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 第三十一章 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韩国将领与中国抗战
第三十一章 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韩国将领与中国抗战
徐万民；张子建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许多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韩国爱国者流亡到中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入中国军校，准备献身于光复祖国的独立战争。
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接纳了数十名韩国有志青年。军校毕业后，他们参加了中国革命和反抗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有些人成了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对黄埔军校、洛阳军校、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的韩国留学生，已有不少论文和专着涉及。但对云南讲武堂为韩国独立战争培养军事人才的史实，迄今未见研究成果问世。作者深感这一课题意义重大，仅就手头有限的资料撰成此文，抛砖引玉，祈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论题。
一、唐继尧对申圭植的承诺
用民族独立战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始终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目标。为了培养领导独立战争的军事人才，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创建了军官学校。
1910年，李东宁、李会荣、李始荣等人在中国东北设立新兴武官学校。至1920年，新兴武官学校培养的学生达3500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光复军的骨干。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即于1919年12月，在上海市新民里23号军务部内，开设了临时陆军武官学校。至1920年底，这所学校培养了两批学员。
1920年5月制订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施政方针》，在内政“第五项作战准备”部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有了更具体的规划。
……
六、建立士官学校。在中国、苏联及政府所在地视条件设立士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
……
九、到外国士官学校留学。与中国及欧美各国交涉，派遣学生留学。
……
由韩国人在中国创办军校，培养军事人才，有种种不利条件的限制，很难达到预想的目标，于是，韩国临时政府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官办军校。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声誉卓着，其创办者及教官多同情韩国独立运动，又远离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成了首选的学校之一。
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校址在昆明着名的风景区翠湖西岸。在李根源、罗佩金的主持下，讲武堂发展很快，一批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声望显赫的名将先后担任教官。讲武堂人才辈出，“其师生担任上将以上军职的有18人，少将以上的近百人，省长以上文职的有14人次”。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抗日战争中，讲武堂师生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云南讲武堂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一事，是由韩国独立运动的着名领袖申圭植和云南军界领导人唐继尧共同主持的。
申圭植（1879—1922年），韩国忠清北道清源郡人。1911年来到中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与南方同盟会系统的军界人物过从甚密。申圭植十分重视为独立战争培养军事人才，辛亥革命后，他利用与中国军界人士李烈钧、钮永建、柏文蔚、程潜、卢永祥、夏孙鹏、王卓夫等的关系，将许多韩国青年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天津军需学校、南京海军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湖北讲武堂、广东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杭州体育学堂留学。“如是凡十年，毕业者达百余人。”1916年，申圭植通过孙中山的推荐将李范奭等4名韩国青年送到云南讲武堂深造。这是该军校接受的第一批韩国留学生。当年的云南都督正是唐继尧。
唐继尧（1883—1927年），云南会泽人。1904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提调、云南讲武堂教官、监督。辛亥云南起义成功，唐任都督府军政部次长和参谋部次长、贵州都督（1912年）、云南都督（1913年）。1915年12月，唐继尧与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被推为云南都督。1917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1年被顾品珍赶下台，流亡香港，准备东山再起。
1921年10月26日，韩国临时政府代总理兼外务总长、法务总长申圭植及随从秘书闵石麟从上海出发，赴广州访问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
10月29日，申圭植一行途经香港，在皇后道街拜访唐继尧，向唐继尧介绍了壮烈的“三一运动”和韩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及活动。应唐继尧之请，申圭植还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军事及经济状况，特别谈及韩人在吉林“设立新兴军官学校，实施军事教育，拟培养大批士官人才及革命干部。嗣以东北日人势力膨胀，张作霖惧起外交纠纷，勒令解散该校，师生乃投效韩国独立军，归韩国北路军政署徐一先生及金佐镇将军节制。”
唐继尧与申圭植为多年老友，听其介绍，感触良多，遂说：
从前兄弟只闻韩国发生独立运动，详情不悉，今聆先生之语，至为感动，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今贵国人心不死，独立自由，实有厚望焉。
大凡一民族之复国运动，不仅需要自身团结，自力奋斗，亦需外力奥援，外邦相助，自有史以来，历代往例，大抵若是，无待烦言。过去中国革命，亦可谓得外援而成功，韩国独立，岂能例外，而不需外援乎？唯目前中国时局，如是混沌，诚可叹也。至于贵国，兄弟素有良好印象，仰慕已非一日。犹忆昔在日本士官，卒业归国，道经韩京，见街上过往学生，皆朝气蓬勃，英俊有为，不类亡国之民，故兄弟常语人：“韩国人民，非亡国之民，迟早必有救。”今后如再回滇，誓必为韩国养成军官人才，至少二师团，俾协助贵国革命。至经济方面，多则力所不及，如中法银行存款问题解决，当赞助十万元也。
当时，唐继尧正秘密策划重返云南夺权，他对成功满怀信心，对申圭植说：“回滇一事，不久可以实现，目前尚乞暂守秘密。回滇后，当通知先生，请贵政府派员至敝省接洽。对于贵国志士，敝省人民必热烈欢迎也。”王子毅先生说：“嗣后唐公回滇，实践此约，凡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之学生悉收纳于所办之军校，前后毕业生达五十名。”
申圭植一行又到广州，受到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的热烈而隆重的接待。孙中山与申圭植长时间会谈，共商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各项事宜。首先是决定韩国临时政府和中国护法政府互换外交承认，这是申圭植一行的最大收获，也是韩国临时政府最大的外交成就。
申圭植还希望“中国军校收容韩国学生”。孙中山回答：
亦毫无问题。我等原极希望韩国子弟多多受军事教育，俾培养韩国军事人才。此事余决照办。通令各军校尽量收容贵国子弟可也。
后来，许多韩国学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即是落实此次孙中山、申圭植会谈事项的结果。
1922年初，唐继尧重返云南执政，对讲武堂大力整顿，任其弟唐继虞为校长，改革学制，追踪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步伐，增设新的学科等。他实践在香港时对申圭植的承诺，凡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的学生，一律接受，送入讲武堂与航空大队。韩国临时政府亦派朴赞翊驻滇，负责接洽云南军校招收韩国学生事宜。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秘书金恩忠将军说：“朴赞翊于中华民国八年，韩临时政府再派先生为驻粤护法政府代表，经常与中山先生及党政元老，密取联络，奠定两民族真挚之友谊。因先生与唐继尧先生极友善，故再派为驻滇代表。而陆空军青年将校之培育，为国储才，亦赖先生在滇之活动。先后训练凡数十人。如知名中韩之韩陆军将领（光复军中将参谋长）李范奭，空军将校李英茂，亦系先生洽送云南讲武堂及航空学校之学生。”
韩国留学生多集中在第十六、十七期。由于要回避学校中的日本教官，韩国学生都改为中国籍、中国名。现在要列出全部韩国学生的名单，已相当困难。约略估计云南讲武堂招收的韩国学生的人数，就有30余名和50余名两种说法。
马继孔等人计算：“从1909年第一期算起，到1935年结束，讲武堂共开办了22期，共培训生员9000余人，其中华侨生500余人，朝鲜籍学生30余人，越南籍学生70余人。”
胡春惠先生历述在中国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第一阶段中，中国南方、北方各界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援助。他说：“云南的唐继尧，除曾答应以金钱上支持韩人革命外，并在其所办的云南讲武堂中，代训了韩国军事人才50余名。”
除上述王子毅先生外，确认50余人之说者，尚有韩国睨观先生纪念会之《韩国魂》一书。
由于缺乏更具体的史料，很难在30余名与50余名两说中择一近似值。要更准确、更全面地总结云南讲武堂为韩国独立战争培养军事人才的史实，还需要做更多的史料调研工作。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仅能就已知的几个韩国高才生作一介绍。见一斑而窥全豹，几个人的传奇般的经历，足以折射出云南讲武堂对韩国独立运动的不平凡的贡献。
二、大韩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
就现有史料可知，李范奭将军是最早入云南讲武堂学习的韩国学生之一。
李范奭（1900—1976年），号铁骥，曾用名李国根、吴基星，1900年10月生于汉城。7岁丧母，10岁入私立长熏学校。其父李文夏任江原道伊川郡守时，他转学到伊川普通学校。13岁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又入京城高等普通学校。夏，认识着名独立运动活动家吕运亨先生于汉江江畔，乃决心去中国。1915年11月，他走过鸭绿江铁桥来到中国奉天，随吕运亨到上海，见到了申圭植、申雨溪、申采浩、曹成焕等。李范奭与闵石麟同住法租界渔阳里，二人居室楼上即是申圭植先生的寝室与工作室。“1916年秋天，经申圭植先生努力，孙文让云南督军唐继尧准许韩国青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其校址在昆明。于是，他以李国根的假名入该校攻读。1919年3月，他毕业于该校十二期骑兵科。”同期毕业生还有来自南洋，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叶剑英。
据《云南陆军讲武堂史》：“由于在护国战争中，滇军转战南北，打出一批猛将能人，这些人又大多出自讲武堂，于是讲武堂名声渐渐远播，连海外华侨，也远道而来投考。因此第十二期除各军事机关选送之外，还招考了部分具有中等以上学历的华侨。分为步、骑、炮、工四科。其中步科学员71名，骑科学员16名，炮科学员也是16名，工科学员36名，共139名。”
申圭植先生对进入中国军校学习的韩国青年寄以厚望，要求也很严格。他给李范奭等四位青年的临别赠言是：
为了求学，你即使在操场的杠子上摔死，在讲堂上得脑充血昏死，都没有什么。主要的你必须做一个人！你必须为三千万亡国奴争一口气。你个人的光荣，就是这三千万人的光荣！好好苦干吧！
闵石麟说：“先生的语声很低，却像铁锤似的击着听者的耳鼓。”李范奭牢记申圭植先生的临别赠言，勤奋学习，“拼命用功，屡试辄获第一。军校规矩，熄灯后照例不准有火烛，他则想尽办法，偷点蜡烛，通宵苦读，至于鼻子流血，苦读仍不辍。他没有忘记先生的话。其余四位学生，也受了申公精神的感召，都很努力用功，均名列前茅”。
云南讲武堂骑兵科的严格训练，奠定了他一生军事活动的坚实基础。金俊烨先生说：铁骥将军文武双全，真正具有军人风度与气质，他既多情善感又具有狮子和老虎一般的勇猛刚毅的性格。他“不仅喜欢射击、骑马和打猎，而且骑术精湛，在理论上也具有专家的水平”。
1919年10月，李范奭经李始荣介绍，到柳河新兴武官学校任教。1920年3月，应金佐镇邀请，到汪清县北路军政署，“建立学校，培育英俊”。
10月，与金佐镇共同指挥韩国独立军歼灭大批日军，取得有名的青山里大捷。1922年9月，与金奎植组建高丽革命军，任骑兵团团长。高丽革命军在俄境被迫解散后，李范奭来到北京，化名吴基星，与台湾革命志士联合发起创立韩台革命同志会。1925年1月，李范奭任合同民族军绥芬地区司令，与苏军冲突受伤，到宁古塔疗养。3月，任绥宁镇守使张宗吕少校参谋。为了躲避日本情报机关的追捕，李范奭用假名金光斗，在外蒙古两年，以打猎为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范奭参加中国抗战，任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苏炳文秘书、高级参谋，任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部作战科长。1932年，义勇军失败，他与马占山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后，以中国军事考察团团员身份，随马占山赴欧洲诸国考察，于1933年6月回到上海。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合作，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培养韩国军事人才。李范奭任韩籍军官大队长。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范奭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少将高级参谋，第三集团军第55军团参谋处长、中央训练团中队长。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成立，李范奭出任少将参谋长、副参谋长。1942年4月，任光复军主力第二支队队长。1945年8月13日，任韩国光复军国内挺进军总司令。8月18日，他带领金俊烨、张俊河等与美国军官飞赴汉城汝矣岛机场，洽谈日军受降事宜。
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李范奭为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
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领金勋
金勋（1901—1936年），曾用名杨林、杨宁、毕士悌、毕师谛、毕时弟，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金勋的父亲是位爱国志士，牺牲于1919年的“三一运动”。他继承父志，继续从事反日救国活动。1920年，金勋流亡中国，临行前致信妻子李秋岳：“假如你站不住脚的时候，就去找我。不过，但能坚持就要尽量坚持下去，一切听从于革命组织，万不可为了私人情感的留恋而放松解放祖国的责任，祖国多么需要我们啊！”
1921年，金勋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学习。当时的校长是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后为刘国栋。第十六期步科第五队94人，步科第六队78人，步科第七队80人，步科第八队98人。第九队分三科：骑科19人，炮科31人，工科35人，共85人。十六期总计学生435人。
金勋“入学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为了革命，因此他的学习也是一种革命，他是以革命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的。他一方面学习军事技术，一方面和其他朝鲜革命者秘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准备献身于祖国的解放事业。因此，他的学业总是十分优异的，深受同学和教职人员的称赞，讲武堂的教务长常讲：高丽学生金勋是很有志气的。”
1924年，金勋于云南讲武堂毕业。1925年到广州，改名杨宁，任黄埔军校集训部教官、第三期学生第四队上尉队长等职。他参加东征和平定滇桂军叛乱，英勇善战，累立战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叶挺独立团组建，杨宁调任第二营营长。1926年4月，调回黄埔军校。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分裂。杨宁奉中共中央派遣，去苏联军校学习。
1930年，杨宁改名杨林，奉派到中共满洲省委，任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建立并发展了赤卫队等革命武装，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6月4日，在杨林主持下，在盘东三道岗小金厂成立了盘石反日义勇军。参加创建这支抗日武装的还有中共盘东区委负责人李东光、盘石中心县委特务队队长李红光。二李均为朝鲜族。游击队由中、朝两国抗日志士组成，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中迅速壮大，成为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身。杨林在满洲省委工作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为东北十四年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秋，杨林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改名毕士悌，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毕士悌任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亲临前沿侦察，制订红军突破黄河天险的方案，并亲率先锋营深夜偷渡，完成了掩护大军渡过黄河的任务。在指挥部队向敌纵深阵地攻击前进时，毕士悌不幸重伤阵亡，时年36岁。
四、抗联名将崔庸健
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的学生中出了两名抗联名将，一个是韩国人崔庸健，一个是云南大理县人周保中。
第十七期开办于1923年春，其编制特点为先分队，后分科，每个队里步、骑、炮、工四科齐备，第一队第一教授班61人，第一队第二教授班59人；第二队第一教授班58人，第二队第二教授班54人，共234人。学制二年，实际学了一年半，到1924年秋即全部毕业。
崔庸健（1900—1976年），又名崔石泉，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人。还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时，他就追求进步与革命。讲武堂毕业后，他来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黄埔教导团教官，与许多韩国革命者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广州起义时，崔庸健任黄埔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参加攻打沙河的战斗。一百五十余名参加特务营的韩国革命者大部分在起义中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后，崔庸健率残部撤退到花县，参加了保卫海陆丰的战斗。后到中国东北通河、汤原从事革命活动。金日成回忆说：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
在东北十四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崔庸健与其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学周保中共同领导了吉东地区（相当于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2年，崔庸健受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指示，开办军政讲习所，培养游击队骨干。10月，他领导由6名学员组成的特务队，以一支手枪起家，从伪警察、民团、商团手中夺枪，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1933年4月21日，饶河工农义勇军宣告成立，队长崔庸健。5月，饶河中心县委在三义屯举办军事训练班，班主任即为崔庸健。11月，工农义勇军改编为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崔庸健任营参谋长。救国军失败后，特务营改编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崔庸健代理游击队队长，朴振宁任政治指导员。1934年春，饶河中心县委与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深入动员包括朝鲜族在内的东北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游击战争。1934年5月，崔庸健任饶河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他与队长张文楷、李学福（朝鲜族）共同指挥在虎林、饶河地区多次奇袭日军与日军据点，粉碎了1934年11月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1935年8月20日，中共吉东特委将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崔庸健任参谋长，团长李学福、副团长朴振宁也是朝鲜族。第四团有官兵250多人，朝鲜族占很大比例。四团在乌苏里江左岸坚持游击战争，保证了中国抗日军与苏联远东军的联系。9月，四团在新兴洞打败日军。部队由4个连扩编为7个连。11月，又用巧妙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1500多名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
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东北抗日将领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至1937年冬，东北抗日联军共编成第一、二、三路军，辖11个军，总兵力约3万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于1937年10月编成。编入第二路军的部队有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总指挥为抗日名将周保中。他与崔庸健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大革命时期在广州重逢，现在又成了东北抗日游击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第二路军中有一大批韩国共产主义者与爱国志士，周保中十分重视维护中韩友谊，任命许多韩国人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人凯旋回国，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崔庸健创建的第四军第四团先扩建为第四军第二师，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为二路军主力之一。崔庸健先后任第二师参谋长和第七军参谋长。军长陈荣久牺牲后，他任第七军党委书记兼代理军长。1937年春，第七军扩大到850人。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第七军又发展到1500人。1938年1月5日，在周保中主持的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崔庸健仍任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1940年1月，崔庸健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参谋长，与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共同承担领导二路军的重任。
1940年10月，周保中和二路军总部陷入日伪军重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崔庸健紧急派遣船只，连夜将周保中及总部人员抢运过江。敌人赶到时，只能望江兴叹。周保中感慨地说：“若无参谋长小舟渡过江，则乌苏里江已成我之乌江矣！”
从1937年到1940年，崔庸健指挥抗联第七军和第二路军进行过许多次战斗，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关内地区的抗日战争，但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1940年，抗联各部队陆续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崔庸健任北野营第二连连长。1942年8月1日，南北野营合并，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88旅，番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周保中任旅长，崔庸健任副参谋长。9月13日，教导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东北党委会）成立。书记崔庸健，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均为朝鲜族。特别支部局既是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共党组织，又是全东北中共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和韩国北部作战。抗联教导旅一分为二：金日成、金策率400余人返回韩国北部。周保中、崔庸健率300余人随苏军返回中国东北。周保中、崔庸健代表抗联和东北党委会，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移交东北党组织的全部关系、档案及党费。东北局领导同志听取了周保中、崔庸健的报告，对抗联的英勇斗争和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东北局肯定并接受了东北党委会转交的组织关系，宣布东北党委会已经胜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予以撤销，所属各地组织统一由东北局负责领导。周保中与夫人王一知设宴为崔庸健隆重饯行。冯仲云派人经安东（今丹东）护送崔庸健返回朝鲜。崔庸健与金日成一起，领导创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曾任朝鲜人民军大将，长期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为维护中朝友谊而尽心竭力。
云南陆军讲武堂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的史实，在中韩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困难，希望关心这一问题的朋友向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资料，共同推进这一体现中韩友谊的课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许多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韩国爱国者流亡到中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入中国军校，准备献身于光复祖国的独立战争。
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接纳了数十名韩国有志青年。军校毕业后，他们参加了中国革命和反抗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有些人成了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对黄埔军校、洛阳军校、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的韩国留学生，已有不少论文和专着涉及。但对云南讲武堂为韩国独立战争培养军事人才的史实，迄今未见研究成果问世。作者深感这一课题意义重大，仅就手头有限的资料撰成此文，抛砖引玉，祈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论题。
一、唐继尧对申圭植的承诺
用民族独立战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始终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目标。为了培养领导独立战争的军事人才，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创建了军官学校。
1910年，李东宁、李会荣、李始荣等人在中国东北设立新兴武官学校。至1920年，新兴武官学校培养的学生达3500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光复军的骨干。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即于1919年12月，在上海市新民里23号军务部内，开设了临时陆军武官学校。至1920年底，这所学校培养了两批学员。
1920年5月制订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施政方针》，在内政“第五项作战准备”部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有了更具体的规划。
……
六、建立士官学校。在中国、苏联及政府所在地视条件设立士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
……
九、到外国士官学校留学。与中国及欧美各国交涉，派遣学生留学。
……
由韩国人在中国创办军校，培养军事人才，有种种不利条件的限制，很难达到预想的目标，于是，韩国临时政府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官办军校。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声誉卓着，其创办者及教官多同情韩国独立运动，又远离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成了首选的学校之一。
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校址在昆明着名的风景区翠湖西岸。在李根源、罗佩金的主持下，讲武堂发展很快，一批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声望显赫的名将先后担任教官。讲武堂人才辈出，“其师生担任上将以上军职的有18人，少将以上的近百人，省长以上文职的有14人次”。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抗日战争中，讲武堂师生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云南讲武堂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一事，是由韩国独立运动的着名领袖申圭植和云南军界领导人唐继尧共同主持的。
申圭植（1879—1922年），韩国忠清北道清源郡人。1911年来到中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与南方同盟会系统的军界人物过从甚密。申圭植十分重视为独立战争培养军事人才，辛亥革命后，他利用与中国军界人士李烈钧、钮永建、柏文蔚、程潜、卢永祥、夏孙鹏、王卓夫等的关系，将许多韩国青年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天津军需学校、南京海军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湖北讲武堂、广东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杭州体育学堂留学。“如是凡十年，毕业者达百余人。”1916年，申圭植通过孙中山的推荐将李范奭等4名韩国青年送到云南讲武堂深造。这是该军校接受的第一批韩国留学生。当年的云南都督正是唐继尧。
唐继尧（1883—1927年），云南会泽人。1904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提调、云南讲武堂教官、监督。辛亥云南起义成功，唐任都督府军政部次长和参谋部次长、贵州都督（1912年）、云南都督（1913年）。1915年12月，唐继尧与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被推为云南都督。1917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1年被顾品珍赶下台，流亡香港，准备东山再起。
1921年10月26日，韩国临时政府代总理兼外务总长、法务总长申圭植及随从秘书闵石麟从上海出发，赴广州访问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
10月29日，申圭植一行途经香港，在皇后道街拜访唐继尧，向唐继尧介绍了壮烈的“三一运动”和韩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及活动。应唐继尧之请，申圭植还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军事及经济状况，特别谈及韩人在吉林“设立新兴军官学校，实施军事教育，拟培养大批士官人才及革命干部。嗣以东北日人势力膨胀，张作霖惧起外交纠纷，勒令解散该校，师生乃投效韩国独立军，归韩国北路军政署徐一先生及金佐镇将军节制。”
唐继尧与申圭植为多年老友，听其介绍，感触良多，遂说：
从前兄弟只闻韩国发生独立运动，详情不悉，今聆先生之语，至为感动，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今贵国人心不死，独立自由，实有厚望焉。
大凡一民族之复国运动，不仅需要自身团结，自力奋斗，亦需外力奥援，外邦相助，自有史以来，历代往例，大抵若是，无待烦言。过去中国革命，亦可谓得外援而成功，韩国独立，岂能例外，而不需外援乎？唯目前中国时局，如是混沌，诚可叹也。至于贵国，兄弟素有良好印象，仰慕已非一日。犹忆昔在日本士官，卒业归国，道经韩京，见街上过往学生，皆朝气蓬勃，英俊有为，不类亡国之民，故兄弟常语人：“韩国人民，非亡国之民，迟早必有救。”今后如再回滇，誓必为韩国养成军官人才，至少二师团，俾协助贵国革命。至经济方面，多则力所不及，如中法银行存款问题解决，当赞助十万元也。
当时，唐继尧正秘密策划重返云南夺权，他对成功满怀信心，对申圭植说：“回滇一事，不久可以实现，目前尚乞暂守秘密。回滇后，当通知先生，请贵政府派员至敝省接洽。对于贵国志士，敝省人民必热烈欢迎也。”王子毅先生说：“嗣后唐公回滇，实践此约，凡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之学生悉收纳于所办之军校，前后毕业生达五十名。”
申圭植一行又到广州，受到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的热烈而隆重的接待。孙中山与申圭植长时间会谈，共商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各项事宜。首先是决定韩国临时政府和中国护法政府互换外交承认，这是申圭植一行的最大收获，也是韩国临时政府最大的外交成就。
申圭植还希望“中国军校收容韩国学生”。孙中山回答：
亦毫无问题。我等原极希望韩国子弟多多受军事教育，俾培养韩国军事人才。此事余决照办。通令各军校尽量收容贵国子弟可也。
后来，许多韩国学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即是落实此次孙中山、申圭植会谈事项的结果。
1922年初，唐继尧重返云南执政，对讲武堂大力整顿，任其弟唐继虞为校长，改革学制，追踪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步伐，增设新的学科等。他实践在香港时对申圭植的承诺，凡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的学生，一律接受，送入讲武堂与航空大队。韩国临时政府亦派朴赞翊驻滇，负责接洽云南军校招收韩国学生事宜。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秘书金恩忠将军说：“朴赞翊于中华民国八年，韩临时政府再派先生为驻粤护法政府代表，经常与中山先生及党政元老，密取联络，奠定两民族真挚之友谊。因先生与唐继尧先生极友善，故再派为驻滇代表。而陆空军青年将校之培育，为国储才，亦赖先生在滇之活动。先后训练凡数十人。如知名中韩之韩陆军将领（光复军中将参谋长）李范奭，空军将校李英茂，亦系先生洽送云南讲武堂及航空学校之学生。”
韩国留学生多集中在第十六、十七期。由于要回避学校中的日本教官，韩国学生都改为中国籍、中国名。现在要列出全部韩国学生的名单，已相当困难。约略估计云南讲武堂招收的韩国学生的人数，就有30余名和50余名两种说法。
马继孔等人计算：“从1909年第一期算起，到1935年结束，讲武堂共开办了22期，共培训生员9000余人，其中华侨生500余人，朝鲜籍学生30余人，越南籍学生70余人。”
胡春惠先生历述在中国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第一阶段中，中国南方、北方各界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援助。他说：“云南的唐继尧，除曾答应以金钱上支持韩人革命外，并在其所办的云南讲武堂中，代训了韩国军事人才50余名。”
除上述王子毅先生外，确认50余人之说者，尚有韩国睨观先生纪念会之《韩国魂》一书。
由于缺乏更具体的史料，很难在30余名与50余名两说中择一近似值。要更准确、更全面地总结云南讲武堂为韩国独立战争培养军事人才的史实，还需要做更多的史料调研工作。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仅能就已知的几个韩国高才生作一介绍。见一斑而窥全豹，几个人的传奇般的经历，足以折射出云南讲武堂对韩国独立运动的不平凡的贡献。
二、大韩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
就现有史料可知，李范奭将军是最早入云南讲武堂学习的韩国学生之一。
李范奭（1900—1976年），号铁骥，曾用名李国根、吴基星，1900年10月生于汉城。7岁丧母，10岁入私立长熏学校。其父李文夏任江原道伊川郡守时，他转学到伊川普通学校。13岁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又入京城高等普通学校。夏，认识着名独立运动活动家吕运亨先生于汉江江畔，乃决心去中国。1915年11月，他走过鸭绿江铁桥来到中国奉天，随吕运亨到上海，见到了申圭植、申雨溪、申采浩、曹成焕等。李范奭与闵石麟同住法租界渔阳里，二人居室楼上即是申圭植先生的寝室与工作室。“1916年秋天，经申圭植先生努力，孙文让云南督军唐继尧准许韩国青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其校址在昆明。于是，他以李国根的假名入该校攻读。1919年3月，他毕业于该校十二期骑兵科。”同期毕业生还有来自南洋，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叶剑英。
据《云南陆军讲武堂史》：“由于在护国战争中，滇军转战南北，打出一批猛将能人，这些人又大多出自讲武堂，于是讲武堂名声渐渐远播，连海外华侨，也远道而来投考。因此第十二期除各军事机关选送之外，还招考了部分具有中等以上学历的华侨。分为步、骑、炮、工四科。其中步科学员71名，骑科学员16名，炮科学员也是16名，工科学员36名，共139名。”
申圭植先生对进入中国军校学习的韩国青年寄以厚望，要求也很严格。他给李范奭等四位青年的临别赠言是：
为了求学，你即使在操场的杠子上摔死，在讲堂上得脑充血昏死，都没有什么。主要的你必须做一个人！你必须为三千万亡国奴争一口气。你个人的光荣，就是这三千万人的光荣！好好苦干吧！
闵石麟说：“先生的语声很低，却像铁锤似的击着听者的耳鼓。”李范奭牢记申圭植先生的临别赠言，勤奋学习，“拼命用功，屡试辄获第一。军校规矩，熄灯后照例不准有火烛，他则想尽办法，偷点蜡烛，通宵苦读，至于鼻子流血，苦读仍不辍。他没有忘记先生的话。其余四位学生，也受了申公精神的感召，都很努力用功，均名列前茅”。
云南讲武堂骑兵科的严格训练，奠定了他一生军事活动的坚实基础。金俊烨先生说：铁骥将军文武双全，真正具有军人风度与气质，他既多情善感又具有狮子和老虎一般的勇猛刚毅的性格。他“不仅喜欢射击、骑马和打猎，而且骑术精湛，在理论上也具有专家的水平”。
1919年10月，李范奭经李始荣介绍，到柳河新兴武官学校任教。1920年3月，应金佐镇邀请，到汪清县北路军政署，“建立学校，培育英俊”。
10月，与金佐镇共同指挥韩国独立军歼灭大批日军，取得有名的青山里大捷。1922年9月，与金奎植组建高丽革命军，任骑兵团团长。高丽革命军在俄境被迫解散后，李范奭来到北京，化名吴基星，与台湾革命志士联合发起创立韩台革命同志会。1925年1月，李范奭任合同民族军绥芬地区司令，与苏军冲突受伤，到宁古塔疗养。3月，任绥宁镇守使张宗吕少校参谋。为了躲避日本情报机关的追捕，李范奭用假名金光斗，在外蒙古两年，以打猎为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范奭参加中国抗战，任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苏炳文秘书、高级参谋，任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部作战科长。1932年，义勇军失败，他与马占山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后，以中国军事考察团团员身份，随马占山赴欧洲诸国考察，于1933年6月回到上海。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合作，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培养韩国军事人才。李范奭任韩籍军官大队长。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范奭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少将高级参谋，第三集团军第55军团参谋处长、中央训练团中队长。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成立，李范奭出任少将参谋长、副参谋长。1942年4月，任光复军主力第二支队队长。1945年8月13日，任韩国光复军国内挺进军总司令。8月18日，他带领金俊烨、张俊河等与美国军官飞赴汉城汝矣岛机场，洽谈日军受降事宜。
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李范奭为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
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领金勋
金勋（1901—1936年），曾用名杨林、杨宁、毕士悌、毕师谛、毕时弟，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金勋的父亲是位爱国志士，牺牲于1919年的“三一运动”。他继承父志，继续从事反日救国活动。1920年，金勋流亡中国，临行前致信妻子李秋岳：“假如你站不住脚的时候，就去找我。不过，但能坚持就要尽量坚持下去，一切听从于革命组织，万不可为了私人情感的留恋而放松解放祖国的责任，祖国多么需要我们啊！”
1921年，金勋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学习。当时的校长是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后为刘国栋。第十六期步科第五队94人，步科第六队78人，步科第七队80人，步科第八队98人。第九队分三科：骑科19人，炮科31人，工科35人，共85人。十六期总计学生435人。
金勋“入学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为了革命，因此他的学习也是一种革命，他是以革命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的。他一方面学习军事技术，一方面和其他朝鲜革命者秘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准备献身于祖国的解放事业。因此，他的学业总是十分优异的，深受同学和教职人员的称赞，讲武堂的教务长常讲：高丽学生金勋是很有志气的。”
1924年，金勋于云南讲武堂毕业。1925年到广州，改名杨宁，任黄埔军校集训部教官、第三期学生第四队上尉队长等职。他参加东征和平定滇桂军叛乱，英勇善战，累立战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叶挺独立团组建，杨宁调任第二营营长。1926年4月，调回黄埔军校。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分裂。杨宁奉中共中央派遣，去苏联军校学习。
1930年，杨宁改名杨林，奉派到中共满洲省委，任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建立并发展了赤卫队等革命武装，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6月4日，在杨林主持下，在盘东三道岗小金厂成立了盘石反日义勇军。参加创建这支抗日武装的还有中共盘东区委负责人李东光、盘石中心县委特务队队长李红光。二李均为朝鲜族。游击队由中、朝两国抗日志士组成，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中迅速壮大，成为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身。杨林在满洲省委工作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为东北十四年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秋，杨林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改名毕士悌，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毕士悌任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亲临前沿侦察，制订红军突破黄河天险的方案，并亲率先锋营深夜偷渡，完成了掩护大军渡过黄河的任务。在指挥部队向敌纵深阵地攻击前进时，毕士悌不幸重伤阵亡，时年36岁。
四、抗联名将崔庸健
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的学生中出了两名抗联名将，一个是韩国人崔庸健，一个是云南大理县人周保中。
第十七期开办于1923年春，其编制特点为先分队，后分科，每个队里步、骑、炮、工四科齐备，第一队第一教授班61人，第一队第二教授班59人；第二队第一教授班58人，第二队第二教授班54人，共234人。学制二年，实际学了一年半，到1924年秋即全部毕业。
崔庸健（1900—1976年），又名崔石泉，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人。还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时，他就追求进步与革命。讲武堂毕业后，他来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黄埔教导团教官，与许多韩国革命者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广州起义时，崔庸健任黄埔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参加攻打沙河的战斗。一百五十余名参加特务营的韩国革命者大部分在起义中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后，崔庸健率残部撤退到花县，参加了保卫海陆丰的战斗。后到中国东北通河、汤原从事革命活动。金日成回忆说：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
在东北十四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崔庸健与其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学周保中共同领导了吉东地区（相当于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2年，崔庸健受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指示，开办军政讲习所，培养游击队骨干。10月，他领导由6名学员组成的特务队，以一支手枪起家，从伪警察、民团、商团手中夺枪，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1933年4月21日，饶河工农义勇军宣告成立，队长崔庸健。5月，饶河中心县委在三义屯举办军事训练班，班主任即为崔庸健。11月，工农义勇军改编为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崔庸健任营参谋长。救国军失败后，特务营改编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崔庸健代理游击队队长，朴振宁任政治指导员。1934年春，饶河中心县委与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深入动员包括朝鲜族在内的东北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游击战争。1934年5月，崔庸健任饶河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他与队长张文楷、李学福（朝鲜族）共同指挥在虎林、饶河地区多次奇袭日军与日军据点，粉碎了1934年11月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1935年8月20日，中共吉东特委将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崔庸健任参谋长，团长李学福、副团长朴振宁也是朝鲜族。第四团有官兵250多人，朝鲜族占很大比例。四团在乌苏里江左岸坚持游击战争，保证了中国抗日军与苏联远东军的联系。9月，四团在新兴洞打败日军。部队由4个连扩编为7个连。11月，又用巧妙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1500多名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
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东北抗日将领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至1937年冬，东北抗日联军共编成第一、二、三路军，辖11个军，总兵力约3万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于1937年10月编成。编入第二路军的部队有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总指挥为抗日名将周保中。他与崔庸健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大革命时期在广州重逢，现在又成了东北抗日游击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第二路军中有一大批韩国共产主义者与爱国志士，周保中十分重视维护中韩友谊，任命许多韩国人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人凯旋回国，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崔庸健创建的第四军第四团先扩建为第四军第二师，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为二路军主力之一。崔庸健先后任第二师参谋长和第七军参谋长。军长陈荣久牺牲后，他任第七军党委书记兼代理军长。1937年春，第七军扩大到850人。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第七军又发展到1500人。1938年1月5日，在周保中主持的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崔庸健仍任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1940年1月，崔庸健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参谋长，与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共同承担领导二路军的重任。
1940年10月，周保中和二路军总部陷入日伪军重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崔庸健紧急派遣船只，连夜将周保中及总部人员抢运过江。敌人赶到时，只能望江兴叹。周保中感慨地说：“若无参谋长小舟渡过江，则乌苏里江已成我之乌江矣！”
从1937年到1940年，崔庸健指挥抗联第七军和第二路军进行过许多次战斗，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关内地区的抗日战争，但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1940年，抗联各部队陆续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崔庸健任北野营第二连连长。1942年8月1日，南北野营合并，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88旅，番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周保中任旅长，崔庸健任副参谋长。9月13日，教导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东北党委会）成立。书记崔庸健，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均为朝鲜族。特别支部局既是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共党组织，又是全东北中共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和韩国北部作战。抗联教导旅一分为二：金日成、金策率400余人返回韩国北部。周保中、崔庸健率300余人随苏军返回中国东北。周保中、崔庸健代表抗联和东北党委会，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移交东北党组织的全部关系、档案及党费。东北局领导同志听取了周保中、崔庸健的报告，对抗联的英勇斗争和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东北局肯定并接受了东北党委会转交的组织关系，宣布东北党委会已经胜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予以撤销，所属各地组织统一由东北局负责领导。周保中与夫人王一知设宴为崔庸健隆重饯行。冯仲云派人经安东（今丹东）护送崔庸健返回朝鲜。崔庸健与金日成一起，领导创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曾任朝鲜人民军大将，长期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为维护中朝友谊而尽心竭力。
云南陆军讲武堂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的史实，在中韩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困难，希望关心这一问题的朋友向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资料，共同推进这一体现中韩友谊的课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