善始善终的皇帝了。
玄宗初即位时，非常注意节俭，后来逐渐变了。天宝四年十月，玄宗以户部郎中王拱为户口色役使。这个工拱，对玄宗的任意挥霍是投其所好。唐初，对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年更换一次，后来，边将腐败，为了掩饰其失败，对作战牺牲的士卒皆不申报。王拱为了聚敛财富，诬称这些栖牲者是逃避租赋，遂在六年以外强征其租庸，最多有并征二卜年者。对这些情况，玄宗不闻不问，反而重用王铁。因为能够满足他挥霍无度的欲望，后宫用度日益增加，随心所欲的赏赐也见不鲜，任意从左、右库支取，已是司空见惯。为了满足玄宗的需要，王拱每年上贡额外钱百亿万，存厂内库专供玄宗享用，并对玄宗说：这都是租庸调以外的经费。言外之意，当然是可以任意使用了。玄宗认为王拱有“能富国”的本领，故而对其更加重用。这个专门“割剥以求媚，中外磋怨”的人物，很快又被任命为御史中水、京蔑采访使。
天宝八载，玄宗又率领群臣参观国库。他看到国库充满粟帛，忘乎所以，故而“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极限。”
在生活上，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所有宫女4万人，见于史书的后妃、美人、才人就有19人，他有30个儿子，29个公主。腐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贵戚们为了在玄宗而前争宠，都竞相对其进食。玄宗专门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每次进食常常是水陆珍品数千盘，每盘费用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资产。非常明显，这时的玄宗已经不是他初即位时，那种节欲戒奢，严禁奢侈豪华的作风。早已烟消云散了。
政治腐败
执政者在生活上的奢华淫逸，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腐败。因为纵情声色，必然好逸恶劳，不能勤政；自己怠惰，必然依赖别尤偏听偏信，不能正确处理国事。玄宗正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玄宗重用阳奉阴违，投其所好的人物。
开元初年，玄宗重用姚崇、宋瑞等善于治理国家的贤臣。一直到开元二十一年，他头脑还比较清醒，曾用韩休为相。韩休类似唐初的魏了，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自己稍有一点过失，就立即问左右道：韩休知道吗？为此有人建议道：韩休为相，使陛下过于操劳，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宰相职务！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不同的意见，我却能安心睡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看来，这时玄宗还能分辨是非，识别忠奸。但是，到了天宝年间，就大不相同了，他重用的是李林甫、杨国忠等媚上欺下的狐群狗党。
李林甫，是“日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开元十四年，他为吏部侍郎时，负责选拔官吏。宁王给他十个人的名字，要他照顾。他为了表示自己公而忘私，特以公开舍弃一人，暗中照顾九人，以掩饰其拘私舞弊。他为了求宠于玄宗，晴中勾结宦官，深通妃殡，玄宗的任何动静，他都能及时知道。这样，更有利十他投其所好，取悦于玄宗。当时，玄宗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子寿王帽也与其他皇子地位不同，甚至太子的地位也受到影响。李林甫通过宦官使武惠妃知道，他将尽力支持寿王；武惠妃也很快有所反应，使李林甫升为黄门侍郎，不久又为宰相。
李林甫为相，是通过阴谋手段取得的。当玄宗命中书令萧篙选相时，萧嵩推荐韩休，玄宗同意。在未公布之前，李林甫通过宦官高力士知道了这一决定，于是，他立即公开请求任命韩休为相。因为韩休不知道萧嵩推荐他为相的内情，故而对李林甫感恩戴德。韩休为相后，又极力推荐李林甫为相，更加武惠妃的暗中支持，李林甫很快就为宰相了。
做了宰相，他更肆无忌惮地媚上欺下，凡是才能功业超过他而又为玄宗所重视者，他就千方百计将其除掉或使其失势。对一些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天宝元年三月，玄宗发现兵部待郎卢绚气质非凡，印象很好。李林甫怕卢绚影响自己的地位，遂迫使卢绚去做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刺史，并对外宣称卢绚有病，不理州事，只好使他去东都为太子詹事。
玄宗打算广求人才，命精通一种学问者都到京师应试。李林甫担心应试者在对策中揭发他的罪过，遂建议玄宗不必和应试者直接对话，以免草野之十，不懂礼仪而对圣上不敬。他要郡县长官精选超人之才，报尚书省，再由尚书省复试，上报结果。结果，应试者无一人合格。李林甫遂上表祝贺当时没有遗而不用的人才。这当然是李林甫美化自己的阴谋手段。
唐初以来，边州皆用忠厚名臣，任期短，不遥领，不兼统，功名显著者经常人朝为相。开元中期以后，情况有所改变，边将任期有长达十余年者，也有宰相或皇子遥领边将者，还有兼统数镇者。李林甫担心边将人相会影响他的地位，遂向玄宗建议道：胡人勇敢善战，又不易结党，必然忠于朝廷，应以胡人为边将。玄宗采纳了这个意见，故使安禄山能兼统，镇，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勿庸置疑，安禄山叛乱与这种举措密切相关。
杨国忠本名钊，是杨贵妃之从祖兄由于这种关系，他又善于投机钻营，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
最初，杨国忠看到李林甫权大势众，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先取信于李林甫；李林甫也看到杨国忠的特殊地位，可以利用，故而二人互相勾结，想动摇太子的地位，还陷害与太子有关者数百家。
本来，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为宰相者，选官的事都由侍郎负责，经过三次反复，最后经门下省审核，由春至夏，需数月时间。杨国忠为吏部尚书兼宰相，他为了显示自己精明能干，事先私定人选，然后集中左相、给事中、诸司长官干尚书省都堂，把各种手续一天办完，其中虽然有很多差错，但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
杨国忠初人京时曾投靠于李林甫，后来，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又与李林甫发生矛盾。李林甫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死去，杨国忠于天宝十二载正月就指使安禄山诬告李林甫与突厥阿布思勾结谋反。当时，李林甫尚未安葬，玄宗命剖李林甫棺，取其含珠，夺去金紫，换小棺按庶人礼葬之；同时，削去官爵，了孙有官者除名，流放岭南及黔中，近亲及党与被贬者50余人。
大宝十二载十月，杨国忠子杨暄应试明经科，因其学业荒陋，未考及格。札部侍郎达奚殉害怕杨国忠权威，故使其子昭应尉达奚抚先向杨国忠透露消息。当时，杨国忠随玄宗在昭应，当杨国忠看到达奚抚时，以为其子必然中选，达奚抚是来报告喜讯。出其所料，是其子落选的消息。杨国忠勃然大怒道：我子还怕不能富贵吗？你等鼠辈何必来此卖好！达奚殉不敢得罪杨国忠，杨暄被置于土第。在杨暄为户部侍郎时，达奚殉由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和杨暄的地位相同。即使如此，杨暄还嫌自己升官太慢了。
杨国忠为相后，安禄山对他甚为歧视，杨国忠当然也不示弱，两人之间常常互相低毁。玄宗欲用安禄山为相，杨国忠认为他目不识丁，不可为相。反之，安禄山推荐御史中7吉侃为武部侍郎，杨国忠就对吉温非常反感。双方针锋相对的斗争，都是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后来，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举兵叛唐，这种矛盾起了导火线的作用。
当玄宗勤于政事，极力使国家富强的时候，他重用姚崇、宋璟；当他怠于政事，尽力纵情声色的时候，李林甫、杨国忠乘机得势。这说明玄宗的态度是关键问题。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憬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这完全符合事实。
危机四伏
在玄宗陶醉于莺歌燕舞的氛围之中时，实际上他已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了。
当时最大的危机是玄宗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执政。使一些正直而善于理政的贤臣不能施展其才能。他们专横跋扈，堵塞言路，使下情不能上达，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他们欺上压下，蒙蔽玄宗，使正气不能发扬，邪气日益上升，政治腐败的程度更加深化。面对这些问题，玄宗仍然醉生梦死，毫不醒悟。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为了自专大权，蒙蔽玄宗，严厉制止向玄宗反映情况。他公开训斥诸谏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跟，乌用多言！’他还用辱骂的口气说：你们没有看见正殿侧宫门外的马吗？坏用时立刻就可使他离去。这种威吓的日气，当然是要谏官不要直接向玄宗说长道短。谏官们慑于他的权威，不敢再有谏言了。李林甫为了使玄宗相信自己，不重视别人的谏言，他还故意捉弄一些进谏者。
兵部尚书李适之性格直爽，李林甫抓住他这一特点，骗他说：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圣上尚不知道。李适之立即上奏玄宗。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答曰：臣早知道。但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宜开凿，故而我未上奏。玄宗认为李林甫考虑周到，是爱护自己，遂告诫李适之说：今后奏事要与李林甫商量，不要轻率从事。李林甫蒙蔽健宗，玄宗更加信任李林甫，实际上这是李林甫正在把玄宗推向万丈深渊。
杨国忠欺骗蒙蔽玄宗，更是司空见惯。天宝十二载，由于头一年水灾早灾接连发生，关中饥荒严重。由于京兆尹李舰对他不甚顺从，他就把“关中大饥”之灾难归罪于李规，贬李舰去做长沙太守。玄宗因秋雨连绵而优伤庄稼，杨国忠遂取最好的禾苗献给玄宗说：雨虽多，不影响庄稼的生长。玄宗异常高兴。扶风太守房馆反映当地灾情，杨国忠就兴师问罪。从此，再无人敢谈灾情的问题。玄宗曾对身边的宦官高力士说：淫雨不停，你可对我讲实话。高力士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玄宗沉默不语。这说明玄宗并不十分相信高力士。
天宝十二载六月，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李必是剑南留后，实际掌握兵权。李必在对南诏作战中全军覆没，自己被俘。杨国忠不仅隐瞒其失败，而且还以胜利上报。接着又继续调动内地军队对南诏作战，结果又遭失败，牺牲近20万人。此事无人敢向玄宗反映。玄宗也认为天下尤事，可以高枕无优。他对高力士说：“联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优！”高力士对日：“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玄宗表示，要慢慢考虑高力士的意见由此看来，高力士不是没有提醒玄宗。下情不能上达，玄宗根本不知民意；丧师20余万，众人怨声载道，玄宗根本不知有边事发生。显然，玄宗已经陷人任人摆布的困境，但他仍然没有任何感觉，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的呢！
其次，另一种严重危机就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社会秩序”，是指法律、规章制度、道德等规范人们言行，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固然，这种手段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广大人民触犯法律必然受到制裁，而统治集团中少数人为所欲为也可逍遥法外。但可以这样说，在统治集团能够比较冷静地处理问题时，他们也可以遵守这种秩序，使社会能够稳定的向前发展。反之，如果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必然出现贪官污吏，结党营私，致使各种社会关系失去平衡。由此看来，秩序是均衡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离开必要的秩序，社会就不能正常的发展了。由此看来，破坏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不安是有因果关系的。
唐代的法律是完备的，律、令、格、式各管一面，对唐初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李林甫执政时，他把法律置之度外，完全按照自己的好恶处理问题。凡是对他不顺从者，他就千方百计将其除去。吉温、罗希都是惨毒暴虐的狱吏，李林甫重用他们，他们完全根据李林甫的喜怒办事，很多人被他们无辜致死，当时人称之谓“罗钳吉网”李林甫不仅抛开法律，而且对各种制度也不遵守。祟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因讲《老子》、《庄子》受到玄宗赏识。李林甫看此人软弱容易控制，遂推荐他为宰相。按照制度，宰相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下班，李林甫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办，巳时即可回家，实际上是军国大事都由他个人在私宅决定，陈希烈只是在公文上署名而巳。
杨国忠为吏部尚书，选拔官吏不问才能如何，品德怎样，只问资历的深浅。这样一来，不少长期因才德平庸不能做官的人都取得了定地位，而一些年轻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被拒之门外了。
法律、规章制度遭到践踏，必然激化各种社会矛盾。首先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结帮组派，尔虞我诈的问题急剧发展。这些问题涉及各个方而，致使各种关系失去平衡。隋场帝就是迷信自己的权威，随心所欲，目无法规，倒行逆施，致使统治集团内部众叛亲离，又引起农民起义的爆发，最后落到身首异处的下场。
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激化。当时，能够在玄宗面前争宠的有三种力量。这就是宰相、宦官、边将。这三种力量之间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面，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也有互相斗争的一面。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
当时，宰相、宦官、边将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玄宗初即位时，由于他勤于政事，亲自处理军国大事，所以，宰相、宦官、边将都听他的指挥。后来，玄宗日益怠惰，不愿亲理政事。于是。身边的宦官乘机染指朝政，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他们不能公开执政，宰相就成了他们利用、勾结的对象；反之，宰相由于接近皇帝不易，又必须利用、勾结宦官。边将既要听命于宰相，又想通过宦官取宠于玄宗。正是这些原因，三者之间往往有利益一致的时候，也有互相冲突的时候。
在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宦官是高力士。玄宗曾说：高力士值班，我才能睡好。四方进奏文表，都先送呈高力士，然后才到玄宗处，小事高力士可自作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宰相自然要看高力士的脸色行事，甚至当时身为太子的肃宗也呼其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其“阿翁”，驳马辈呼其为“爷”。权势之大，可想而知。在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他们专横跋启，不可一世的时候，高力士又向玄宗建议，不可使相权太大，以免大权旁落。虽然这是要抑制宰相的权力。李林甫建议以胡人为边将，当然为安禄山等人所欢迎。但在安禄山势力壮大、威胁到宰相地位的时候，杨国忠与安禄山又互相指责，矛盾日益激化。总之，宰相、宦官、边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像细菌一样腐蚀着玄宗政权。但是，由于玄宗执迷不悟，一直陶醉于太平盛世的氛围之中，所以，最后像一声巨雷一样，爆发了安禄山叛乱，虽然惊醒了玄宗，但已为时过迟了。
频繁的宫廷动乱
唐自武则天执政以后，宫廷政变接二连三。皇帝频繁的更替，宰相、大臣的地位也常朝夕不一。宫廷内部的动乱，严重影响着政局的稳定。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故，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初即位，颇有太宗治理国家的精神，例如，他非常重视解决君民关系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联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尹从此，还‘旧引刺史十人人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政不怠，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显庆五年以后，由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理政；野心勃勃，也颇有政治才能的武则天乘机插手政事，开始参与国家大事。第一步，她促使高宗废王皇后，立自己为皇后。第二步，她排斥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下一步就是自称皇帝了。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是武则天掌握政权，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20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对武则天惟命是从，故而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从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对此，武则天怒火升起，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
中宗稍违母意即刻被废的教训，睿宗当然念念不忘，所以，当武则天欲做皇帝的野心暴露无遗的时候，他不得不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改唐为周，由武则天为皇帝，自请赐姓武氏，由皇帝降为皇嗣。
武则天虽然做了皇帝，但当时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把夫族李氏当做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这种女皇帝本身的弱点，再加上李氏家族与其他敌对势力的反对，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存在。
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昨等人，发动政变，他们经过密谋策划，拥兵人宫，杀死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又一次做了皇帝，恢复国号为“唐”。
中宗虽然恢复了帝位，但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想效法武则夭，妄图自掌政权。武则天虽然退位，但武氏势力还相当强大。武则天侄武三思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还有，韦后女安乐公主是武三思子武崇训之妻，他们狼狈为奸，结成武韦集团，利用一切机会想左右政局。由于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等，常视其为“奴”，不断对其进行凌辱。安乐公主竟肆无忌惮地要求废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不会逆来顺受。
景龙元年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准备不足，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柞被杀，李重俊逃往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李重俊发动兵变失败，韦后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不可一世。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又嫁武承思子武延秀。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卖官寮爵，贿赂公行，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没有同意，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周围49里。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制救，掩其文要中宗签字。显然这是要代皇帝发号施令，但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如此，韦后要临朝执政，安乐公主要做皇太女的欲望还不能得到满足。于是，景云元年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了中宗。这又是一次政变。
韦后与安乐公主虽然用心良苦，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武则天女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暗中起草中宗遗诏，立温王重茂为太子，不久，即皇帝位，尊韦后为皇太后。当然，武韦集团不会甘心失败，中书令宋楚客、太常卿武丁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等，共劝韦后像武则天那样亲自执政。他们认为，保卫宫廷与政府的南军与北军，皆由韦氏掌握，可以谋害疡帝，取唐而代之。不过，他们也有顾虑，主要是担心太平公主与相王从中阻挠。于是，他们想除去相王与太平公主。
其实，真正对武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工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有胆有识，颇有作为，在宫廷内部接连三的变乱中，他利用各种机会，聚集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中宗被害后，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他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把疡帝拉下皇帝的宝座，使睿宗再次为帝，李隆基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玄宗结束宫廷动乱，稳定政局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重视兄妹情谊，对她异常尊重。故而太平公主肆无忌惮，擅权弄法。她认为李隆基才能出众，英武果断，不易对付，欲另立阁弱者为太子，以利其长期随心所欲。于是，她与益州刺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打算谋害李隆基。
太平公主欲加害李隆基的打算，睿宗非常清楚。当太平公主欲争取待中、中书令韦安石加人自己的朋党时，睿宗也很快密召韦安石道：“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不察也尸韦安石对日：“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稠，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睿宗惊惶地说：“联知之矣，卿勿言也。”两人的对话均被太平公主窃听而去。这样，势必加剧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矛盾。此事对睿宗来说，当然是左右为难。
在千钧一发之际，睿宗表现出了大智若愚的姿态。他主动要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及其党徒极力劝阻，睿宗毫不犹豫，于先天元年八月传位于太于。李隆基才能超人，又掌握实权，无疑如虎添翼，使太平公主感到岌岌可危，故而太平公主一再劝阻睿宗让位。让位后，她又劝睿宗不要放弃大权但是，由于睿宗态度坚决，太平公主的阴谋都破产了。这一切说明，睿宗让位实际上是支持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否则，太平公主为什么持反对态度呢！
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玄宗对太平公主“擅权用事”，为所欲为，甚至“宰相七人，五出其门”，的情况，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在开元元年六月，玄宗与岐王范、薛王业、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宦官高力士等，突然采取暴力行动，杀死太平公主党羽常元楷、李慈、萧至忠、岑羲、贾膺福等，对太平公主赐死于家。玄宗的敌对势力彻底被消灭了。
从嗣圣元年中宗被废为庐陵王起，到开元元年玄宗消灭太平公主势力止，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由中宗、睿宗、武则天、中宗、荡帝、睿宗到玄宗，先后六次更换皇帝，中间还有太子李重俊反对韦后的兵变，还有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消灭武韦集团以及玄宗消灭太平公主势力的暴力事件。在宫廷内部，时局变化莫测，皇帝的地位朝不保夕，各种政治力量也不断有所沉浮。统治集团都为争权夺利而耗费精力，当然役有余力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而有所贡献。由此看来，玄宗结束长期以来的宫廷动乱，必然为历史的前进开辟道路。有了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有可能形成被后人称道的“开元之治气。
玄宗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玄宗即位时，年仅28岁，是个颇有作为的年轻皇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寻找借鉴，他非常注意阅读史书。他说：“肤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由于史书“事关理道”，也就是读史与治理国家有关，故而他常常读史而且还十分认真。但因为有些内容也不易读懂，特以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褚无量就是他最早选中的侍读。
马怀素是一位“手不释卷，谦恭谨慎”，“博览经史”的学者。玄宗尊重他的学间，对他有许多优待，每从旁边小门进宫，可乘肩舆〔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还可在宫中乘马，有时玄宗“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
褚无量是一位“励志好学”，精通《三礼》及《史记》的学者，他多次上书陈述“时政得失，多见纳用厂玄宗还亲自起草诏书，对其进行赞扬和奖励。
玄宗重视读史，尊重有知识的人，说明他认识到历史文化知识对他迫切需要。这正反映了玄宗积极进取，奋发向卜的精神风貌。那种庸庸碌碌，怠于政事的统治者，是决不会求知如饥，访贤似渴的。
更能体现玄宗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者，莫过于他纠正奢靡之风。开元一年七月，他下诏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必须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厂对于百官的佩带、酒器、马橙等，都有严格规定，不许超越标准。同时，还规定从此天下不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另外，还撤销了专供官僚贵族衣着亨用的织锦坊。司马光认为，这是玄宗“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的措施。大了治理国家，至高无上的皇帝能从皇帝做起，对本身的享受有一定的约束显然和那种骄奢淫逸的堕落之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积极进取者，才能具备这种精神状态。
政治革新
玄宗为了励精图治，特别重用贤才。姚崇、宋璟，就是他十分器重的宰相。后人常把姚、宋人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都视为贤相。事实也确实如此，玄宗初即位时，“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十崇”。有的宰相，平庸无能，遇事缺乏主见，只是唯唯诺诺，不办实事，而姚崇则“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果断地处理各种事务，从不延误。宋璟，对许多重大问题敢于“极言得失”，使玄宗颇感有益，于是他轰手下诏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人观省，以诫终身。”由于姚崇、宋璟为玄宗理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被后人列为“汉、唐名相”。司马光更全面评论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这里既说明了姚、宋的才干，又说明了他们辅政的效果，还涉及了玄宗对他们的尊重不言而喻，玄宗重用这样的人才，是他政治革新的主要环节。玄宗还非常重视地方官的任用。开元四年五月，有人反映当年选拔官吏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于宣政殿庭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成绩甚好，被调任为长安附近的醋泉县令。大量不合格者都回家继续学习，有些免强合格者可仍留任。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受到降职处分。因为他们选拔县令没有严格掌握标准。这样按实际本领选拔官吏，必然使那些滥竿充数者不能得逞。
玄宗的量才授官还表现在不拘私情方而。开元二年闰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成义要求以其申王府的录事阎楚硅升为参军，录事是从九品的流外官，参军是正七品。玄宗同意后，姚崇、卢怀慎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咐马有所奏请，非墨放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犷玄宗认为这个意见正确，遂改变了主意。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以私情要求任用官吏了。
另外玄宗弟薛王业之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而被御史弹奏，本应治罪，薛王业为其求情，姚崇等人上书道：王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符合事实，决不可宽容。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见。于是，贵戚们的行为也不敢过于放纵了。
在任用官吏方面，唐初以来逐步形成了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的不良习气。中宗时已相当严重。宰相韦嗣立曾经指出：近年以来，地方上的刺史、县令多有选择不当者，往往把京官中有错误或卢望不高者派到州、县去；吏部选人时，常把一些衰老无用的人派去做刺史、县令。针对这些弊端，他建议道：今后任用中央的“诸曹侍郎，两省、两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万姓欣欣然，岂非太平乐事哉！”可惜这样重要的建议未能得到中宗的认可。一直到玄宗即位以后，这种习气仍然存在。往往把中央的冗员派到地方去做重要的官吏，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左迁”。反之，由地方到京师去做官，则被认为是极大的
光荣。
开元四年，扬州采访使班景倩人京为大理少卿，路过汁州时，汁州刺史倪若水为其举办送别宴会，热情话别。当班景倩登舟西去时，倪若水望其背影说：班公此行，和登仙有什么不同呢！为其随从，也甘心情愿。倪若水深思良久，才转回府去。这件事说明，当时的地方官是非常向往京官的。
地方官不受重视，地方官的质量势必受到影响。针对这一弊端，玄宗于开元二年正月下诏说：选京官有才识者到地方去做都督、刺史，地方的都督、刺史有政绩者命为京官，使官吏出人合理，成为制度。当然，要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特别是要从观念上消除这种影响，是很困难的，但从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必然提高官员的素质和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
开元八年五月，侍中源乾暇又针对这一问题上疏道：我看到权势之家多在京城任职，俊又之士多是外官，这很不合理。接着又说：他的三个儿子都是京官，愿意出其中两个为外官。玄宗对源乾暇大加赞扬，同时，命文武百官中凡父子兄弟三人都任京官者，都要以源乾暇为榜样，自行协商有人出任外宫。于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一百余人。看来，开元二年玄宗的诏令并没有立即执行，直到开元八年源乾暇带头执行，方显示了效果。但是，玄宗的倾向性十分明确，源乾耀的行动是在他的支持下才有所效果的。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开元三年，山东发生蝗虫灾害，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很多农民不敢捕杀，只是在田旁焚香膜拜设祭求神而已，还有人认为蝗虫太多，根本不能除尽，不如听其自然为害。姚崇极力反对这种消极的悲观情绪，他认为，山东、河南、河北人们深受其害，到处流亡，决不能坐视不救；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之为害要好。玄宗支持姚崇的意见，积极动员群众浦杀蝗虫。第二年，蝗虫再起，姚崇又命捕杀，诈州刺史倪若水反对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以修德以镶之”姚崇驳斥他道：若修德才能灭蝗，难道今日圣主无德吗？不忍心灭蝗，难道就忍心使广大民众挨冻受俄吗？这一次，玄宗又支持了姚崇，并派人到各地检查州县灭蝗的情况。由于大力灭蝗，大大减轻了灾情。
开元年间，玄宗还多次兴修水利，直接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还有千亩渠，可灌溉田数千顷。都是引文谷水而成。开元中，彭山开通济大堰1处，小堰10处，引邛江水120里，灌溉田地1600顷。开儿二十七年，武陵修北塔堰，灌溉土地1000余顷。另外，开元四年三河有渠河塘、孤山破，可灌溉土地3000顷。这些水利工程是否为当年所修，暂时还不能肯定，但对当时农业生产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为了促使经济的发展。高祖时，傅奕就要求制止佛教的泛滥，因为僧人不事生产又逃避租赋。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大肆兴佛，致使寺院占有大量的水碾庄园，很多逃丁避罪者也削发为僧。这样，既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和供给国家的租赋者，同时，为修建寺院也耗费了大量资财。中宗时，宰相韦嗣立指出：据我所知，营造寺观，耗费巨大，“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务农”，使人们怨声载道。还有人说：“今天下之寺盖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佛教之如此泛滥，与王公贵族的大力兴佛密切相关。这些人为了从中取利，“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针对这一间题，玄宗根据姚崇的建议，于开元二年正月命整顿僧尼，伪妄僧尼还俗者有12000余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势必削减为逃避赋役而为僧人的人数，提高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加强皇权，又不得不采取一些削弱贵族势力的措施。改变食封制度就是这方面的措施。唐朝初年，凡受封的王公贵族，都对封户直接征收租调。但当时受封者仅有二三十家，封户不过千余户，影响不大。中宗以后，受封者日益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受封者多至140多家，封户遍布54州，安乐公主食封4000户，长宁公主3500户。更是甚者，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食封飞万户。受封者不仅征收租调，还对封户任意勒索，增加封户额外负担。当然，更影响朝廷收人。于是，玄宗改变这种办法，封户的租调归政府统一征收，食封者只能定量领取。这样，既能增加政府收人，也减少了封户的额外负担。有利于发挥生产者的积极作用。
发展学术文化
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同时，玄宗又非常重视发展学术文化。玄宗在理政的实践中迫切感到读书的必要，故而特以设置帮助他读书的侍读。读书愈多，愈加明确书史有取之不尽的治国之道。于是他说：“联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既然先王的治国之道在文籍之中，所以，为了全面了解经史的内容，以便在听政之暇细心阅读，故而他要楮无量等人整理所存古书。开元六年，整理完毕，部分上架。玄宗命文武百官于东都乾元殿参观，提倡读书。开元九年，殷践欲、韦述等人，又修成《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共收书目48169卷。玄宗还很重视著述，开元十年，中书舍人陆坚奉命修撰六典，玄宗亲手写了六条类目，即理寒、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这就是《唐六典》名称的由来。开元二十七年完成后，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当代学者研究唐史特别是研究唐代官制不可缺少的著作。
开元十一年五月，玄宗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如徐坚、贺知章、赵冬曦等，或修书，或讲论文史，以宰相张说为修书使总负其责。由于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就认为这是浪费而且无益于国，要求罢除。张说持反对意见说：自古以来，帝王在国家无事时就修建宫室，追求声色，而今天子则崇儒重德，亲自讲论经史，整理古书，重视学者；所费不多，收益很大。玄宗支持了张说。
由于玄宗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升为学士比升官更为重要。开元十三年，贺知章由太常少卿晋升为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当时源乾暇与张说同为宰相。源乾暇问张说道：贺公同时有两种任命，是学者的极大光荣，但学士与侍郎，哪一种最美呢？张说答道：侍郎固然很不容易得到，但学士更令人羡慕，所以“二美之中，此为最矣”人们羡慕有学问的人，自然与当时的政策有关，更与玄宗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有关。给事中裴士淹，由于精通历史，很受玄宗喜爱，常常为玄宗随员外出，以备顾间在科学技术方而，玄宗重用精通天文历法的张遂，支持他研制成功了黄道游仪，又研制了浑天铜仪，对天文历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文化的繁荣
开元年间，由于政治稳定，玄宗重视发展经济，倡导发展学术文化，故而逐步形成了唐代经济文化繁荣的高峰。所谓“开元之治”，正是后人对这一时代赞颂的美称。
由于积极发展生产的措施发挥作用，垦田的数量不断有所增加。根据汪先生研究，唐天宝时的垦田数多于西汉平帝时的垦田数。汉平帝的垦田为827万顷，相当于唐736万余顷。唐天宝时实有耕地而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户不足300万，到永徽三年，户增至380万。神龙元年，有户615万，口3140万。开元十四年，有户769万，口4141万。开元二+八年，有户84万，口4814万。从唐初到开元末，户口增加一倍还多，说明政府的赋役来源面扩大了，社会秩序安定了。这正是统治者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人民能够较好地生活下去的时代。
开元十三年，玄宗去泰山封禅，一斗米仅值十三文，青州、齐州粮价更低，一斗米五文。长安、洛阳两京，物价稍高，一斗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州、汁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沿途店肆林立，饮食丰富，来往客人非常方便。南到荆州、襄州，北至太原、范阳，也都是交通便利，行路安全。远走数千里，不必携带防身的武器。《通典》中的这些记载，应当可信。因为《通典》的作者杜佑生干开元二十二年。玄宗晚年，他已是青年人，开元年闻的事，他既有亲身体会，也有耳闻目睹，故而其书所载应当符合事实。
杜佑在《通典》中所写的范围，大体上相当干现在的山东到陕西，湖北到北京。那么，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呢？
唐昭宗时的宰相郑萦说：开元初年，玄宗励精图治，大力革新，不过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人河煌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捻，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这里首先谈到长安以西至西域的情况，继又谈到全国的民情。这些内容，无不说明开元时期确是一片太平盛世的佳境。
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非常显著。例如，对图书的分类，最早是六艺，西汉时发展为七略，唐代又为经、史、子、集。这种发展，正是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标志。唐朝建立后，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和整理，故而图书的数量日益增多。但国家藏书最多的时候还是玄宗时代。有人说：“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鸣呼，可谓盛矣！”唐代人们自己的著作就有28000多卷，可见唐代知识分子的著述成就甚为惊人。玄宗非常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知识分子的著述也必然是很多的。
总而言之，在玄宗积极进取精神的影响下，政权机构发挥了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有效作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因此，在物质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精神财富也大大丰富起来。这种太平盛世的氛围，不仅使玄宗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而且也为后人赞不绝目。长期以来，人们把‘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玄宗的转变
古代的帝王，往往在初即位时能够看到社会的弊端，从而锐意改革，力求改变一切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障碍。但在取得一定成就以后，又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和能力，心满意足，刚惶自用，逐步怠惰起来。唐玄宗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新唐书》的作者在评论玄宗时说：“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擅不振也。”玄宗在开元时，“励精求治”，故而对姚崇、宋憬等贤臣能够“言听计行，事半功倍。在社会太平以后，他“志满意骄”，张九龄等重臣的正确建议，他根本听不进去。这样，引起安史之乱，就不是“天运”而是“人事”了。这种评论，恰中要害。
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丰富的氛围中，玄宗陶醉了，积极进取的锐气逐渐消失，骄奢淫逸之风日益滋长。玄宗不可能是一个善始善终的皇帝了。
玄宗初即位时，非常注意节俭，后来逐渐变了。天宝四年十月，玄宗以户部郎中王拱为户口色役使。这个工拱，对玄宗的任意挥霍是投其所好。唐初，对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年更换一次，后来，边将腐败，为了掩饰其失败，对作战牺牲的士卒皆不申报。王拱为了聚敛财富，诬称这些栖牲者是逃避租赋，遂在六年以外强征其租庸，最多有并征二卜年者。对这些情况，玄宗不闻不问，反而重用王铁。因为能够满足他挥霍无度的欲望，后宫用度日益增加，随心所欲的赏赐也见不鲜，任意从左、右库支取，已是司空见惯。为了满足玄宗的需要，王拱每年上贡额外钱百亿万，存厂内库专供玄宗享用，并对玄宗说：这都是租庸调以外的经费。言外之意，当然是可以任意使用了。玄宗认为王拱有“能富国”的本领，故而对其更加重用。这个专门“割剥以求媚，中外磋怨”的人物，很快又被任命为御史中水、京蔑采访使。
天宝八载，玄宗又率领群臣参观国库。他看到国库充满粟帛，忘乎所以，故而“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极限。”
在生活上，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所有宫女4万人，见于史书的后妃、美人、才人就有19人，他有30个儿子，29个公主。腐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贵戚们为了在玄宗而前争宠，都竞相对其进食。玄宗专门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每次进食常常是水陆珍品数千盘，每盘费用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资产。非常明显，这时的玄宗已经不是他初即位时，那种节欲戒奢，严禁奢侈豪华的作风。早已烟消云散了。
政治腐败
执政者在生活上的奢华淫逸，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腐败。因为纵情声色，必然好逸恶劳，不能勤政；自己怠惰，必然依赖别尤偏听偏信，不能正确处理国事。玄宗正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玄宗重用阳奉阴违，投其所好的人物。
开元初年，玄宗重用姚崇、宋瑞等善于治理国家的贤臣。一直到开元二十一年，他头脑还比较清醒，曾用韩休为相。韩休类似唐初的魏了，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自己稍有一点过失，就立即问左右道：韩休知道吗？为此有人建议道：韩休为相，使陛下过于操劳，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宰相职务！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不同的意见，我却能安心睡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看来，这时玄宗还能分辨是非，识别忠奸。但是，到了天宝年间，就大不相同了，他重用的是李林甫、杨国忠等媚上欺下的狐群狗党。
李林甫，是“日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开元十四年，他为吏部侍郎时，负责选拔官吏。宁王给他十个人的名字，要他照顾。他为了表示自己公而忘私，特以公开舍弃一人，暗中照顾九人，以掩饰其拘私舞弊。他为了求宠于玄宗，晴中勾结宦官，深通妃殡，玄宗的任何动静，他都能及时知道。这样，更有利十他投其所好，取悦于玄宗。当时，玄宗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子寿王帽也与其他皇子地位不同，甚至太子的地位也受到影响。李林甫通过宦官使武惠妃知道，他将尽力支持寿王；武惠妃也很快有所反应，使李林甫升为黄门侍郎，不久又为宰相。
李林甫为相，是通过阴谋手段取得的。当玄宗命中书令萧篙选相时，萧嵩推荐韩休，玄宗同意。在未公布之前，李林甫通过宦官高力士知道了这一决定，于是，他立即公开请求任命韩休为相。因为韩休不知道萧嵩推荐他为相的内情，故而对李林甫感恩戴德。韩休为相后，又极力推荐李林甫为相，更加武惠妃的暗中支持，李林甫很快就为宰相了。
做了宰相，他更肆无忌惮地媚上欺下，凡是才能功业超过他而又为玄宗所重视者，他就千方百计将其除掉或使其失势。对一些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天宝元年三月，玄宗发现兵部待郎卢绚气质非凡，印象很好。李林甫怕卢绚影响自己的地位，遂迫使卢绚去做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刺史，并对外宣称卢绚有病，不理州事，只好使他去东都为太子詹事。
玄宗打算广求人才，命精通一种学问者都到京师应试。李林甫担心应试者在对策中揭发他的罪过，遂建议玄宗不必和应试者直接对话，以免草野之十，不懂礼仪而对圣上不敬。他要郡县长官精选超人之才，报尚书省，再由尚书省复试，上报结果。结果，应试者无一人合格。李林甫遂上表祝贺当时没有遗而不用的人才。这当然是李林甫美化自己的阴谋手段。
唐初以来，边州皆用忠厚名臣，任期短，不遥领，不兼统，功名显著者经常人朝为相。开元中期以后，情况有所改变，边将任期有长达十余年者，也有宰相或皇子遥领边将者，还有兼统数镇者。李林甫担心边将人相会影响他的地位，遂向玄宗建议道：胡人勇敢善战，又不易结党，必然忠于朝廷，应以胡人为边将。玄宗采纳了这个意见，故使安禄山能兼统，镇，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勿庸置疑，安禄山叛乱与这种举措密切相关。
杨国忠本名钊，是杨贵妃之从祖兄由于这种关系，他又善于投机钻营，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
最初，杨国忠看到李林甫权大势众，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先取信于李林甫；李林甫也看到杨国忠的特殊地位，可以利用，故而二人互相勾结，想动摇太子的地位，还陷害与太子有关者数百家。
本来，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为宰相者，选官的事都由侍郎负责，经过三次反复，最后经门下省审核，由春至夏，需数月时间。杨国忠为吏部尚书兼宰相，他为了显示自己精明能干，事先私定人选，然后集中左相、给事中、诸司长官干尚书省都堂，把各种手续一天办完，其中虽然有很多差错，但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
杨国忠初人京时曾投靠于李林甫，后来，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又与李林甫发生矛盾。李林甫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死去，杨国忠于天宝十二载正月就指使安禄山诬告李林甫与突厥阿布思勾结谋反。当时，李林甫尚未安葬，玄宗命剖李林甫棺，取其含珠，夺去金紫，换小棺按庶人礼葬之；同时，削去官爵，了孙有官者除名，流放岭南及黔中，近亲及党与被贬者50余人。
大宝十二载十月，杨国忠子杨暄应试明经科，因其学业荒陋，未考及格。札部侍郎达奚殉害怕杨国忠权威，故使其子昭应尉达奚抚先向杨国忠透露消息。当时，杨国忠随玄宗在昭应，当杨国忠看到达奚抚时，以为其子必然中选，达奚抚是来报告喜讯。出其所料，是其子落选的消息。杨国忠勃然大怒道：我子还怕不能富贵吗？你等鼠辈何必来此卖好！达奚殉不敢得罪杨国忠，杨暄被置于土第。在杨暄为户部侍郎时，达奚殉由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和杨暄的地位相同。即使如此，杨暄还嫌自己升官太慢了。
杨国忠为相后，安禄山对他甚为歧视，杨国忠当然也不示弱，两人之间常常互相低毁。玄宗欲用安禄山为相，杨国忠认为他目不识丁，不可为相。反之，安禄山推荐御史中7吉侃为武部侍郎，杨国忠就对吉温非常反感。双方针锋相对的斗争，都是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后来，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举兵叛唐，这种矛盾起了导火线的作用。
当玄宗勤于政事，极力使国家富强的时候，他重用姚崇、宋璟；当他怠于政事，尽力纵情声色的时候，李林甫、杨国忠乘机得势。这说明玄宗的态度是关键问题。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憬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这完全符合事实。
危机四伏
在玄宗陶醉于莺歌燕舞的氛围之中时，实际上他已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了。
当时最大的危机是玄宗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执政。使一些正直而善于理政的贤臣不能施展其才能。他们专横跋扈，堵塞言路，使下情不能上达，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他们欺上压下，蒙蔽玄宗，使正气不能发扬，邪气日益上升，政治腐败的程度更加深化。面对这些问题，玄宗仍然醉生梦死，毫不醒悟。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为了自专大权，蒙蔽玄宗，严厉制止向玄宗反映情况。他公开训斥诸谏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跟，乌用多言！’他还用辱骂的口气说：你们没有看见正殿侧宫门外的马吗？坏用时立刻就可使他离去。这种威吓的日气，当然是要谏官不要直接向玄宗说长道短。谏官们慑于他的权威，不敢再有谏言了。李林甫为了使玄宗相信自己，不重视别人的谏言，他还故意捉弄一些进谏者。
兵部尚书李适之性格直爽，李林甫抓住他这一特点，骗他说：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圣上尚不知道。李适之立即上奏玄宗。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答曰：臣早知道。但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宜开凿，故而我未上奏。玄宗认为李林甫考虑周到，是爱护自己，遂告诫李适之说：今后奏事要与李林甫商量，不要轻率从事。李林甫蒙蔽健宗，玄宗更加信任李林甫，实际上这是李林甫正在把玄宗推向万丈深渊。
杨国忠欺骗蒙蔽玄宗，更是司空见惯。天宝十二载，由于头一年水灾早灾接连发生，关中饥荒严重。由于京兆尹李舰对他不甚顺从，他就把“关中大饥”之灾难归罪于李规，贬李舰去做长沙太守。玄宗因秋雨连绵而优伤庄稼，杨国忠遂取最好的禾苗献给玄宗说：雨虽多，不影响庄稼的生长。玄宗异常高兴。扶风太守房馆反映当地灾情，杨国忠就兴师问罪。从此，再无人敢谈灾情的问题。玄宗曾对身边的宦官高力士说：淫雨不停，你可对我讲实话。高力士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玄宗沉默不语。这说明玄宗并不十分相信高力士。
天宝十二载六月，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李必是剑南留后，实际掌握兵权。李必在对南诏作战中全军覆没，自己被俘。杨国忠不仅隐瞒其失败，而且还以胜利上报。接着又继续调动内地军队对南诏作战，结果又遭失败，牺牲近20万人。此事无人敢向玄宗反映。玄宗也认为天下尤事，可以高枕无优。他对高力士说：“联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优！”高力士对日：“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玄宗表示，要慢慢考虑高力士的意见由此看来，高力士不是没有提醒玄宗。下情不能上达，玄宗根本不知民意；丧师20余万，众人怨声载道，玄宗根本不知有边事发生。显然，玄宗已经陷人任人摆布的困境，但他仍然没有任何感觉，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的呢！
其次，另一种严重危机就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社会秩序”，是指法律、规章制度、道德等规范人们言行，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固然，这种手段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广大人民触犯法律必然受到制裁，而统治集团中少数人为所欲为也可逍遥法外。但可以这样说，在统治集团能够比较冷静地处理问题时，他们也可以遵守这种秩序，使社会能够稳定的向前发展。反之，如果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必然出现贪官污吏，结党营私，致使各种社会关系失去平衡。由此看来，秩序是均衡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离开必要的秩序，社会就不能正常的发展了。由此看来，破坏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不安是有因果关系的。
唐代的法律是完备的，律、令、格、式各管一面，对唐初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李林甫执政时，他把法律置之度外，完全按照自己的好恶处理问题。凡是对他不顺从者，他就千方百计将其除去。吉温、罗希都是惨毒暴虐的狱吏，李林甫重用他们，他们完全根据李林甫的喜怒办事，很多人被他们无辜致死，当时人称之谓“罗钳吉网”李林甫不仅抛开法律，而且对各种制度也不遵守。祟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因讲《老子》、《庄子》受到玄宗赏识。李林甫看此人软弱容易控制，遂推荐他为宰相。按照制度，宰相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下班，李林甫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办，巳时即可回家，实际上是军国大事都由他个人在私宅决定，陈希烈只是在公文上署名而巳。
杨国忠为吏部尚书，选拔官吏不问才能如何，品德怎样，只问资历的深浅。这样一来，不少长期因才德平庸不能做官的人都取得了定地位，而一些年轻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被拒之门外了。
法律、规章制度遭到践踏，必然激化各种社会矛盾。首先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结帮组派，尔虞我诈的问题急剧发展。这些问题涉及各个方而，致使各种关系失去平衡。隋场帝就是迷信自己的权威，随心所欲，目无法规，倒行逆施，致使统治集团内部众叛亲离，又引起农民起义的爆发，最后落到身首异处的下场。
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激化。当时，能够在玄宗面前争宠的有三种力量。这就是宰相、宦官、边将。这三种力量之间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面，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也有互相斗争的一面。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
当时，宰相、宦官、边将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玄宗初即位时，由于他勤于政事，亲自处理军国大事，所以，宰相、宦官、边将都听他的指挥。后来，玄宗日益怠惰，不愿亲理政事。于是。身边的宦官乘机染指朝政，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他们不能公开执政，宰相就成了他们利用、勾结的对象；反之，宰相由于接近皇帝不易，又必须利用、勾结宦官。边将既要听命于宰相，又想通过宦官取宠于玄宗。正是这些原因，三者之间往往有利益一致的时候，也有互相冲突的时候。
在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宦官是高力士。玄宗曾说：高力士值班，我才能睡好。四方进奏文表，都先送呈高力士，然后才到玄宗处，小事高力士可自作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宰相自然要看高力士的脸色行事，甚至当时身为太子的肃宗也呼其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其“阿翁”，驳马辈呼其为“爷”。权势之大，可想而知。在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他们专横跋启，不可一世的时候，高力士又向玄宗建议，不可使相权太大，以免大权旁落。虽然这是要抑制宰相的权力。李林甫建议以胡人为边将，当然为安禄山等人所欢迎。但在安禄山势力壮大、威胁到宰相地位的时候，杨国忠与安禄山又互相指责，矛盾日益激化。总之，宰相、宦官、边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像细菌一样腐蚀着玄宗政权。但是，由于玄宗执迷不悟，一直陶醉于太平盛世的氛围之中，所以，最后像一声巨雷一样，爆发了安禄山叛乱，虽然惊醒了玄宗，但已为时过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