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发展

　　马经

本文试图说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之所以萌芽于20年代中期而形成于40年代初期并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才发展成熟，与抗日战争时期运动变化着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紧密相关，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特殊运动变化紧密相关。

一

毛泽东于1926年3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第一句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末一句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在其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着述中，从未离开这个方法，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各个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基础上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现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认识是模糊的，因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现阶段的革命了。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宣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的纲领，即改变了“一大”的提法，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6月15日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详尽地分析了中国近代政治状况，正确地阐明了现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但仍认为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是处于“帮助”和“援助”的地位，而不是领导的地位，无产阶级成为“革命领袖军”是将来的事。此后一直到“六大”，其间尽管党内一些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同盟军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但全党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所以党对中国革命性质长期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和定义。这项理论概括工作是到了“九一八”事变后8年、“卢沟桥事变”后2年多才由毛泽东同志完成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道：“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接着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着作中对“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进行了充分而详尽的理论阐述，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并没有到此完结。因为“人民大众”到底包括哪几个阶级还没有完全弄清，在革命的阶级对象里，“官僚资产阶级”这个至关重要的阶级还没有包括进去。这两个问题经过了抗日战争、战后和谈和和谈破裂这样一个过程，到1948年初才全部搞清楚。3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和党内指示中宣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二

上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表明，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尽管“二大”的有关重要文献表明，党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比之“一大”有了质的飞跃。但这项任务的最后完成，却经历了—个很长的过程，其中包括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阶段。周恩来同志曾回忆说，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的问题，直到“六大”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时甚至不清楚是以革命任务还是以阶级关系来决定革命性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运动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过程。从中共“二大”到“六大”，党内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领导者等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各阶级关系的认识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问题的认识也并非一开始就全面、正确、深刻。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全面的、充分的、完整的暴露和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是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和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其他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着的，不经过历史发展的某种周期，不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正反面事实及经验的对比，是不可能形成完整、正确的认识的。并且这当中还有个主观上是否注重对这些阶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进行观察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正是具备了这种主观条件的代表。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存在，国民革命旗帜下各阶级对农民的态度，各革命阶级在联合反帝反封建问题上的分歧，各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都还比较模糊。因此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表述是不完全不准确的。从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三大”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到“四大”及以后党内一些人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农民同盟军思想的过程表明：在革命的高潮时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社会的大动荡中，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变得比较明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认识大发展的客观基础。但如果不注意、不了解各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规律，那么无论处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陈独秀等即是这样的代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之所以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是因为党对这个时期各阶级的关系变化有了深一步的了解。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工农阶级和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呈周期状的变化，为党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供了—个很好的实例。毛泽东在论述民族资产阶级时，就用了这样的实例。可以说，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在1924年至1927年参加了革命，随后投到了反革命营垒，1931年“九一八”后又开始倾向革命这样一个周期变化，也就不会有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和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正是随着革命的转折、起伏而显示出来的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立场的变化，为党透过复杂现象去把握阶级关系的运动和变化规律，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材料，从而能够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概括。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本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从而促使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完善而达到了成熟。抗战爆发后，举国上下除了一部分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民族败类充当汉奸之外，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这就组成了“人民大众”的概念。抗日战争像放大镜一样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本性以及阶级关系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再加上近20年来所积累的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认识经验，就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理论上彻底突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从而完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工作。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关头，阶级斗争比任何时候都复杂，阶级阵线却比任何时候都分明了。正确认识阶级关系和把握阶级斗争，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成为了毛泽东等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到完善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把握抗日战争之前、之中、之后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毛泽东在革命的阶级动力问题上，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整个的成为人民大众的组成部分，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也都可以属于人民大众的组成部分。在革命的阶级对象方面，认识到必须把官僚资产阶级包括进去。这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问题才全部搞清楚了。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