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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云南抗战
谢本书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抗战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仅就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的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它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武器。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促进全民族的抗战，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并进一步分割华北。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上海战争，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上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随后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2月发出《中央“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在1931年9月至1932年底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宣言达8个之多。
1932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并有共产党员参与，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中华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同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影响下，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本杜等人组织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去。这个纲领，“已明显超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含有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向”。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年6、7月间，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秦上协定”、“何梅协定”，华北局势危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7月至8月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国内政治形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12日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实现了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批评了关门主义倾向，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争取领导权的任务。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我党经历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继“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经过中共积极工作和调解，排除干扰，蒋介石承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当时时局转变的枢纽。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确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并表示出抗战意愿的决议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这年1月至9月，国共双方代表多次进行接触、谈判。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向全党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任务。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全国各阶级各党派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9月20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就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一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从而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云南的影响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促进云南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促进争取和团结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对于调动云南各族军民的抗日积极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云南各族人民激于抗日热情，纷纷要求抗日。昆明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商人罢市，各报刊也纷纷发表抗日的报道和评论。9月28日，昆明全市“闭市一天，志哀国耻”，学生上街示威游行。10月3日，昆明召开反日民众大会，与会者达3万人之多。会后游行队伍一度冲击了在如安街大厅巷的日本驻昆领事馆。在云南还成立了反日的学生义勇军、童子义勇军，工人成立了滇越铁路道区抗日救国学会、邮电工人抗日救国团，农民亦组织义勇军。各抗日团体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云南各界纷纷捐款，捐助物资，支援上海抗战，还组织援沪敢死团、抗日铁血锄奸团等，作长期抗战之准备。
红军长征过云南，宣传工农革命，宣传北上抗日，使云南闭塞的农村茅塞顿开。
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恢复后，积极开展活动，秘密印刷中共的《八一宣言》、《对时局宣言》。1935年底“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促进了抗日救亡，推动了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的成立。1936年元旦，以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名义，发动昆明大中学生5000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爱国会发布宣言和告民众书，向政府请愿，提出六项要求：“一、请求政府保护中华民国行政领土之完整；二、请求政府取缔华北伪组织；三、请求政府公开外交；四、请求政府开放舆论，铲除汉奸；五、请求政府保护爱国运动并许可成立救国会；六、请求政府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进一步刺激了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云南的报刊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大声疾呼：“中华民族今日唯一之出路，惟在不惜一切牺牲，以抵抗外敌之侵略。”只要大家把国家的利益超乎个人的利益，把民族的利益超乎派别的利益，那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我们的基本政策，“第一个抗战，第二个抗战，第三个还是抗战”。
在此前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正式成立，之前为长江局）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1937年8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见面与交谈，受到巨大的教育和启发，龙云自己也说，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稍后，朱德致龙云的信中，对于其抗战态度给予肯定和鼓励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1939年4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加强上层统战工作，决定由南方局派马子卿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李群杰不再担任省工委书记，专搞统战和情报工作，强化统战工作。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向龙云提出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日，强化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及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与合作，防范中央军及中央特务的破坏，办好地方经济及新闻事业等。这些建议，是通过共产党人刘浩以《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面见龙云，向他陈述和面交的。龙云对建议是心领神会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就更有利于民主进步活动的开展，稳定了云南政局，也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在反控制斗争中的力量。
1943年，龙云通过罗隆基提出要与周恩来会晤。同年9、10月，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后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开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及做龙云的工作。华岗与龙云见面后，决定在龙云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与南方局和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
南方局和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实力派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龙云的政治态度随之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有利于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利于昆明作为抗日大后方“民主堡垒”的形成。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正如王昆仑、楚图南回忆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经过有关同志的联系，龙云先生和刘文辉先生秘密加入了民盟。”“当时民盟组织在云南工作比较活跃，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配合共产党的领导，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龙云的入盟，是云南民主运动深化的一个标志。
三、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及其特点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云南抗战积极开展了，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突出了。其地位及其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开展。
在中共南方局（前身为长江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在昆明、昭通等城镇和农村中，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抗日救亡与爱国民主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投身抗日阵营，支持救亡民主运动，加上爱国民主力量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使昆明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进展。
第二，滇军出师，屡立战功，出现了众多的抗日名将。
滇军在全省各族人民和抗日民主力量的支持下，首先派出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的第182、183、184师，在台儿庄第二阶段的保卫战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接着，滇军又派出第58军（以孙渡为军长）、新3军（以张冲为军长）赶赴前线，参与了武汉会战；而在中条山战役、常德会战等战斗中，滇军亦屡立战功。这样，在短期内，滇军即派出3个军，总兵力约22万人，此外征送中央其他部队之兵力又约5万人，共计出师27万人，奔赴抗日前线；而且滇军出师部队的装备，大半给养均由地方自筹。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时期，滇军先后出师约40万人，滇军官兵伤亡在10万人以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滇军出现了像卢汉、张冲这样的众多的抗日名将，也出现了像老3军军长唐淮源、79军军长王甲本、12师师长寸性奇、542旅旅长陈钟书及团长董文英、严家训、莫肇衡以及营长尹国华等抗日烈士，就是没有出现过投降将军，也没有出现过伪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崇高的民族情操，是滇军的骄傲，也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第三，滇西抗战的胜利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序幕。
1942年5月以后，日寇占领怒江以西的滇西国土以后的两年多里，云南既是抗日的大后方，也是抗日的大前方。滇军和云南各族人民配合野战军，开展了艰苦不屈的滇西抗战，并于1944年5月开始了全面大反攻，直到1945年1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反攻战，终于把日寇赶出怒江以西的全部国土。滇西抗战的胜利，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序幕，所以舆论认为，抗战时期，“收复失地，实滇西为最早”。
滇西抗战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来到了”。它既为中国人民反击日寇，夺取最后胜利树立了榜样，也直接促成了盟军缅北反攻的胜利，对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巨大的支援。
此外，滇南抗战，始终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是云南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
第四，云南各族人民的后方支援，对抗战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云南大后方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对抗战所起的作用，亦非同小可。首先是改善交通以适应战争的需用，战前已确定修筑滇东、滇西、滇东北、蒙剥四大公路干线，滇东线于1937年首先通车，打通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更为重大的是，仅用9个月的时间，即全线打通了长达千余公里的滇缅公路线，这是世界的奇迹。后来又打通了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对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其次，粮草、兵源、武器等的准备，也非一朝一夕，云南各族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人民群众的支持，民在抗战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滇西反攻战时的国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当时就曾说，滇西反攻战中，民众“热烈协助，较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时之民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又说，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所以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其时，远征军在滇西反攻战中投入兵力16万人，而据宋希濂计算，投入运输之兵则达二三十万人，就是说：“一个远征军士兵之后有1.5名民在支撑。”最后，滇军在抗战胜利后，在越南及南昌、九江接受日军的投降，为国家，也为云南各族人民争了光，赢得了荣誉。
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及其特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它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为云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下了基础，对云南历史后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抗战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仅就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的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它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武器。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促进全民族的抗战，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并进一步分割华北。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上海战争，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上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随后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2月发出《中央“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在1931年9月至1932年底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宣言达8个之多。
1932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并有共产党员参与，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中华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同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影响下，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本杜等人组织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去。这个纲领，“已明显超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含有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向”。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年6、7月间，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秦上协定”、“何梅协定”，华北局势危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7月至8月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国内政治形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12日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实现了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批评了关门主义倾向，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争取领导权的任务。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我党经历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继“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经过中共积极工作和调解，排除干扰，蒋介石承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当时时局转变的枢纽。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确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并表示出抗战意愿的决议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这年1月至9月，国共双方代表多次进行接触、谈判。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向全党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任务。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全国各阶级各党派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9月20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就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一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从而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云南的影响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促进云南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促进争取和团结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对于调动云南各族军民的抗日积极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云南各族人民激于抗日热情，纷纷要求抗日。昆明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商人罢市，各报刊也纷纷发表抗日的报道和评论。9月28日，昆明全市“闭市一天，志哀国耻”，学生上街示威游行。10月3日，昆明召开反日民众大会，与会者达3万人之多。会后游行队伍一度冲击了在如安街大厅巷的日本驻昆领事馆。在云南还成立了反日的学生义勇军、童子义勇军，工人成立了滇越铁路道区抗日救国学会、邮电工人抗日救国团，农民亦组织义勇军。各抗日团体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云南各界纷纷捐款，捐助物资，支援上海抗战，还组织援沪敢死团、抗日铁血锄奸团等，作长期抗战之准备。
红军长征过云南，宣传工农革命，宣传北上抗日，使云南闭塞的农村茅塞顿开。
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恢复后，积极开展活动，秘密印刷中共的《八一宣言》、《对时局宣言》。1935年底“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促进了抗日救亡，推动了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的成立。1936年元旦，以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名义，发动昆明大中学生5000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爱国会发布宣言和告民众书，向政府请愿，提出六项要求：“一、请求政府保护中华民国行政领土之完整；二、请求政府取缔华北伪组织；三、请求政府公开外交；四、请求政府开放舆论，铲除汉奸；五、请求政府保护爱国运动并许可成立救国会；六、请求政府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进一步刺激了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云南的报刊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大声疾呼：“中华民族今日唯一之出路，惟在不惜一切牺牲，以抵抗外敌之侵略。”只要大家把国家的利益超乎个人的利益，把民族的利益超乎派别的利益，那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我们的基本政策，“第一个抗战，第二个抗战，第三个还是抗战”。
在此前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正式成立，之前为长江局）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1937年8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见面与交谈，受到巨大的教育和启发，龙云自己也说，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稍后，朱德致龙云的信中，对于其抗战态度给予肯定和鼓励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1939年4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加强上层统战工作，决定由南方局派马子卿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李群杰不再担任省工委书记，专搞统战和情报工作，强化统战工作。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向龙云提出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日，强化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及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与合作，防范中央军及中央特务的破坏，办好地方经济及新闻事业等。这些建议，是通过共产党人刘浩以《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面见龙云，向他陈述和面交的。龙云对建议是心领神会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就更有利于民主进步活动的开展，稳定了云南政局，也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在反控制斗争中的力量。
1943年，龙云通过罗隆基提出要与周恩来会晤。同年9、10月，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后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开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及做龙云的工作。华岗与龙云见面后，决定在龙云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与南方局和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
南方局和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实力派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龙云的政治态度随之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有利于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利于昆明作为抗日大后方“民主堡垒”的形成。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正如王昆仑、楚图南回忆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经过有关同志的联系，龙云先生和刘文辉先生秘密加入了民盟。”“当时民盟组织在云南工作比较活跃，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配合共产党的领导，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龙云的入盟，是云南民主运动深化的一个标志。
三、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及其特点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云南抗战积极开展了，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突出了。其地位及其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开展。
在中共南方局（前身为长江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在昆明、昭通等城镇和农村中，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抗日救亡与爱国民主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投身抗日阵营，支持救亡民主运动，加上爱国民主力量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使昆明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进展。
第二，滇军出师，屡立战功，出现了众多的抗日名将。
滇军在全省各族人民和抗日民主力量的支持下，首先派出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的第182、183、184师，在台儿庄第二阶段的保卫战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接着，滇军又派出第58军（以孙渡为军长）、新3军（以张冲为军长）赶赴前线，参与了武汉会战；而在中条山战役、常德会战等战斗中，滇军亦屡立战功。这样，在短期内，滇军即派出3个军，总兵力约22万人，此外征送中央其他部队之兵力又约5万人，共计出师27万人，奔赴抗日前线；而且滇军出师部队的装备，大半给养均由地方自筹。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时期，滇军先后出师约40万人，滇军官兵伤亡在10万人以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滇军出现了像卢汉、张冲这样的众多的抗日名将，也出现了像老3军军长唐淮源、79军军长王甲本、12师师长寸性奇、542旅旅长陈钟书及团长董文英、严家训、莫肇衡以及营长尹国华等抗日烈士，就是没有出现过投降将军，也没有出现过伪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崇高的民族情操，是滇军的骄傲，也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第三，滇西抗战的胜利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序幕。
1942年5月以后，日寇占领怒江以西的滇西国土以后的两年多里，云南既是抗日的大后方，也是抗日的大前方。滇军和云南各族人民配合野战军，开展了艰苦不屈的滇西抗战，并于1944年5月开始了全面大反攻，直到1945年1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反攻战，终于把日寇赶出怒江以西的全部国土。滇西抗战的胜利，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序幕，所以舆论认为，抗战时期，“收复失地，实滇西为最早”。
滇西抗战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来到了”。它既为中国人民反击日寇，夺取最后胜利树立了榜样，也直接促成了盟军缅北反攻的胜利，对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巨大的支援。
此外，滇南抗战，始终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是云南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
第四，云南各族人民的后方支援，对抗战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云南大后方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对抗战所起的作用，亦非同小可。首先是改善交通以适应战争的需用，战前已确定修筑滇东、滇西、滇东北、蒙剥四大公路干线，滇东线于1937年首先通车，打通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更为重大的是，仅用9个月的时间，即全线打通了长达千余公里的滇缅公路线，这是世界的奇迹。后来又打通了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对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其次，粮草、兵源、武器等的准备，也非一朝一夕，云南各族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人民群众的支持，民在抗战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滇西反攻战时的国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当时就曾说，滇西反攻战中，民众“热烈协助，较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时之民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又说，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所以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其时，远征军在滇西反攻战中投入兵力16万人，而据宋希濂计算，投入运输之兵则达二三十万人，就是说：“一个远征军士兵之后有1.5名民在支撑。”最后，滇军在抗战胜利后，在越南及南昌、九江接受日军的投降，为国家，也为云南各族人民争了光，赢得了荣誉。
云南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及其特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它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为云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下了基础，对云南历史后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