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 第十章 爱国主义的诠释
第十章 爱国主义的诠释
张琼仙；杨九迎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之魂。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与自由，与外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能够保持凝聚力，赖以战胜敌人的伟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迷梦，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给爱国主义作了最好的诠释，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
一、扞卫国家主权——不惜流血牺牲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蓄意制造的一个借口，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金振中营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二十九军冯治安师长下达了坚决抵抗的命令，广大官兵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3日，延安全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集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时，红军开始集中，准备奔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
蒋介石于17日发表庐山谈话，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还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28日黎明，日军向西苑、永定河一线大举进犯，出动40架飞机狂轰滥炸。第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抗击，血战终日，5000多人壮烈牺牲，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国捐躯。之后，平津沦陷。8月13日，日军在其海军炮火掩护下，从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日本集结30万兵力，动用飞机400余家，战车近400辆，军舰34艘，狂妄宣称一个月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国政府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兵力达75万人左右，与日军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淞沪会战。守卫宝山的十八军五八三团姚子青营500余官兵与入城之敌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除二三名战士外，全部壮烈牺牲。中国守军在刘（行）罗（店）公路、蕴藻滨、大场地区伤亡很大。9月21日，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兵分三路开始反击，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我三路攻击军约三万人马大部牺牲。坚持抗战了三个月之久的上海沦陷。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对敌伪军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取得了重大的战绩。在这次作战中，我军共作战1820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1.8万多人，伪军反正1800多人，日军投诚47人，攻克据点近3000个，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缴获各种火炮53门，枪支近6000支，以及大量军需物资。百团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对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作战。
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御辱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觉醒，面对日军疯狂侵略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灾难，广大民众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纷纷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
地处前线的民众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胁，最早投入抗战的行列。在华北，长辛店工人冒着战火硝烟，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运到宛平前线，供士兵构筑工事。在华东，“八一三”抗战开始后，上海各阶层人民、各种救亡组织，纷纷起来从事宣传、动员、救护、慰劳等活动，用各种方式支援、激励抗敌将士。潘汉年组织革命青年成立战地服务团，从事宣传、救护工作。谢晋元团孤军困守四行仓库，民众冒险送去大批慰劳品，女童子军杨慧敏只身夜渡苏州河，将国旗献给士兵，升上楼顶，使抗敌将士受到极大鼓舞。在抗战中心武汉，虽然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民众抗日热情仍然很高。汉阳兵工厂工人主动增加工时，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抢运支前军用物资。在远离前线的西南大后方，抗日宣传队不仅活跃在中心城市的街头巷尾，而且深入到巴山蜀水、云贵高原的县镇乡村。
在爱国侨团的组织推动下，各地华侨节衣缩食，慷慨解囊，踊跃捐款献物，支援祖国抗战。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华侨捐款助战总数达国币26亿元，平均每月约6000万元。“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无偿献给祖国。自1937年到1940年间，华侨汇款达国币37亿多元，这是一笔可购1.37万架战斗机的巨款。捐赠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捐献飞机、卡车、救护车、坦克、药品、防毒面具、雨衣等，不胜枚举。许多华侨远涉重洋，归国参战，林日尊、李林等为国捐躯，一腔热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伤亡3500万人，其中牺牲21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日本帝国主义是贪婪的、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无恶不作，惨无人道地烧杀抢掠。臭名昭着的“731”部队，竟然用无数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进行生物、细菌战试验；他们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扫荡”、“蚕食”、“清乡”，使中国军民遭受了极大灾难；他们制造了许多惨案，仅东北地区就有60个万人坑，特别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惨死在他们的枪弹屠刀下，使中国人民受尽了欺凌和压迫。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人民战争，百折不挠地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无论是本土的民众还是海外的侨胞，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中国军民机智英勇地打击敌人，无数抗日将士血染疆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
二、维护正义与和平——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从一开始就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
中国抗战爆发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的人士，把广大群众的同情引导到积极行动上来，用各种方式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或社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些国际组织也积极声援中国抗战。1938年2月2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在伦敦召开援华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案，号召各国人民广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要求各国政府对日实行经济制裁。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遍访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西安、延安及东线战场，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下，各国工人和各界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积极开展援华运动。1937年9月24日，伦敦示威群众到日本驻英使馆附近高呼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中国的口号。一些英国工人拒绝替日轮装运物资。美国一些工人也停止对日美之间来往物资的装运。1938年底，澳大利亚码头工人拒绝装运运往日本的碎铁。1939年3月，加拿大的一些工会组织决定禁止输送废铁给日本。美国人民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开展了援华宣传捐献活动。
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也很高涨。日本共产党一再号召人民“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东京大学学生举行反战集会和游行，反战的标语在东京市区时有发现。1938年2月，在东京附近的川崎，7000名准备运往中国作战的士兵，在学生和妇女的反战宣传下，抗拒军部命令，集体逃跑。影响所及，使以后派往中国作战的士兵往往都在夜间出发。神户等地发生了反政府示威，秋田的农民和矿工一起举行了反战暴动。日本国内的这些反战活动，牵制削弱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力量，客观上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在各国人民的援华运动中，从1937年至1940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贷款。支援中国战斗机1000多架，随机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志愿航空人员有2000多人。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前苏联志愿飞行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1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此以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直接到中国参加抗战的志愿人员。其中最着名的是以加拿大白求恩和印度柯棣华为首的两支援华医疗队。还有许多友好人士，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新西兰的路易·艾藜等，都曾从不同的方面，用多种方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来到中国，摄制成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真实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道义上，给中国抗战的这些支持和援助，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繁荣民族文化——鼓舞革命斗志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它团结了文艺界、教育界各方面的爱国进步人士。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丁玲、胡风、郁达夫等45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等15人为候补理事，并推举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
“文协”推动组织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号召通俗文艺，以便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抗战的烽火，燃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炽烈的爱国热情。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文艺组织的活动，又推动他们团结起来，投入到抗战实际中，用他们的笔和口，“来发动民众，扞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因此，抗战初期的文化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抗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上海，有郭沫若、夏衍、阿英主编的《救亡日报》，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以及《战时联合旬刊》、《文化战线》、《战时妇女》、《战时大学》、《救亡周刊》、《七月》、《文艺新潮》等数十种。在武汉，有救国会办的《抗战三日刊》、《全民周刊》、《全民抗战》，东北救总办的《反攻》，第三党办的《中华论坛》，以丁玲、舒群名义主编的《战地》，臧云远等编辑的《自由中国》，戴伯韬主编的《战时教育》，胡绳主编的《救中国》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也公开出版发行。此外，在国统区的许多地方还办了许多报刊。
诗歌创作在抗战初期也很活跃。郭沫若的《战声集》、田间的《给战斗者》、王统照的《上海战歌》、艾芜的《我怀念宝山的原野》、靳以的《火中孤军》、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艾青的《北方》、臧克家的《从军行》、肖林的《反侵略进行曲》、卢民的《赶走了鬼子再见》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作，鼓舞士气，催人奋进。
急剧变化的抗战风云，兴起了许多反映前线、后方和抗日报根据地的战斗情景与生活动态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丘东平的《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和《太行山边》，刘白羽的《游击中间》和《逃出北平》，周立波的《晋察冀印象记》，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徐迟的《大场之夜》，以群的《台儿庄散记》等，都是比较优秀的代表作。
群众性的歌咏运动，像战斗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民众歌咏团体遍布全国。冼星海、张曙、吕骥、贺绿汀等作曲家谱写了许多新乐章。《全民抗战》、《壮丁上前线》、《洪波曲》、《干一场》、《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冼星海谱写的《黄河大合唱》不仅风行一时，而且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
抗战初期突飞猛进的文化运动，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日，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显着的作用。正如洛甫所言，它“无疑的，是尽了文化支持抗战的伟大任务”。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是有关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为了把文艺引向正确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到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讲话》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二者的关系，前者第一，后者第二。
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中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解放区，整风期间及整风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为了适应全党普遍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需要，大量翻译、出版和重印了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和有关书籍，如《德国革命与反革命》、《法兰西内战》、《联共（布）党史》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是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文献。
1937年4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1940年和1941年中国青年通讯社和国际报导社会又先后在延安成立，到1945年，新华通讯社及分社已遍布各解放区，到1941年5月，创办了《解放日报》，还出版了《解放》周刊、《中国青年》杂志等。据不完全统计，各解放区单铅印的报刊、杂志就达四五十种，它们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实现党的任务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些崭新的戏剧呈现给观众，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宝山参军》，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新歌剧《白毛女》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影响极大。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柳青的短篇《地雷》，孙犁的《荷花淀》，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
国统区，同样形成了空前未有文化高潮，哲学社会科学有：1942年，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在文艺创作、美术、音乐方面都有新的建树。总之，国统区文化界进步人士，坚持了抗日宣传，为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振兴民族经济——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一批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竭力主张迅速把沿海工业迁往内地，以加强后方建设，支援抗战。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这一建设，组织了抗战初期的战区工业内迁。
迁往内地的工业，除资源委员会经营的厂矿外，最多的是上海各业的工厂。此外，还有山西、河南、山东、天津等地的工厂。其中大部分迁往四川，尤以重庆为多。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统计，截至1940年，陆续内迁的厂矿达448家，按行业统计，其中机械占40.4%，纺织占21.6%，化工占12.5%，教育用品占8.3%，电器工业6.5%，饮食业4.7%，矿业1.8%，钢铁0.2%，其他3.8%。内迁企业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的达60%以上。这些内迁厂矿大部分均投产复工。
内迁工业主要分布于川、滇、黔各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了重庆工业区。这是当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的工业命脉。重庆由战前的商业消费城市，变成了我国战时的政治、军事、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中心，为国民政府坚持正面战场的长期抗战提供了条件。
农业方面，为了保障战时军民之需并适应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国民政府也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发展西南农业经济：1940年设立直隶行政院的农业部，调整充实了中央的农政机构；提倡开荒垦殖，兴修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稻、麦、棉等项改良推广；组织农村合作社，扩大农业贷款等等。使西南地区粮、棉较战前有所发展。但由于未触动大后方落后的生产关系，所以农业发展是艰难的，有限的。
总之，由于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技术力量也较强，不仅填补了西南工业的许多空白，而且促进了内地工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粮、棉增幅较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对西南经济开发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支持八年抗战，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发展农业，工商业基础上，对改善军民生活，也做了大量工作，军民生活虽然艰苦，但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解放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其总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以利于长期的对敌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军集中力量对解放区疯狂“扫荡”，解放区的形势极端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持久战，夺取最后胜利，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了贯彻这个总方针，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鼓舞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投入了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
边区部队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口号的鼓舞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生产运动。昔日“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江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推动了整个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仅延安一地，就种地3.5万亩，收粮6000多石，收蔬菜1400余万斤。许多地区的部队做到了蔬菜和部分粮食自给。
通过大生产运动，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敌后各解放区达到“克服困难”的目的；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通过大生产运动，又增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树立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积累了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校、云南师范大学）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之魂。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与自由，与外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能够保持凝聚力，赖以战胜敌人的伟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迷梦，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给爱国主义作了最好的诠释，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
一、扞卫国家主权——不惜流血牺牲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蓄意制造的一个借口，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金振中营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二十九军冯治安师长下达了坚决抵抗的命令，广大官兵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3日，延安全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集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时，红军开始集中，准备奔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
蒋介石于17日发表庐山谈话，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还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28日黎明，日军向西苑、永定河一线大举进犯，出动40架飞机狂轰滥炸。第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抗击，血战终日，5000多人壮烈牺牲，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国捐躯。之后，平津沦陷。8月13日，日军在其海军炮火掩护下，从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日本集结30万兵力，动用飞机400余家，战车近400辆，军舰34艘，狂妄宣称一个月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国政府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兵力达75万人左右，与日军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淞沪会战。守卫宝山的十八军五八三团姚子青营500余官兵与入城之敌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除二三名战士外，全部壮烈牺牲。中国守军在刘（行）罗（店）公路、蕴藻滨、大场地区伤亡很大。9月21日，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兵分三路开始反击，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我三路攻击军约三万人马大部牺牲。坚持抗战了三个月之久的上海沦陷。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对敌伪军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取得了重大的战绩。在这次作战中，我军共作战1820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1.8万多人，伪军反正1800多人，日军投诚47人，攻克据点近3000个，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缴获各种火炮53门，枪支近6000支，以及大量军需物资。百团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对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作战。
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御辱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觉醒，面对日军疯狂侵略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灾难，广大民众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纷纷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
地处前线的民众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胁，最早投入抗战的行列。在华北，长辛店工人冒着战火硝烟，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运到宛平前线，供士兵构筑工事。在华东，“八一三”抗战开始后，上海各阶层人民、各种救亡组织，纷纷起来从事宣传、动员、救护、慰劳等活动，用各种方式支援、激励抗敌将士。潘汉年组织革命青年成立战地服务团，从事宣传、救护工作。谢晋元团孤军困守四行仓库，民众冒险送去大批慰劳品，女童子军杨慧敏只身夜渡苏州河，将国旗献给士兵，升上楼顶，使抗敌将士受到极大鼓舞。在抗战中心武汉，虽然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民众抗日热情仍然很高。汉阳兵工厂工人主动增加工时，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抢运支前军用物资。在远离前线的西南大后方，抗日宣传队不仅活跃在中心城市的街头巷尾，而且深入到巴山蜀水、云贵高原的县镇乡村。
在爱国侨团的组织推动下，各地华侨节衣缩食，慷慨解囊，踊跃捐款献物，支援祖国抗战。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华侨捐款助战总数达国币26亿元，平均每月约6000万元。“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无偿献给祖国。自1937年到1940年间，华侨汇款达国币37亿多元，这是一笔可购1.37万架战斗机的巨款。捐赠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捐献飞机、卡车、救护车、坦克、药品、防毒面具、雨衣等，不胜枚举。许多华侨远涉重洋，归国参战，林日尊、李林等为国捐躯，一腔热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伤亡3500万人，其中牺牲21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日本帝国主义是贪婪的、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无恶不作，惨无人道地烧杀抢掠。臭名昭着的“731”部队，竟然用无数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进行生物、细菌战试验；他们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扫荡”、“蚕食”、“清乡”，使中国军民遭受了极大灾难；他们制造了许多惨案，仅东北地区就有60个万人坑，特别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惨死在他们的枪弹屠刀下，使中国人民受尽了欺凌和压迫。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人民战争，百折不挠地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无论是本土的民众还是海外的侨胞，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中国军民机智英勇地打击敌人，无数抗日将士血染疆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
二、维护正义与和平——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从一开始就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
中国抗战爆发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的人士，把广大群众的同情引导到积极行动上来，用各种方式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或社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些国际组织也积极声援中国抗战。1938年2月2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在伦敦召开援华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案，号召各国人民广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要求各国政府对日实行经济制裁。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遍访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西安、延安及东线战场，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下，各国工人和各界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积极开展援华运动。1937年9月24日，伦敦示威群众到日本驻英使馆附近高呼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中国的口号。一些英国工人拒绝替日轮装运物资。美国一些工人也停止对日美之间来往物资的装运。1938年底，澳大利亚码头工人拒绝装运运往日本的碎铁。1939年3月，加拿大的一些工会组织决定禁止输送废铁给日本。美国人民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开展了援华宣传捐献活动。
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也很高涨。日本共产党一再号召人民“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东京大学学生举行反战集会和游行，反战的标语在东京市区时有发现。1938年2月，在东京附近的川崎，7000名准备运往中国作战的士兵，在学生和妇女的反战宣传下，抗拒军部命令，集体逃跑。影响所及，使以后派往中国作战的士兵往往都在夜间出发。神户等地发生了反政府示威，秋田的农民和矿工一起举行了反战暴动。日本国内的这些反战活动，牵制削弱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力量，客观上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在各国人民的援华运动中，从1937年至1940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贷款。支援中国战斗机1000多架，随机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志愿航空人员有2000多人。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前苏联志愿飞行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1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此以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直接到中国参加抗战的志愿人员。其中最着名的是以加拿大白求恩和印度柯棣华为首的两支援华医疗队。还有许多友好人士，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新西兰的路易·艾藜等，都曾从不同的方面，用多种方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来到中国，摄制成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真实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道义上，给中国抗战的这些支持和援助，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繁荣民族文化——鼓舞革命斗志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它团结了文艺界、教育界各方面的爱国进步人士。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丁玲、胡风、郁达夫等45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等15人为候补理事，并推举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
“文协”推动组织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号召通俗文艺，以便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抗战的烽火，燃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炽烈的爱国热情。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文艺组织的活动，又推动他们团结起来，投入到抗战实际中，用他们的笔和口，“来发动民众，扞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因此，抗战初期的文化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抗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上海，有郭沫若、夏衍、阿英主编的《救亡日报》，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以及《战时联合旬刊》、《文化战线》、《战时妇女》、《战时大学》、《救亡周刊》、《七月》、《文艺新潮》等数十种。在武汉，有救国会办的《抗战三日刊》、《全民周刊》、《全民抗战》，东北救总办的《反攻》，第三党办的《中华论坛》，以丁玲、舒群名义主编的《战地》，臧云远等编辑的《自由中国》，戴伯韬主编的《战时教育》，胡绳主编的《救中国》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也公开出版发行。此外，在国统区的许多地方还办了许多报刊。
诗歌创作在抗战初期也很活跃。郭沫若的《战声集》、田间的《给战斗者》、王统照的《上海战歌》、艾芜的《我怀念宝山的原野》、靳以的《火中孤军》、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艾青的《北方》、臧克家的《从军行》、肖林的《反侵略进行曲》、卢民的《赶走了鬼子再见》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作，鼓舞士气，催人奋进。
急剧变化的抗战风云，兴起了许多反映前线、后方和抗日报根据地的战斗情景与生活动态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丘东平的《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和《太行山边》，刘白羽的《游击中间》和《逃出北平》，周立波的《晋察冀印象记》，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徐迟的《大场之夜》，以群的《台儿庄散记》等，都是比较优秀的代表作。
群众性的歌咏运动，像战斗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民众歌咏团体遍布全国。冼星海、张曙、吕骥、贺绿汀等作曲家谱写了许多新乐章。《全民抗战》、《壮丁上前线》、《洪波曲》、《干一场》、《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冼星海谱写的《黄河大合唱》不仅风行一时，而且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
抗战初期突飞猛进的文化运动，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日，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显着的作用。正如洛甫所言，它“无疑的，是尽了文化支持抗战的伟大任务”。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是有关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为了把文艺引向正确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到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讲话》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二者的关系，前者第一，后者第二。
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中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解放区，整风期间及整风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为了适应全党普遍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需要，大量翻译、出版和重印了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和有关书籍，如《德国革命与反革命》、《法兰西内战》、《联共（布）党史》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是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文献。
1937年4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1940年和1941年中国青年通讯社和国际报导社会又先后在延安成立，到1945年，新华通讯社及分社已遍布各解放区，到1941年5月，创办了《解放日报》，还出版了《解放》周刊、《中国青年》杂志等。据不完全统计，各解放区单铅印的报刊、杂志就达四五十种，它们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实现党的任务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些崭新的戏剧呈现给观众，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宝山参军》，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新歌剧《白毛女》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影响极大。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柳青的短篇《地雷》，孙犁的《荷花淀》，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
国统区，同样形成了空前未有文化高潮，哲学社会科学有：1942年，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在文艺创作、美术、音乐方面都有新的建树。总之，国统区文化界进步人士，坚持了抗日宣传，为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振兴民族经济——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一批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竭力主张迅速把沿海工业迁往内地，以加强后方建设，支援抗战。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这一建设，组织了抗战初期的战区工业内迁。
迁往内地的工业，除资源委员会经营的厂矿外，最多的是上海各业的工厂。此外，还有山西、河南、山东、天津等地的工厂。其中大部分迁往四川，尤以重庆为多。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统计，截至1940年，陆续内迁的厂矿达448家，按行业统计，其中机械占40.4%，纺织占21.6%，化工占12.5%，教育用品占8.3%，电器工业6.5%，饮食业4.7%，矿业1.8%，钢铁0.2%，其他3.8%。内迁企业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的达60%以上。这些内迁厂矿大部分均投产复工。
内迁工业主要分布于川、滇、黔各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了重庆工业区。这是当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的工业命脉。重庆由战前的商业消费城市，变成了我国战时的政治、军事、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中心，为国民政府坚持正面战场的长期抗战提供了条件。
农业方面，为了保障战时军民之需并适应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国民政府也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发展西南农业经济：1940年设立直隶行政院的农业部，调整充实了中央的农政机构；提倡开荒垦殖，兴修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稻、麦、棉等项改良推广；组织农村合作社，扩大农业贷款等等。使西南地区粮、棉较战前有所发展。但由于未触动大后方落后的生产关系，所以农业发展是艰难的，有限的。
总之，由于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技术力量也较强，不仅填补了西南工业的许多空白，而且促进了内地工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粮、棉增幅较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对西南经济开发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支持八年抗战，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发展农业，工商业基础上，对改善军民生活，也做了大量工作，军民生活虽然艰苦，但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解放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其总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以利于长期的对敌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军集中力量对解放区疯狂“扫荡”，解放区的形势极端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持久战，夺取最后胜利，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了贯彻这个总方针，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鼓舞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投入了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
边区部队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口号的鼓舞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生产运动。昔日“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江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推动了整个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仅延安一地，就种地3.5万亩，收粮6000多石，收蔬菜1400余万斤。许多地区的部队做到了蔬菜和部分粮食自给。
通过大生产运动，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敌后各解放区达到“克服困难”的目的；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通过大生产运动，又增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树立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积累了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校、云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