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的政治结构
德意志帝国在形式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组织起来的，参加联邦的各独立邦并未失去各自原有的地位。联邦的构成包括a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登、黑森、梅克伦堡—施维林、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奥尔登堡和萨克森—魏玛；5个公国：安哈尔特、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滕堡、萨克森—科堡—哥达；7个侯国：罗伊斯老系、罗伊斯新系、施瓦尔茨堡—鲁道尔施塔特、施瓦尔茨堡—松德尔斯豪森、瓦尔德克、利拍和绍姆堡—利拍；3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此外还有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共计大小 25 个邦。这些邦在疆土和人口上相差十分悬殊。普鲁士的版图占整个帝国的2/3，人口占3/501871年帝国总人口约410万人，其中居住在普鲁士的有2470万，而剩余的成员邦中，仅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和巴登的人口超过10万；另有8个小邦，其人口数均未超出10万，其中最小的罗伊斯（老系），人口仅6.2万，占地316平方公里。这种不平衡局面使普鲁士拥有事实上的强大优势，它的人口和面积超过所有邦国的总合，并控制着最重要的工业和自然资源。普鲁士的巨大优势决定了它在帝国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因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参加邦的存在，是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依据1871年4月14日通过的帝国宪法，帝国立法权属于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形式上相当于上院，但它并不代表议员个人的意志，而是由议员所体现的各邦君主的意志。联邦议会的代表由各邦君主任命，一般都由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出任。联邦议会是各邦君主权力的集中体现，它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发挥的作用是主权性质而非议会性质的。任何法律和政策，未经联邦议会同意均视为无效。
因此，它被视为拥有新帝国君主权力的旧邦联议会的残余，同时它也是掩盖普鲁士霸权的一种伪装。在联邦议会最初的58个席位中，普鲁士有17席，巴伐利亚6席，萨克森、符腾堡各4席，其他各邦从3席到I席不等。
普鲁上的席位不足总数的1/3，但宪法规定拥有14票就可以否决议案，这样普鲁士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握有否决权。
帝国议会名义上是人民议会，由所有年满 25 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普遍投票选出，因而在表面上具有一个真正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它的权力实际上极其有限。它对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单独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也不能对政府行使监督权，无权要求政府作政务报告。惟一能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是，所有议员都没有忘记普鲁士历史上的宪法纠纷，政府抛开议会进行军事改革的先例，也会使他们行使这最后的权力归于无效。
宪法规定，帝国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兼任。同时规定普鲁士的首相就是帝国的宰相，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就是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由于帝国不组织内阁，帝国的惟一大臣就是帝国宰相。帝国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主持联邦议会的工作。宪法还规定，宰相必须在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由于宰相的任职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这一规定实际上毫无意义。事实上，在傅斯麦担任宰相的漫长任期中，皇帝和宰相在原则问题上都是相互信任的。以至于傅斯麦能够大权在握、纵横裨阖，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化身。
帝国军队是帝国结构中的特殊构成部分，它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帝国的“普鲁士化”倾向。从法律上讲，并没有什么帝国军队、帝国参谋本部，或帝国国防大臣。
它实际上只是普鲁士军队和军事组织在帝国范围的扩大。在统一的帝国军队旗号下，各邦除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保留一定的军队之外，都把分担的分额军队统一交由普鲁士指挥。普鲁士的军队占据了这支军队 2/3 以上的兵员，并把自己的军事法规扩大运用于整个帝国。由于军人不是对宪法而是对皇帝宣誓效忠，作为帝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便彻底控制了军队。早在统一以前，军队就是普鲁士邦的核心，现在它不仅是“邦中之邦”，而且成为帝国中的主体邦。大多数德国人都承认德国的统一全靠这个普鲁士军人邦。因此，在全帝国，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参谋本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人们认为，军队既是缔造德意志帝国的工具，又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保卫帝国的武器。在帝国时代，它一直是国内政策最坚强的枢轴，又是保卫帝国大厦最前沿的坚固堡垒。高级军官对君主的影响以后变得愈来愈大，以致伸斯麦之后的任何宰相都难以无视军队的影响而保持自己的威势。只有稗斯麦，他可以凭借个人的威望保持政治上的权势，其他任何宰相都再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显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无疑是普鲁士的“扩大版”。普鲁士与帝国其余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它反映了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但是，在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紧张关系最终还是被消除了。因为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帝国的其余部分也都获得了普鲁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只要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仍在为帝国的所有部分提供保护，以上一切紧张因素都将受到抑制。此外，随着帝国力量的增长，陆、海军的扩大，国际义务的增多，要求扩大帝国政府职能的需求成为一种趋势。1873年成立帝国铁路局，1874年建立帝国银行，187年最高法院宣告成立。随着这些帝国统一机构的增多，以及傅斯麦时期实施的、适用于整个帝国的社会立法，帝国走向中央集权化的趋向在不断增强。然而，即便如此，带有联邦主义性质的对抗活动仍然存在。除了小邦政府的分立活动，天主教势力、非德意志民族，特别是波兰境内的反日耳曼化斗争的激化，也在抵制各种中央集权化的努力。所以，由稗斯麦一手炮制的帝国体制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它前所未有地巩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潜伏着种种对立和矛盾。自出任帝国宰相起，稗斯麦不得不再次应对各种新的、不流血的“战争”。以“文化斗争”著称的反教权主义斗争，是帝国时期律斯麦所领导的第一场战斗1870年12月，当普法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稗斯麦尚留在法国不在国内时，国内政党活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在 50 年代曾经存在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在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 57 席，旋即他们又组成组织严密的政党中央党，并通过购进一家跨地区的大报《日耳曼尼亚》报获得一块宣传阵地。这个党起初以维护在一个新教国家天主教会的权利为出发点，继而提出有关政治与社会的明确的教会纲领，包括（1）反对中央集权、（2）教会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这三个基本方面。显然这个党的出现，以及在纲领中对现代政治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标志着天主教徒已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自普奥战争以来，随着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天主教徒在新帝国中就成了少数。然而这个“少数”既重要，又集中。他们特别集中在南德的巴伐利亚、西部的莱茵兰和东部的西里西亚。作为一个联合一致的集团，他们在国外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在国内与南德的分离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帝国，他们所处的少数地位，反而使人们更容易体会到在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面前获得保护的必要性。德国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场是白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趣的混合物。
就其对国家的无限权力提出挑战、竭力维护个人和集团的权利不受国家不必要的干涉而言，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从他们所强调的教会世界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及对世俗化、现代化的抗拒而言，他们的立场又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对于一个信抑坚定的天主教徒来说，大量的世俗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应包括在宗教的广阔范围之内，因为基督教就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影响人类活动一切方而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新教徒来说，这些事务并不属于宗教，而是属于一个完全自由的领域。此外，对于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天主教会的教徒来说，他们不像新教徒那样易于接受民族教会的形式。他们虽然在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方而作了许多让步，但决不把自己的宗教完全等同于民族宗教。对于像德国这样天主教居于少数的国家，想要保持天主教会的独特面貌，必然会与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德国天主教徒的具体政治要求必然表现为：反对进一步扩大帝国的权力，维持国家的联邦制结构；主张教会组织独立于国家，实行白治；要求开办天主教学校，保持教会对教育的控制然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治主张是有悖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现实的〕它在南德各邦的政治影响助长了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并增强了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的反德意志倾向；它与罗马教皇的联系以及在天主教法国所引起的呼应，也对帝国联俄反法的外交战略起着破坏作用；它的反世俗化立场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当1871年3月3日中央党投人第一届帝国议会选举，成功地取得18.4%的选票，占居 63 个议席，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三大党的时候，伸斯麦决定发动一场反教权主义斗争，以打击天主教势力这场斗争以后被称作“文化斗争”，不仅进步党和自由党使用了这一名词，而且被打击的天主教徒也嘲弄性地接受了这一概念1871年6月19日，稗斯麦授意《十字架报》发文率先发起对天主教徒的攻击，声言斗争将由内及外，矛头己指向罗马教皇。7月8日宣布关闭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事务处，使之与新教处合并为宗教事务处。当中央党领袖对此提出非议时，稗斯麦声称：我们不能把国家分割成“每个教派都将分得一定份额的不同教区”鉴于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提倡恢复波兰文化，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神职人员对政府的反对态度，1871 年月稗斯麦采取果断措施，通过一项法律草案，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的教会学校在内，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为了加强对这场“文化斗争”的领导，1872年1月日，伸斯麦用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阿德尔伯特·法尔克代替较为温和的冯·米勒为文化大臣。新大臣的使命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从法律上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1872年7月4日，国会通过“反耶稣会士法”，宣布将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德国国境，罗马教廷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外交关系遂告中断。
1873年5月，由法尔克大臣拟定的一系列反天主教法令公布实施，反教权主义斗争达到高潮。法令剥夺了主教在教会内的大部分惩戒权，把对教士的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874年3月，政府颁布新的刑律，推行了强制性的非宗教婚姻。7月3日，因为发生了有人企图暗杀稗斯麦事件，斗争进一步尖锐化。12月，稗斯麦在帝国议会发表6次长篇演说，每次都带着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但是，中央党在外部也得到罗马强有力的支持。1875年2月5日，教皇庇护九世庄严宣布，普鲁士的所有教会法令统统无效，并威胁说，要把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教皇的通谕，引起非天主教徒的猛烈抨击，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对天主教的镇压力度。到 1876 年，几乎所有普鲁士的主教均依据刑法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大约有 1/4 的天主教教士职位已空缺无人。
稗斯麦的反教权主义斗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人民群众也欢迎“向神父开战”。稗斯麦也尽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煽动民族情绪。他提醒人们回忆80年前亨利四世皇帝去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悔罪的耻辱（107年），并表示：“我们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据报道，人们对律斯麦的这次议会演说，报之以“压抑的欢呼声”，它反映了傅斯麦投人这场斗争的坚强决心。但是，无论是伸斯麦还是中央党，都没有获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对手。从 1876 年起，律斯麦已认识到他过高估计了中央党对德国统一的危害，随着他所策划的新的对法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所构成的新威胁，律斯麦决定与教会和解。中央党也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他们警告宰相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这样，从 1876 年起，斗争停止了。为了对付一切号召阶级斗争的人，傅斯麦已打算“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
1878年，教皇庇护九世去世和利奥十三世的当选，为他提供了这种机会。新教皇在就职的当天写信给德国皇帝，表示希望在教会与德国之间重建和平。经巴伐利亚政府的斡旋，谈判的双方都作了让步。普鲁士不再认真执行法尔克的法令，并将在晚些时候加以修正。教皇则保证教士行为合度，并承诺今后任命所有教职均事先通 卡诺莎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煲。107年1月，德皇亨利四世（1056-10 6年）曾顶风冒雪来此城堡前向教皇悔过。这一事件被视为皇权向教权卑躬曲膝的象征，为各代教皇刻意渲染知政府。于是，稗斯麦从原先的立场退却，并通过撤免法尔克的大If，i职务、恢复各教区的神父、重新开放教堂、实现了与教会的全面和解。187年5月23日，利奥十三世在一次公开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正式宣布，那场“损害教会又不利于国家”的斗争已告结束。
文化斗争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下所进行的普鲁上容克统治势力与反普鲁士容克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是普鲁士大邦和西南诸中小邦争霸德意志的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未取得真正的胜利，但斗争所具有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变革反对倒退的性质，却对巩固新帝国的政治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斗争收场以后，而对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惊人的力量增长，稗斯麦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寻求用法律手段来镇压这一运动方而。从此，德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德国有着久远的传统。远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 1848 年革命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锻炼。在 50，60 年代工业高涨的年代，随着统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联合的道路，并逐渐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1863年初，活跃起来的工人阶级决定在莱比锡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工人阶级走向政治联合的显著标志，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联合会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位年轻的犹太律师的影响下，这位曾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
拉萨尔出身于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青年时代他就曾梦想成为一名犹太人的英雄领袖。但是犹太人备受歧视压迫的处境，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拒绝了父亲要他去经商的劝告，以一种终其一生都具有的英雄资质和戏剧性的悲枪情怀向父亲宣告，他已选择为人权而战斗来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打算为此而承受挫折和困难。于是，他便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年轻的拉萨尔开始刻苦地学习哲学和历史，并先后进人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1846年，他到巴黎去研究与他的哲学论文有关的手稿材料。在那里，亨利希·海涅同拉萨尔有过一面之识，并留下了对这个年轻犹太学者初步印象的生动记述。他称拉萨尔是他“所遇见过的智能最优异、学问最渊深、知识最广博、头脑最敏锐的青年人。他既有高度的表达才能，又有坚强的意志和灵巧的行动”，并称拉萨尔为“真正的新时代的儿子”。同一年，拉萨尔因插手一位贵族妇女的离婚案件，中断了他的研究。他用全部热情和精力为这位贵族夫人进行法律斗争，前后卷人这一案件达 8年之久，最后终于成功地为她赢得了财产和地位，但拉萨尔却因此遭受指控而坐牢。出狱后，他又因参加 1848 年革命，再度被判处 6 个月监禁。这些经历使他具有青年革命家的形象，并赢得学者、诗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誉。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紧密地同激进运动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出版自己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各种政治小册子，以及参与各种大众讲演，成为近代德国杰出的青年政治领袖。由子他的这种声名，莱比锡的工人请求他帮助他们组织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实施其政治的希望，他决心出面领导这一群众组织，使之成为一支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并列的第三势力，并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
自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建立，直至1864年8月31日，拉萨尔为一个女人与人决斗受伤去世，联合会的会员达到460名。虽然人数不多，组织发展得也不快，但这是德国工人走向联合行动的起点。由于拉萨尔的不懈努力，德国工人阶级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力争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是拉萨尔的功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巧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与马克思不同拉萨尔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他彻底吸收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观念面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变得裹足不前，甚至向工人阶级呼吁阶级调和与和解，幻想依靠君主国家的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拉萨尔就未能继承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而是把刚刚独立的工人运动引人改良主义的歧途。拉萨尔生前曾与稗斯麦有过多次接触和通信。他幻想得到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实现工人的普选权。稗斯麦也试图利用拉萨尔，达到既打击资产阶级、又控制工人运动的目的。他们很快达成交易，拉萨尔诱导工人阶级逐步将自由派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稗斯麦除答应实行普选，并准备拨款在西里西亚建立一个国家资助的工人合作社。至此，拉萨尔已由一个工人革命的组织者鼓动者转变为普鲁士王家社会主义者。
拉萨尔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不久就由其门徒约翰·巴普蒂斯特·施韦泽（183-1875年）所接替。
施韦泽继续追随拉萨尔与普鲁士国家合作的政策，但在某些方面已突破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力图在 60 年代末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联合会的活动范围。但这时在南德意志出现了一个新社会主义流派”言对北部的拉萨尔派提出了挑战，并最终使施韦泽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黯然失色。这个派别最重要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年）。倍倍尔的职业是木镬工，他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子弟。最初他与进步党有一定联系，后来由于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转向社会主义。以后逐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862年，他陆续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1865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 14 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并加速了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威廉·李卜克内西是 1848 年革命的老战士。青年时代受过大学教育，同早期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的接触。
1848年革命中曾参加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失败后曾流亡瑞士，以后又辗转转移到伦敦。在伦敦，他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和学生。从此，通过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与革命活动，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者。1862年8月，普鲁士政府宣布大赦以后，他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o1863年秋，他有保留地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5年2月，因与拉萨尔派发生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出柏林。此后，他来到莱比锡，参加了当地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当年他与倍倍尔结识，两人的交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使他们珠联璧合，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影响的组织者和活动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86 年，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工人组织相继加人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869 年 8 月，南德各地的工人组织在第一国际思想的影响下。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先进分子一道在爱森纳赫城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这个党以第一国际章程的序言为纲领，提出了要求废除私有制、铲除阶级统治、以阶级斗争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奋斗目标和策略原则，是德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成为党的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在他们领导下，这个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居于国际工运的前列 1874 年以后，统一后的德国当局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与迫害，迫使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走向政治联合。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两派合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阶级开始处于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但是，两派的统一忽视了两派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和统一的条件在统一纲领，即哥达纲领中仍保留了许多拉萨尔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这种让步作了严厉的批判。但鉴于两派合并后的形势和帝国当局对两派的镇压态度，这份文献直到 1891 年才正式公布。尽管如此，两派的合并仍然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在1874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党派的选票已由上届的1240张，增至3520张，议会代表由2名增至9名。18”年的选举，工人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选票达4930多张，议席增至 12 位。工人政党选举力量的惊人增长已成为禅斯麦的心腹之患，这是他草草结束“文化斗争”，以全力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因。1876年，当文化斗争收场时，稗斯麦政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为了镇压工人运动，稗斯麦一直在寻求运用新的法律手段，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遭到失败。直到1878年5至6月，先后发生的两起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他把这一事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恶意宣传，在他的授意下，官方报刊对工人政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在舆论的作用下，1878年10月19日，国会以21票对149票通过反社会主义政党的"4卜常法”，即《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任何同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团体、报刊、印刷品及大小集会，均被明令禁止；对于这些团体和活动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非常法的最初有效期规定为两年半，以后每隔两年就延长一次，直至1890年，共计12年。在这12年中，傅斯麦政府共解散工人组织38个，禁封各类出版物180多种，有 150 人被判决总计超过 10 年的监禁。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他们坚持在非常法条件下进行斗争，最后终于赢得废除非常法的胜利。这是帝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德国工人政党开始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锋队禅斯麦一方面通过“非常法”强化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加一方面也通过一系列富有社会改革意义的立法，从政治上迷惑和软化工人阶级的斗志。立法虽主要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规律，即在资本主义进人垄断阶段的情况下，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协调国民收人，以缓和阶级矛盾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由于稗斯麦的社会立法开欧洲各国之先河，故而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像斯麦的社会立法包括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两个方而的内容。劳工立法主要是通过70，8 0年代的几项法案，对工人星期日劳动、实物工资制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资等要求作了具体的法律规定，确立了6天工作日制，以及按期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的制度。其中 1878 年的法令对雇佣青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日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须年满 13 岁并读完小学；14 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不得超过 6 小时；14 至16岁青工不得超过10小时；完全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过立法，对妇女的劳动条件作了具体规定：禁止雇佣妇女在矿区从事地下作业，妇女的劳动日时限不得超过小时，妇女产后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等。为了监督各项劳工立法的执行情况，从 1878 年起，在各邦普遍实行工厂视察员制度，以保证劳动过程中侵害工人劳保条件的现象及时得以纠正。
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更为厂泛。第一项社会保险议案是 1883 年的疾病保险法，它规定成立一个自主的管理机构，其费用由雇主负担 2/3，受雇者承担1/3.这项法案从185年至1903年，进行过4次修正，到1913年，约有1450万人得到这种保险。184年通过了意外灾难保险法，这项保险所需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工人享受保险费用的数额依受伤轻重程度来决定，若工人死亡家属可领取相当死者薪金约 1/5 的抚恤金。189 年又通过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费用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共同负担。享受这一保险的年龄为65岁，在此年龄界限以内，如果工人残废，会得到一笔抚恤金；65岁以后，他可以领到养老金；如果在 65 岁以前死去，其家属可获得一笔年金。除此而外，各市政当局和私人机构还在住房、公用事业、流浪工人救济和卫生保健间题上对国家立法作了补充。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先进的社会立法楷模。这些举措虽然使部分工人牺牲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如领取救济金者将失去选举权，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从长远看，它不自觉地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干预的需求，并对帝国时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因此，它被视为拥有新帝国君主权力的旧邦联议会的残余，同时它也是掩盖普鲁士霸权的一种伪装。在联邦议会最初的58个席位中，普鲁士有17席，巴伐利亚6席，萨克森、符腾堡各4席，其他各邦从3席到I席不等。
普鲁上的席位不足总数的1/3，但宪法规定拥有14票就可以否决议案，这样普鲁士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握有否决权。
帝国议会名义上是人民议会，由所有年满 25 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普遍投票选出，因而在表面上具有一个真正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它的权力实际上极其有限。它对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单独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也不能对政府行使监督权，无权要求政府作政务报告。惟一能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是，所有议员都没有忘记普鲁士历史上的宪法纠纷，政府抛开议会进行军事改革的先例，也会使他们行使这最后的权力归于无效。
宪法规定，帝国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兼任。同时规定普鲁士的首相就是帝国的宰相，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就是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由于帝国不组织内阁，帝国的惟一大臣就是帝国宰相。帝国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主持联邦议会的工作。宪法还规定，宰相必须在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由于宰相的任职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这一规定实际上毫无意义。事实上，在傅斯麦担任宰相的漫长任期中，皇帝和宰相在原则问题上都是相互信任的。以至于傅斯麦能够大权在握、纵横裨阖，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化身。
帝国军队是帝国结构中的特殊构成部分，它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帝国的“普鲁士化”倾向。从法律上讲，并没有什么帝国军队、帝国参谋本部，或帝国国防大臣。
它实际上只是普鲁士军队和军事组织在帝国范围的扩大。在统一的帝国军队旗号下，各邦除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保留一定的军队之外，都把分担的分额军队统一交由普鲁士指挥。普鲁士的军队占据了这支军队 2/3 以上的兵员，并把自己的军事法规扩大运用于整个帝国。由于军人不是对宪法而是对皇帝宣誓效忠，作为帝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便彻底控制了军队。早在统一以前，军队就是普鲁士邦的核心，现在它不仅是“邦中之邦”，而且成为帝国中的主体邦。大多数德国人都承认德国的统一全靠这个普鲁士军人邦。因此，在全帝国，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参谋本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人们认为，军队既是缔造德意志帝国的工具，又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保卫帝国的武器。在帝国时代，它一直是国内政策最坚强的枢轴，又是保卫帝国大厦最前沿的坚固堡垒。高级军官对君主的影响以后变得愈来愈大，以致伸斯麦之后的任何宰相都难以无视军队的影响而保持自己的威势。只有稗斯麦，他可以凭借个人的威望保持政治上的权势，其他任何宰相都再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显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无疑是普鲁士的“扩大版”。普鲁士与帝国其余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它反映了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但是，在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紧张关系最终还是被消除了。因为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帝国的其余部分也都获得了普鲁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只要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仍在为帝国的所有部分提供保护，以上一切紧张因素都将受到抑制。此外，随着帝国力量的增长，陆、海军的扩大，国际义务的增多，要求扩大帝国政府职能的需求成为一种趋势。1873年成立帝国铁路局，1874年建立帝国银行，187年最高法院宣告成立。随着这些帝国统一机构的增多，以及傅斯麦时期实施的、适用于整个帝国的社会立法，帝国走向中央集权化的趋向在不断增强。然而，即便如此，带有联邦主义性质的对抗活动仍然存在。除了小邦政府的分立活动，天主教势力、非德意志民族，特别是波兰境内的反日耳曼化斗争的激化，也在抵制各种中央集权化的努力。所以，由稗斯麦一手炮制的帝国体制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它前所未有地巩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潜伏着种种对立和矛盾。自出任帝国宰相起，稗斯麦不得不再次应对各种新的、不流血的“战争”。以“文化斗争”著称的反教权主义斗争，是帝国时期律斯麦所领导的第一场战斗1870年12月，当普法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稗斯麦尚留在法国不在国内时，国内政党活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在 50 年代曾经存在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在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 57 席，旋即他们又组成组织严密的政党中央党，并通过购进一家跨地区的大报《日耳曼尼亚》报获得一块宣传阵地。这个党起初以维护在一个新教国家天主教会的权利为出发点，继而提出有关政治与社会的明确的教会纲领，包括（1）反对中央集权、（2）教会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这三个基本方面。显然这个党的出现，以及在纲领中对现代政治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标志着天主教徒已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自普奥战争以来，随着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天主教徒在新帝国中就成了少数。然而这个“少数”既重要，又集中。他们特别集中在南德的巴伐利亚、西部的莱茵兰和东部的西里西亚。作为一个联合一致的集团，他们在国外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在国内与南德的分离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帝国，他们所处的少数地位，反而使人们更容易体会到在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面前获得保护的必要性。德国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场是白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趣的混合物。
就其对国家的无限权力提出挑战、竭力维护个人和集团的权利不受国家不必要的干涉而言，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从他们所强调的教会世界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及对世俗化、现代化的抗拒而言，他们的立场又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对于一个信抑坚定的天主教徒来说，大量的世俗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应包括在宗教的广阔范围之内，因为基督教就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影响人类活动一切方而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新教徒来说，这些事务并不属于宗教，而是属于一个完全自由的领域。此外，对于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天主教会的教徒来说，他们不像新教徒那样易于接受民族教会的形式。他们虽然在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方而作了许多让步，但决不把自己的宗教完全等同于民族宗教。对于像德国这样天主教居于少数的国家，想要保持天主教会的独特面貌，必然会与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德国天主教徒的具体政治要求必然表现为：反对进一步扩大帝国的权力，维持国家的联邦制结构；主张教会组织独立于国家，实行白治；要求开办天主教学校，保持教会对教育的控制然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治主张是有悖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现实的〕它在南德各邦的政治影响助长了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并增强了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的反德意志倾向；它与罗马教皇的联系以及在天主教法国所引起的呼应，也对帝国联俄反法的外交战略起着破坏作用；它的反世俗化立场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当1871年3月3日中央党投人第一届帝国议会选举，成功地取得18.4%的选票，占居 63 个议席，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三大党的时候，伸斯麦决定发动一场反教权主义斗争，以打击天主教势力这场斗争以后被称作“文化斗争”，不仅进步党和自由党使用了这一名词，而且被打击的天主教徒也嘲弄性地接受了这一概念1871年6月19日，稗斯麦授意《十字架报》发文率先发起对天主教徒的攻击，声言斗争将由内及外，矛头己指向罗马教皇。7月8日宣布关闭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事务处，使之与新教处合并为宗教事务处。当中央党领袖对此提出非议时，稗斯麦声称：我们不能把国家分割成“每个教派都将分得一定份额的不同教区”鉴于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提倡恢复波兰文化，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神职人员对政府的反对态度，1871 年月稗斯麦采取果断措施，通过一项法律草案，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的教会学校在内，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为了加强对这场“文化斗争”的领导，1872年1月日，伸斯麦用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阿德尔伯特·法尔克代替较为温和的冯·米勒为文化大臣。新大臣的使命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从法律上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1872年7月4日，国会通过“反耶稣会士法”，宣布将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德国国境，罗马教廷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外交关系遂告中断。
1873年5月，由法尔克大臣拟定的一系列反天主教法令公布实施，反教权主义斗争达到高潮。法令剥夺了主教在教会内的大部分惩戒权，把对教士的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874年3月，政府颁布新的刑律，推行了强制性的非宗教婚姻。7月3日，因为发生了有人企图暗杀稗斯麦事件，斗争进一步尖锐化。12月，稗斯麦在帝国议会发表6次长篇演说，每次都带着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但是，中央党在外部也得到罗马强有力的支持。1875年2月5日，教皇庇护九世庄严宣布，普鲁士的所有教会法令统统无效，并威胁说，要把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教皇的通谕，引起非天主教徒的猛烈抨击，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对天主教的镇压力度。到 1876 年，几乎所有普鲁士的主教均依据刑法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大约有 1/4 的天主教教士职位已空缺无人。
稗斯麦的反教权主义斗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人民群众也欢迎“向神父开战”。稗斯麦也尽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煽动民族情绪。他提醒人们回忆80年前亨利四世皇帝去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悔罪的耻辱（107年），并表示：“我们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据报道，人们对律斯麦的这次议会演说，报之以“压抑的欢呼声”，它反映了傅斯麦投人这场斗争的坚强决心。但是，无论是伸斯麦还是中央党，都没有获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对手。从 1876 年起，律斯麦已认识到他过高估计了中央党对德国统一的危害，随着他所策划的新的对法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所构成的新威胁，律斯麦决定与教会和解。中央党也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他们警告宰相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这样，从 1876 年起，斗争停止了。为了对付一切号召阶级斗争的人，傅斯麦已打算“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
1878年，教皇庇护九世去世和利奥十三世的当选，为他提供了这种机会。新教皇在就职的当天写信给德国皇帝，表示希望在教会与德国之间重建和平。经巴伐利亚政府的斡旋，谈判的双方都作了让步。普鲁士不再认真执行法尔克的法令，并将在晚些时候加以修正。教皇则保证教士行为合度，并承诺今后任命所有教职均事先通 卡诺莎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煲。107年1月，德皇亨利四世（1056-10 6年）曾顶风冒雪来此城堡前向教皇悔过。这一事件被视为皇权向教权卑躬曲膝的象征，为各代教皇刻意渲染知政府。于是，稗斯麦从原先的立场退却，并通过撤免法尔克的大If，i职务、恢复各教区的神父、重新开放教堂、实现了与教会的全面和解。187年5月23日，利奥十三世在一次公开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正式宣布，那场“损害教会又不利于国家”的斗争已告结束。
文化斗争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下所进行的普鲁上容克统治势力与反普鲁士容克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是普鲁士大邦和西南诸中小邦争霸德意志的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未取得真正的胜利，但斗争所具有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变革反对倒退的性质，却对巩固新帝国的政治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斗争收场以后，而对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惊人的力量增长，稗斯麦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寻求用法律手段来镇压这一运动方而。从此，德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德国有着久远的传统。远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 1848 年革命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锻炼。在 50，60 年代工业高涨的年代，随着统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联合的道路，并逐渐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1863年初，活跃起来的工人阶级决定在莱比锡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工人阶级走向政治联合的显著标志，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联合会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位年轻的犹太律师的影响下，这位曾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
拉萨尔出身于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青年时代他就曾梦想成为一名犹太人的英雄领袖。但是犹太人备受歧视压迫的处境，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拒绝了父亲要他去经商的劝告，以一种终其一生都具有的英雄资质和戏剧性的悲枪情怀向父亲宣告，他已选择为人权而战斗来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打算为此而承受挫折和困难。于是，他便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年轻的拉萨尔开始刻苦地学习哲学和历史，并先后进人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1846年，他到巴黎去研究与他的哲学论文有关的手稿材料。在那里，亨利希·海涅同拉萨尔有过一面之识，并留下了对这个年轻犹太学者初步印象的生动记述。他称拉萨尔是他“所遇见过的智能最优异、学问最渊深、知识最广博、头脑最敏锐的青年人。他既有高度的表达才能，又有坚强的意志和灵巧的行动”，并称拉萨尔为“真正的新时代的儿子”。同一年，拉萨尔因插手一位贵族妇女的离婚案件，中断了他的研究。他用全部热情和精力为这位贵族夫人进行法律斗争，前后卷人这一案件达 8年之久，最后终于成功地为她赢得了财产和地位，但拉萨尔却因此遭受指控而坐牢。出狱后，他又因参加 1848 年革命，再度被判处 6 个月监禁。这些经历使他具有青年革命家的形象，并赢得学者、诗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誉。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紧密地同激进运动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出版自己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各种政治小册子，以及参与各种大众讲演，成为近代德国杰出的青年政治领袖。由子他的这种声名，莱比锡的工人请求他帮助他们组织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实施其政治的希望，他决心出面领导这一群众组织，使之成为一支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并列的第三势力，并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
自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建立，直至1864年8月31日，拉萨尔为一个女人与人决斗受伤去世，联合会的会员达到460名。虽然人数不多，组织发展得也不快，但这是德国工人走向联合行动的起点。由于拉萨尔的不懈努力，德国工人阶级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力争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是拉萨尔的功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巧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与马克思不同拉萨尔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他彻底吸收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观念面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变得裹足不前，甚至向工人阶级呼吁阶级调和与和解，幻想依靠君主国家的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拉萨尔就未能继承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而是把刚刚独立的工人运动引人改良主义的歧途。拉萨尔生前曾与稗斯麦有过多次接触和通信。他幻想得到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实现工人的普选权。稗斯麦也试图利用拉萨尔，达到既打击资产阶级、又控制工人运动的目的。他们很快达成交易，拉萨尔诱导工人阶级逐步将自由派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稗斯麦除答应实行普选，并准备拨款在西里西亚建立一个国家资助的工人合作社。至此，拉萨尔已由一个工人革命的组织者鼓动者转变为普鲁士王家社会主义者。
拉萨尔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不久就由其门徒约翰·巴普蒂斯特·施韦泽（183-1875年）所接替。
施韦泽继续追随拉萨尔与普鲁士国家合作的政策，但在某些方面已突破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力图在 60 年代末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联合会的活动范围。但这时在南德意志出现了一个新社会主义流派”言对北部的拉萨尔派提出了挑战，并最终使施韦泽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黯然失色。这个派别最重要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年）。倍倍尔的职业是木镬工，他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子弟。最初他与进步党有一定联系，后来由于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转向社会主义。以后逐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862年，他陆续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1865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 14 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并加速了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威廉·李卜克内西是 1848 年革命的老战士。青年时代受过大学教育，同早期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的接触。
1848年革命中曾参加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失败后曾流亡瑞士，以后又辗转转移到伦敦。在伦敦，他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和学生。从此，通过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与革命活动，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者。1862年8月，普鲁士政府宣布大赦以后，他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o1863年秋，他有保留地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5年2月，因与拉萨尔派发生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出柏林。此后，他来到莱比锡，参加了当地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当年他与倍倍尔结识，两人的交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使他们珠联璧合，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影响的组织者和活动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86 年，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工人组织相继加人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869 年 8 月，南德各地的工人组织在第一国际思想的影响下。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先进分子一道在爱森纳赫城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这个党以第一国际章程的序言为纲领，提出了要求废除私有制、铲除阶级统治、以阶级斗争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奋斗目标和策略原则，是德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成为党的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在他们领导下，这个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居于国际工运的前列 1874 年以后，统一后的德国当局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与迫害，迫使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走向政治联合。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两派合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阶级开始处于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但是，两派的统一忽视了两派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和统一的条件在统一纲领，即哥达纲领中仍保留了许多拉萨尔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这种让步作了严厉的批判。但鉴于两派合并后的形势和帝国当局对两派的镇压态度，这份文献直到 1891 年才正式公布。尽管如此，两派的合并仍然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在1874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党派的选票已由上届的1240张，增至3520张，议会代表由2名增至9名。18”年的选举，工人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选票达4930多张，议席增至 12 位。工人政党选举力量的惊人增长已成为禅斯麦的心腹之患，这是他草草结束“文化斗争”，以全力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因。1876年，当文化斗争收场时，稗斯麦政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为了镇压工人运动，稗斯麦一直在寻求运用新的法律手段，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遭到失败。直到1878年5至6月，先后发生的两起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他把这一事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恶意宣传，在他的授意下，官方报刊对工人政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在舆论的作用下，1878年10月19日，国会以21票对149票通过反社会主义政党的"4卜常法”，即《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任何同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团体、报刊、印刷品及大小集会，均被明令禁止；对于这些团体和活动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非常法的最初有效期规定为两年半，以后每隔两年就延长一次，直至1890年，共计12年。在这12年中，傅斯麦政府共解散工人组织38个，禁封各类出版物180多种，有 150 人被判决总计超过 10 年的监禁。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他们坚持在非常法条件下进行斗争，最后终于赢得废除非常法的胜利。这是帝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德国工人政党开始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锋队禅斯麦一方面通过“非常法”强化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加一方面也通过一系列富有社会改革意义的立法，从政治上迷惑和软化工人阶级的斗志。立法虽主要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规律，即在资本主义进人垄断阶段的情况下，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协调国民收人，以缓和阶级矛盾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由于稗斯麦的社会立法开欧洲各国之先河，故而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像斯麦的社会立法包括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两个方而的内容。劳工立法主要是通过70，8 0年代的几项法案，对工人星期日劳动、实物工资制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资等要求作了具体的法律规定，确立了6天工作日制，以及按期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的制度。其中 1878 年的法令对雇佣青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日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须年满 13 岁并读完小学；14 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不得超过 6 小时；14 至16岁青工不得超过10小时；完全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过立法，对妇女的劳动条件作了具体规定：禁止雇佣妇女在矿区从事地下作业，妇女的劳动日时限不得超过小时，妇女产后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等。为了监督各项劳工立法的执行情况，从 1878 年起，在各邦普遍实行工厂视察员制度，以保证劳动过程中侵害工人劳保条件的现象及时得以纠正。
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更为厂泛。第一项社会保险议案是 1883 年的疾病保险法，它规定成立一个自主的管理机构，其费用由雇主负担 2/3，受雇者承担1/3.这项法案从185年至1903年，进行过4次修正，到1913年，约有1450万人得到这种保险。184年通过了意外灾难保险法，这项保险所需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工人享受保险费用的数额依受伤轻重程度来决定，若工人死亡家属可领取相当死者薪金约 1/5 的抚恤金。189 年又通过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费用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共同负担。享受这一保险的年龄为65岁，在此年龄界限以内，如果工人残废，会得到一笔抚恤金；65岁以后，他可以领到养老金；如果在 65 岁以前死去，其家属可获得一笔年金。除此而外，各市政当局和私人机构还在住房、公用事业、流浪工人救济和卫生保健间题上对国家立法作了补充。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先进的社会立法楷模。这些举措虽然使部分工人牺牲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如领取救济金者将失去选举权，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从长远看，它不自觉地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干预的需求，并对帝国时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