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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方针的确定及意义
余冰释
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教育界、文化界异常活跃的特殊时期。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体验了北伐战争带来的喜悦与失望，遭逢了十年内战的创伤与彷徨后，抗战爆发所给予广大民众的，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
这场战争既使中华民族遭受到近代以来最残酷的考验，也使中华民族能抗敌御侮而最终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与凌辱。面对战火的蔓延，文化人的殷忧与无奈，青年学子的投笔从戎，有识之士的关切国运，普通民众的满腔热血，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独特景观。而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何去何从也一时成为知识界、教育界乃至国民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抗战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选择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建立了以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政权，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殖民地奴化教育组织机构。借助儒家道德和礼教思想，日本掺和其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提出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强令废止或焚烧“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以此消除我国固有之文化和民族意识。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焚烧书籍竟达650万余册。而在1932年1月28日的淞沪战争中，不仅众多大、中、小学校受损，而且连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一些书局、出版社等都全部遭到日寇的破坏。“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更是变本加厉地采取了各种手段，有意识地以我国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如他们轰炸天津南开大学时，特意将军车开进学校，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焚烧，使得南开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俱被夷为平地。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入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四五十枚。其中有许多是烧夷弹，致使湖南大学图书馆全部被炸毁，科学馆被炸毁2/3，学生宿舍被炸毁3栋，剩下的只是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有关资料表明，从战争爆发到1938年底，在日军破坏的学校中，仅高校就有94所，其中14所被全毁，25所被迫停顿。日军破坏文化教育事业的无耻行为激起了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强烈抗议。究竟是全民抗战，还是分工合作，教师只管教书、学生只管读书？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战时教育方针的大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应更改。如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认为，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甚至表示：“尚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至于学生最近要求变更课程，乃绝不可能之事。此实有事实上之困难，即如学生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
王星拱对记者的谈话，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938年在《新民族》周刊上连载长文《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应该基本维持现状的主张。他认为近代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力战争，而是文化的战争。而文化是一个大的有机体，所以“支持文化的教育，从纵的方面讲，自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就无从实施。从横的方面讲，无论文法教理工农医商，都是一套整个的配合，缺了一件都配不起一个整个国家的机构”；而且因为文化是有机体的，它的生命不可中断，中断就很能难继续了，“所以有人以为战时中学小学甚至大学都可停办，是不对的”。罗家伦还提出，战争期间，各式学校不是要停办，而是要本着“敌人能允许我们还读一天书，我们就得加倍努力的多读一天书”的精神，“夺取时间”、“夺取知识”、“夺取修养”、“夺取训练”。
第二种观点认为，战时教育应该废弃正常教育而专办应付战时需要的各种训练班，即从学制、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上作全面变革以应抗战急需。在他们看来，维持正常教育就是坚持“亡国教育”。这种“亡国教育”，“把许多有用的青年，那些国家精锐的知识分子，桎梏起来，有意无意的把他们束缚着，而不使之动员起来”，这一方面削弱了抗战的力量，另一方面却也是帮助敌人，增加敌人对我们进攻的力量。他们认为战时教育和平时教育有本质的不同，战时教育“是一种适应战时体制或状态，而促进民族中成员身心发展，借以培养战时所需国力的工具，推动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工具”。他们认为，战时的大学应办成“抗战人才供应所”、“救亡干部训练所”，应该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他们指责维持现状者为传统的自尊心、传统的教育型所蒙蔽，为了名誉、金钱、地位而曲解原来失态的教育。因而主张现有的大学必须以研究抗战学术，养成抗战人才为目标；以学习抗战、实践抗战为任务；以支持全面抗战、发动全民动员为宗旨，“一方面培养民族革命战争的共同情绪，他方面，各院系必须抓着各自的特殊使命”，“以养成社会的技术的抗日战士”。
第三种观点认为战时高等教育应该包括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他们认为，战时教育担负着“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的双重使命，必须标本兼顾。即既要能应抗战的需要而实施各种暂时的办法，谋求补救因抗战而发生的种种事实上的困难，并以增加抗战力量，又要能对整个教育事业加以整理、充实、调整、改进，为将来作远大之谋划，以期应付长期抗战，适应建国需要。
二、国民政府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确定的内因
教育部根据当时的争论，不久便确立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促成该方针的内因大致有三：
一是考虑到当时国家教育的现状。教育部主编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指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学方针，适应抗日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二是意识到了教育自身的特殊性。1938年3月7日，新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就职，宣布今后教育实施方针时说：“在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因为平时教育实际上包含着战时准备。”同月，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明白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衰亡之危机。”因此他强调：“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1939年3月初，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于4日到会“训词”，藉此会阐述了他对这场论争的看法：“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议非常时期方法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识，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来，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又说：‘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我们若是明了了这个意义，就不必有所谓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的论争，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所以现在总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边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点不紧张起来。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我们就把所有在学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我们需要兵源，必须时也许要抽调到教授或大学专科学生，我们需要各种抗战的干部，我们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统之外，去筹办各种应急人才的训练，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各门各类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有专精研究的学者，而且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重扩大各种基本的教育，我们为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我们应该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的精神，来扩大教育的效果，这是应该的。……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忘记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知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我们要建设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有若干万的专门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三是教育独立思想对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影响。“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方针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接受，知识界人士的态度值得关注。在民国时期，欧美的教育独立思想对中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影响甚大，加之民国初年军阀长期混战，中央权威严重衰落，各大学多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作为一个群体，各大学校长、教授俨然是社会的一种独立势力。虽然这种状况在南京国民政府确立统治地位后有所变化，各大学校长均被要求贯彻执行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各大学都有党化的影子，但也仅仅是影子而已。国民政府对学校的全面控制并没有实现，蒋介石就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讲民国以来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这期间，各大学校长，无论其是否为国民党员，都竭其所能尽力维持正常教育于不坠，并努力坚持自己的治校主张，从而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应作平时看”最有力的执行者。同时，大部分大学教授或潜心学术也起而劝学生安心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怀有的“对知识的笃诚”和希望维持正常教育的想法。如西南联大教授钱穆秉持“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之观念，主张学生应以所学报国，而不应纷纷参战。冯友兰晚年回忆长沙临时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文学院的校舍“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过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大家都展开工作。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寥寥词句中我们也不难窥见知识分子为文化的保存和研究甘守寂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宏高志向。
三、国民政府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确定的意义
酝酿于抗战之初，形成于1939年的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是在充分认识教育规律基础上的正确决策。国民政府在制定教育方针之初，虽然招致不少骂名，但越到后来人们越能发现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
首先，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使知识分子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环境——学校的生活秩序和学术环境未出现根本改变。许多学校虽然一再迁移，条件日益艰苦，但自由研究之风、尊重学术之品质在大学内还是主流，“大学为社会之灯塔”，大学为社会和国家提供知识传授、智力支持的功用得以弘扬，大学教育的特质精神在这段时间也逐渐地显现出来。
其次，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为战时及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炮火纷飞的战争影响了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却也促使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和决心发掘本国文化的优长，不再一味依靠舶来的精神食粮。由于上上下下尽力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被打乱，各级教育均有较大发展，中国并未因八年抗战而出现人才断层，相反，各级学校学生数均有增加。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影响深远。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教育界、文化界异常活跃的特殊时期。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体验了北伐战争带来的喜悦与失望，遭逢了十年内战的创伤与彷徨后，抗战爆发所给予广大民众的，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
这场战争既使中华民族遭受到近代以来最残酷的考验，也使中华民族能抗敌御侮而最终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与凌辱。面对战火的蔓延，文化人的殷忧与无奈，青年学子的投笔从戎，有识之士的关切国运，普通民众的满腔热血，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独特景观。而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何去何从也一时成为知识界、教育界乃至国民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抗战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选择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建立了以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政权，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殖民地奴化教育组织机构。借助儒家道德和礼教思想，日本掺和其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提出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强令废止或焚烧“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以此消除我国固有之文化和民族意识。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焚烧书籍竟达650万余册。而在1932年1月28日的淞沪战争中，不仅众多大、中、小学校受损，而且连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一些书局、出版社等都全部遭到日寇的破坏。“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更是变本加厉地采取了各种手段，有意识地以我国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如他们轰炸天津南开大学时，特意将军车开进学校，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焚烧，使得南开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俱被夷为平地。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入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四五十枚。其中有许多是烧夷弹，致使湖南大学图书馆全部被炸毁，科学馆被炸毁2/3，学生宿舍被炸毁3栋，剩下的只是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有关资料表明，从战争爆发到1938年底，在日军破坏的学校中，仅高校就有94所，其中14所被全毁，25所被迫停顿。日军破坏文化教育事业的无耻行为激起了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强烈抗议。究竟是全民抗战，还是分工合作，教师只管教书、学生只管读书？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战时教育方针的大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应更改。如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认为，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甚至表示：“尚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至于学生最近要求变更课程，乃绝不可能之事。此实有事实上之困难，即如学生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
王星拱对记者的谈话，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938年在《新民族》周刊上连载长文《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应该基本维持现状的主张。他认为近代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力战争，而是文化的战争。而文化是一个大的有机体，所以“支持文化的教育，从纵的方面讲，自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就无从实施。从横的方面讲，无论文法教理工农医商，都是一套整个的配合，缺了一件都配不起一个整个国家的机构”；而且因为文化是有机体的，它的生命不可中断，中断就很能难继续了，“所以有人以为战时中学小学甚至大学都可停办，是不对的”。罗家伦还提出，战争期间，各式学校不是要停办，而是要本着“敌人能允许我们还读一天书，我们就得加倍努力的多读一天书”的精神，“夺取时间”、“夺取知识”、“夺取修养”、“夺取训练”。
第二种观点认为，战时教育应该废弃正常教育而专办应付战时需要的各种训练班，即从学制、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上作全面变革以应抗战急需。在他们看来，维持正常教育就是坚持“亡国教育”。这种“亡国教育”，“把许多有用的青年，那些国家精锐的知识分子，桎梏起来，有意无意的把他们束缚着，而不使之动员起来”，这一方面削弱了抗战的力量，另一方面却也是帮助敌人，增加敌人对我们进攻的力量。他们认为战时教育和平时教育有本质的不同，战时教育“是一种适应战时体制或状态，而促进民族中成员身心发展，借以培养战时所需国力的工具，推动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工具”。他们认为，战时的大学应办成“抗战人才供应所”、“救亡干部训练所”，应该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他们指责维持现状者为传统的自尊心、传统的教育型所蒙蔽，为了名誉、金钱、地位而曲解原来失态的教育。因而主张现有的大学必须以研究抗战学术，养成抗战人才为目标；以学习抗战、实践抗战为任务；以支持全面抗战、发动全民动员为宗旨，“一方面培养民族革命战争的共同情绪，他方面，各院系必须抓着各自的特殊使命”，“以养成社会的技术的抗日战士”。
第三种观点认为战时高等教育应该包括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他们认为，战时教育担负着“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的双重使命，必须标本兼顾。即既要能应抗战的需要而实施各种暂时的办法，谋求补救因抗战而发生的种种事实上的困难，并以增加抗战力量，又要能对整个教育事业加以整理、充实、调整、改进，为将来作远大之谋划，以期应付长期抗战，适应建国需要。
二、国民政府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确定的内因
教育部根据当时的争论，不久便确立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促成该方针的内因大致有三：
一是考虑到当时国家教育的现状。教育部主编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指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学方针，适应抗日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二是意识到了教育自身的特殊性。1938年3月7日，新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就职，宣布今后教育实施方针时说：“在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因为平时教育实际上包含着战时准备。”同月，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明白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衰亡之危机。”因此他强调：“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1939年3月初，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于4日到会“训词”，藉此会阐述了他对这场论争的看法：“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议非常时期方法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识，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来，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又说：‘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我们若是明了了这个意义，就不必有所谓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的论争，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所以现在总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边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点不紧张起来。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我们就把所有在学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我们需要兵源，必须时也许要抽调到教授或大学专科学生，我们需要各种抗战的干部，我们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统之外，去筹办各种应急人才的训练，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各门各类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有专精研究的学者，而且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重扩大各种基本的教育，我们为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我们应该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的精神，来扩大教育的效果，这是应该的。……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忘记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知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我们要建设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有若干万的专门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三是教育独立思想对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影响。“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方针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接受，知识界人士的态度值得关注。在民国时期，欧美的教育独立思想对中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影响甚大，加之民国初年军阀长期混战，中央权威严重衰落，各大学多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作为一个群体，各大学校长、教授俨然是社会的一种独立势力。虽然这种状况在南京国民政府确立统治地位后有所变化，各大学校长均被要求贯彻执行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各大学都有党化的影子，但也仅仅是影子而已。国民政府对学校的全面控制并没有实现，蒋介石就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讲民国以来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这期间，各大学校长，无论其是否为国民党员，都竭其所能尽力维持正常教育于不坠，并努力坚持自己的治校主张，从而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应作平时看”最有力的执行者。同时，大部分大学教授或潜心学术也起而劝学生安心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怀有的“对知识的笃诚”和希望维持正常教育的想法。如西南联大教授钱穆秉持“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之观念，主张学生应以所学报国，而不应纷纷参战。冯友兰晚年回忆长沙临时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文学院的校舍“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过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大家都展开工作。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寥寥词句中我们也不难窥见知识分子为文化的保存和研究甘守寂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宏高志向。
三、国民政府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确定的意义
酝酿于抗战之初，形成于1939年的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是在充分认识教育规律基础上的正确决策。国民政府在制定教育方针之初，虽然招致不少骂名，但越到后来人们越能发现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
首先，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使知识分子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环境——学校的生活秩序和学术环境未出现根本改变。许多学校虽然一再迁移，条件日益艰苦，但自由研究之风、尊重学术之品质在大学内还是主流，“大学为社会之灯塔”，大学为社会和国家提供知识传授、智力支持的功用得以弘扬，大学教育的特质精神在这段时间也逐渐地显现出来。
其次，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为战时及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炮火纷飞的战争影响了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却也促使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和决心发掘本国文化的优长，不再一味依靠舶来的精神食粮。由于上上下下尽力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被打乱，各级教育均有较大发展，中国并未因八年抗战而出现人才断层，相反，各级学校学生数均有增加。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影响深远。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