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轻的君主
威廉二世（18-1918年），世称小威廉。1859年降生于普鲁士宫廷。由于皇太于的特殊地位，从小养成狂傲的性格，惯于发号施令、夸夸其谈。18年6 月巧日，他接替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登上皇位。由于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统治仅维持10天，所以他实际上是继承了祖父威廉一世的皇位。继位两年后，由十君91冲-突，他迫使稗斯麦辞职。自此，他大权独揽，影响德国历史达28年，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如前所述，威廉即位时已经29岁，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政治上，他都是一个尚不成熟的人。由于左臂先大性残废，他的心理发育一直不够健全。一方面他将此归罪于他的母亲对他早年缺少照料，从而对母亲终生抱有敌意；另一方面他一直通过扮演强健而又敏捷的军人角色，来掩饰自己的生理缺陷。这两个方面都助长了他心理上的弱点，即因缺少母爱和惯于掩盖内在弱点而表现出极为敏感的自我意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这位年轻王子内心形成犹疑动摇气质的重要心理因素。他经常用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态度来掩盖内心的犹疑动摇，在虚假的高傲外表下，他实质上是一个敏感、动摇、胆怯和神经质的人物。一位深刻的观察家曾这样评价威廉，说他“几乎没有一个时刻不意识到他自己，只是没有意识到他在作自我挣扎；这是一种无意识地跟自我作对的性格，他对自我的全神贯注始终没有得到克服”。
这种性格缺陷，还由于他从其早先的霍亨索伦家族祖先那里继承的对炫耀与官场虚饰的喜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既继承了军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高个子军官的偏爱，也像弗里德里希一世一样热衷于宫廷的豪华排场。他每天都想过生日，正如菲利普·欧伦堡伯爵所说：“对这位君主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化妆舞会。”由于爱好虚饰，在他统治的头16年，他命令自己的卫队更换制服达 37 次。他本人几乎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最多时每天更换6次，并且总是身着海军上将制服去观看歌剧，包括他最喜欢看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
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周围总有一群狂热的馅媚之徒，向他高唱赞歌、大献阿诀逢迎之词。他们知道：他只需要太阳光，于是只让他知道好事喜事，而把其他一切都对他隐瞒起来。1890年，威廉的一位密友对30岁的皇帝曾这样描述：这个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超过别人，从关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们的爱戴。此外，还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抓住一切欢迎场面，最喜欢博得群众的掌声和欢呼。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因而非常喜爱听恭维话。他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威廉沉浸在阿谈奉承之中达 25 年之久。这群诌媚之徒，除了宫廷贵族和容克，还有德意志北部诸城市的富绅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阔佬。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斯台恩堡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将皇帝描绘成“世界最伟大的万能圣人，是一位在工业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具有同样水平的大师”。一位学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写道：“皇帝领导着我们从歌德到荷马和沙夫克里斯，从康德到柏拉图。”另一位颇受赞扬的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直至 1912 年还撰写专文，恭维皇帝是“远古圣贤的再现，是一位有着强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创造性艺术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
在一片颂扬声中，威廉变得飘飘然，如堕五里雾中，更加不可一世。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人民建立伟大的功业。1891 年，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不能容忍有另外的主人”他甚至向一批年轻的新兵宣布：“如果你们的皇帝命令你们向父母开枪，你们应当照办。”在统治了20年之后，他曾骄傲地声称，他从没有读过宪法，也不了解宪法。在他看来，“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所颁布的第一道圣谕不是《致我人民》（像他的前辈），而是《致我的军队》。他声称：“我和军队是一体。我们天生来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永不分离。”威廉个性和心理上的弱点，由于许多拍马奉承者的鼓动而急剧膨胀，同时也因他智能上一些有益的天赋而获得危险性的发展。除了浮躁、虚荣的一而，威廉个性。
深处还有色彩丰富、富有魅力，并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着迷的一面。他首先是一个为人称道的健谈家。在私人交往中，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富有魅力、充满善意而又和蔼可亲的人。他对新知识具有罕见的理解力和广泛的吸收能力，对艺术、音乐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发现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才能。他是一位优秀的即兴演说家，发表演讲通常不用讲稿。只要演说开了头，话语通常顺口倾泻而出，犹如山洪暴发、穿山出峡、奔腾咆哮，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这种出众的演说才能和智能结构上的多样化天赋，原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由于心理素质的缺陷和环境的误导，使他成为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成为当时德国弱点的典型代表。结果，罕见的感悟能力变成了狂妄自负，雄辫的演说才能变成了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研究者认为，他的性格特征是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反映：有母亲与儿子的矛盾，普鲁士与英国的矛盾，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威廉二世最鲜明的特征是休现了封建浪漫主义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的混合。他曾像他的叔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样迷信神秘的招魂术，但又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个愿与大工业家交朋友并积极支持最新技术进步的人。这种矛盾性支配着威廉的整个政策，也是他的统治能够维持28年的基本原因。律斯麦是较早认识到新皇帝弱点的政治家之一。他在 1890年曾抱怨说：“他（指威廉）好胡思乱想。他从不冷静地深思熟虑，而是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毫不考虑自己身居高位，应该小合谨慎。”由于威廉是在父亲暴卒的情况下，突然接管了这个由惮斯麦缔造的帝国，从缺少治国训练意义上讲，他也是不成熟的。两年以前，他的父亲就曾写道：“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担心以后不幸被言中，但在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对年轻的皇帝作出确切的判断。除了他的双亲和稗斯麦之外，1891年，也就是在威廉二世统治3年之后，一位敏锐的葡萄牙外交官埃萨·德·克罗兹曾对他作过一个恰当的、后来得到惊人应验的评价。美国学者科佩尔·S。平森曾引用这一段稍嫌过长的分析来展示这位君主的精神风貌，我们完整地转述如下，以再现那位同时代人对威廉二世的贴切评述他（指威廉）与哈姆雷特一样，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他究竟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惊异。
这位国君是多少不同类型君王的化身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只为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国务都重要，认为教练军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举国一致，把军营纪律置于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则之上，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表现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二人的工装裤。
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然后他又会变成廷臣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的漂亮豪华。世界正看着池微笑，但是他说变就变，又成为一个摩登（现代）国王，一个 19 世纪的国王。他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决心借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并把工厂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在报纸上扬名的年轻人，另有人断言他不过是幻想力太强，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推动他去胡思乱想。作为一个几乎有无限权力的皇帝，他可以听任这种病态的想象力无限膨胀；再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重要成员，勃兰登堡这一最幸运的世系连续相继的一些国王所交替具有的某种品质，诸如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军人主义、官僚文腆主义和独断作风，全都集中于他一身，既更加发展，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喜欢活动、干着玩玩的人。他这个人极爱活动，在活动中他异常强烈地领略和感受到某种无限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们这种文化所容许的一切形式中体验和享受这种愉快。
这就是使得这位德国皇帝成为一个极端有趣人物的原因。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们中有这么一个人，本是一个凡人，却比任何先知、术士或圣徒都更为积极地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似乎自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诫以来，还从未见过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存在过如此密切的关系和联系。
对他未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允许他们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威廉二世有被拖下石阶的 12 重危险。由于大胆地把在一切国家都是分属不同政府机构的职责集于一身，独自判断，独自执行，似乎上帝只把神灵的启示赋予他一人，而不是他的大臣和议会。这样，他被认为是永远正确、不可战胜的。然而，当灾难首次降临时，不管这种灾难是来自柏林街上的人民，还是欧洲平原上的联军，整个德国都会把他大肆吹嘘的自己与上帝的联系，视为一个狡诈的暴君所施展的诡计。那时候，从洛林到波美拉尼亚，就没有足够的石头用来投击这个假摩西了在这位葡萄牙总领事作出以上评述之后12年，也就是1903年，巴伐利亚常驻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莱尔欣费尔德伯爵，作为一位高明的行家，在一份写给巴伐利亚政府的报告中再度给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副肖像，他写道：今天他依然显露他那青年人的朝气、他那敏捷的理解能力，他那个人的勇气以及他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的可靠性的信念。但是这种本来对一个君主来说很宝贵的品质，今天很遗憾地由于不喜欢集中思想并使自己深入到事物中去，由于几乎是一种病态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听取延聘顾问们的意见而立即作出决定，同时由于缺乏眼力和真正的政治感觉而部分地无法发挥作用。二他很想干预一切事务，对一切事务承担贵任，并且至少是理论上把大臣看作是单纯执行他命令的机构。但是他不能仔细地观察国家机器运转的进程，人们觉察得到，他所于预的事情，大多数是一些细枝末节，是他自己爱干的事情。……皇帝对国会有着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可以归纳为两个字：“藐视”。
二陛下相信，有朝一日不能再和国会共事，他有力量迅速进行革新，这种信念使他看不见国内形势的众多危险德国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在心理上、政治上迟迟不能走向成熟的人物。他在 18 年不只继承了普鲁士王国，继承了德意志帝国的领导，甚至在两年后接替了铁血宰相律斯麦的无上权力。如同禅斯麦一样，威廉二世把白己的统治也维持了 28 年。但威廉时期与惮斯麦时期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却又截然不同的时代。除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总的时代特征差异之外，在统治技巧上，已没有一个人能像评斯麦同时玩5个球。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二世时期的确是德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威廉的统治实际是从更换帝国宰相开始的，但是禅斯麦的继承人没有一个能填补稗斯麦去职后留下的职位权力真空，因而从1890至1917年，裨斯麦留下的职位先后由4个人担任。他们是：利奥·冯·卡普里维（1890-1894年）、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一谢林斯菲斯特亲王（1894-190 年）、伯恩哈德·冯·标洛亲王（190-1909 年）和特奥巴尔德·玛·贝特曼一霍尔维格（1909-1917年）。直接接替惮斯麦的卡普里维是普鲁士陆军军官，曾担任海军大臣，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进步观念并惯于听命的优秀军人。他是被稗斯麦推荐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律斯麦认为卡普里维是处理矛盾重重的国内政策最适合的坚强人物。威廉二世之所以接受老宰相的推荐，是期望惯于听命的士兵会成为他进行亲政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尽管如此，当傅斯麦下台时被安慰性地任命为陆军大元帅时，仍然不无讥讽地叹道：“皇帝把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却把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将军！”实际上，卡普里维既不是傅斯麦政策的继承人，也不是威廉二世的好帮手，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意识的优秀官员。在担任宰相的4年中，他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将3年军役期缩减为2年，对波兰人采取了安抚政策，降低了关税，并在普鲁士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制和三级选举制的改革。卡普里维的另一重要成就是通过与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罗马尼亚和俄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谈判，签订了商务条约，通过降低德国关税，放宽农产品进口限制，为刺激德国工业品出口到农业国家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使卡普里维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获得较大的声望，但却使他成为普鲁士容克统治集团攻击的目标。威廉二世原指望通过卡普里维的改革，否定稗斯麦的镇压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所持的斗争立场，使威廉二世大感失望。他决定恢复傅斯麦的镇压政策，通过制订一项新的特别法令来打击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但卡普里维反对皇帝采取这一政策。他力图使“民族经历过伟大人物和丰功伟绩的时代之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为建立这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平衡创造条件。他的理想和实践在施政初期曾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和皇帝自相矛盾态度的千预下，最终归于失败。1894年 10 月，他终于被威廉免职，接替他的是克洛德维希·霍思洛厄一谢林斯菲斯特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是巴伐利亚人，接任时已 75 岁。他曾任巴伐利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帝国成立时出任驻巴黎大使。185 年起任阿尔萨斯一洛林最高行政长官。
皇帝任命一位老迈之人为宰相令人惊讶，因为在皇帝动摇不定的态度和日益繁杂的国内局势面前，年迈的宰相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他的职务。显然他是皇帝过渡性的人选，只行使有名无实的权力。尽管这位年迈的宰相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只穿一身整齐的职员外衣，同时永远不开口”，但他仍然同变化无常的皇帝难以避免发生冲突。当 1897 年威廉二世开始辞退霍恩洛厄周围最亲密的工作人员时，宰相已陷人日益孤立的境地。老宰相后来提出辞职的理由对了解威廉二世的治国风格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写道：“所有一切有关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由陛下和标洛（未来的宰相）商议决定的。国内政策问题由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处理，用不着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是不听我的意见的。在报刊上我必须承担责任，在国会不得不进行答辩，我自己却并不知情。所有人事问题都不需要我的建议，甚至连情况都不知道就作出了决定。”实际上，霍恩洛厄的宰相任期是一个“没有宰相的宰相任期”。
适应威廉二世变化无常、自相矛盾的思想并协调皇帝与国会的矛盾，是新首相伯恩哈德气冯·标洛的任务。
标洛在 190 年 10 月霍恩洛厄去职以前曾负责外交部的工作。这是一位比前几任更富有文化素养、温文尔雅、圆熟机敏、熟谙政治技巧的人。由于巧于辞令，善于随机应变，他有着取悦于人的高超本领。对于阿谈皇帝，他被认为是最有办法的人。威廉二世亲政 10 年，自以为慧眼独具，终于发现了一个勤奋、聪明而又能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命令的工具。但实际上，这是一位思想肤浅、毫无内政经验、只会玩弄政治花招的“小小政治家”。由于标洛出身于外交界，担任宰相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外政策方面，而国内政策主要是通过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期基伯爵来协助其制订和实施。标洛国内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警惕国内危机”，通过推行避免与国会发生冲突的政策，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以使人们感到德国正在发展某种议会制政府，来掩盖威廉二世统治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性质。波萨多夫斯基受命从两个方面争取同议会多数派的妥协。第一，他放弃了过去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利用并恢复了许多陷于停顿的社会立法，来争取工人群众逐渐与君主国和睦相处。在波萨多夫斯基主持下，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有了新的改善，通过国家补助推动工人住宅建设的计划，从 1901 年起由政府每年拨款40至50万马克开始启动。禁止社团之间互相联系的条文遭到废除，对国会议员的开会补贴金也从1906年批准实施。
这些都部分地争取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赞同。第二，通过延长卡普里维时期的协定并适当提高关税税率，既迎合了农场主的农业要求，又保证了工业品出口不受大的影响。这种妥协得到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中的温和派的支持，维持了标洛政府在帝国议会多数派中的威望。但是标洛政府同国会多数派之间的“蜜月”是短暂的。1904年，当德属西南非洲发生赫里罗人和霍屯督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政府为维持增强的守卫部队要求国会追加 2900 万马克时，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反对追加殖民预算，使之没有通过。两党共同取消追加预算损伤了帝国作为殖民大国的荣誉心，而中央党要求缩减守卫的殖民军队是对皇帝军事指挥权的干涉。标洛决心同中央党决裂，不久就解散了国会（1906年12月13日），并号召为了帝国利益同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从此宣告了波萨多夫斯基辅政时期的终结。
标洛为了挽回残局，在 1907 年大选之后与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联合，组成“标洛集团”与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抗，结果又构成国会中的多数派，并维持到 1909 年。标洛的集团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挽救他的政治命运。以“每日电讯事件”著称的皇帝失职行为株连了标洛，导致了他的引普辞职《每日电讯》是英国伦敦一家著名报刊。1908年10月28日，该报记者斯图亚特·沃特利发表了一篇威廉二世访问记，文中报道说，威廉二世声称他本人是英国的朋友，但在国内持这种态度的人属于少数，德国舆论是与英国敌对的。他还承认在英国同南非布尔人战争期间，曾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份作战计划，英国人得以战胜布尔人的原因是利用了这一计划威廉笨拙鲁钝而又毫不掩饰的轻率谈话，暴露了德英关系恶化的真实原因，他所谓给女王提供反布尔人计划的说法，被视为傲慢自负，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皇帝的独断和不负责任表示震惊和抗议。甚至最保守的派别也发表声明，要求皇帝今后更多地克制自己。
这篇访问记在发表以前，沃特利曾把它寄给威廉征求是否可以发表。皇帝把原稿送给外交部，问发表它有没有问题。外交部又把原稿呈送标洛审定。标洛只字未看，却让一位下属官员审查。这位官没有提出，或是不敢提出异议，于是原稿又送回皇帝。这时威廉随手便加上自己的批语：发表，没有间题。访问记经过这一番周折，回到编辑部，最终发表出来。发表后的轰动震惊了朝野。面对各党派暴风雨般的批评，标洛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在私下也指责威廉，声称如果皇帝今后不更多地加以克制，宰相就不能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威廉把宰相的指责视为背叛，从此他决定伺机让标洛下台。“每日电讯事件”严重损伤了皇帝的威望，也暴露了标洛在处理政务中的马虎态度。几个月后，因选举法改革在普鲁士引起的分歧，使标洛失去国会多数派的支持。在相继失去皇帝和国会多数的信任后，标洛被迫在1909年7月14日辞去宰相职务。接替他的是贝特曼一霍尔维格。
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曾是标洛政府的内政大臣，和精明能干、处事圆滑的前任相比，这是一个严肃认真、责任心强，但却“迟钝缓慢”的人。他缺乏政治上贯彻自己主张的能力，也缺乏勇于决断的精神，是一位普鲁士官僚与教师的风格相结合的类型。因此人们讥讽他“手里总是拿着粉笔”。由于缺少外交事务经验，虽继承了标洛的遗产，并得到皇帝的信任。但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处理1914年前后德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形势。
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承担了他的前任未能实现的普鲁士选举法改革的任务。虽然他知道把帝国选举法搬用到普鲁士会阻力重重，但他仍想在普鲁士选举法方面进行一些改良。1910年2月10日，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把新的选举改革草案提交国会审议。提案主张在普鲁士实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区分选民等级时将不再考虑原规定选民须年纳税 50 马克的限制。为了照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利益，提案把“有文化的人”以及担任公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按其纳税额所定等级提高一级。后一规定既包括大学毕业生也包括退伍的士官。然面这一微小的改革尝试仍遭到保守党的的抗拒，结果改革的许诺无果而终。以后，贝特曼一霍尔维格又将改革的意图转移到阿尔萨斯一洛林方面。希望在这块帝国的新征服地区发展具有帝国内部性质的“个性”，而使当地居民不再想成为法国的一个省。由于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的特殊性，改革的阻力较弱。结果一个两院制（即第一院议员一半由皇帝任命，一半由教会、城市和同业公会委派，第二院由直接和秘密分等级投票产生议员）的宪政体制，终于在这块帝国的“飞地”上建立起来。但是这一体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阿尔萨斯一洛林的状况。由于德国驻军的存在及其与当地居民的磨擦冲突，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仍是德国皇帝和他的宰相的一块心病。
1913年，适逢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由于政治统一的巩固和工业发展的成就，不少德国人沉浸在一片乐观和自豪的情绪之中。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新闻记者，都在为威廉的统治高唱赞歌、大献谈词，以表庆贺，其规模和程度超过对德国历代帝王的颂扬。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进步人士没有为表面上的物质繁荣和军事威力所蒙蔽。他们透过表而的繁荣和强大，为德国内外环境的恶化而担优。事实上，自威廉二世即位以来，表面上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与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都在不协调地发展，德意志帝国正居于世界战争的火山口上。了解这一趋势，我们需要回顾威廉时期帝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
这种性格缺陷，还由于他从其早先的霍亨索伦家族祖先那里继承的对炫耀与官场虚饰的喜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既继承了军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高个子军官的偏爱，也像弗里德里希一世一样热衷于宫廷的豪华排场。他每天都想过生日，正如菲利普·欧伦堡伯爵所说：“对这位君主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化妆舞会。”由于爱好虚饰，在他统治的头16年，他命令自己的卫队更换制服达 37 次。他本人几乎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最多时每天更换6次，并且总是身着海军上将制服去观看歌剧，包括他最喜欢看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
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周围总有一群狂热的馅媚之徒，向他高唱赞歌、大献阿诀逢迎之词。他们知道：他只需要太阳光，于是只让他知道好事喜事，而把其他一切都对他隐瞒起来。1890年，威廉的一位密友对30岁的皇帝曾这样描述：这个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超过别人，从关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们的爱戴。此外，还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抓住一切欢迎场面，最喜欢博得群众的掌声和欢呼。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因而非常喜爱听恭维话。他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威廉沉浸在阿谈奉承之中达 25 年之久。这群诌媚之徒，除了宫廷贵族和容克，还有德意志北部诸城市的富绅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阔佬。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斯台恩堡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将皇帝描绘成“世界最伟大的万能圣人，是一位在工业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具有同样水平的大师”。一位学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写道：“皇帝领导着我们从歌德到荷马和沙夫克里斯，从康德到柏拉图。”另一位颇受赞扬的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直至 1912 年还撰写专文，恭维皇帝是“远古圣贤的再现，是一位有着强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创造性艺术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
在一片颂扬声中，威廉变得飘飘然，如堕五里雾中，更加不可一世。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人民建立伟大的功业。1891 年，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不能容忍有另外的主人”他甚至向一批年轻的新兵宣布：“如果你们的皇帝命令你们向父母开枪，你们应当照办。”在统治了20年之后，他曾骄傲地声称，他从没有读过宪法，也不了解宪法。在他看来，“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所颁布的第一道圣谕不是《致我人民》（像他的前辈），而是《致我的军队》。他声称：“我和军队是一体。我们天生来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永不分离。”威廉个性和心理上的弱点，由于许多拍马奉承者的鼓动而急剧膨胀，同时也因他智能上一些有益的天赋而获得危险性的发展。除了浮躁、虚荣的一而，威廉个性。
深处还有色彩丰富、富有魅力，并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着迷的一面。他首先是一个为人称道的健谈家。在私人交往中，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富有魅力、充满善意而又和蔼可亲的人。他对新知识具有罕见的理解力和广泛的吸收能力，对艺术、音乐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发现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才能。他是一位优秀的即兴演说家，发表演讲通常不用讲稿。只要演说开了头，话语通常顺口倾泻而出，犹如山洪暴发、穿山出峡、奔腾咆哮，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这种出众的演说才能和智能结构上的多样化天赋，原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由于心理素质的缺陷和环境的误导，使他成为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成为当时德国弱点的典型代表。结果，罕见的感悟能力变成了狂妄自负，雄辫的演说才能变成了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研究者认为，他的性格特征是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反映：有母亲与儿子的矛盾，普鲁士与英国的矛盾，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威廉二世最鲜明的特征是休现了封建浪漫主义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的混合。他曾像他的叔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样迷信神秘的招魂术，但又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个愿与大工业家交朋友并积极支持最新技术进步的人。这种矛盾性支配着威廉的整个政策，也是他的统治能够维持28年的基本原因。律斯麦是较早认识到新皇帝弱点的政治家之一。他在 1890年曾抱怨说：“他（指威廉）好胡思乱想。他从不冷静地深思熟虑，而是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毫不考虑自己身居高位，应该小合谨慎。”由于威廉是在父亲暴卒的情况下，突然接管了这个由惮斯麦缔造的帝国，从缺少治国训练意义上讲，他也是不成熟的。两年以前，他的父亲就曾写道：“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担心以后不幸被言中，但在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对年轻的皇帝作出确切的判断。除了他的双亲和稗斯麦之外，1891年，也就是在威廉二世统治3年之后，一位敏锐的葡萄牙外交官埃萨·德·克罗兹曾对他作过一个恰当的、后来得到惊人应验的评价。美国学者科佩尔·S。平森曾引用这一段稍嫌过长的分析来展示这位君主的精神风貌，我们完整地转述如下，以再现那位同时代人对威廉二世的贴切评述他（指威廉）与哈姆雷特一样，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他究竟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惊异。
这位国君是多少不同类型君王的化身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只为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国务都重要，认为教练军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举国一致，把军营纪律置于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则之上，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表现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二人的工装裤。
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然后他又会变成廷臣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的漂亮豪华。世界正看着池微笑，但是他说变就变，又成为一个摩登（现代）国王，一个 19 世纪的国王。他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决心借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并把工厂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在报纸上扬名的年轻人，另有人断言他不过是幻想力太强，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推动他去胡思乱想。作为一个几乎有无限权力的皇帝，他可以听任这种病态的想象力无限膨胀；再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重要成员，勃兰登堡这一最幸运的世系连续相继的一些国王所交替具有的某种品质，诸如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军人主义、官僚文腆主义和独断作风，全都集中于他一身，既更加发展，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喜欢活动、干着玩玩的人。他这个人极爱活动，在活动中他异常强烈地领略和感受到某种无限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们这种文化所容许的一切形式中体验和享受这种愉快。
这就是使得这位德国皇帝成为一个极端有趣人物的原因。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们中有这么一个人，本是一个凡人，却比任何先知、术士或圣徒都更为积极地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似乎自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诫以来，还从未见过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存在过如此密切的关系和联系。
对他未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允许他们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威廉二世有被拖下石阶的 12 重危险。由于大胆地把在一切国家都是分属不同政府机构的职责集于一身，独自判断，独自执行，似乎上帝只把神灵的启示赋予他一人，而不是他的大臣和议会。这样，他被认为是永远正确、不可战胜的。然而，当灾难首次降临时，不管这种灾难是来自柏林街上的人民，还是欧洲平原上的联军，整个德国都会把他大肆吹嘘的自己与上帝的联系，视为一个狡诈的暴君所施展的诡计。那时候，从洛林到波美拉尼亚，就没有足够的石头用来投击这个假摩西了在这位葡萄牙总领事作出以上评述之后12年，也就是1903年，巴伐利亚常驻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莱尔欣费尔德伯爵，作为一位高明的行家，在一份写给巴伐利亚政府的报告中再度给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副肖像，他写道：今天他依然显露他那青年人的朝气、他那敏捷的理解能力，他那个人的勇气以及他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的可靠性的信念。但是这种本来对一个君主来说很宝贵的品质，今天很遗憾地由于不喜欢集中思想并使自己深入到事物中去，由于几乎是一种病态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听取延聘顾问们的意见而立即作出决定，同时由于缺乏眼力和真正的政治感觉而部分地无法发挥作用。二他很想干预一切事务，对一切事务承担贵任，并且至少是理论上把大臣看作是单纯执行他命令的机构。但是他不能仔细地观察国家机器运转的进程，人们觉察得到，他所于预的事情，大多数是一些细枝末节，是他自己爱干的事情。……皇帝对国会有着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可以归纳为两个字：“藐视”。
二陛下相信，有朝一日不能再和国会共事，他有力量迅速进行革新，这种信念使他看不见国内形势的众多危险德国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在心理上、政治上迟迟不能走向成熟的人物。他在 18 年不只继承了普鲁士王国，继承了德意志帝国的领导，甚至在两年后接替了铁血宰相律斯麦的无上权力。如同禅斯麦一样，威廉二世把白己的统治也维持了 28 年。但威廉时期与惮斯麦时期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却又截然不同的时代。除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总的时代特征差异之外，在统治技巧上，已没有一个人能像评斯麦同时玩5个球。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二世时期的确是德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威廉的统治实际是从更换帝国宰相开始的，但是禅斯麦的继承人没有一个能填补稗斯麦去职后留下的职位权力真空，因而从1890至1917年，裨斯麦留下的职位先后由4个人担任。他们是：利奥·冯·卡普里维（1890-1894年）、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一谢林斯菲斯特亲王（1894-190 年）、伯恩哈德·冯·标洛亲王（190-1909 年）和特奥巴尔德·玛·贝特曼一霍尔维格（1909-1917年）。直接接替惮斯麦的卡普里维是普鲁士陆军军官，曾担任海军大臣，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进步观念并惯于听命的优秀军人。他是被稗斯麦推荐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律斯麦认为卡普里维是处理矛盾重重的国内政策最适合的坚强人物。威廉二世之所以接受老宰相的推荐，是期望惯于听命的士兵会成为他进行亲政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尽管如此，当傅斯麦下台时被安慰性地任命为陆军大元帅时，仍然不无讥讽地叹道：“皇帝把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却把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将军！”实际上，卡普里维既不是傅斯麦政策的继承人，也不是威廉二世的好帮手，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意识的优秀官员。在担任宰相的4年中，他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将3年军役期缩减为2年，对波兰人采取了安抚政策，降低了关税，并在普鲁士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制和三级选举制的改革。卡普里维的另一重要成就是通过与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罗马尼亚和俄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谈判，签订了商务条约，通过降低德国关税，放宽农产品进口限制，为刺激德国工业品出口到农业国家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使卡普里维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获得较大的声望，但却使他成为普鲁士容克统治集团攻击的目标。威廉二世原指望通过卡普里维的改革，否定稗斯麦的镇压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所持的斗争立场，使威廉二世大感失望。他决定恢复傅斯麦的镇压政策，通过制订一项新的特别法令来打击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但卡普里维反对皇帝采取这一政策。他力图使“民族经历过伟大人物和丰功伟绩的时代之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为建立这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平衡创造条件。他的理想和实践在施政初期曾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和皇帝自相矛盾态度的千预下，最终归于失败。1894年 10 月，他终于被威廉免职，接替他的是克洛德维希·霍思洛厄一谢林斯菲斯特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是巴伐利亚人，接任时已 75 岁。他曾任巴伐利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帝国成立时出任驻巴黎大使。185 年起任阿尔萨斯一洛林最高行政长官。
皇帝任命一位老迈之人为宰相令人惊讶，因为在皇帝动摇不定的态度和日益繁杂的国内局势面前，年迈的宰相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他的职务。显然他是皇帝过渡性的人选，只行使有名无实的权力。尽管这位年迈的宰相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只穿一身整齐的职员外衣，同时永远不开口”，但他仍然同变化无常的皇帝难以避免发生冲突。当 1897 年威廉二世开始辞退霍恩洛厄周围最亲密的工作人员时，宰相已陷人日益孤立的境地。老宰相后来提出辞职的理由对了解威廉二世的治国风格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写道：“所有一切有关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由陛下和标洛（未来的宰相）商议决定的。国内政策问题由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处理，用不着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是不听我的意见的。在报刊上我必须承担责任，在国会不得不进行答辩，我自己却并不知情。所有人事问题都不需要我的建议，甚至连情况都不知道就作出了决定。”实际上，霍恩洛厄的宰相任期是一个“没有宰相的宰相任期”。
适应威廉二世变化无常、自相矛盾的思想并协调皇帝与国会的矛盾，是新首相伯恩哈德气冯·标洛的任务。
标洛在 190 年 10 月霍恩洛厄去职以前曾负责外交部的工作。这是一位比前几任更富有文化素养、温文尔雅、圆熟机敏、熟谙政治技巧的人。由于巧于辞令，善于随机应变，他有着取悦于人的高超本领。对于阿谈皇帝，他被认为是最有办法的人。威廉二世亲政 10 年，自以为慧眼独具，终于发现了一个勤奋、聪明而又能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命令的工具。但实际上，这是一位思想肤浅、毫无内政经验、只会玩弄政治花招的“小小政治家”。由于标洛出身于外交界，担任宰相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外政策方面，而国内政策主要是通过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期基伯爵来协助其制订和实施。标洛国内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警惕国内危机”，通过推行避免与国会发生冲突的政策，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以使人们感到德国正在发展某种议会制政府，来掩盖威廉二世统治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性质。波萨多夫斯基受命从两个方面争取同议会多数派的妥协。第一，他放弃了过去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利用并恢复了许多陷于停顿的社会立法，来争取工人群众逐渐与君主国和睦相处。在波萨多夫斯基主持下，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有了新的改善，通过国家补助推动工人住宅建设的计划，从 1901 年起由政府每年拨款40至50万马克开始启动。禁止社团之间互相联系的条文遭到废除，对国会议员的开会补贴金也从1906年批准实施。
这些都部分地争取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赞同。第二，通过延长卡普里维时期的协定并适当提高关税税率，既迎合了农场主的农业要求，又保证了工业品出口不受大的影响。这种妥协得到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中的温和派的支持，维持了标洛政府在帝国议会多数派中的威望。但是标洛政府同国会多数派之间的“蜜月”是短暂的。1904年，当德属西南非洲发生赫里罗人和霍屯督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政府为维持增强的守卫部队要求国会追加 2900 万马克时，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反对追加殖民预算，使之没有通过。两党共同取消追加预算损伤了帝国作为殖民大国的荣誉心，而中央党要求缩减守卫的殖民军队是对皇帝军事指挥权的干涉。标洛决心同中央党决裂，不久就解散了国会（1906年12月13日），并号召为了帝国利益同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从此宣告了波萨多夫斯基辅政时期的终结。
标洛为了挽回残局，在 1907 年大选之后与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联合，组成“标洛集团”与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抗，结果又构成国会中的多数派，并维持到 1909 年。标洛的集团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挽救他的政治命运。以“每日电讯事件”著称的皇帝失职行为株连了标洛，导致了他的引普辞职《每日电讯》是英国伦敦一家著名报刊。1908年10月28日，该报记者斯图亚特·沃特利发表了一篇威廉二世访问记，文中报道说，威廉二世声称他本人是英国的朋友，但在国内持这种态度的人属于少数，德国舆论是与英国敌对的。他还承认在英国同南非布尔人战争期间，曾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份作战计划，英国人得以战胜布尔人的原因是利用了这一计划威廉笨拙鲁钝而又毫不掩饰的轻率谈话，暴露了德英关系恶化的真实原因，他所谓给女王提供反布尔人计划的说法，被视为傲慢自负，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皇帝的独断和不负责任表示震惊和抗议。甚至最保守的派别也发表声明，要求皇帝今后更多地克制自己。
这篇访问记在发表以前，沃特利曾把它寄给威廉征求是否可以发表。皇帝把原稿送给外交部，问发表它有没有问题。外交部又把原稿呈送标洛审定。标洛只字未看，却让一位下属官员审查。这位官没有提出，或是不敢提出异议，于是原稿又送回皇帝。这时威廉随手便加上自己的批语：发表，没有间题。访问记经过这一番周折，回到编辑部，最终发表出来。发表后的轰动震惊了朝野。面对各党派暴风雨般的批评，标洛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在私下也指责威廉，声称如果皇帝今后不更多地加以克制，宰相就不能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威廉把宰相的指责视为背叛，从此他决定伺机让标洛下台。“每日电讯事件”严重损伤了皇帝的威望，也暴露了标洛在处理政务中的马虎态度。几个月后，因选举法改革在普鲁士引起的分歧，使标洛失去国会多数派的支持。在相继失去皇帝和国会多数的信任后，标洛被迫在1909年7月14日辞去宰相职务。接替他的是贝特曼一霍尔维格。
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曾是标洛政府的内政大臣，和精明能干、处事圆滑的前任相比，这是一个严肃认真、责任心强，但却“迟钝缓慢”的人。他缺乏政治上贯彻自己主张的能力，也缺乏勇于决断的精神，是一位普鲁士官僚与教师的风格相结合的类型。因此人们讥讽他“手里总是拿着粉笔”。由于缺少外交事务经验，虽继承了标洛的遗产，并得到皇帝的信任。但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处理1914年前后德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形势。
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承担了他的前任未能实现的普鲁士选举法改革的任务。虽然他知道把帝国选举法搬用到普鲁士会阻力重重，但他仍想在普鲁士选举法方面进行一些改良。1910年2月10日，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把新的选举改革草案提交国会审议。提案主张在普鲁士实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区分选民等级时将不再考虑原规定选民须年纳税 50 马克的限制。为了照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利益，提案把“有文化的人”以及担任公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按其纳税额所定等级提高一级。后一规定既包括大学毕业生也包括退伍的士官。然面这一微小的改革尝试仍遭到保守党的的抗拒，结果改革的许诺无果而终。以后，贝特曼一霍尔维格又将改革的意图转移到阿尔萨斯一洛林方面。希望在这块帝国的新征服地区发展具有帝国内部性质的“个性”，而使当地居民不再想成为法国的一个省。由于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的特殊性，改革的阻力较弱。结果一个两院制（即第一院议员一半由皇帝任命，一半由教会、城市和同业公会委派，第二院由直接和秘密分等级投票产生议员）的宪政体制，终于在这块帝国的“飞地”上建立起来。但是这一体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阿尔萨斯一洛林的状况。由于德国驻军的存在及其与当地居民的磨擦冲突，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仍是德国皇帝和他的宰相的一块心病。
1913年，适逢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由于政治统一的巩固和工业发展的成就，不少德国人沉浸在一片乐观和自豪的情绪之中。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新闻记者，都在为威廉的统治高唱赞歌、大献谈词，以表庆贺，其规模和程度超过对德国历代帝王的颂扬。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进步人士没有为表面上的物质繁荣和军事威力所蒙蔽。他们透过表而的繁荣和强大，为德国内外环境的恶化而担优。事实上，自威廉二世即位以来，表面上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与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都在不协调地发展，德意志帝国正居于世界战争的火山口上。了解这一趋势，我们需要回顾威廉时期帝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