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第二十五章 滇军血战台儿庄的历史不容抹杀

　　陈秀峰

1990年5月，“滇军血战台儿庄”52周年之际，云南籍全国政协委员李佐致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首长。李佐当年参加“滇军血战台儿庄”时，在军中被称为“硬骨头连长”。他写这封信的起因是：1989年4月，进京参加“两会”的云南人大、政协委员，参观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展览中关于“徐州战役”的展版上没有第六十军的番号，十分奇怪和强烈不满，而“滇军六十军血战台儿庄”的真实故事，在云南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们说：“六十军战绩辉煌，在这里连个名字都没有，不合道理！”遂给李佐写信，请他向上反映。

第二年3月，李佐从成都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利用了一个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到“军博”徐州会战展厅浏览了一番，立刻发现三个问题：一是徐州会战“前言”的后半段，叙述欠妥；二是展出文件的标注有误；三是第五战区序列表中漏掉了第六十军的番号。

其一，徐州会战展厅的“前言”这样写道：“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由津浦北段和胶济路南犯。第五战区部队分别在滕县临沂阻敌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徐州东北的台儿庄，一举围歼敌精锐部队一万余人。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上着名的台儿庄大捷。此战役后，日本大本营纠集其华北及华中之兵力，于五月初发起徐州战役。第五战区为了摆脱不利态势，决定除留一部在苏北、鲁中、鲁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外，主力向豫东、皖北转移。十九日敌战领徐州。”

李佐认为：“前言”前半段叙述是恰当的，基本上反映了台儿庄大捷的情况。但在后半段中只字不提鲁南15个军在运河前线的英勇奋战，单写第五战区主力向豫东、皖北转移。这样的描述，使人看后自然产生误解，就会以为：“所谓徐州战役，只不过是第五战区在鲁南战场上的总退却，既无战斗，何谓战役？更不能称为会战。”其实，徐州战役阶段（即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与台儿庄大捷相比，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更多，战争的规模更大，战斗更为激烈，杀伤的敌人更多，我军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滇军六十军就是在这一阶段投入战斗的。

津浦路北段日军不是5月初才发起徐州战役的，而是4月20日在大、小良壁和冬陵镇一线突破汤恩伯兵团和于学忠部防御以后，即将其进攻矛头直指台儿庄及禹王山方向。当时蒋介石在作战指导上虽然决定采取“机动防御及运动战制敌”的方针，但在具体兵力部署方面仍旧不肯放弃任何地点，仍要求第一线作持久防御部署。4月底、5月初，李宗仁先后将战区总预备队投入郯城方向，与日军展开延翼竞赛，战线绵亘三百余里，形成阵地攻防争夺战。5月14日，又根据蒋介石关于调整部队的决定，抽出汤恩伯兵团、李延年第二军为淮海兵团；庞炳勋、缪流两军撤回苏北，留在运河前线还有约8个军的兵力编为鲁南兵团，由孙连仲指挥，防守在运河线上。并且还要求：“对邳县城、加口镇、禹王山、台儿庄等各前进阵地不可过早放弃。”直到5月17日晚各部队才逐次撤离前线向徐州转移。

运河战线距徐州不过一昼夜行程，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数小时即可到达。如果第五战区主力5月初就向豫东、皖北转移，那第五战区指挥官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怎么能斗胆在徐州上演“空城计”达半月之久？直到5月18日深夜才率长官部各级职员一千余人乘火车离开徐州？如果没有鲁南15个军在运河防线奋战二十余日，大量杀伤敌人，使其不敢轻易冒进的话，那来势汹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怎么会“乖乖”地在运河线上徘徊观望达半个多月，等待我军全部转移后，才于5月19日进占徐州？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李佐建议“军博”将“前言”后半部分——徐州战役的内容加以补正。作为徐州战役亲历者的李佐，其对敌我态势、战局发展的分析，真实有据、条条入理、环环相扣，令人佩服有加！

其二，在同一展厅里把“白（崇禧）副总长”误写成“白副司令长官”，并同时出现两种称谓，使展览中的文件、注解与序列表三者之间交叉矛盾，建议更正。

其三，滇军六十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是第五战区内装备精良、人数最多、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劲旅，是鲁南前线告急时李宗仁指名要求蒋介石调到第五战区增援台儿庄前线的生力军。4月22日凌晨，全军四万余人渡过运河，在开进中与南下日军遭遇，血战八昼夜之后退守枣庄营、禹王山、火石埠等地，在坚守防御中与敌人反复争夺、激战兼旬（二十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军12000余人）。六十军也付出了伤亡官兵近二万人的重大代价（为国捐躯13869人，负伤4545人，失踪430人，损失战马1326匹），其中少将旅长三分之一伤亡，上校团长三分之二伤亡。六十军于5月18日奉命撤退到徐州近郊刚整编就绪（因参战将士伤亡过半，由战前的12个团缩编成5个团），又奉命进驻、保卫徐州，掩护主力转移。此时，徐州城内“第五战区长官部”已空无一人，其他部队都已撤走。六十军直到19日天亮以后才全部也是最后撤离徐州的。笔者落笔在此，想起在突围中发生的一则传奇故事，当即打电话给在水富县的今年已97岁高龄的贺明哲老先生，话说“十三担大洋”的故事，以此作为六十军最后撤离徐州的真实细节。

贺老说：当时，李宗仁下令将徐州中央银行来不及搬走的小额钞票和部分银元，拨给六十军作军饷和三个月“打游击”的伙食费，共计二十多万元。我当时担任一八四师军需连连长，我指挥士兵将这些“大洋”足足装了十三担，率队连夜兼程，一路上还收编了操川、滇、黔口音的友军士兵二百多人，组成两个连各在左右掩护军需连。我还把用祖传秘方配制的“百里不倒”药——“久宁膏”（一种滋补品）分发给挑“大洋”的士兵们服用，以增强其体力。经过突围和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将“十三担大洋”安全挑到了武汉，并参加了武汉会战。

1938年4月30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将军致电卢汉军长，对六十军战绩表示嘉奖：“贵军此次在台儿庄附近集中之际，仓促遭敌主力于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躯与敌机械化部队艰苦奋战，前赴后继，鏖战八昼夜，初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仅使台儿庄固若磐石，仰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忠勇奋发，足资楷模！”日本的报纸及电台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日本东京大本营称六十军为“唯一的中国铁军”（见罗越先、杨新旗着《太阳泣血》）。对于这样一支声名赫赫的抗日军队，在“军博”“徐州会战”展厅第五战区序列表中竟“榜上无名”，并将卢汉将军列为第六十五军军长，难怪一些关心滇军荣辱的云南人看到这些不该有的“错误”就很生气，很有意见。

虽然，在第五战区参加徐州战役的有28个军之多，序列表中漏掉或者弄错一个军的番号都无伤大体，但它却关系到云南三千多万（现为四千多万）各族人民的感情，特别是当年在台儿庄战场流血、牺牲的近两万名“三迤健儿”亲属们的感情，不能等闲视之。为此，李佐建议在第五战区序列表中予以“正名”！

李佐的意见以信件及提案的方式递交到有关部门，“军博”也从谏如流，很快就根据李佐的意见对展览中的问题作了补正。但问题为何而起，“误写”的源头在哪里，影响范围有多大？笔者从1996年1月李佐写给在昆战友杨协中（参加过抗战后期的滇南防御及抗美援朝）的信中找到了一些答案。

信一开头，李佐就对杨协中寄去的“及时雨”——本再版的《徐州会战》表示感谢。这本书是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写的一套抗战丛书中的一种，印数2万册，发行时间是1985年12月。这本书出版后，编写组的责任编辑党德信同志曾去信请李佐对书中由卢汉、安恩溥、余建勋和李佐本人写的四篇资料文章精阅一遍并提出意见。李佐根据他的要求对上述四篇资料中的错字、错情及孙连仲将军“徐州会战简述”一文中有损于卢汉军长形象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补正删节意见，这份意见被全部采纳并在第二次印刷本中得到体现（1990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为5000册）。李佐寄出意见信后才发现排在《徐州会战》附录中的“徐州会战大事记”（1938年1月4日至5月19日）中还有不少问题，当即对“大事记”中的错情提出修改意见，但此时第二次印刷本已经排版付印，来不及修改了，因此，1990年出的这个版本中仍留下了“大事记中无大事”的缺陷。

作为战争亲历者和幸存者，李佐从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对《徐州会战》这本书曾反复阅读过不知多少遍，深感到徐州会战是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最光辉的一页！李宗仁将军坐镇徐州5个多月，直到5月18日晚才撤离徐州，因而才取得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但遗憾的是，李宗仁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五十三章大标题为“徐州会战”一文的叙述中，为吹嘘他自己所谓的“组织大兵团撤退”的指挥艺术，避而不谈第五战区主力十几个军在大运河战线上英勇抗击日军达一个月之久的卓越战绩，只谈鲁南数十万“国军”突围逃跑的情况，最后还妄自菲薄，把我军比作小兔，把日军比作狮子，自鸣得意地说：“敌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五月十九日窜入徐州时，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的几个落伍的病兵。”作为五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说，既否定了五战区几十万抗日军队的战绩，也否定了他自己。而在《徐州会战》这本由近六十位战场亲历者所撰写的回忆文章汇集成的三十余万字的文史资料书中，第一章的概述一栏，又恰恰把《李宗仁回忆录》第五十三章全文收入作为第一篇文章，使人看了这篇战区最高指挥官写的“纵观全局”的文章后会误认为：所谓徐州会战，不过是第五战区主力的总退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战、恶战，还会在国内外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是《徐州会战》一书的缺陷之一。

在徐州会战期间的4月下旬至5月中旬，徐州城曾数次遭受累计数百架次日机的狂轰滥炸。在长官部内仅有一容二十人的小型防空洞，但李宗仁并不去躲避，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我身为司令长官，未便和他们去挤做一团，所以每逢敌机临空，我只是走到办公室外，在草地上看敌机投弹，或与二三访客谈战局。有时弹落长官部附近，震耳欲聋，客人每每恐惧至面无人色，而我则能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军民和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静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我个人的镇静和谈笑自若，使本城的紧张与恐慌的气氛大为减低……作战五阅月，步骤未乱丝毫。凡此均足见兵凶战危之时，主将个人的言行关乎全局甚大。古人用兵所谓‘指挥若定’，其重要意义盖亦在此。”笔者看到，不论在何时何地，一个不忘表现自己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

《徐州会战》一书的第二个缺陷是“大事记中无大事”（主要指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众所周知，大事记是全书的缩影，也是全书的脉络，必须具有全面性、统一性、真实性及准确性。书内的文章是由战争的亲历者提供的，因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难免有互相矛盾之处，只能保留“多说并存”的原则，不可能强求一致，但大事记是由编审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亲历者提供的资料情况经综合整理编写而成的，所以必须符合上述“四性”。由于这本书中的“大事记”不是由编审组统一编写的，只是凭一些不太权威的人提供的情况和道听途说的讹传综合起来的原始资料，又未经过讨论或调查核实就草率出台，因此错漏百出，矛盾不少。但一般研究者不知内情，仍把它作为权威资料来引用，其结果可想而知。例如：孙连仲和他的部队5月18日下午还在徐州，汤恩伯的淮海兵团5月20日还在宿县附近，而在5月13日的“大事记”中却写道：“孙连仲、汤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点。”再如：刘汝明系淮海兵团副总指挥，他的六十八军也不在徐州，徐州是5月18日主动放弃，19日敌军才进入徐州，敌我双方在徐州并未交火，而19日的大事记中却写道：“徐州经刘汝明部激烈抵抗后于十九日晚放弃”，则更是无稽之谈！但就是这则无中生有的大事记，被一些作者作为徐州会战的“压轴戏”多次出现在一些纪实文学作品中。例如在2005年3月再版的《国殇》第365页中这样写道：“奉蒋介石之命作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在完成任务后，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几十万大军的围困，到达安全地带。”再如2005年1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图片中国抗战丛书”《徐州会战——决战津浦线》第155页也这样写道：“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便弃城撤退，于19日离开徐州。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而六十八军是如何“巧妙”地跳出日军几十万大军的围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在此类图书中均无记述。是什么人杜撰了这么一折“压轴戏”脚本，用意如何？不得而知。再如，《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2005年修订版）168页，仍作如下表述：“第六十八军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5月19日放弃徐州”，等等。

1938年4月上旬的“台儿庄大捷”后，日军大本营随即发现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集结了重兵集团，于是，迅速调集华北方面军第五、第十、第十四、第十六共四个师团从北面向陇滇路进攻，调集华中方面军第九、第十三师团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史称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的“徐州战役”也就拉开了大幕。六十军从4月22日至5月18日，共27天的鏖战中的对手是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第五师团）和矶谷师团（第十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在战斗中，日军投入了我军所没有的坦克、飞机数十辆（架）。从4月28日起，主战场由台儿庄转至禹王山。以治水贤王大禹的名号命名的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是台儿庄东南的屏障，是大运河北岸海拔较高、面积较大的一座小山。此时，禹王山已成为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六十军的防御重点，也是日军主要突击方向上争夺最为激烈的一个要点，故《徐州会战》全书六章把“血战禹王山”列为第五章（其他章节的顺序为：第一章，概述；第二章，滕县保卫战；第三章，临沂战役；第四章，台儿庄大战；第五章，血战禹王山；第六章，徐州外围战；书后是附录和“大事记”等）。

从4月27日起日军开始进行试探性进攻，28日集中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全力进攻，30日我守军伤亡殆尽，禹王山顶失守，5月1日拂晓又被我军夺回，直到5月18日，每天都有激烈的争夺战，大量杀伤敌人，使其未能越雷池一步。像这样关系全局成败的激烈战斗，在“大事记”中一次也没提到过。还有4月24日晚，蒋介石在台儿庄附近车辐山车站面见卢汉军长，指令六十军须以一个师坚守台儿庄，因蒋认为：“台儿庄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此次面谈，除白崇禧外，还有以大本营政治部副部长和中共代表双重身份参会的周恩来。26日，六十军一八二师一部，一八三师一部向辛庄、蒲旺、五圣堂和五窑路出击，大部坚守阵地……27日起，六十军在以禹王山为中心的东庄、火石埠、李家圩及赵庄、房庄、胜阳山、亘泇河地区，同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当时在六十军一八四师司令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子斋后来回忆说：“六十军军部设在余家凹，滇军的捷报不断传来。4月29日，蒋介石曾到六十军军部宿营，目击战况，传谕嘉奖。《申报》香港版总编辑陈赓雅在看过‘美联社’和‘路透社’发出的‘台儿庄六十军大捷’的消息报道后，即电贺云南省主席龙云：‘我滇省健儿，台儿庄大胜，国府嘉奖，全国崇敬，特电奉贺。’（此电文刊登在1938年4月29日的《云南日报》上。）”

据后来刘惠之、张子斋两人回忆：激战八昼夜期间，第五战区司令部未有任何指令下达。但在六十军伤亡严重时，白崇禧却对卢汉军长大加申斥，说对日作战不事前构筑工事，只知以血气之勇与机械化武装的敌人冲锋。实际上，该受斥责的应当是白崇禧等人。六十军是于4月21日11时到达徐州的，卢汉于12时到长官部，李宗仁、白崇禧向卢汉隐瞒了孙连仲集团军防区失利，部分失守的严重情况，口称让六十军作为第二线部队接防汤恩伯防区。4月22日一八三师最先开往台儿庄地区接防，应交防的汤恩伯部已提前擅自撤出阵地，日军乘虚而入。一八三师在开进途中，突然遭遇日军阻击，此时，我军装备尚未从马上卸下，更不要说构筑工事，处于劣势的滇军立即奋起反击，战斗十分激烈……今年已94岁高龄时任卢汉警卫排长的赵从云老先生对笔者谈起这段往事还不无遗憾地说：“假如一八二、一八三师两位师长能多一个心眼，能有防人之心，就不会上白崇禧等人的当，把‘正常接防’变为抢占阵地来部署，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滇军的伤亡人数，增加杀敌人数。”白崇禧等人为什么要对滇军如此这般不好，原来，滇军曾于1925年、1930年奉唐继尧、蒋介石之命攻打广西，曾被视为仇敌，白崇禧所在桂军与滇军久有积怨，此次正好一泄“私愤”。总而言之，六十军同日军进行的一系列浴血奋战，分散了敌人的兵力，遏制了敌人的攻势，自己也遭受了重大牺牲等等大事，在“大事记”中均只字不提。至于把各军的防区和战斗地点弄错等次要问题当可体谅，毕竟，《徐州会战》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滇军六十军在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中，以伤亡逾半的巨大代价，在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中打造出一支“冲锋在前头，坚守在关头，撤退在后头”的中流砥柱式的令日寇胆寒的铁军形象。六十军密切配合了第五战区长官部的战役组织，不仅粉碎了日军夺取禹王山拿下台儿庄直取徐州的企图，牵制了日军精锐师团，还掩护了我军主力部队的机动转移，为我数十万大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赢得了时间。事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向天皇报告说：“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包围起来。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徐州会战结束后一星期（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即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指出：“每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沮丧敌人的精神，振奋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支援……”

1987年7月，由李宗仁先生生前的秘书、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参与组织，李宗仁故乡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血战台儿庄》，据说堪称中国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识的军事题材影片在全国公映引起轰动，该影片的录像带传到台湾，宋美龄、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此片。此后，蒋经国的大陆政策逆转，开始走上寻求两岸和解的道路。很多云南人看了此片，震撼之后又感到失望，并多有微词：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在云南家喻户晓的故事“滇军血战台儿庄”，在此片中竟一个镜头都没有，真想不通！其实，这部彩色影片反映的是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的事，滇军六十军作为预备队尚未参战。滇军血战台儿庄的影片迟早会有，但需要云南人自己去努力。

近几年来，笔者曾留意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纪实文字及影视作品中涉及徐州会战的叙述部分，发现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只讲台儿庄大捷，对徐州会战第二阶段“徐州战役”所显现的“战争规模更大、敌我伤亡更惨烈”的历史事实只字不提。二是有的作品对徐州会战第二阶段的叙述一笔带过，有意无意地省略和淡化战役过程及其重要意义。三是在作品中使用了讹传、不实的文史资料。凡此种种，均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据笔者所知，当年参加过滇军血战台儿庄的幸存者如今健在的已屈指可数，他们是：六十军战地服务团团员张芝（女）90岁，英雄连长李佐93岁，卢汉的警卫排长赵从云94岁，军需连长贺明哲97岁，军部上尉参谋黄汝鑫89岁，军部少尉文书马占伟90岁，还有当年年仅16岁的军医处卫生员吕文俊83岁等。

历史远去，功勋永存！可以期待：由已经再次握手的国共两党来共同推动研修一部“抗战”史；可以相信：一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史，一部客观、公正、全面、真实的“完整的抗战史”，一定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作者单位：昆明市五华区经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