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 第三十七章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及其对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
第三十七章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及其对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
张燕舞
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946年），由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的学校。先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名义在长沙组建；一学期后，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胜利后一年，1946年，联大才告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
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一个已经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的大学，何以还能让人不断提起，并充满敬意，吸引那么多知识者的目光？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大半河山沦陷敌手，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却从未中断，这是一个奇迹，同样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十多年，并多次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写出了专着。他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在今天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顾并探讨西南联大，这所因为抗战而产生的特殊的学校，及其所创造出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西南联大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它杰出的教师队伍、成功的办学理念、因抗战而激发出的独特的人文精神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联大集中了我国各学科最优秀的学者，在人文学科方面有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游国恩、吴晗、贺麟、冯友兰、吴宓、钱钟书、陈寅恪、费孝通等。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都有宽容的民主精神。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治学传统都可以存在，学术观点各异，并行不悖。特别是在敌机轰炸、生活清贫的艰苦条件下，他们不为忧患所动，坚定心志，不断从事学术研究，以学者特有的方式关怀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续孜孜探索，创造了大量学术精品。联大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精神，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态度。联大还用“精神独立、学术自由”的思想熏陶学生，使他们一方面在学术和人格修养上努力，从而锻造出大量各方面的优秀专家；另一方面，对国家民族的现实命运和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高度关注和热情。抗战时期大量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抗战胜利后又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两者的统一，使联大培养的学生获得了全面自由的发展，成为体现高等教育最佳育人效果的一代“人杰”。在教学实践中，联大还信守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求实的治学方法。联大学者身处战争年代，社会动荡，物资匮乏，啼饥号寒，备尝艰辛，但他们并不心躁气浮，而是坚定心志，为延续国家精神命脉进行学术文化创造。因此，联大先后培养出了2500多名毕业生，并涌现出一批着名学者：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牛满江、何炳棣、李远哲、周光召、朱光亚、钱三强、邓稼先等。
联大的师生们并非一味逃避现实，他们心中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是在“隐匿”中等待触发的时机，在饥寒贫困中自觉承担书写中华古老文明和中国20世纪新文化篇章的沉重使命。联大学生的课本上，赫然写有“读书救国”四个大字。在昆明安顿下来，联大即把精神重建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即开始向全校征集警言、歌词，以制校训、校歌，振奋全体师生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将这场特殊的文化精神抗战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是联大人思考民族命运、自身的历史使命的严肃思考。每位新同学注册后，都会得到一页铅印校歌。这首歌简练地反映了联大精神的一部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查良钊，1967年让校友会通讯刊出了联大校歌，他说：“此校歌当时极为动人，全体师生无不永铭于心。”这首歌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联大人的记忆中，以富有感情的旋律团结着海内外的联大校友。这是20世纪中国大学的校歌绝唱，凝聚着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们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所有情感和意志。
联大学生不仅有名师云集的优越条件，在课堂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联大的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有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等，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各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素养，锻炼活动能力。联大的同学可以体会到，自己在联大汲取的营养，不仅来自课堂的学习，而且来自极富感染力的课余生活，特别是来自爱国民主运动。联大的民主活动更显得朝气蓬勃，大规模的讲演会、时事晚会、文艺晚会、新诗朗诵会、戏剧晚会等各种宣传方式充分运用，因此联大被人们称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抗战中曾在英国驻华使馆供职，又在联大等多所大学任教的罗伯特·白英在日记中评价说：“在中国，联大是最值得夸耀的。这是因为它献身于民主政治，相信民主定会实现。”
此外，西南联大的成绩还应该归功于同学们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二者其实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双方的共同信念和责任感之中。联大师生的共同信念和责任感就是：第一，是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尽管，在这抗战八年期间，前方战事有时遭到挫折，但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是绝不动摇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终究要“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其次，是联大师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联大预测到，胜利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国家此时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建国人才。“中兴业，须人杰”，责无旁贷。这二者，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西南联大融三校优良传统于一身，集三校学贯中西的着名大师于一堂所形成的西南联大精神，归纳起来，就是爱国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尊重人才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由文人学者们开展的文化精神领域的抗战虽然不如军人们在疆场上的抗战那么波澜壮阔，但同样是这场民族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宝贵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迄今还远远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段文化精神上的抗战历史，就显得更为重要。任何一个民族的精英文化，在民族历史的危难时刻总会得到凸现，并作为该民族的一种主流文化而载入史册。联大正是如此。身居西南高原边陲，联大这批文人学者在艰难的岁月里，以他们坚韧的精神和辛勤的工作为民族的神圣抗战和文化的改造与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虽然联大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深远影响至今还在海内外回荡。作为众多学科荟萃的文化堡垒和众多大师云集的知识殿堂，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最高水平的大学。它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当前，我们正在对中国50年来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进行深刻反思，重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联大的经验显然有着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1946年5月4日，冯友兰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的结业典礼上，宣读了他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其中说到：“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盛赞“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的爱国精神，此外，三校“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合作精神及“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兼容并包之精神，以至联大“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人们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所以值得人们纪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前，迫于经济落后的现实压力，我们正在对中国50年来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进行深刻反思，重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西南联大的经验不无可借鉴之处。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技术取代了一切，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同样遭逢过中西文化的对抗冲击，汇集中西文化精粹的联大经验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对教育的调整与学校的改造绝不应该仅仅从纯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将其单纯地作为商业化的实用技术问题进行简单的操作，而应该更高地站在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关系的层面上，对教育本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反思。西南联大在艰难时世中能够支撑下去，并有所建树，依靠的就是它的文化精神。联大注重用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人文精神去铸造学生的灵魂。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最为深刻的失败表现出的恰好是一种文化精神价值的失落。“文革”造成的最大恶果不是少培养了几十万大学生，而是整个民族道德文化素质的下降。
与联大毕业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学人在50年代初期纷纷返回国内参加建设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们正处于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的尴尬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与我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以一种“用”的态度对待教育，使之过度地专业化、工具化，从而缺乏一种对人文价值的关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反观近几十年我们的高等教育，由于模仿和生硬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大学专业划分过于单一，学生被过于集中于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造成了学生知识的单一化，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减弱。而且，由于学生在一种人文氛围稀薄的环境中学习生活，对民族传统文化不可能有十分深刻的体验，这对于他们民族感情的培养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要以西南联大为借鉴，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和教育，使教育对象实现从工具化向合格的社会公民和合格的人转变，使之成为社会前进的真正希望所在。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946年），由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的学校。先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名义在长沙组建；一学期后，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胜利后一年，1946年，联大才告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
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一个已经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的大学，何以还能让人不断提起，并充满敬意，吸引那么多知识者的目光？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大半河山沦陷敌手，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却从未中断，这是一个奇迹，同样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十多年，并多次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写出了专着。他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在今天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顾并探讨西南联大，这所因为抗战而产生的特殊的学校，及其所创造出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西南联大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它杰出的教师队伍、成功的办学理念、因抗战而激发出的独特的人文精神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联大集中了我国各学科最优秀的学者，在人文学科方面有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游国恩、吴晗、贺麟、冯友兰、吴宓、钱钟书、陈寅恪、费孝通等。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都有宽容的民主精神。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治学传统都可以存在，学术观点各异，并行不悖。特别是在敌机轰炸、生活清贫的艰苦条件下，他们不为忧患所动，坚定心志，不断从事学术研究，以学者特有的方式关怀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续孜孜探索，创造了大量学术精品。联大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精神，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态度。联大还用“精神独立、学术自由”的思想熏陶学生，使他们一方面在学术和人格修养上努力，从而锻造出大量各方面的优秀专家；另一方面，对国家民族的现实命运和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高度关注和热情。抗战时期大量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抗战胜利后又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两者的统一，使联大培养的学生获得了全面自由的发展，成为体现高等教育最佳育人效果的一代“人杰”。在教学实践中，联大还信守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求实的治学方法。联大学者身处战争年代，社会动荡，物资匮乏，啼饥号寒，备尝艰辛，但他们并不心躁气浮，而是坚定心志，为延续国家精神命脉进行学术文化创造。因此，联大先后培养出了2500多名毕业生，并涌现出一批着名学者：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牛满江、何炳棣、李远哲、周光召、朱光亚、钱三强、邓稼先等。
联大的师生们并非一味逃避现实，他们心中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是在“隐匿”中等待触发的时机，在饥寒贫困中自觉承担书写中华古老文明和中国20世纪新文化篇章的沉重使命。联大学生的课本上，赫然写有“读书救国”四个大字。在昆明安顿下来，联大即把精神重建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即开始向全校征集警言、歌词，以制校训、校歌，振奋全体师生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将这场特殊的文化精神抗战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是联大人思考民族命运、自身的历史使命的严肃思考。每位新同学注册后，都会得到一页铅印校歌。这首歌简练地反映了联大精神的一部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查良钊，1967年让校友会通讯刊出了联大校歌，他说：“此校歌当时极为动人，全体师生无不永铭于心。”这首歌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联大人的记忆中，以富有感情的旋律团结着海内外的联大校友。这是20世纪中国大学的校歌绝唱，凝聚着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们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所有情感和意志。
联大学生不仅有名师云集的优越条件，在课堂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联大的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有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等，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各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素养，锻炼活动能力。联大的同学可以体会到，自己在联大汲取的营养，不仅来自课堂的学习，而且来自极富感染力的课余生活，特别是来自爱国民主运动。联大的民主活动更显得朝气蓬勃，大规模的讲演会、时事晚会、文艺晚会、新诗朗诵会、戏剧晚会等各种宣传方式充分运用，因此联大被人们称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抗战中曾在英国驻华使馆供职，又在联大等多所大学任教的罗伯特·白英在日记中评价说：“在中国，联大是最值得夸耀的。这是因为它献身于民主政治，相信民主定会实现。”
此外，西南联大的成绩还应该归功于同学们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二者其实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双方的共同信念和责任感之中。联大师生的共同信念和责任感就是：第一，是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尽管，在这抗战八年期间，前方战事有时遭到挫折，但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是绝不动摇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终究要“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其次，是联大师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联大预测到，胜利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国家此时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建国人才。“中兴业，须人杰”，责无旁贷。这二者，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西南联大融三校优良传统于一身，集三校学贯中西的着名大师于一堂所形成的西南联大精神，归纳起来，就是爱国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尊重人才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由文人学者们开展的文化精神领域的抗战虽然不如军人们在疆场上的抗战那么波澜壮阔，但同样是这场民族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宝贵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迄今还远远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段文化精神上的抗战历史，就显得更为重要。任何一个民族的精英文化，在民族历史的危难时刻总会得到凸现，并作为该民族的一种主流文化而载入史册。联大正是如此。身居西南高原边陲，联大这批文人学者在艰难的岁月里，以他们坚韧的精神和辛勤的工作为民族的神圣抗战和文化的改造与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虽然联大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深远影响至今还在海内外回荡。作为众多学科荟萃的文化堡垒和众多大师云集的知识殿堂，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最高水平的大学。它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当前，我们正在对中国50年来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进行深刻反思，重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联大的经验显然有着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1946年5月4日，冯友兰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的结业典礼上，宣读了他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其中说到：“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盛赞“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的爱国精神，此外，三校“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合作精神及“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兼容并包之精神，以至联大“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人们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所以值得人们纪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前，迫于经济落后的现实压力，我们正在对中国50年来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进行深刻反思，重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西南联大的经验不无可借鉴之处。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技术取代了一切，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同样遭逢过中西文化的对抗冲击，汇集中西文化精粹的联大经验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对教育的调整与学校的改造绝不应该仅仅从纯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将其单纯地作为商业化的实用技术问题进行简单的操作，而应该更高地站在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关系的层面上，对教育本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反思。西南联大在艰难时世中能够支撑下去，并有所建树，依靠的就是它的文化精神。联大注重用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人文精神去铸造学生的灵魂。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最为深刻的失败表现出的恰好是一种文化精神价值的失落。“文革”造成的最大恶果不是少培养了几十万大学生，而是整个民族道德文化素质的下降。
与联大毕业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学人在50年代初期纷纷返回国内参加建设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们正处于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的尴尬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与我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以一种“用”的态度对待教育，使之过度地专业化、工具化，从而缺乏一种对人文价值的关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反观近几十年我们的高等教育，由于模仿和生硬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大学专业划分过于单一，学生被过于集中于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造成了学生知识的单一化，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减弱。而且，由于学生在一种人文氛围稀薄的环境中学习生活，对民族传统文化不可能有十分深刻的体验，这对于他们民族感情的培养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要以西南联大为借鉴，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和教育，使教育对象实现从工具化向合格的社会公民和合格的人转变，使之成为社会前进的真正希望所在。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