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 第十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
第十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
张巨成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了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与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的统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几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是中国的国耻。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样的国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也要牢记。
一、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1932年3月成立，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任“执政”，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以长春为“首都”。在伪满洲国成立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除军政部和军队中的日本人外，仅在伪中央政府中就有日本人职员两百多人。在大部分局科中，都有日本人的顾问、参事和秘书。监察局中的重要职位都为日本人所占据。最后，伪“执政”左右的最重要的大部分官吏，包括宫务局长和“执政”近卫队指挥官在内，都是日本人，连“执政”也由关东军所任命的吉冈中将来加以“监视”。总之，关于政府公共事务，纵然中国人在名义上是长官，而主要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权力却掌握在顾问、参议、监察官、秘书等次级的日本官吏的手中。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1932年3月13日），溥仪以换文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签署了一份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密约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请”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伪满洲国的铁路、海湾、水路、空路等均“委请”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施，由伪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官吏，其“保荐”和“解职”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日本有权开发矿山等资源；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从这个卖国密约可以看出，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组织人事大权均被日本人控制，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伪满洲国包括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热河是1933年3月被日军武装侵占后并入的），其存在的时间近14年，直到1945年8月才灭亡。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所谓“治安强化”的恐怖主义统治，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制造“无人区”，不断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辽宁省抚顺平顶山，枪杀四百多户居民，共3000余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中国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以溥仪为首的卖国贼的剥削、奴役和迫害。
二、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当天，汪精卫等汉奸头目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汪精卫任这个伪政权的代主席（1940年11月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汪精卫宣读了所谓《还都宣言》。《宣言》宣称：“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郑重决议，国民政府当坚决执行之。所谓实现和平，在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汪精卫的所谓“实现和平”，就是实现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和平”。陈公博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的广播讲话，大肆鼓吹所谓“和平”：“现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这次和平，不是单方的，是双方的，大家都了然于中日两国的前途，东亚的大局，世界的趋势，知道东亚和平的责任，决不是一方所能单独担负的，必得双方共同努力的。因此两国之士提倡于前，两国人民，景从于后，才有今日和平的实现。所以，我们同胞们，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是患难的兄弟。我们要认识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们应该站起来，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国国家是和日本国家一样独立自由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所鼓吹的“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真卖国。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包括以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武汉地区、广州地区以及后来的淮海地区。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即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参加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侵略者同盟，并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施政纲领，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等一系列卖国条约。1941年春，汪伪政权卖力配合日军对苏、浙、皖三省沦陷区的“清乡”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掠夺中国的战略资源，推行奴化教育，并组织伪军协同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又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要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共生共死”。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后，汪伪政权也随之灭亡。
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两地分别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为统一华北各地的伪政权，将平津两地的“维持会”与1935年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于12月14日（即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第二天），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伪政权以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北京为“首都”，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沦陷区和平、津两市。这个傀儡政权建立后，在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帮助日本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罪恶活动，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和国家民族利益。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笼后，华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维持会”渐次归并到它的卖国阵营之内。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先与之合并，冀东二十二县编入河北省内，济南、青岛两地的“维持会”，“冀南地区治安联合维持会”和“山西省自治政府”也相继与其同流合污。其地方机构，除了省、县、市、特别市等名称外，在省与县之间恢复了清代“道”级行政建制。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建立后，“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这个卖国的傀儡政权才灭亡。
四、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伪临时政府之后，由日本“华中派遣军”于1938年3月在南京扶植成立的一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伪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它的所有“政务”，是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的；它全力控制所辖沦陷区的经济，以贯彻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为了麻痹人民的思想，伪维新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舆论、文化机关，建立“中华联合通讯社”，作为其宣传奴化理论的喉舌。这个伪政权的宗旨是：“反对共产主义，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本的密切提携。”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之际，伪维新政府并入汪伪政权。
五、伪察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察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组织，设政务委员若干人，由其中推举二人为最高委员，任行政上之首领。其下设总务处及民生、财政、保安、民政四厅。处设处长，厅设厅长。日本人于其各级官署皆派有顾问，以总揽行政上之大权。在四个厅长中，民生、保安两个厅长均为日本人。杜运宇、于品卿任最高委员，于品卿任该伪政府主席。这个伪政权受日军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叶冈安直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直接控制，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六、伪晋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13日，日军攻占大同。10月15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山西省大同建立，夏恭任“自治政府主席”。夏恭是清朝举人，年已七十多岁。日本人前岛升担任最高顾问，总揽一切政事，为伪晋北自治政府之太上皇。该伪政权统治晋北长城以内的13个县，150万人口。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所标榜之施政纲领为“日察如一，铲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伪察南自治政府则为“感谢皇军，铲除红匪，发扬道义，建筑乐土”。虽只区区十六字，其卖国反共性质，已非常明显。
七、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该伪政权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蒙奸傀儡卖国政权，1937年10月27日在绥远省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成立。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定，云端旺楚克（云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任副主席，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日本人宇山兵士为政府最高顾问（宇山兵士1939年6月调回“满洲国”，以泉名英继任），高场藏捐为蒙古军最高顾问。日本侵略者在平绥沿线屯驻大军，在各地遍设警察机构和特务机关，实行残酷的军事特务统治并肆行经济掠夺。内蒙古地区的铁、煤、云母、盐等矿产品，皮毛等畜产品和粮食皆为日本侵略者所垄断和掠夺。1938年4月云王病死，德王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升任副主席。该伪政权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但用阳历），以归绥为“首都”，共辖五盟二市，人口约270万，其中蒙古族约26万。1939年9月1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该伪政权被裁撤。
八、伪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7年9月、10月间，日伪在察南、晋北、蒙古相继成立了三个伪政权。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这三个伪政权的控制，日本军部指使伪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夏恭、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扎布，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达成了所谓“共同防共、民族协和和民生向上”的协议，成立“蒙古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上述三个伪政权的上级机关，可以对下发号施令。1939年9月1日，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九、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又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经日本军部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今井章二的精心策划，1939年9月1日，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来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根据日本军部内定，采用推举形式，由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以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年号，挂蒙古旗，其旗颜色由黄、蓝、白、赤四色组成，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古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赤色宽横条居中，上下各三窄条为黄、蓝、白，意为以日本为中心。由此也可见其卖国傀儡的特征和本质。该伪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两个伪自治政府改为直隶伪政权政务院的两个厅；原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的五个盟也直隶伪政务院；除设立“政务院”外，还设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各厅、盟、市、旗的长官安排，采用蒙汉分治；日本人除任顾问外，还任部长、次长、局长、处长等职，或以参事官等名义操纵伪政府的实权。同时在伪政府之上，设立日本帝国政府兴亚院联络部，日本军部兵团司令官莲治藩和兴亚院联络部长酒井隆，成为高居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之上的太上皇，德王只不过是他们导演之下的傀儡，一切都得听命于主人的意志。
1940年3月，该伪政权名义归属汪伪政权领导。1941年8月，日本侵略者将“蒙疆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同时又将其人事作了大幅度调整。掌握军权的李守信被升为有名无实的“副主席”，大批日本人从幕后走到前台，出任各级要职。德王和李守信与蒋介石秘密联络一事败露后，日本侵略者对此二人更不放心，伪军一切活动都由日军直接指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该伪政权亦随之瓦解了。
十、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1937年10月，汉奸苏锡文在日军特务部的指示下由北平潜往上海，进行组织伪政权的活动。1937年12月5日，汉奸苏锡文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在上海浦东成立了“大道市政府”，苏锡文任临时市长，挂绘有太极图的杏黄旗。1938年4月28日，经日本侵略者同意，改“上海大道市政府”为“上海市政督办”，苏锡文任上海市政督办，改悬五色旗。同年10月16日由浦东迁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原址，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长。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傅宗耀仍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0月9日，傅宗耀死后，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由陈公博、周佛海先后继任。日本投降后，随汪伪政权的灭亡而灭亡。
十一、伪广东省政府
伪广东省政府是日军侵占广州后建立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日军侵占广州后，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1938年12月10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由汉奸彭东原任会长，吕春荣任副会长。1939年11月18日，彭东原宣布撤销维持会，并于20日成立伪广州市公署，自任市长。1940年4月23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伪广东省政府组成人员。伪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公博兼任，陈耀祖代理（兼任建设厅长和保安司令）。5月10日，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举行了成立典礼。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伪政权亦随之灭亡。
抗战时期存在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并非只有上述11个，例如还有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伪河北省政府、伪山西省公署等。上述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以华治华”、政治诱降、分裂中国的恶毒政策的产物。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大小汉奸卖国贼们，往往为了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出卖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主权。一些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不甘心他们失去的王朝贵族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扶植和利用下，走上了分裂国家的卖国道路。溥仪就是这伙卖国贼的代表。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以牺牲和出卖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来作为权力斗争的筹码。汪精卫是这伙人的典型代表。汪精卫其人领袖欲、权力欲极强，不甘居于蒋介石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引诱下就叛国投敌，认贼作父，当了汉奸傀儡卖国贼。抗战时期当汉奸卖国贼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是他们当汉奸卖国贼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这样思想观念的人，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的时期，往往不会考虑国家民族的大义和气节，再加上其他诱因，最容易去当汉奸卖国贼。抗战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分裂了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也说明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国家的分裂，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的。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不投降，这些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就会继续存在，中国的分裂局面也不会结束。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日本侵华是国耻，汉奸政权也是国耻。这些国耻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记忆。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记忆，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
只有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才能时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要牢记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悲壮历史，要牢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要牢记这段历史的惨痛教训。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处于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时期，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助日为虐、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民族败类的卖国罪行。记住那些民族败类、汉奸的卖国罪恶历史，有利于全面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防止将来中国再次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侵略，防止将来中国如果遭到侵略的时候，会有太多的汉奸卖国贼。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汉奸实在是太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战前的绥靖主义姑息纵容了欧洲的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爆发。在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绥靖主义。这种绥靖主义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忙。汪精卫等人在抗战爆发后则完全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还建立了汉奸傀儡政权，成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帮凶。惨痛的历史教训说明，落后会挨打，软弱也会挨打。对邪恶的、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对过分乞求和平的绥靖主义同样要反对。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企图侵略中国的势力，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势力。中国不能为了经济上的小利而牺牲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能对日本的新军国主义采取绥靖主义的姑息纵容政策。
我国必须大力切实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和反侵略战争的能力。对于国防和军事落后的国家来说，和平只能是一种奢望和幻想，或者是一种被动的赐予，一种一厢情愿。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和平是不可靠的。这样的“和平”越“和平”越可怕。这样的“和平”是“和平泡沫”，总有一天要破灭。中国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国富军强，才能避免挨打的悲惨命运，才能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了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与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的统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几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是中国的国耻。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样的国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也要牢记。
一、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1932年3月成立，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任“执政”，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以长春为“首都”。在伪满洲国成立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除军政部和军队中的日本人外，仅在伪中央政府中就有日本人职员两百多人。在大部分局科中，都有日本人的顾问、参事和秘书。监察局中的重要职位都为日本人所占据。最后，伪“执政”左右的最重要的大部分官吏，包括宫务局长和“执政”近卫队指挥官在内，都是日本人，连“执政”也由关东军所任命的吉冈中将来加以“监视”。总之，关于政府公共事务，纵然中国人在名义上是长官，而主要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权力却掌握在顾问、参议、监察官、秘书等次级的日本官吏的手中。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1932年3月13日），溥仪以换文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签署了一份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密约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请”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伪满洲国的铁路、海湾、水路、空路等均“委请”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施，由伪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官吏，其“保荐”和“解职”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日本有权开发矿山等资源；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从这个卖国密约可以看出，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组织人事大权均被日本人控制，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伪满洲国包括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热河是1933年3月被日军武装侵占后并入的），其存在的时间近14年，直到1945年8月才灭亡。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所谓“治安强化”的恐怖主义统治，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制造“无人区”，不断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辽宁省抚顺平顶山，枪杀四百多户居民，共3000余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中国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以溥仪为首的卖国贼的剥削、奴役和迫害。
二、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当天，汪精卫等汉奸头目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汪精卫任这个伪政权的代主席（1940年11月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汪精卫宣读了所谓《还都宣言》。《宣言》宣称：“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郑重决议，国民政府当坚决执行之。所谓实现和平，在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汪精卫的所谓“实现和平”，就是实现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和平”。陈公博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的广播讲话，大肆鼓吹所谓“和平”：“现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这次和平，不是单方的，是双方的，大家都了然于中日两国的前途，东亚的大局，世界的趋势，知道东亚和平的责任，决不是一方所能单独担负的，必得双方共同努力的。因此两国之士提倡于前，两国人民，景从于后，才有今日和平的实现。所以，我们同胞们，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是患难的兄弟。我们要认识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们应该站起来，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国国家是和日本国家一样独立自由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所鼓吹的“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真卖国。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包括以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武汉地区、广州地区以及后来的淮海地区。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即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参加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侵略者同盟，并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施政纲领，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等一系列卖国条约。1941年春，汪伪政权卖力配合日军对苏、浙、皖三省沦陷区的“清乡”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掠夺中国的战略资源，推行奴化教育，并组织伪军协同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又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要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共生共死”。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后，汪伪政权也随之灭亡。
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两地分别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为统一华北各地的伪政权，将平津两地的“维持会”与1935年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于12月14日（即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第二天），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伪政权以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北京为“首都”，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沦陷区和平、津两市。这个傀儡政权建立后，在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帮助日本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罪恶活动，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和国家民族利益。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笼后，华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维持会”渐次归并到它的卖国阵营之内。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先与之合并，冀东二十二县编入河北省内，济南、青岛两地的“维持会”，“冀南地区治安联合维持会”和“山西省自治政府”也相继与其同流合污。其地方机构，除了省、县、市、特别市等名称外，在省与县之间恢复了清代“道”级行政建制。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建立后，“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这个卖国的傀儡政权才灭亡。
四、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伪临时政府之后，由日本“华中派遣军”于1938年3月在南京扶植成立的一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伪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它的所有“政务”，是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的；它全力控制所辖沦陷区的经济，以贯彻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为了麻痹人民的思想，伪维新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舆论、文化机关，建立“中华联合通讯社”，作为其宣传奴化理论的喉舌。这个伪政权的宗旨是：“反对共产主义，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本的密切提携。”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之际，伪维新政府并入汪伪政权。
五、伪察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察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组织，设政务委员若干人，由其中推举二人为最高委员，任行政上之首领。其下设总务处及民生、财政、保安、民政四厅。处设处长，厅设厅长。日本人于其各级官署皆派有顾问，以总揽行政上之大权。在四个厅长中，民生、保安两个厅长均为日本人。杜运宇、于品卿任最高委员，于品卿任该伪政府主席。这个伪政权受日军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叶冈安直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直接控制，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六、伪晋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13日，日军攻占大同。10月15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山西省大同建立，夏恭任“自治政府主席”。夏恭是清朝举人，年已七十多岁。日本人前岛升担任最高顾问，总揽一切政事，为伪晋北自治政府之太上皇。该伪政权统治晋北长城以内的13个县，150万人口。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所标榜之施政纲领为“日察如一，铲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伪察南自治政府则为“感谢皇军，铲除红匪，发扬道义，建筑乐土”。虽只区区十六字，其卖国反共性质，已非常明显。
七、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该伪政权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蒙奸傀儡卖国政权，1937年10月27日在绥远省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成立。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定，云端旺楚克（云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任副主席，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日本人宇山兵士为政府最高顾问（宇山兵士1939年6月调回“满洲国”，以泉名英继任），高场藏捐为蒙古军最高顾问。日本侵略者在平绥沿线屯驻大军，在各地遍设警察机构和特务机关，实行残酷的军事特务统治并肆行经济掠夺。内蒙古地区的铁、煤、云母、盐等矿产品，皮毛等畜产品和粮食皆为日本侵略者所垄断和掠夺。1938年4月云王病死，德王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升任副主席。该伪政权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但用阳历），以归绥为“首都”，共辖五盟二市，人口约270万，其中蒙古族约26万。1939年9月1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该伪政权被裁撤。
八、伪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7年9月、10月间，日伪在察南、晋北、蒙古相继成立了三个伪政权。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这三个伪政权的控制，日本军部指使伪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夏恭、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扎布，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达成了所谓“共同防共、民族协和和民生向上”的协议，成立“蒙古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上述三个伪政权的上级机关，可以对下发号施令。1939年9月1日，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九、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又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经日本军部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今井章二的精心策划，1939年9月1日，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来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根据日本军部内定，采用推举形式，由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以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年号，挂蒙古旗，其旗颜色由黄、蓝、白、赤四色组成，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古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赤色宽横条居中，上下各三窄条为黄、蓝、白，意为以日本为中心。由此也可见其卖国傀儡的特征和本质。该伪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两个伪自治政府改为直隶伪政权政务院的两个厅；原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的五个盟也直隶伪政务院；除设立“政务院”外，还设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各厅、盟、市、旗的长官安排，采用蒙汉分治；日本人除任顾问外，还任部长、次长、局长、处长等职，或以参事官等名义操纵伪政府的实权。同时在伪政府之上，设立日本帝国政府兴亚院联络部，日本军部兵团司令官莲治藩和兴亚院联络部长酒井隆，成为高居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之上的太上皇，德王只不过是他们导演之下的傀儡，一切都得听命于主人的意志。
1940年3月，该伪政权名义归属汪伪政权领导。1941年8月，日本侵略者将“蒙疆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同时又将其人事作了大幅度调整。掌握军权的李守信被升为有名无实的“副主席”，大批日本人从幕后走到前台，出任各级要职。德王和李守信与蒋介石秘密联络一事败露后，日本侵略者对此二人更不放心，伪军一切活动都由日军直接指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该伪政权亦随之瓦解了。
十、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1937年10月，汉奸苏锡文在日军特务部的指示下由北平潜往上海，进行组织伪政权的活动。1937年12月5日，汉奸苏锡文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在上海浦东成立了“大道市政府”，苏锡文任临时市长，挂绘有太极图的杏黄旗。1938年4月28日，经日本侵略者同意，改“上海大道市政府”为“上海市政督办”，苏锡文任上海市政督办，改悬五色旗。同年10月16日由浦东迁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原址，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长。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傅宗耀仍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0月9日，傅宗耀死后，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由陈公博、周佛海先后继任。日本投降后，随汪伪政权的灭亡而灭亡。
十一、伪广东省政府
伪广东省政府是日军侵占广州后建立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日军侵占广州后，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1938年12月10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由汉奸彭东原任会长，吕春荣任副会长。1939年11月18日，彭东原宣布撤销维持会，并于20日成立伪广州市公署，自任市长。1940年4月23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伪广东省政府组成人员。伪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公博兼任，陈耀祖代理（兼任建设厅长和保安司令）。5月10日，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举行了成立典礼。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伪政权亦随之灭亡。
抗战时期存在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并非只有上述11个，例如还有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伪河北省政府、伪山西省公署等。上述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以华治华”、政治诱降、分裂中国的恶毒政策的产物。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大小汉奸卖国贼们，往往为了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出卖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主权。一些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不甘心他们失去的王朝贵族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扶植和利用下，走上了分裂国家的卖国道路。溥仪就是这伙卖国贼的代表。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以牺牲和出卖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来作为权力斗争的筹码。汪精卫是这伙人的典型代表。汪精卫其人领袖欲、权力欲极强，不甘居于蒋介石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引诱下就叛国投敌，认贼作父，当了汉奸傀儡卖国贼。抗战时期当汉奸卖国贼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是他们当汉奸卖国贼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这样思想观念的人，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的时期，往往不会考虑国家民族的大义和气节，再加上其他诱因，最容易去当汉奸卖国贼。抗战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分裂了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也说明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国家的分裂，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的。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不投降，这些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就会继续存在，中国的分裂局面也不会结束。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日本侵华是国耻，汉奸政权也是国耻。这些国耻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记忆。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记忆，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
只有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才能时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要牢记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悲壮历史，要牢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要牢记这段历史的惨痛教训。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处于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时期，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助日为虐、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民族败类的卖国罪行。记住那些民族败类、汉奸的卖国罪恶历史，有利于全面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防止将来中国再次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侵略，防止将来中国如果遭到侵略的时候，会有太多的汉奸卖国贼。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汉奸实在是太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战前的绥靖主义姑息纵容了欧洲的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爆发。在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绥靖主义。这种绥靖主义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忙。汪精卫等人在抗战爆发后则完全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还建立了汉奸傀儡政权，成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帮凶。惨痛的历史教训说明，落后会挨打，软弱也会挨打。对邪恶的、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对过分乞求和平的绥靖主义同样要反对。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企图侵略中国的势力，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势力。中国不能为了经济上的小利而牺牲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能对日本的新军国主义采取绥靖主义的姑息纵容政策。
我国必须大力切实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和反侵略战争的能力。对于国防和军事落后的国家来说，和平只能是一种奢望和幻想，或者是一种被动的赐予，一种一厢情愿。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和平是不可靠的。这样的“和平”越“和平”越可怕。这样的“和平”是“和平泡沫”，总有一天要破灭。中国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国富军强，才能避免挨打的悲惨命运，才能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