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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安禄山、史思明与洛阳
唐代洛阳的地位非常重要，当时，人们常把洛阳和长安相提并论，合称“两京”或“两都’。事实上洛阳和长安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都城长安很难离开洛阳而存在。正因为如此，安禄山攻破洛阳后，很快建国称帝，自认为已经可玖取代唐朝廷了。这种心理上的满足，使其很快由盛而衰，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被迫退出洛阳。史思明再次进据洛阳。又走安禄山的老路，改元以示至尊：又和安禄山一样，也被其子所杀、同样退出洛阳。表面看来，好像洛阳的风水对安禄山、史思明不利。实际上是政治、军事、地理、人的心理等各种因素决定的，既有佃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条件。
洛阳具有京师的作用
唐代的洛阳屡易其名，隋末称东都，唐贞观六年称洛阳宫，显庆二年复称东都，光宅元年，武则天欲改朝换代，改名神都。神龙元年，中宗复辟，又称东都。天宝元年，改称东京，宝应元年，又改为东都。不管是东都，神都，还是东京，都说明洛阳具有都城的地位。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改原来的全国十道为十五道，同时增加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傲道和以洛阳为中心的都嵩道，京和都有相同的含义，也就是京城和都城的意思。由此看来，在唐人的心目中，洛阳和长安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正因为这样，高宗曾对臣下说：“两京联东西二宅，来去不恒。”洛阳的地位非常重要不是偶然的。从军事上说，洛阳是长安的屏障。长安以东的险要关口是函谷关和憧关，洛阳是关东的据点，可驻重兵，遇险时四方来援颇为方便。因而，洛阳是否巩固与长安的安危直接相关。
隋朝末年，杨玄感乘隋场帝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杨玄感与李密商讨反隋大计时，李密认为“袭取东都”，可以“号令四方气但缺点是若“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容易失败。杨玄感只看到有利的一面，所以，他认为“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反之，他忽视了隋军可以“四而而至”的不利方面。于是，他全力进攻洛阳，结果遭到失败。杨玄感进攻洛阳的失败，隋的大兴城自然安全无恙。
后来，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进攻洛阳。在紧急关头，南游江都的隋场帝速调关中的监门将军庞玉、虎责郎将霍世举，江都通守王世充，涿郡留守薛世雄，还有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雾，河南大使虎牙将郎王辩等，从四面八方共援洛阳，使瓦岗军攻取洛阳又陷人旷日持久的深渊。李渊从太原起兵，正要进军长安。李密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致书李渊，要求李渊推他为天下盟主。李渊老谋深算，正想利用李密牵制洛阳的隋军，所以，他以“卑词推奖以骄其志”的手段，大肆吹捧李密。有人不理解李渊的用意，李渊劝导他们说：李密“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泉之阨，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厂这样，我就可以顺4人关，“据蒲津而电永丰，阻蜡函而临伊洛1这就是说，由于李密牵制洛阳隋军不能援救大兴城，给李渊提供了取而代之的机会。
武德四年，李世民率唐军进攻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求援于河北的窦建德。窦建德率军南进，在虎牢关与唐军屡战失利，于是，国子祭酒凌敬建议说：“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踰太行，人上党，拘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这就是说，凌敬建议窦建德北渡黄河，攻取今河南北部的沁阳、孟县，派重要将领驻守，然后越过太行山，进至今山西的介休、临汾，最后占据永济。这样做有三种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可使关中受到威胁，解除洛阳被唐军包围的危机。这种分析，有相当道理。山西的永济，位于洛阳和长安之间，如果窦建德真的占领永济，必然对长安形成威胁。既然威胁长安就可解洛阳之围，这又说明洛阳与长安的关系十分密切。李渊以长安为京师，必然进一步夺取洛阳。
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前夕，“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荣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山东豪杰以侯变，多出金帛，态其所用”。不难看出，当李世民将要发动政变的时候，派其亲信镇守洛阳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安排军事上的外援，另一力面是争取山东豪杰的支持。这说明格阳的地位和李世民做皇帝密切相关，李世民在洛阳的有关部署，是他在长安发动政变的组成部分。
从经济上说，洛阳和长安的关系更为密切，长安更不可能离开洛阳而存在。关中虽然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但由于关中范围不大，从经济上难以支持长安的需要。所以，唐初就需要从关东运粮到长安。最初，每年运粮有限，也不过一二十万石。高宗以后，由于长安的需求量愈来愈大，所运之粮往往供不应求，于是，皇帝和百官常常要到洛阳去就食。例如，永淳元年，高宗因为关中缺粮，长安发生粮荒，1斗米值300钱，所以决定去格阳就食，由于“出幸仓碎，厄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在长安粮荒如此严重的时候，皇帝与百官都到洛阳去就食，正说明长安不能离开洛阳而存在了。
武则天欲定都洛阳，改东都为神都，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立七庙，是古代帝王的特殊权利。为了进行宗法统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后来，七庙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称。武则天于洛阳立武氏七庙就是要以洛阳代替长安，武氏代替李氏。武则天欲以洛阳取代长安的地位，无疑说明洛阳具有京师的作用。
武则天定都洛阳，固然有其政治用意，但经济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高宗去洛阳就食的往还之苦，因为她随同前往，必然也有亲身体会，所以，为了不再经受往返途中的辛劳，也应是她定都洛阳的经济原因。
武则天退位，中宗复辟后，又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景龙三年，关中又发生饥荒，米价昂贵，运输山东、江、淮一带粮到长安，付出了很大代价，群臣又请中宗去洛阳就食。由于中宗的韦后“不乐东迁”，故而中宗发怒道：“岂有逐粮天子邪！”中宗不愿当“逐粮天子”，就只有付出更大的代价，从关东运粮。从关东运粮，必然经过洛阳。这又说明，长安的经济生活有依赖洛阳的一面。开元年间，玄宗也多次往返于洛阳和长安之间，京兆尹裴耀卿向玄宗奏道：“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悦遇水早，便即匾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嘈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动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非常明显，裴耀卿首先说明了玄宗往返洛阳与长安的必要性，接着，又赞扬玄宗去洛阳就食的目的是“为国大计”，是“为优人面行”。所以，他不怕辛劳，“数幸东都”，决不是随意的来往。这一切说明，把洛阳和长安相提并论，合称“两京”或“两都”，决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实际内容的。
洛阳是唐与安禄山、史思明争夺的主要目标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公开叛唐。叛军15万，号称20万，长驱南下，直趋洛阳。本来，在举兵南下的路线问题上，叛军内部是有分歧的。
将军何千年曾经建议：可“令高秀声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夏、郎、坊〔今陕西黄陵）毛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今山西太原），团弩士万五千人蒲关，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两万绝海收淄、青，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按照这个计划，安禄山应兵分三路，西从关内道、河东道进攻长安；中从河北道进攻洛阳；东从河南道东部南进江、淮。要实现这个计划，三路大军必须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但由于安禄山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很难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况且，这样行动也兵力分散，容易被分别击破，故而安禄山没有采纳。但这个计划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洛阳的。因为中路大军由安禄山亲白率领，而且兵力最强。后来，安禄山的实际进军路线就是由河北道南下，直接指向洛阳的。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大为震惊，急忙于华清宫召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商讨对策。封常清陈述自己的意见道：“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晓勇，挑马嵩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洲下。”玄宗相信了封常清，对其勇于挑负重担的态度大加赞赏，遂以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使，使其募兵迎击安禄山。封常清立即赶赴洛阳，募集6万余人，研断河阳桥，部署加强防务，准备固守洛阳。玄宗和封常清首先考虑洛阳的安危，正说明洛阳的地位与唐朝廷的存在息息相关。
十二月，安禄山从灵昌渡河，攻陷陈留后，又西向荣阳。封常清于武牢和安禄山相战，唐军大败。封常清退守洛阳，安禄山又经巩县、僵师，直逼洛阳，洛阳一战，唐军又败，洛阳遂为叛军所有了。
安禄山占据了洛阳，自以为大功告成，遂准备建国称帝史书记载：“贼之据东京，见宫洲尊雄，锐情偕号，故兵久不西，而诸道兵得稍集”这就是说，安禄山到达洛阳后，看到皇帝的宫殿朗楼非常雄伟，十分羡慕，他遂准备建国称帝，故而缓兵西进，给唐征集军队提供了机会。当然，安禄山早有做皇帝的野心，这时，在洛阳宏伟的宫殿朗楼影响下，立即就想利用洛阳的条件称帝，可见，洛阳确有都城的作用。
从唐朝廷来说，玄宗知道了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急忙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统兵8万，再加上其他各部，号称20万大军，反攻洛阳。玄宗也亲自发布命令“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气。
安禄山攻占洛阳，要在洛阳建都称帝；唐失去洛阳，要组织力量，从敌人手中夺回洛阳。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正说明洛阳对双方都很重要。
在这期间，唐南阳节度使鲁灵统率岭南、黔中、襄阳军5万人，于叶，防止安禄山部南下；安禄山子安庆绪进攻憧关受挫；平原太守颜真卿坚决抗击叛军；还有雍丘的张巡，滩阳的许远，都牵制了安禄山相当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郭子仪、李光弼在常山一带大败史思明，导致“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面临这种形势，安禄山大为恐慌，准备放弃洛阳，回到范阳。其部将田乾真劝阻道：“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了"。接着，又讲了安禄山的许多优势，才使安禄山稳定下来。这就是说，安禄山要像古代帝王一样，“经营大业”，就不应该放弃洛阳。这把洛阳和“帝王经营大业”联系起来，认为放弃洛阳就等于放弃帝位，实际上这就是安禄山最后决定固守洛阳的关键所在。
至德二年，唐军反攻长安，肃宗为了鼓励回绝帮助唐军打败叛军，特向回纶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给”九月，攻克长安后，回给欲腹行肃宗的诺言，抢掠金帛、子女，广平王李椒为了笼络民心，要求回给叶护可汗道：“今始得西京，若邃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不难看出，唐军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夺取洛阳；劝阻回屹抢掠长安，就是为夺取洛阳做好准备。十月，唐军攻克洛阳后，李椒为了防止回纭大肆抢掠，特以“罗锦万匹以赂回绝”。事实证明，唐朝廷是把洛阳和长安同样看待，把二者都视为京都，只不过是分别称谓西京和东京罢了。
安庆绪取代安禄山后，仍然固守洛阳。当唐军东进时，安庆绪发动洛阳全部步骑兵共巧万人，抗击唐军，新店一战，叛军大败，“僵尸遍山泽”。可见，安庆绪为守卫洛阳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次失败，迫使安庆绪退出洛阳。十一月，郭一子仪从洛阳回到长安，因其收复两京有功，肃宗非常感激的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肃宗把收复两京视为家国的复兴；司马光在评论唐军收两京的功绩时说：“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这都说明洛阳和长安一样，都是国家的象征。反之，安庆绪自感“弃失两都”，万分羞愧；史思明也指责安庆绪“弃失两都”和杀父夺取帝位是其两大罪状。由此可见，在安庆绪和史思明的心目中，洛阳和长安也是应当相提并论的。正因为如此，双方都大力争夺洛阳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九月，又挥兵南下，兵分四路渡河，会合于洋州〔今河南开封），然后西向进攻洛阳。唐军统率李光弼与诸将商讨对策，东京留守韦涉主张放弃洛阳，退守渔关；还有人主张“东京帝宅”，应当固守。李光弼认为，放弃洛阳，退兵数百里，必然影响士气；固守洛阳，必须在洛阳外围的要地部署防御力量，兵力分散。他主张移军河阳，胜可前进，败则依靠泽州、潞州。
李光弼称此谓“猿臂之势”，也就是可伸可缩的对策。不管哪一种对策，都与洛阳的存亡直接相关。最后，李光弼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在史思明兵至恨师时，李光弼按计划移军河阳。叛军与唐军虽然首尾相接，但因唐军是有秩序的转移，叛军不敢轻易前进，更不敢进洛阳城，而是暂时驻军于白马寺，一直到第二年闰三月，史思明才进人洛阳。由此看来，李光弼的对策是非常有效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在双方的较量过程中，不管是政治手段还是军事行动，都是在围绕着洛阳的得失而发挥作用的。
以上情况说明，史思明进攻洛阳与安禄山进攻洛阳截然不同。安禄山进攻洛阳，唐军狼狈不堪地溃退，损失极其惨重；史思明进攻洛阳，唐军为保存实力而有计划的转移，随时准备反攻。史思明不敢轻易进驻洛阳，更不敢西进夺取渔关，正因为李光弼大军实力尚强，随时有反攻洛阳的可能。总之，双方都虎视耽耽，时刻准备吃掉对方。洛阳的形势，剑拔弩张，唐军与叛军都想据有这块与自己存亡相关的宝地。
经过反复较量，李光弼与史思明互有胜负。由于叛军内部矛盾激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做了皇帝，其实力在内部矛盾中进一步削弱。同时，唐又借助回屹的力量反攻洛阳。宝应元年十月，唐军再克洛阳，史朝义东经淮州渡河北去。从此，一级不振，到广德元年正月，在穷途末路中被杀，安史之乱就结束了。
洛阳的得失与安禄山、史思明的兴亡
安禄山、史思明先后都曾取得洛阳，又失去洛阳。他们对洛阳的得而复失，正是他们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安禄山取得洛阳后，自以为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他“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气事实也正是如此，安禄山部将崔乾佑进兵至陕，不再西进，安禄山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了。可见在安禄山的心目中洛阳并不亚于长安。后来，唐失憧关，玄宗出走，并非安禄山主动西进，主要是玄宗决策错误。玄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武断的强迫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全军溃败，致使长安陷落。叛军夺取了长安，安禄山毫无移都长安之意，而是“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还“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谐洛阳”。由此可见，他是要以洛阳为都城的。这是安禄山叛乱的极盛时期。
安庆绪退出洛阳，军事上的优势自然失去，到了邺郡，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后来，又收集了一些来归者，还招募了一些新兵，才不过6万人。在政治上，安庆绪和史思明互相猜疑，结果是史思明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帝，使安禄山原来南下的力量损失殆尽。再者，安庆绪在退出洛阳时大肆屠杀俘虏，哥舒翰、程千里等30余人都遭杀害，许远也被杀于堰师。显而易见，这是失败的命运已定，大局不可扭转，狭隘的泄愤情绪大肆发作。这就是说，退出洛阳，使叛军上下离心，军心动摇，叛乱的浪潮由高而低了。
史思明再次进人洛阳，虽然没有能够再次西破长安，但也迫使李光弼军退出洛阳，而且遭到相当损失。原来安禄山南下时留在河北的叛军史思明部又把叛乱推向7高潮。但是，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好景不久，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内部又起内哄，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自己做了皇帝。这时的“大燕”虽然貌似强大，但实际上是危机四伏。除了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外，洛阳在战乱中遭到的破坏也极为严重，当“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魔而已，不能得其用”。政治土的利害冲突，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史朝义政权必然不能持久。由盛而衰，指日可待了。
宝应元年十月，唐军反攻洛阳，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与回给军由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向东，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今河南孟县）而南，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向西，三面包围洛阳。史朝义统其精兵10万抗击唐军，结果大败。史朝义仅率数百骑东逃，后到濮州渡河北去，先后又会合唯阳、魏州等地兵与唐军拼杀，结果又是一败再败，败局不可挽回。史朝义所到之处，原来的部属也纷纷降唐，致使史朝义求食不得，求宿不能，直到最后被杀。不难看出，史朝义退出洛阳后就是每况愈下，朝不保夕了。杀。不难看出，史朝义退出洛阳后就是每况愈下，朝不保夕了。像李渊建唐那样，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就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建立相应的社会秩序，利用社会秩序的作用定人心。李渊还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李氏应当取隋而代之的天命论，极力为自己建唐称帝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更重要的，他还大力罗致人才，利用各方面的人才加强巩固自己的地位。安禄山则完全相反，他不是学习开国皇帝那种积极进取、千方百计地加强巩固政权的奋发有为精神；反而是羡慕玄宗那种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各种消极享受。所以，他取得长安后，就把搜捕到的宫女、乐工以及舞衣、舞马、犀、象等运送洛阳，而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举措，削弱唐朝廷的影响，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也就是说，安禄山根本不具备一个开国皇帝的创建国家，推进社会进步的积极进取素质；反而充分表现了一个役落皇帝的消极形象。这样的皇帝，当然不能持久。
再者，由于安禄山羡慕洛阳的宫殿阔楼，向往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其统治集团内部必然缺乏开拓前进的氛围。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鼠目寸光，只看眼前的权益和地位，没有远大的前进目标。所以，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滋长，安禄山的皇帝宝座，虽然只是草上朝露，但安庆绪还要拼命争夺。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必然引发更多的矛盾，削弱自己的力量，有利于唐军的反攻。由此看来，安禄山自称皇帝非常容易，但他没有能力保持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说明做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不具备开国皇帝的素质，不去创造社会条件，争取民心，加强巩固自己的地位，做了皇帝也是朝不保夕的。
史思明进人洛阳后由盛而衰的原因，和安禄山到洛阳后由盛而衰的原因，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而。以上所谈，在人心向背方而的失败，安禄山本身素质的低下，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等，对史思明来说，也莫不如此。这是其相同的一面。下面着重谈谈有区别的一面。
最主要的，是安禄山、史思明进人洛阳时的形势不同。安禄山进人洛阳，是唐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守将封常清也像惊弓之鸟，一退数百里，安林山是充满胜利的喜悦之情，洋洋得意地进人洛阳。所以，他以胜利者自居，很快就自称皇帝了。史思明进人洛阳就大不相同了。乾元二年九月，李光弼退出洛阳。因为李光弼不是战败军溃而退，而是有秩序地转移阵地，所以，史思明对李光弼的行动疑神疑鬼，摸不清其真实意图。故而他进人洛阳后，不敢人官，立即又退出格阳，驻军白马寺附近。一直到第二年闰三月，他才最后进人洛阳。由此可见，史思明是谨滇小心地进人洛阳的。
史思明为什么不敢像安禄山那样，神气十足进人洛阳呢？
安禄山进人洛阳时，腐败、没落的玄宗政权，根本不了解敌情；权臣当道，蒙蔽玄宗；玄宗骄奢淫逸，随心所欲的决策，给安禄山的顺利进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于玄宗错误的决策，使安禄山很快取得洛阳和长安。
史思明进人洛阳时情况截然不同。新组建的肃宗朝廷，决心要乎定叛乱，以平定叛乱为己任的肃宗，也有饱满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从安禄山、安庆绪手中夺回长安和洛阳，而且还阻止回纶军在长安和洛阳的抢掠，无疑是为了稳定民心，取得众人的支持。夺回两京，稳定民心，当然是为了恢复唐朝廷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必然促使他再从史思明、史朝义手中夺回洛阳。
显而易见，安禄山遇到的对手和史思明遇到的对手大有区别。安禄山到了洛阳又顺利取得长安；史思明到了洛阳，又西攻陕州，结果大败。这正是两人前后所遇的对手不同所导致的后果。
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肃宗积极进取的政权取代腐败、没落的玄宗政权，这是唐方面的变化。安庆绪取代安禄山，史思明取代安庆绪，史朝义又取代史思明；频繁的政变，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这是叛军方面的变化。双方情况的变化，必然决定史思明到洛阳后就是强弩之末了。
洛阳具有京师的作用
唐代的洛阳屡易其名，隋末称东都，唐贞观六年称洛阳宫，显庆二年复称东都，光宅元年，武则天欲改朝换代，改名神都。神龙元年，中宗复辟，又称东都。天宝元年，改称东京，宝应元年，又改为东都。不管是东都，神都，还是东京，都说明洛阳具有都城的地位。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改原来的全国十道为十五道，同时增加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傲道和以洛阳为中心的都嵩道，京和都有相同的含义，也就是京城和都城的意思。由此看来，在唐人的心目中，洛阳和长安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正因为这样，高宗曾对臣下说：“两京联东西二宅，来去不恒。”洛阳的地位非常重要不是偶然的。从军事上说，洛阳是长安的屏障。长安以东的险要关口是函谷关和憧关，洛阳是关东的据点，可驻重兵，遇险时四方来援颇为方便。因而，洛阳是否巩固与长安的安危直接相关。
隋朝末年，杨玄感乘隋场帝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杨玄感与李密商讨反隋大计时，李密认为“袭取东都”，可以“号令四方气但缺点是若“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容易失败。杨玄感只看到有利的一面，所以，他认为“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反之，他忽视了隋军可以“四而而至”的不利方面。于是，他全力进攻洛阳，结果遭到失败。杨玄感进攻洛阳的失败，隋的大兴城自然安全无恙。
后来，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进攻洛阳。在紧急关头，南游江都的隋场帝速调关中的监门将军庞玉、虎责郎将霍世举，江都通守王世充，涿郡留守薛世雄，还有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雾，河南大使虎牙将郎王辩等，从四面八方共援洛阳，使瓦岗军攻取洛阳又陷人旷日持久的深渊。李渊从太原起兵，正要进军长安。李密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致书李渊，要求李渊推他为天下盟主。李渊老谋深算，正想利用李密牵制洛阳的隋军，所以，他以“卑词推奖以骄其志”的手段，大肆吹捧李密。有人不理解李渊的用意，李渊劝导他们说：李密“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泉之阨，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厂这样，我就可以顺4人关，“据蒲津而电永丰，阻蜡函而临伊洛1这就是说，由于李密牵制洛阳隋军不能援救大兴城，给李渊提供了取而代之的机会。
武德四年，李世民率唐军进攻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求援于河北的窦建德。窦建德率军南进，在虎牢关与唐军屡战失利，于是，国子祭酒凌敬建议说：“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踰太行，人上党，拘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这就是说，凌敬建议窦建德北渡黄河，攻取今河南北部的沁阳、孟县，派重要将领驻守，然后越过太行山，进至今山西的介休、临汾，最后占据永济。这样做有三种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可使关中受到威胁，解除洛阳被唐军包围的危机。这种分析，有相当道理。山西的永济，位于洛阳和长安之间，如果窦建德真的占领永济，必然对长安形成威胁。既然威胁长安就可解洛阳之围，这又说明洛阳与长安的关系十分密切。李渊以长安为京师，必然进一步夺取洛阳。
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前夕，“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荣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山东豪杰以侯变，多出金帛，态其所用”。不难看出，当李世民将要发动政变的时候，派其亲信镇守洛阳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安排军事上的外援，另一力面是争取山东豪杰的支持。这说明格阳的地位和李世民做皇帝密切相关，李世民在洛阳的有关部署，是他在长安发动政变的组成部分。
从经济上说，洛阳和长安的关系更为密切，长安更不可能离开洛阳而存在。关中虽然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但由于关中范围不大，从经济上难以支持长安的需要。所以，唐初就需要从关东运粮到长安。最初，每年运粮有限，也不过一二十万石。高宗以后，由于长安的需求量愈来愈大，所运之粮往往供不应求，于是，皇帝和百官常常要到洛阳去就食。例如，永淳元年，高宗因为关中缺粮，长安发生粮荒，1斗米值300钱，所以决定去格阳就食，由于“出幸仓碎，厄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在长安粮荒如此严重的时候，皇帝与百官都到洛阳去就食，正说明长安不能离开洛阳而存在了。
武则天欲定都洛阳，改东都为神都，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立七庙，是古代帝王的特殊权利。为了进行宗法统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后来，七庙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称。武则天于洛阳立武氏七庙就是要以洛阳代替长安，武氏代替李氏。武则天欲以洛阳取代长安的地位，无疑说明洛阳具有京师的作用。
武则天定都洛阳，固然有其政治用意，但经济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高宗去洛阳就食的往还之苦，因为她随同前往，必然也有亲身体会，所以，为了不再经受往返途中的辛劳，也应是她定都洛阳的经济原因。
武则天退位，中宗复辟后，又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景龙三年，关中又发生饥荒，米价昂贵，运输山东、江、淮一带粮到长安，付出了很大代价，群臣又请中宗去洛阳就食。由于中宗的韦后“不乐东迁”，故而中宗发怒道：“岂有逐粮天子邪！”中宗不愿当“逐粮天子”，就只有付出更大的代价，从关东运粮。从关东运粮，必然经过洛阳。这又说明，长安的经济生活有依赖洛阳的一面。开元年间，玄宗也多次往返于洛阳和长安之间，京兆尹裴耀卿向玄宗奏道：“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悦遇水早，便即匾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嘈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动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非常明显，裴耀卿首先说明了玄宗往返洛阳与长安的必要性，接着，又赞扬玄宗去洛阳就食的目的是“为国大计”，是“为优人面行”。所以，他不怕辛劳，“数幸东都”，决不是随意的来往。这一切说明，把洛阳和长安相提并论，合称“两京”或“两都”，决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实际内容的。
洛阳是唐与安禄山、史思明争夺的主要目标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公开叛唐。叛军15万，号称20万，长驱南下，直趋洛阳。本来，在举兵南下的路线问题上，叛军内部是有分歧的。
将军何千年曾经建议：可“令高秀声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夏、郎、坊〔今陕西黄陵）毛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今山西太原），团弩士万五千人蒲关，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两万绝海收淄、青，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按照这个计划，安禄山应兵分三路，西从关内道、河东道进攻长安；中从河北道进攻洛阳；东从河南道东部南进江、淮。要实现这个计划，三路大军必须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但由于安禄山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很难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况且，这样行动也兵力分散，容易被分别击破，故而安禄山没有采纳。但这个计划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洛阳的。因为中路大军由安禄山亲白率领，而且兵力最强。后来，安禄山的实际进军路线就是由河北道南下，直接指向洛阳的。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大为震惊，急忙于华清宫召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商讨对策。封常清陈述自己的意见道：“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晓勇，挑马嵩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洲下。”玄宗相信了封常清，对其勇于挑负重担的态度大加赞赏，遂以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使，使其募兵迎击安禄山。封常清立即赶赴洛阳，募集6万余人，研断河阳桥，部署加强防务，准备固守洛阳。玄宗和封常清首先考虑洛阳的安危，正说明洛阳的地位与唐朝廷的存在息息相关。
十二月，安禄山从灵昌渡河，攻陷陈留后，又西向荣阳。封常清于武牢和安禄山相战，唐军大败。封常清退守洛阳，安禄山又经巩县、僵师，直逼洛阳，洛阳一战，唐军又败，洛阳遂为叛军所有了。
安禄山占据了洛阳，自以为大功告成，遂准备建国称帝史书记载：“贼之据东京，见宫洲尊雄，锐情偕号，故兵久不西，而诸道兵得稍集”这就是说，安禄山到达洛阳后，看到皇帝的宫殿朗楼非常雄伟，十分羡慕，他遂准备建国称帝，故而缓兵西进，给唐征集军队提供了机会。当然，安禄山早有做皇帝的野心，这时，在洛阳宏伟的宫殿朗楼影响下，立即就想利用洛阳的条件称帝，可见，洛阳确有都城的作用。
从唐朝廷来说，玄宗知道了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急忙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统兵8万，再加上其他各部，号称20万大军，反攻洛阳。玄宗也亲自发布命令“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气。
安禄山攻占洛阳，要在洛阳建都称帝；唐失去洛阳，要组织力量，从敌人手中夺回洛阳。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正说明洛阳对双方都很重要。
在这期间，唐南阳节度使鲁灵统率岭南、黔中、襄阳军5万人，于叶，防止安禄山部南下；安禄山子安庆绪进攻憧关受挫；平原太守颜真卿坚决抗击叛军；还有雍丘的张巡，滩阳的许远，都牵制了安禄山相当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郭子仪、李光弼在常山一带大败史思明，导致“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面临这种形势，安禄山大为恐慌，准备放弃洛阳，回到范阳。其部将田乾真劝阻道：“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了"。接着，又讲了安禄山的许多优势，才使安禄山稳定下来。这就是说，安禄山要像古代帝王一样，“经营大业”，就不应该放弃洛阳。这把洛阳和“帝王经营大业”联系起来，认为放弃洛阳就等于放弃帝位，实际上这就是安禄山最后决定固守洛阳的关键所在。
至德二年，唐军反攻长安，肃宗为了鼓励回绝帮助唐军打败叛军，特向回纶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给”九月，攻克长安后，回给欲腹行肃宗的诺言，抢掠金帛、子女，广平王李椒为了笼络民心，要求回给叶护可汗道：“今始得西京，若邃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不难看出，唐军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夺取洛阳；劝阻回屹抢掠长安，就是为夺取洛阳做好准备。十月，唐军攻克洛阳后，李椒为了防止回纭大肆抢掠，特以“罗锦万匹以赂回绝”。事实证明，唐朝廷是把洛阳和长安同样看待，把二者都视为京都，只不过是分别称谓西京和东京罢了。
安庆绪取代安禄山后，仍然固守洛阳。当唐军东进时，安庆绪发动洛阳全部步骑兵共巧万人，抗击唐军，新店一战，叛军大败，“僵尸遍山泽”。可见，安庆绪为守卫洛阳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次失败，迫使安庆绪退出洛阳。十一月，郭一子仪从洛阳回到长安，因其收复两京有功，肃宗非常感激的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肃宗把收复两京视为家国的复兴；司马光在评论唐军收两京的功绩时说：“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这都说明洛阳和长安一样，都是国家的象征。反之，安庆绪自感“弃失两都”，万分羞愧；史思明也指责安庆绪“弃失两都”和杀父夺取帝位是其两大罪状。由此可见，在安庆绪和史思明的心目中，洛阳和长安也是应当相提并论的。正因为如此，双方都大力争夺洛阳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九月，又挥兵南下，兵分四路渡河，会合于洋州〔今河南开封），然后西向进攻洛阳。唐军统率李光弼与诸将商讨对策，东京留守韦涉主张放弃洛阳，退守渔关；还有人主张“东京帝宅”，应当固守。李光弼认为，放弃洛阳，退兵数百里，必然影响士气；固守洛阳，必须在洛阳外围的要地部署防御力量，兵力分散。他主张移军河阳，胜可前进，败则依靠泽州、潞州。
李光弼称此谓“猿臂之势”，也就是可伸可缩的对策。不管哪一种对策，都与洛阳的存亡直接相关。最后，李光弼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在史思明兵至恨师时，李光弼按计划移军河阳。叛军与唐军虽然首尾相接，但因唐军是有秩序的转移，叛军不敢轻易前进，更不敢进洛阳城，而是暂时驻军于白马寺，一直到第二年闰三月，史思明才进人洛阳。由此看来，李光弼的对策是非常有效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在双方的较量过程中，不管是政治手段还是军事行动，都是在围绕着洛阳的得失而发挥作用的。
以上情况说明，史思明进攻洛阳与安禄山进攻洛阳截然不同。安禄山进攻洛阳，唐军狼狈不堪地溃退，损失极其惨重；史思明进攻洛阳，唐军为保存实力而有计划的转移，随时准备反攻。史思明不敢轻易进驻洛阳，更不敢西进夺取渔关，正因为李光弼大军实力尚强，随时有反攻洛阳的可能。总之，双方都虎视耽耽，时刻准备吃掉对方。洛阳的形势，剑拔弩张，唐军与叛军都想据有这块与自己存亡相关的宝地。
经过反复较量，李光弼与史思明互有胜负。由于叛军内部矛盾激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做了皇帝，其实力在内部矛盾中进一步削弱。同时，唐又借助回屹的力量反攻洛阳。宝应元年十月，唐军再克洛阳，史朝义东经淮州渡河北去。从此，一级不振，到广德元年正月，在穷途末路中被杀，安史之乱就结束了。
洛阳的得失与安禄山、史思明的兴亡
安禄山、史思明先后都曾取得洛阳，又失去洛阳。他们对洛阳的得而复失，正是他们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安禄山取得洛阳后，自以为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他“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气事实也正是如此，安禄山部将崔乾佑进兵至陕，不再西进，安禄山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了。可见在安禄山的心目中洛阳并不亚于长安。后来，唐失憧关，玄宗出走，并非安禄山主动西进，主要是玄宗决策错误。玄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武断的强迫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全军溃败，致使长安陷落。叛军夺取了长安，安禄山毫无移都长安之意，而是“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还“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谐洛阳”。由此可见，他是要以洛阳为都城的。这是安禄山叛乱的极盛时期。
安庆绪退出洛阳，军事上的优势自然失去，到了邺郡，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后来，又收集了一些来归者，还招募了一些新兵，才不过6万人。在政治上，安庆绪和史思明互相猜疑，结果是史思明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帝，使安禄山原来南下的力量损失殆尽。再者，安庆绪在退出洛阳时大肆屠杀俘虏，哥舒翰、程千里等30余人都遭杀害，许远也被杀于堰师。显而易见，这是失败的命运已定，大局不可扭转，狭隘的泄愤情绪大肆发作。这就是说，退出洛阳，使叛军上下离心，军心动摇，叛乱的浪潮由高而低了。
史思明再次进人洛阳，虽然没有能够再次西破长安，但也迫使李光弼军退出洛阳，而且遭到相当损失。原来安禄山南下时留在河北的叛军史思明部又把叛乱推向7高潮。但是，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好景不久，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内部又起内哄，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自己做了皇帝。这时的“大燕”虽然貌似强大，但实际上是危机四伏。除了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外，洛阳在战乱中遭到的破坏也极为严重，当“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魔而已，不能得其用”。政治土的利害冲突，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史朝义政权必然不能持久。由盛而衰，指日可待了。
宝应元年十月，唐军反攻洛阳，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与回给军由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向东，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今河南孟县）而南，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向西，三面包围洛阳。史朝义统其精兵10万抗击唐军，结果大败。史朝义仅率数百骑东逃，后到濮州渡河北去，先后又会合唯阳、魏州等地兵与唐军拼杀，结果又是一败再败，败局不可挽回。史朝义所到之处，原来的部属也纷纷降唐，致使史朝义求食不得，求宿不能，直到最后被杀。不难看出，史朝义退出洛阳后就是每况愈下，朝不保夕了。杀。不难看出，史朝义退出洛阳后就是每况愈下，朝不保夕了。像李渊建唐那样，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就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建立相应的社会秩序，利用社会秩序的作用定人心。李渊还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李氏应当取隋而代之的天命论，极力为自己建唐称帝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更重要的，他还大力罗致人才，利用各方面的人才加强巩固自己的地位。安禄山则完全相反，他不是学习开国皇帝那种积极进取、千方百计地加强巩固政权的奋发有为精神；反而是羡慕玄宗那种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各种消极享受。所以，他取得长安后，就把搜捕到的宫女、乐工以及舞衣、舞马、犀、象等运送洛阳，而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举措，削弱唐朝廷的影响，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也就是说，安禄山根本不具备一个开国皇帝的创建国家，推进社会进步的积极进取素质；反而充分表现了一个役落皇帝的消极形象。这样的皇帝，当然不能持久。
再者，由于安禄山羡慕洛阳的宫殿阔楼，向往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其统治集团内部必然缺乏开拓前进的氛围。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鼠目寸光，只看眼前的权益和地位，没有远大的前进目标。所以，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滋长，安禄山的皇帝宝座，虽然只是草上朝露，但安庆绪还要拼命争夺。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必然引发更多的矛盾，削弱自己的力量，有利于唐军的反攻。由此看来，安禄山自称皇帝非常容易，但他没有能力保持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说明做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不具备开国皇帝的素质，不去创造社会条件，争取民心，加强巩固自己的地位，做了皇帝也是朝不保夕的。
史思明进人洛阳后由盛而衰的原因，和安禄山到洛阳后由盛而衰的原因，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而。以上所谈，在人心向背方而的失败，安禄山本身素质的低下，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等，对史思明来说，也莫不如此。这是其相同的一面。下面着重谈谈有区别的一面。
最主要的，是安禄山、史思明进人洛阳时的形势不同。安禄山进人洛阳，是唐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守将封常清也像惊弓之鸟，一退数百里，安林山是充满胜利的喜悦之情，洋洋得意地进人洛阳。所以，他以胜利者自居，很快就自称皇帝了。史思明进人洛阳就大不相同了。乾元二年九月，李光弼退出洛阳。因为李光弼不是战败军溃而退，而是有秩序地转移阵地，所以，史思明对李光弼的行动疑神疑鬼，摸不清其真实意图。故而他进人洛阳后，不敢人官，立即又退出格阳，驻军白马寺附近。一直到第二年闰三月，他才最后进人洛阳。由此可见，史思明是谨滇小心地进人洛阳的。
史思明为什么不敢像安禄山那样，神气十足进人洛阳呢？
安禄山进人洛阳时，腐败、没落的玄宗政权，根本不了解敌情；权臣当道，蒙蔽玄宗；玄宗骄奢淫逸，随心所欲的决策，给安禄山的顺利进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于玄宗错误的决策，使安禄山很快取得洛阳和长安。
史思明进人洛阳时情况截然不同。新组建的肃宗朝廷，决心要乎定叛乱，以平定叛乱为己任的肃宗，也有饱满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从安禄山、安庆绪手中夺回长安和洛阳，而且还阻止回纶军在长安和洛阳的抢掠，无疑是为了稳定民心，取得众人的支持。夺回两京，稳定民心，当然是为了恢复唐朝廷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必然促使他再从史思明、史朝义手中夺回洛阳。
显而易见，安禄山遇到的对手和史思明遇到的对手大有区别。安禄山到了洛阳又顺利取得长安；史思明到了洛阳，又西攻陕州，结果大败。这正是两人前后所遇的对手不同所导致的后果。
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肃宗积极进取的政权取代腐败、没落的玄宗政权，这是唐方面的变化。安庆绪取代安禄山，史思明取代安庆绪，史朝义又取代史思明；频繁的政变，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这是叛军方面的变化。双方情况的变化，必然决定史思明到洛阳后就是强弩之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