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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略论云南抗日军民对驻滇美国盟军的支援
高整军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1939年1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并同世界各国人民及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相互支持、协同作战的结果。云南的抗战史即是最有力的见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成为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云南各族军民同驻滇美国盟军共同谱写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不朽篇章。当年曾在这块红土地上英勇血战的美国老兵，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云南抗日军民，尤其是那些对自己鼎力相助和无私奉献的普通老百姓。
“飞虎队”和“驼峰”航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西方统治集团断言中国的抗战是没有前途的，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对中国采取所谓“完全中立”的政策，并且不准备给中国任何实际的援助。美国驻华、驻日大使都认为：“这出戏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演完，应该告诉中国官员，不要指望美国会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援助。”1937年10月，张伯伦在英国内阁会议上明确表态，他甚至认为中国抗战“已经濒于崩溃”。在英美统治集团看来，当时的中国不过是他们争霸斗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双方处于拉锯状态的战略相持阶段，美英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美驻日大使格鲁则认为：支援中国抗战是“美国最有利的自卫方略”。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美国总统罗斯福清楚地看到，“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美国为使中国战场更有效地牵制日军，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在1941年12月底，成立了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北部在内的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任参谋长。美国盟军陆续进驻云南。“飞虎队”和“驼峰”航线便是其中战绩显赫和英勇精神的典型代表。
1941年，陈纳德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下，以私人机构名义，在美国招募了一百多名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建立了一支“美国志愿航空队”，对外以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作为掩护，用平民身份赴华参战。12月20日，航空队在昆明周围上空同日本空军首次交战，一举击落敌机9架，吓得日本飞机再不敢飞临昆明市的上空。志愿队在以后2个月的仰光空战中更为出色。这支航空队依靠5～20架装备优良、快速的F-40战斗机，以及和地勤人员的出色配合，在缅甸南部和泰国同总数超过1000架的敌机周旋，共作战21次，先后击毁敌机217架，而航空队本身仅损失4名飞行员和14架飞机。1942年2月25日，航空队以15架飞机同166架敌机交战；26日，又以8架飞机对付200架敌机，两天共击落敌机43架，而自己却毫无损伤，被中国百姓赞誉为“飞虎队”，并成为这支航空队的代名词。1942年5月7日至12日的一周内，“飞虎队”又在怒江西岸大显身手，迫使企图渡江的日军沿着滇缅公路向中国边境撤退。
此后因作战形势的变化，“飞虎队”并入了美国现役空军——美驻华空军部队。1942年7月4日，“飞虎队”经过7个月的英勇作战，宣布正式解散。他们的作战记录是：作战50余次，击毁日机299架，歼灭大量日军地面部队。“飞虎队”损失飞机73架，牺牲了22名驾驶员，3名被俘。1943年3月，这支部队又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驻华空军牵制并击毁了1600余架敌机。从此日本在华的空军力量全部土崩瓦解，配合了太平洋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最后进攻。
“驼峰”航线是在1942年5月，日军侵占缅甸各地，切断了我国除与苏联外所有的陆、海交通而开辟通航的国际通道，担负着从印度汀江至昆明和从汀江至四川宜宾两地空运紧急需要的对日作战物资和人员往来的任务。
“驼峰”航线的开辟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航程相距1600公里（阿萨姆至昆明880公里，昆明至重庆720公里），从阿萨姆至昆明之间的航线，必须飞越海拔3000～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气候变化极为复杂，经常出现大规模的强气流，飞越其间的飞机常因受其冲击而机毁人亡，同时还不断遭遇日本空军的截击。据后来统计，美国空运队在飞行印度—昆明的三年中，因遭受日机攻击和气流的冲击等原因，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损失13架。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驼峰”航运迅速成为有效的空运系统。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中、美两国的飞机飞越“驼峰”8万多架次，从印度运到中国的物资达70万吨以上，还有1000多架飞机经“驼峰”航线投入中国战场。“驼峰”空运打破了日军的陆上封锁，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战场的“空中生命线”。战略物资由“驼峰”航线运进中国，保证了美国在华空军的作战需要，装备了大批中国军队，加强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发动反攻，提供了可靠有力的后勤保障。中国驻印军的补充兵员，滇西远征军的美械装备，也都经由“驼峰”航空线运送，为反攻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驻滇美国盟军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云南抗日军民的加倍回报。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浸透着云南无数抗日军民的鲜血和汗水。
生死与共，协同作战
云南抗日军民在控制领空权、护卫和开通国际交通线、坚持滇西抗战以及滇西反攻战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直接参加和配合驻滇美军行动，生死与共，协同作战。
1942年3月初，仰光陷落。日军趁势向缅北挺进，5月初攻入中国边境，沿着怒江西岸直奔中国腹地。中国守军实施地面攻击，“飞虎队”在空中拦截来袭的敌机予以配合。“飞虎队”在中国空军的配合下，对暴露在公路线上准备渡江的日军进行猛烈轰炸和俯冲扫射，炸毁浮桥和全部架桥设备，并沉重打击了簇拥在公路上的坦克、摩托车队、卡车和无处藏身的日军步兵。在此后两年中，由于中美作战飞机的严密监视和频频出击，日本再也不敢在怒江一线发动大规模的东进攻势了。
中、美两国为开辟和维护庞大的“驼峰”空运系统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并付出了重大牺牲。美军空运队的飞机最多时达600余架，空、地勤人员34000人。在中、印两国均有数以万计的军民协助美军。
承担“驼峰”空运的是美国空运大队和中国航空公司。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美两国的飞行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疲劳，日以继夜地在“驼峰”航线上穿梭飞行，地勤人员冒着酷暑或在滂沱大雨中装卸货物，加油料，检查维修飞机。在“驼峰”飞行的三年多时间里，中、美两国共损失飞机514架（其中美军空运队468架，中国航空公司46架），两国飞行人员共有1500多人牺牲或失踪。
属于云南省寻甸县，离昆明70公里的羊街基地是1942年以后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直属的327、329、373三个B-24、B-25轻重型轰炸机联队的驻地。在这三个联队中，每个队都有中国空军飞行员。每次出袭，都是中美指战员共同执行。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牺牲在一起。
1943年起中国空军从苏制飞机开始改用美制飞机。为了吸取美空军十四航空队的空战经验，当时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大队合编为中美混合团。改称混合团后，自队长以上都是中美双方各派一人，美方队长由陈纳德将军在十四航空队内选派来，他们负责作战时部队指挥之责，其他一切事务由中方队长负责。
无论是空战还是空运，中美空军并肩对敌战斗，直到日军投降为止。
滇西抗战是缅甸防御战在中国战场上的延续。中国境内部队经过艰苦争战，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阻敌于怒江西岸长达二年，挫败了日本迫降重庆政府，从中国战场抽身的企图。滇西反攻阶段，战斗更为激烈。日本企图凭借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固守松山、腾冲、龙陵、芒市各大据点，负隅顽抗，以待增援。在收复上述地区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与敌人短兵相接，肉搏血战，先后参加作战的官兵达16万之多。而且派出了大批民工支前。据方国瑜先生调查统计，仅滇西反攻期间，云南就派出民工416万多人次。怒江以西的反攻战，歼灭日军21057人，收复国土约3万平方公里，打通了云南对外的国际通道，随后，协同盟军收复缅北。盟国在缅作战共歼敌19万多人，仅中国军队就歼灭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其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遭重创。中国军队伤亡达4万多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上校曾称赞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印公路是我滇西边疆各族人民配合中美工程兵用血汗筑成的战略公路。其起点从印度雷多向南延伸，进入缅甸北部新平阳，长距约200公里，工程最为艰巨。筑路部队由中美两国军队共同组成。有两个中国工兵团和两个美军工兵团，五个战斗工兵营。中美工兵部队，“在野人山蛮荒地区，耐毒蛇、猛兽、蚂蟥、虐蚊之滋扰，伐丛林，凿峻岭，昼夜施工，风雨匪懈……坚苦卓绝之精神，实足与我前线肉搏之健儿，共相媲美，而无愧色”。尤其中国工兵在整个筑路过程中，“多为任经路中清扫树木之作业，与永久桥梁涵洞之构筑等劳役，无一机械工具，可资利用，而惟以两手万能之是赖，其刻苦耐劳之精神，更深景佩”。当时的《大公报》在评论中印公路的建成时写到：“这是一个艰苦的不可想象的战斗场面，血汗加上无比的忍耐力创造出来的奇迹。”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遍及滇西沦陷区和游击区的各族民众抗日武装，与英、美两国盟友建立了联系，主动支援、配合远征军和盟军的游击作战和反攻，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腾冲县仅随军作战就阵亡4730人。美军人员也在部分民众武装中建立了联络组，并曾向抗日队伍空投过武器，对民众抗日斗争给予过支持。
可见，上述一系列战绩的取得，正是云南抗日军民积极参加战斗和全力支援的结果。
毁家纾难，无私奉献
除了军事上的支援、配合外，云南抗日军民用各种方式为驻滇美国盟军的作战和生活起居提供方便。在给养供应、修辟机场、开筑道路、修挖工事、抢运粮秣弹药、侦察向导、灭奸除害和抢救护送伤员等诸多方面给予全力支援。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军约20000余人驻在云南，其给养所需，数量浩大，每日需用食牛百头，羊500只，鸡以千计，蛋以万计，菜蔬以卡车计。据《盟军日用小计》所载：每日供应肉牛40头、生猪60头、鸡1000只、鸡蛋60000个、面粉150袋、小菜1.2万斤。4年共计，肉牛5.84万头、猪8.76万头、鸡约146万只、鸡蛋约8760万个、面粉2.19万袋、小菜1752万斤。且五六年间，供应不缺。然而云南山多田少，粮食产量有限。抗战后交通封锁，外米不能运入，加之空袭紧张，征兵征工与驻军滋扰等种种因素，违误农时，粮食减产，而军粮征购与日俱增，“是以乡间多数农民，惟有将种得谷米，缴作正供，自以芋薯瓜菜，略掺杂粮，以资果腹”。全省人民为了抗日救亡，咬紧牙关，开荒种包谷杂粮自给，把精细粮食省下，支援抗日军队。
抗战时期，云南人民先后投入数十万劳动大军，为盟军空军扩建和新建了大批军用机场。在呈贡、沾益、蒙自、祥云、保山等地，筑成可供战斗机、轰炸机、伞兵使用的大中型飞机场5个。昆明原有的巫家坝机场也扩大了数倍。修筑机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广南机场时，动员了临近广南县的砚山、丘北、西畴、富宁四县民工前来参加修建。“5县万余民工云集广南县城附近，靠近机场工地的大村小寨，几乎住满了人”。修建机场的工程十分艰苦。当时中国没有重型机械，重达数吨的大石碾子替代轧路机，成为修机场的“最大型工具”。各县民工都是自带口粮、工具和简单行李，白天出工，早晚自己做饭，还要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扩建云南驿机场时，敌空军趁机场施工飞机起飞困难之机，实施偷袭。仅这次空袭，就牺牲民工250余人。
这些由成千上万民工顶着烈日，冒着大雨，一镐一锄，石碾碾压，流血牺牲修筑的机场对支援中美空军掌握制空权，歼灭日本海空部队，配合地面部队歼灭日军，发挥了巨大作用，并有力地支援了中、美军队的反攻作战。
为保证盟军的补给和军事需要，云南每日出动男女老幼民工十余万，先后进行了修筑、破坏和复修滇缅铁路及便道、抢修滇缅公路、修筑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架设军用电报电话杆线、修建伤病医院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浩大，且缺乏机械，全赖人力开辟，牺牲巨大。当时死于石炸土崩、毒瘴疾病的民工难以计数。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曾由衷地赞扬云南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在修筑中印公路时，滇西各族人民，纷纷应征出工，仅保山、腾冲、龙陵三县，为修复扩建滇缅、保腾公路及三条支线，就出动民工近200万人次，扩建机场出动民工21万人。方由于男性青壮年多已外出支前参战，修复工程大多由老弱妇孺承担。修复保山县境内公路的妇女“常背着婴儿，从几里甚至几十里以外的村镇前来筑路，所以美籍工程人员多喜欢称这一段公路是妇孺公路”。中印公路在滇缅公路中国段的基础上，建成通车，打通了我国际陆上供应线，缩短了物资输华里程，降低了空运的困难，负担了原来滇缅公路的运输任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建机场、筑道路还将大片民田地化为军用。如广南大东门外新桥一带，“约有一千四五百亩良田，阡陌相连，地势平缓，算得广南近郊一个粮仓”，即被征用为机场。云南各族人民为世界和平、民族复兴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认为：“这是抗战的需要，胜利的需要，我们毁家纾难，在所不辞。”表示“我们知道这个分量，宁愿献给国家，决不做亡国奴”。其高尚情操感人肺腑，曾经有一位美军上校不禁伸着大拇指连声说：“中国老百姓OK，中国要胜利，日本人一定要失败。”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中华民族自身谋求独立和解放的战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抗日军民对驻滇美国盟军的支援和无私奉献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云南抗日军民和世界人民一起争取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开辟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见1995年5月9日江泽民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军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的经历，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理解，中国将继续在人类正义事业一边，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创造世界和平繁荣的美好明天。这是对那些为人类正义而牺牲的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1939年1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并同世界各国人民及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相互支持、协同作战的结果。云南的抗战史即是最有力的见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成为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云南各族军民同驻滇美国盟军共同谱写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不朽篇章。当年曾在这块红土地上英勇血战的美国老兵，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云南抗日军民，尤其是那些对自己鼎力相助和无私奉献的普通老百姓。
“飞虎队”和“驼峰”航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西方统治集团断言中国的抗战是没有前途的，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对中国采取所谓“完全中立”的政策，并且不准备给中国任何实际的援助。美国驻华、驻日大使都认为：“这出戏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演完，应该告诉中国官员，不要指望美国会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援助。”1937年10月，张伯伦在英国内阁会议上明确表态，他甚至认为中国抗战“已经濒于崩溃”。在英美统治集团看来，当时的中国不过是他们争霸斗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双方处于拉锯状态的战略相持阶段，美英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美驻日大使格鲁则认为：支援中国抗战是“美国最有利的自卫方略”。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美国总统罗斯福清楚地看到，“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美国为使中国战场更有效地牵制日军，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在1941年12月底，成立了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北部在内的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任参谋长。美国盟军陆续进驻云南。“飞虎队”和“驼峰”航线便是其中战绩显赫和英勇精神的典型代表。
1941年，陈纳德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下，以私人机构名义，在美国招募了一百多名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建立了一支“美国志愿航空队”，对外以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作为掩护，用平民身份赴华参战。12月20日，航空队在昆明周围上空同日本空军首次交战，一举击落敌机9架，吓得日本飞机再不敢飞临昆明市的上空。志愿队在以后2个月的仰光空战中更为出色。这支航空队依靠5～20架装备优良、快速的F-40战斗机，以及和地勤人员的出色配合，在缅甸南部和泰国同总数超过1000架的敌机周旋，共作战21次，先后击毁敌机217架，而航空队本身仅损失4名飞行员和14架飞机。1942年2月25日，航空队以15架飞机同166架敌机交战；26日，又以8架飞机对付200架敌机，两天共击落敌机43架，而自己却毫无损伤，被中国百姓赞誉为“飞虎队”，并成为这支航空队的代名词。1942年5月7日至12日的一周内，“飞虎队”又在怒江西岸大显身手，迫使企图渡江的日军沿着滇缅公路向中国边境撤退。
此后因作战形势的变化，“飞虎队”并入了美国现役空军——美驻华空军部队。1942年7月4日，“飞虎队”经过7个月的英勇作战，宣布正式解散。他们的作战记录是：作战50余次，击毁日机299架，歼灭大量日军地面部队。“飞虎队”损失飞机73架，牺牲了22名驾驶员，3名被俘。1943年3月，这支部队又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驻华空军牵制并击毁了1600余架敌机。从此日本在华的空军力量全部土崩瓦解，配合了太平洋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最后进攻。
“驼峰”航线是在1942年5月，日军侵占缅甸各地，切断了我国除与苏联外所有的陆、海交通而开辟通航的国际通道，担负着从印度汀江至昆明和从汀江至四川宜宾两地空运紧急需要的对日作战物资和人员往来的任务。
“驼峰”航线的开辟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航程相距1600公里（阿萨姆至昆明880公里，昆明至重庆720公里），从阿萨姆至昆明之间的航线，必须飞越海拔3000～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气候变化极为复杂，经常出现大规模的强气流，飞越其间的飞机常因受其冲击而机毁人亡，同时还不断遭遇日本空军的截击。据后来统计，美国空运队在飞行印度—昆明的三年中，因遭受日机攻击和气流的冲击等原因，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损失13架。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驼峰”航运迅速成为有效的空运系统。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中、美两国的飞机飞越“驼峰”8万多架次，从印度运到中国的物资达70万吨以上，还有1000多架飞机经“驼峰”航线投入中国战场。“驼峰”空运打破了日军的陆上封锁，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战场的“空中生命线”。战略物资由“驼峰”航线运进中国，保证了美国在华空军的作战需要，装备了大批中国军队，加强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发动反攻，提供了可靠有力的后勤保障。中国驻印军的补充兵员，滇西远征军的美械装备，也都经由“驼峰”航空线运送，为反攻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驻滇美国盟军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云南抗日军民的加倍回报。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浸透着云南无数抗日军民的鲜血和汗水。
生死与共，协同作战
云南抗日军民在控制领空权、护卫和开通国际交通线、坚持滇西抗战以及滇西反攻战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直接参加和配合驻滇美军行动，生死与共，协同作战。
1942年3月初，仰光陷落。日军趁势向缅北挺进，5月初攻入中国边境，沿着怒江西岸直奔中国腹地。中国守军实施地面攻击，“飞虎队”在空中拦截来袭的敌机予以配合。“飞虎队”在中国空军的配合下，对暴露在公路线上准备渡江的日军进行猛烈轰炸和俯冲扫射，炸毁浮桥和全部架桥设备，并沉重打击了簇拥在公路上的坦克、摩托车队、卡车和无处藏身的日军步兵。在此后两年中，由于中美作战飞机的严密监视和频频出击，日本再也不敢在怒江一线发动大规模的东进攻势了。
中、美两国为开辟和维护庞大的“驼峰”空运系统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并付出了重大牺牲。美军空运队的飞机最多时达600余架，空、地勤人员34000人。在中、印两国均有数以万计的军民协助美军。
承担“驼峰”空运的是美国空运大队和中国航空公司。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美两国的飞行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疲劳，日以继夜地在“驼峰”航线上穿梭飞行，地勤人员冒着酷暑或在滂沱大雨中装卸货物，加油料，检查维修飞机。在“驼峰”飞行的三年多时间里，中、美两国共损失飞机514架（其中美军空运队468架，中国航空公司46架），两国飞行人员共有1500多人牺牲或失踪。
属于云南省寻甸县，离昆明70公里的羊街基地是1942年以后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直属的327、329、373三个B-24、B-25轻重型轰炸机联队的驻地。在这三个联队中，每个队都有中国空军飞行员。每次出袭，都是中美指战员共同执行。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牺牲在一起。
1943年起中国空军从苏制飞机开始改用美制飞机。为了吸取美空军十四航空队的空战经验，当时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大队合编为中美混合团。改称混合团后，自队长以上都是中美双方各派一人，美方队长由陈纳德将军在十四航空队内选派来，他们负责作战时部队指挥之责，其他一切事务由中方队长负责。
无论是空战还是空运，中美空军并肩对敌战斗，直到日军投降为止。
滇西抗战是缅甸防御战在中国战场上的延续。中国境内部队经过艰苦争战，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阻敌于怒江西岸长达二年，挫败了日本迫降重庆政府，从中国战场抽身的企图。滇西反攻阶段，战斗更为激烈。日本企图凭借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固守松山、腾冲、龙陵、芒市各大据点，负隅顽抗，以待增援。在收复上述地区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与敌人短兵相接，肉搏血战，先后参加作战的官兵达16万之多。而且派出了大批民工支前。据方国瑜先生调查统计，仅滇西反攻期间，云南就派出民工416万多人次。怒江以西的反攻战，歼灭日军21057人，收复国土约3万平方公里，打通了云南对外的国际通道，随后，协同盟军收复缅北。盟国在缅作战共歼敌19万多人，仅中国军队就歼灭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其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遭重创。中国军队伤亡达4万多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上校曾称赞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印公路是我滇西边疆各族人民配合中美工程兵用血汗筑成的战略公路。其起点从印度雷多向南延伸，进入缅甸北部新平阳，长距约200公里，工程最为艰巨。筑路部队由中美两国军队共同组成。有两个中国工兵团和两个美军工兵团，五个战斗工兵营。中美工兵部队，“在野人山蛮荒地区，耐毒蛇、猛兽、蚂蟥、虐蚊之滋扰，伐丛林，凿峻岭，昼夜施工，风雨匪懈……坚苦卓绝之精神，实足与我前线肉搏之健儿，共相媲美，而无愧色”。尤其中国工兵在整个筑路过程中，“多为任经路中清扫树木之作业，与永久桥梁涵洞之构筑等劳役，无一机械工具，可资利用，而惟以两手万能之是赖，其刻苦耐劳之精神，更深景佩”。当时的《大公报》在评论中印公路的建成时写到：“这是一个艰苦的不可想象的战斗场面，血汗加上无比的忍耐力创造出来的奇迹。”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遍及滇西沦陷区和游击区的各族民众抗日武装，与英、美两国盟友建立了联系，主动支援、配合远征军和盟军的游击作战和反攻，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腾冲县仅随军作战就阵亡4730人。美军人员也在部分民众武装中建立了联络组，并曾向抗日队伍空投过武器，对民众抗日斗争给予过支持。
可见，上述一系列战绩的取得，正是云南抗日军民积极参加战斗和全力支援的结果。
毁家纾难，无私奉献
除了军事上的支援、配合外，云南抗日军民用各种方式为驻滇美国盟军的作战和生活起居提供方便。在给养供应、修辟机场、开筑道路、修挖工事、抢运粮秣弹药、侦察向导、灭奸除害和抢救护送伤员等诸多方面给予全力支援。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军约20000余人驻在云南，其给养所需，数量浩大，每日需用食牛百头，羊500只，鸡以千计，蛋以万计，菜蔬以卡车计。据《盟军日用小计》所载：每日供应肉牛40头、生猪60头、鸡1000只、鸡蛋60000个、面粉150袋、小菜1.2万斤。4年共计，肉牛5.84万头、猪8.76万头、鸡约146万只、鸡蛋约8760万个、面粉2.19万袋、小菜1752万斤。且五六年间，供应不缺。然而云南山多田少，粮食产量有限。抗战后交通封锁，外米不能运入，加之空袭紧张，征兵征工与驻军滋扰等种种因素，违误农时，粮食减产，而军粮征购与日俱增，“是以乡间多数农民，惟有将种得谷米，缴作正供，自以芋薯瓜菜，略掺杂粮，以资果腹”。全省人民为了抗日救亡，咬紧牙关，开荒种包谷杂粮自给，把精细粮食省下，支援抗日军队。
抗战时期，云南人民先后投入数十万劳动大军，为盟军空军扩建和新建了大批军用机场。在呈贡、沾益、蒙自、祥云、保山等地，筑成可供战斗机、轰炸机、伞兵使用的大中型飞机场5个。昆明原有的巫家坝机场也扩大了数倍。修筑机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广南机场时，动员了临近广南县的砚山、丘北、西畴、富宁四县民工前来参加修建。“5县万余民工云集广南县城附近，靠近机场工地的大村小寨，几乎住满了人”。修建机场的工程十分艰苦。当时中国没有重型机械，重达数吨的大石碾子替代轧路机，成为修机场的“最大型工具”。各县民工都是自带口粮、工具和简单行李，白天出工，早晚自己做饭，还要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扩建云南驿机场时，敌空军趁机场施工飞机起飞困难之机，实施偷袭。仅这次空袭，就牺牲民工250余人。
这些由成千上万民工顶着烈日，冒着大雨，一镐一锄，石碾碾压，流血牺牲修筑的机场对支援中美空军掌握制空权，歼灭日本海空部队，配合地面部队歼灭日军，发挥了巨大作用，并有力地支援了中、美军队的反攻作战。
为保证盟军的补给和军事需要，云南每日出动男女老幼民工十余万，先后进行了修筑、破坏和复修滇缅铁路及便道、抢修滇缅公路、修筑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架设军用电报电话杆线、修建伤病医院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浩大，且缺乏机械，全赖人力开辟，牺牲巨大。当时死于石炸土崩、毒瘴疾病的民工难以计数。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曾由衷地赞扬云南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在修筑中印公路时，滇西各族人民，纷纷应征出工，仅保山、腾冲、龙陵三县，为修复扩建滇缅、保腾公路及三条支线，就出动民工近200万人次，扩建机场出动民工21万人。方由于男性青壮年多已外出支前参战，修复工程大多由老弱妇孺承担。修复保山县境内公路的妇女“常背着婴儿，从几里甚至几十里以外的村镇前来筑路，所以美籍工程人员多喜欢称这一段公路是妇孺公路”。中印公路在滇缅公路中国段的基础上，建成通车，打通了我国际陆上供应线，缩短了物资输华里程，降低了空运的困难，负担了原来滇缅公路的运输任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建机场、筑道路还将大片民田地化为军用。如广南大东门外新桥一带，“约有一千四五百亩良田，阡陌相连，地势平缓，算得广南近郊一个粮仓”，即被征用为机场。云南各族人民为世界和平、民族复兴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认为：“这是抗战的需要，胜利的需要，我们毁家纾难，在所不辞。”表示“我们知道这个分量，宁愿献给国家，决不做亡国奴”。其高尚情操感人肺腑，曾经有一位美军上校不禁伸着大拇指连声说：“中国老百姓OK，中国要胜利，日本人一定要失败。”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中华民族自身谋求独立和解放的战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抗日军民对驻滇美国盟军的支援和无私奉献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云南抗日军民和世界人民一起争取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开辟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见1995年5月9日江泽民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军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的经历，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理解，中国将继续在人类正义事业一边，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创造世界和平繁荣的美好明天。这是对那些为人类正义而牺牲的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