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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抗战时期昆明现代工业的发展
龙东林；高军；姜剑波
抗战时期昆明工业的发展，是云南近代工业史上特殊的、重要的辉煌篇章，它对于战时大后方的整个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争取抗战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昆明经济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抗战时期西部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现代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国民政府将首都先迁武汉，再迁重庆，整个西部成为全国的抗日大后方。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工业大量搬迁和投资于西部地区，其投入力度超过近代任何时期。
1937年，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共有3935家，而分布在江、沪、浙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到全国总数的56%。其中上海工业资本额为1.48亿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工人为11.2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8%。从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局来看，如果中国政府能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工业能力，就会增强我方的抗日力量；而如果这些工业设施毁于战火，就可能使中国的抗战实力遭到重创；另外，如果这些企业陷落敌手，就等于将中国约80%的工业用来加强日本侵华的实力，更加拉大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战局的发展，上海工矿企业要求向后方转移的也日益增多。鉴于此，是年7月22日，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国家总设计委员会，着手实施企业内迁方案。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决定尽可能多地将沿海沿江地区的工矿企业迁至抗战后方，保存抗战实力。同时为安排好迁移企业尽快在新的地方恢复生产，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下同），驻沪主持工厂内迁事宜。9月27日，又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全面负责上海与战区内迁工厂的一切事宜。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的部分民族工业在监委会的协调下以武汉为目的地进行了十分仓促的内迁，到1938年2月，迁达武汉的企业达到146家，设备15000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日军占领南京后，武汉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国民政府在这危急时刻下令筹建战时工业，将武汉的所有工业迁往云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等地，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东方敦克尔刻大撤退”，那些抢运入内地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1937年，后方仅有工厂63家，1938年增至219家，1940年为571家，1941年达到1138家。这些西迁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因子得到保留，而且使其由华北、华中、华南沿海沿江地区的城市，扩散到了辽阔的内地各省，改变了战前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的状况。
抗战期间，包括昆明在内的西部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除了大后方的战略地位而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具有的特殊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是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加之地广人稀，可为工业的开发和布局提供各种基础条件。西部地区盛产工业所需的煤、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及石油，农业产品中可以提供大量的棉花、桐油和烟草，另外，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力资源，这些都是大力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雄厚物质条件。
二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形成的历史性差异，为工业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西部地区虽然有近代工业的出现，但规模一般都较小，技术落后，质量差，产品远不能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东部地区人口大量西迁，国人对工业品的需求急剧上升，战争对工业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实行的是扼杀政策，国外商品无法进入国内，加剧了国内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量。
三是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工厂的内迁，带来了大量的产业大军，他们当中，有技术工人、工程师、企业家，最为关键的是国家的金融机构、国家资本以及众多的民间资本西移，给西部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雄厚的资金，这些资金、技术和设备的到来，使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区形成了新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心。
四是随着工业的西迁，国家从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部工业发展的政策。当时国民政府在政策上除在扩展官僚投资工业的同时，也积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通过颁布《战争时期工业奖励暂行条例》等法规法令扶持民间投资工矿企业，使西部工业发展出现了适合的宽松环境。
二、企业内迁带来昆明现代工业的繁荣
抗战爆发前，昆明所在的中国西部地区，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交通最困难、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近代工业虽有萌芽，但从总体上来讲，工业资本微弱，规模狭小，结构畸形，生产水平低下，尚处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1872年创立的云南机器局，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后，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官办企业应时而生。新兴的民族轻工业、手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积极谋求发展。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昆明开始出现商办企业。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滇池出现小火轮，市内也开办有“人力车公司”。到1911年（宣统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面粉、玻璃、香烟、五金、制茶、皮货加工、西药加工、火腿罐头等十多种行业，最多的为火柴业，已有厂商4家。此外，还有43处煤、铅、铜、铁、碗花（钴）等矿产的小规模开采。使用的现代机器很少，绝大多数是手工操作。辛亥革命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内外市场的扩大，昆明的工业、手工业有了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投资工业的形式，一种是地方官僚兴办了一些为军阀战争及服务的官办工业；另一种是以民族资本为主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兴办了一些轻纺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全市采用机器动力，雇工在30人以上的企业已达30个，资本1200万元（新滇币）。至于分散的小手工业厂店作坊则数量更多。主要有兵工、造币、机械和金属品制造、自来水、电力、印刷、造纸、纺织、染色、火柴、肥皂、猪鬃、食品、烟草、砖瓦、木器、煤矿等行业。一般是规模狭小，设备简陋，手工操作占主要地位。
抗战爆发后，内迁昆明的企业是以国家资源委员会决定在昆明投资办厂，拉开了抗战时期昆明现代工业大发展的序幕。昆明作为大西南后方基地云南省的省会，联系中外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终点，吸引了许多企业迁址于此，大量的资金、设备和人才也在那时流入昆明，有力地推动了昆明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一举奠定了昆明现代工业的布局及发展基础。这一时期是昆明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个到来的“工业黄金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时期。到1940年，昆明已发展成为与重庆、川中、广元、川东等地齐名的当时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区之一，是战时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统计，1940年昆明地区主要的工厂企业已达80个，其中兵工行业6家，机器行业11家，冶炼业6家，电器业7家，化工业25家，纺织业15家。当时昆明的工业内迁数量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西南第三位。厂矿工人也从战前的20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一）重工业在抗战时期发展迅速，出现了较多的工业门类：
1.军工业
抗日战争期间迁到云南和在云南设厂的兵工企业共有7家，有6家集中在昆明。其中的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厂，专造军用光学器材；新建的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厂，这厂原定主要制造丹麦麦德森式轻重两用机枪及79毫米步枪；第一飞机制造厂，仿造、研制“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美式AT-6单翼高级教练机、苏式E-15双翼战斗机等。其他三个厂主要是大批量制造迫击炮弹、手雷、手榴弹和黄磷的兵工厂。在此以前云南的兵工企业，生产方式陈旧，还没脱离工场式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其任务主要是修理、装配和制造部分零件。新建的五个兵工厂则应用二三十年代比较新近的机器设备，采用大生产方式，进行较大批量生产，是当时全国设备新、规模大、生产能力较强的兵工企业，结束了云南不能造枪炮的历史。军工企业主要是：
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厂，即现在的云南光学仪器厂。1934年由军政部兵工署着手筹建精确计量所，首先成立了临时修理工厂，担任现有军用光学器材的修理。所需仪器、工具及半成品均向德国蔡斯厂定购，并聘蔡斯厂技师雅可勃到厂指导。“七七”事变后，光学修理厂迁往重庆，但重庆地区日机空袭频繁、社会动荡、交通不便，新厂迟迟未能动工，遂决定迁往昆明设厂。1938年1月，军用光学器材修理厂西迁昆明，在昆明南郊柳坝建厂。1939年1月，第二十二兵工厂在柳坝成立，4月29日，中国第一架6×30望远镜试制成功，奠定了昆明现代军工业的基础。1941年4月，二十二厂迁到海口中滩，在海口专造望远镜。工厂在生产望远镜的同时，还组织力量试造奥美特式迫击炮瞄准镜、法国勃朗特式瞄准镜和瑞士威尔特式80公分倒影测远镜，相继制成问世，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代军用光学仪器，系“国内唯一的军用光学器材制造厂”。
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厂，即现在的云南西南仪器厂。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为了扩大兵工生产，适应抗战需要，向丹麦麦德森公司购买该公司制造的7.9毫米轻重两用机枪全套设备、工艺，制造麦德森轻重两用机枪。该厂于1939年4月开始建设，1941年6月，首批制造的捷式轻机枪在海口制成100挺。
五十一厂和二十二厂于1942年1月1日合并为兵工署第五十三兵工厂，全厂占地约4800多亩，至抗战胜利时员工约2400多人。两厂合并后，其组织机构仍仿前五十一厂，仅将工务处下各制造工场改编为第一至第十共10个制造所，二、三、四、十共4个所统称光学厂，一、五、六、七、八、九共6个所统称机枪厂，形成光学仪器、捷式轻机枪两个制造系统。光学仪器和机枪适应了抗战前方的急需，产量比之1942年五十三厂合并前分别增长71%～83%。当时国内报纸赞誉“五十三厂是抗战中成长的国防工业，制敌于死命的军火源泉”。中国战后复兴会议美籍顾问曲朗到厂参观后说：“五十三厂如果搬到华盛顿或纽约去，也算得是个工厂。”
1950年，交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光学厂改为“云南机械工业管理局第二十二兵工厂”，机枪厂改为“云南机械工业管理局第五十一兵工厂”，1951年3月各改为中央兵工建制工厂。
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安宁分厂。第二十一厂原是南京金陵兵工厂，于1937年11月西迁重庆。1939年，迁至安宁，设备由德国进口，生产新式制炮及炮弹，全厂有员工约1500人。1941年开工生产八二迫击炮弹，八二黄磷弹和4号甲雷。当时安宁八街等处富产铁矿，安宁钢铁厂（昆钢）冶炼生铁和钢材，二十一分厂在长坡可就近铸造迫击炮弹弹体，继续加工成弹体，马街冶炼厂冶炼铜料以供制造炮弹引信，装配成炮弹。
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昆明分厂。昆明沿滇池一带盛产黄磷矿（磷酸钙），尚待开发。而抗日战争中所需各种炮弹及燃烧弹纯赖进口。由于当时地质部门探明昆明的昆阳地区有大量磷矿石，兵工署决定在昆明筹建第二十三兵工厂昆明分厂，遂选定在马街石咀厂址建厂制造黄磷。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业，于1943年4月正式开工生产，员工约200人。正如该厂厂长顾敬心所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开采露天磷矿，第一次加工国内磷矿，第一次电炉制磷，都是中国首创。”由工厂自己设计、制成的第一套制磷设备年产量180吨，第二套设备年产量360吨。二十三兵工厂昆明分厂自制的黄磷，不断供给二十一厂安宁分厂和国内炮弹厂使用，满足了抗战兵器生产的需要。
兵工署第五十二兵工厂。兵工署利用制炮部分机器设备经越南海防港由火车运到昆明宜良县汤池縻面村建五十二厂，1942年6月1日该厂建成投产，生产木柄手榴弹。由于工厂设在山谷中，距滇越铁路约8公里，运输有问题，为此专门在凤鸣村特设凤鸣车站。该厂占地千亩，房屋面积约3万平方米，山洞厂房约4000平方米，员工约1200人，月产手榴弹12万枚，还制造105榴弹炮用双马辕杆，并承修美军和驻滇远征军火炮。
第一飞机制造厂。北伐时由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筹办，于1940年从广东韶关迁到昆明，选址在昆明西郊眠山后昭宗村。投产后试制成功“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20架，1942年开始进行美式AT-6单翼高级教练机及苏式E-15双翼战斗机的试制工作，该机生产延续至1949年初迁台湾为止。1944年开始，该厂还先后生产制成“蜂鸟”号单发同轴反转旋翼直升飞机2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此类型直升飞机，使中国和美、德、苏等国一起成为世界上最早研制直升飞机的国家。
2.机械制造业
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战略基地，在抗战时期使昆明成为当时全国各种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最大集散地，而昆明也成为主要机械设备及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一时期在昆明建立起来的机械制造业，生产出了众多号称全国“第一”的机械产品。当时，内迁昆明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有11家，主要分布在海口镇、马街镇、黑林铺镇和茨坝镇，而其中又以设在马街镇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和设在茨坝镇的中央机器厂最为着名。主要企业有：
中央机器厂。该厂是当今被誉为中国精密机床制造业“一颗明珠”的昆明机床厂的前身，是旧中国“规模设备首屈一指”的机械制造企业，是我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工厂，于1936年创办，1939年建成，厂址位于昆明北郊茨坝。中机厂建厂后注意产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有2000千瓦的蒸汽发电机、500马力电动机和重达40吨的发电锅炉，还有结构复杂的八尺车床、万能铣床，也有小至简单的丝攻螺帽等。它曾经制造过大马力水力机、重油机、碾米机、抽水机、化工炼油、制碱等各种设备。在机床制造方面，生产出了车床、铣床、钻床、刨床、镗床，装备了不少军工单位和机械工业部门，不愧为中国机床的摇篮。
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当年国民政府十大厂矿之一，有4个分厂，1938年由湖南迁到昆明恢复生产。该厂为社会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主要有电缆线、电机、变压器、电池、电灯泡五大类30余个品种，一直被誉为“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该厂后来演变为昆明电缆厂、云南变压器厂和昆明电机厂，成为昆明机电制造企业中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典范。
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于1936年在南京建立，1940年春在昆明设立分厂，为云南无线电厂的前身。主要生产无线电报话机、电话等通讯器材，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成今天生产“熊猫牌”电器的南京无线电厂。
裕云机器厂。于1943年建立，为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选址昆明西郊麻园村，建厂的目的是为内迁的裕滇纱厂、云南纺织厂提供所需设备和维修零配件。在铸锻方面可以生产汽锤、熔铁炉、手拉车等。
3.钢铁、冶金业
昆明的金属采选和冶炼历史较早，但现代钢铁、冶金业的发展与内迁而来的企业密不可分，现代冶炼设备、技术主要是以从武汉迁来的企业而建立的。其中主要是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两厂即现在的昆明钢铁公司，目前是云南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创建时为国民政府经济部、云南省政府、私人投资合股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在安宁桥头村筹建，1941年炼出第一炉合格钢水，浇出9根钢锭，使云南正式进入以现代技术炼钢的时代。之后，工厂相继生产出国产第一根拉磁钢，按英国SAE标准生产了低锰弹簧钢、合金钢。产品有各类建筑钢材、合金钢材、铸钢制品。云南钢铁厂为国民政府经济部、云南省政府、军政部合办企业，1939年在安宁郎家庄筹建，1943年5月建成50吨炼铁炉一座，1吨贝塞麦钢炉一座。
昆明电冶厂（昆明炼铜厂）。于1939年3月由南京迁入昆明西郊马街，6月投产出货。该厂主要产品为电解铜、电解锌、纯铝以及火砖火泥等，销售云南、四川两省，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昆明冶炼厂。
4.汽车及修理业
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运输受阻，汽车燃用油料极其有限，西南大后方普遍使用汽油代用品作为汽车动力，当时以云南公路总局、恒裕车行、中央机器厂为主，生产出了包括木炭车、酒精车、无烟煤煤气车、桐油车以及煤油车等代用燃料汽车。这些车辆大部分为组装车，而车辆的动力设备也大部分由昆明厂家自己制造。在这些组装车中，以木炭车和煤气车技术最为适用。煤气车以煤气发生炉为动力，在中央机器厂生产，它是抗战时期云南境内行驶的汽车装用最多的炉子，1940年驶往重庆，轰动山城。木炭车于1942年在昆明塘子巷设厂制造。在酒精车生产上，早在1935年昆明就有20余家厂商生产汽车用酒精燃料，经汽车试用效果良好。此外中央机器厂还从桐油中提炼出汽油，供汽车使用。随着滇缅公路的修通，衍生出为汽车修理的“厂子”星罗棋布，沿路两边的修理厂为行驶在公路上的7000多辆汽车提供了及时的服务，保证了物资运输的需要。
5.化学工业
昆明的化学工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1938年1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昆明西郊滇缅公路12公里处的普坪村设立化工材料厂，经过近一年多的建厂工作，于1940年7月正式投产，主要生产“双化牌”纯碱和烧碱，最大日出产纯碱达到1吨。云南酒精厂为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办，选址昆明东郊大板桥，1941年4月投产。该厂以生产动力酒精为主，浓度在96%以上，主要供给军事机关和有关事业单位，其中以美军驻华陆军供应处、航空委员会、兵工厂、滇缅公路局等单位用量为大，年产量约30万加仑。1942年中国第一家磷肥企业滇裕磷肥厂诞生，日产普通过磷酸钙1吨左右。其他还有昆明化工厂、大利化工厂、元丰油漆厂以及建云化工厂等也在抗战时期建立。
6.建筑材料工业
1938年，原启心洋灰公司的大冶厂由于战火逼近而内迁于湖南，其生产的水泥由于交通限制只能供应东面地区及国际所需，西南广大后方仅有四川重庆一家水泥厂，远不能适应当时后方经济及国防工业建设的需要，为此，缪云台先生于1939年创建了昆明水泥厂即现在的云南水泥厂。昆明水泥厂是云南省第一家水泥厂，位于昆明海口，生产波特兰优质水泥，除外援出口外，主要供给修建滇缅铁路（公路）和呈贡飞机场、杨林飞机场、昆明飞机场跑道等。
7.能源工业
1937年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年产煤量在20万吨以上的23家大煤矿相继沦陷，江西萍乡煤矿也因濒临战区而无法开工，最后只有四川天府煤矿公司坚持生产。随着战事的发展，大批机关、学校、工商企业纷纷内迁，云南工业、交通运输随之兴起，从而对昆明的能源工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抗战期间，昆明改扩建了明良煤矿，建成昆湖、昆明多家发电厂，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明良煤矿位于昆明嵩明、宜良两县交界处，全矿区总面积2209公顷。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用投资、改组私营煤矿的方式接管了明良煤矿，至1941年已拥有载重量2.5吨汽车（烧木炭）46辆，小型蒸汽机车5辆，1945年员工总数2500多人。昆湖电厂始建于1938年，1939年12月11日正式发电，位于昆明西郊马街。该厂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为昆明郊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西南工业的重点，促成了昆明大小工业的新兴格局。1940年昆湖电厂又在宜良、嵩明两县交界处建设喷水洞发电所，为一火力发电厂，1943年7月开始发电，主要供应小坝、茨坝地区和明良煤矿、第五十二兵工厂等单位。
（二）轻工业出现繁荣，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内迁移民的大量涌入，各种生活用品奇缺，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昆明的轻工业得以应运而生，出现了较为齐全的行业，与原有的地方手工业一起成为战时的支柱产业。
1.食品工业
昆明食品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7世纪已有民间酿酒业，1880年就开办了嵩明杨林肥酒厂，1907年开办了吉庆祥糕点厂，1910年开办了云丰机制面粉公司。抗日战争时期，又相继建成了一些食品工厂，其中有桂美轩糕点厂等企业。1939年，以上海冠生园为品牌的冠生园糖果糕点厂在昆明创建，它所生产的西式糕点小巧玲珑，口味鲜美独特，深受市民的喜爱，风靡当时的昆明城。
2.纺织工业
抗战爆发后，棉布需求日增，云南省经济委员会遂决定筹建云南纺织厂及裕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纺织厂向美、英等国进口设备，1938年8月正式开工生产，共拥有5200个纱锭，60台电动织补机。裕滇纺织厂于1940年建成投产，资本雄厚，达2000万元，总规模为25000个纱锭，是当时内迁西南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纺纱厂。在官僚资本兴办纺织业的同时，一些民族资本家看到纺织企业有利可图，也有商业和金融资本转向工业投资，1942年底，由民族资本家王少岩开办了小型的云茂纱厂，有2000个纱锭。此外，一些小资本家个人或合股建立的小织布厂约有几十家，较大的有明德织布厂、大丰织布厂等数家。当时昆明拥有的纺织纱锭位居西部地区第三位，占11%。
3.卷烟工业
昆明的机制卷烟工业，始于1922年创办的亚细亚烟草公司，为私营企业，当时资本约10万元，职工80人左右，由上海购进美国及日本大型卷烟机以及国内切烟机、压梗机、炮筒炒丝机、煤气机、锅炉等设备，生产“重九”、“如意”等牌号香烟。1930年亚细亚烟草公司改名公营南华烟草公司，是抗日战争以前昆明最大的一家卷烟厂，1942年美国弗吉尼亚烟叶在云南试种、扩种成功，随即建成了云南纸烟厂，即现在昆明卷烟厂的前身。
4.造纸业
云丰造纸厂于1941年3月成立，厂址设在昆明海口，为云南省当时最大的造纸工业企业，该厂主要产品为白报纸、打字纸、包皮纸类（包括牛皮纸、纱纸等）、马粪纸类等。
5.民用玻璃制造业
昆明永生玻璃厂于1938年自北平迁入昆明，1943年正式投产，主要产品为化学玻璃仪器（烧杯、烧瓶、试管、过滤瓶、沉淀瓶、蒸馏管等）、药用玻璃器皿（培养瓶、培养皿、广口瓶、细口药瓶等）、火石玻璃器械（量杯、量筒、漏斗、酒精灯、标本瓶等）以及乳白玻璃，产品大量供应社会医药卫生界，军队所需饮酒用瓶也大都由该厂制造。
6.制药及其他日用品业
昆明制药业是在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以官商合办的新华制药公司筹建起来的，以生产西药为主，是昆明制药厂的前身。于1941年建成于西山高峤，主要生产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供应部队及医院使用，还生产酊水制剂及家庭常备小成药等供应军需民用。其他有明德制药厂等两个私营小药厂，可以生产注射用葡萄糖、氯化钙等10种注射针剂，但规模很小。
这一时期，一些私营小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发展很快，可以生产少量日用轻工产品，如火柴、肥皂、印刷制品、黑白铁制品、机械、电器、汽车修理、皮革、鞋帽等行业。这一批小企业中，都是抗战时期于1938年从内地迁来的，厂主多为江苏、浙江等省辗转来昆人员，大都有一技之长，物色到一个合适地点就开办起各种各样的“工厂”，这种性质的“工厂”不计其数。
7.木材家具工业
昆明木材家具工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江浙一带的卢根记营造厂约400余人迁入昆明，开始承包建筑工程，后来随着室内配套的需要，转移一部分力量开始家具制造，从此昆明市场上出现了所谓“西式”家具，且很畅销，从而促进了家具生产的发展。之后，又有数批浙江、江西、湖南木工迁入昆明，以地区为单位联合创办私营木工厂，逐步形成以省外私营工厂为主的昆明木材家具制造行业。
整个抗战时期，是昆明轻重工业加速发展的时期，尤以重工业的发展最为明显。随着重工业企业的内迁，使得过去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昆明工业，一夜之间呈现出较高的工业化水准，这不能不说是昆明工业发展的奇迹。
三、战时昆明工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战时昆明工业的发展，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确保了抗战军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我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敌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据相关历史记录，昆明兵工企业从1940年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生产了大量的军需产品，其中第二十二兵工厂1941年4月至9月生产炮用制式光学仪器1136具，自行研制五角测远镜110具；从1942年至1945年共制造望远镜1.125万具，炮兵用象限仪100具，行军指北针3.31万件。第五十一兵工厂1942年产2500挺机枪，1943年产3000挺，1944年为4400挺，1945年接近5000挺，1941年至1945年共生产15000余挺，同时，还在厂内修理火炮970余门、轻重机枪8000余挺、步枪22000余支，还制造了难以记数的军工杂件。第一飞机制造厂生产“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20余架，美国AT-6单翼高级教练机10余架，苏联E-15双翼飞机30余架。中央机器厂在当时后方汽车运输油料奇缺，被迫以煤气作为能源的情况下制造了汽车用煤气炉，修筑滇缅公路上的大桥需要钢索桩柱，就用回转炉炼钢，支援了架桥工程，同时还生产了大量的枪榴弹、机枪零件、子弹夹、飞机零件等军工产品。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的无线电报话机、电话等通讯器材，除供应国内客户使用外，还供应在云南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使用。明良煤矿1937年产煤9220吨，1938年至1939年略有下降，1940年即上升到34036吨，1941年达到60115吨，1944年高达74719吨，到1945年，抗战时期共产煤382435吨，供滇越米轨、个碧石铁路运输用煤16000吨，供昆明、昆湖、耀龙3家发电厂67500吨，供国防工业80000吨，供炼锡业55800吨。昆湖电厂至1945年抗战结束，共有输配电线路290公里，输电变压器容量102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容量9000千伏安。云南钢铁厂1943年开始生产至1945年9月，共炼铁10126吨，炼钢257.87吨。中国电力制钢厂从1941年到1945年，共生产主产品钢锭、钢材、钢铸件达1443.173吨。
二是解决了民用需求。当时许多民用产品，实际上都是与战局演变、战时需要分不开的，国家要抗敌，民众要生活，都离不开大后方工业厂矿的生产。中央机器厂抗战期间生产了大型纺织机、小型纺纱机、大型梳棉机，以及锭子、罗拉、钢领圈等，其产品遍布川、黔、湘、滇四省。抗战中国内发电厂损失很大，电源紧缺，为解决发电供电问题，中央机器厂加紧研制最为经济的煤气机，1941年起陆续出货。抗战前，国内所用锅炉均购自国外，战时来源绝断，动力的需要不得不求自给，为此，中机二厂担当了制造大型动力设备的重任，先后装备了泸州发电厂、西康协康电厂等。中央机器厂在抗战中提供产品之丰富，品种之多样，也说明了这个骨干机器厂在后方经济中的地位，除已列举的以外，在动力机械方面，还有蒸汽透平配件、大马力水力机、重油机、蒸汽锅炉、电动机。工具机械有车床、刨床、钻床、铣床，以及各种铣刀、滚刀、螺丝绞板、三角轧头、钻帽等。普通机械有柏色麦电力炼钢炉。农业机械有碾米机、抽水机。化工设备有炼油设备、制碱设备、榨油机。起重机械有起重机摇车。根据1943年的资料，产值由1939年的41万元提高到1943年的2922.8万元，产品行销川、滇、黔、康、贵、湘、甘等8个省。中央电工器材厂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主要包括电线、电机、电池、电灯等四大类20余个品种，1939年至1945年，裸铜线产量从300余吨提高到660吨，电动机从2600马力提高到11400余马力。电池类从180万余只提高到330万余只，灯泡从30余万个提高到90余万个。销售对象为军事机关40%，政府交通机关10%，政府建设事业22%，政府其他机关4%，学术机关1%。经营建设事业18%，普通直接客户4%，零售商家1%。营业额以1944年为例，重庆区47%，昆明区34%，桂林区13%，贵阳区3%，兰州区4%。裕云机械厂自1943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生产了从原棉开始到棉条出来的圈套前纺设备，生产了许多纺织机械和大批零件，同时，还为昆明的造纸、水泥、卷烟等行业的一些厂家提供修理服务，为地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化工材料厂产品销往云南各地以及四川、贵州，销售对象有肥皂厂、玻璃厂、染织厂、兵工厂、机械厂、炼油厂等。
三是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抗战时昆明的大部分工矿企业把教育、生产与人才建设联系起来，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经济建设人才，这不仅是战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日后经济建设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央机器厂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大批员工离滇分赴国内各地，后来许多人都成为企业中的技术骨干，许多人在技术领域大展才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员工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成为国内主要大、中型电机、开关、电线、电缆、电容器等工厂和科研、设计院所的技术骨干，为我国的电器制造工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是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抗战中，大批工业企业迁入云南，许多工厂企业落户昆明，在昆明形成了海口、马街、茨坝、安宁四大工业区，奠定了“一五”及当代昆明的工业布局和发展方向。第二十二兵工厂和第五十一兵工厂选址昆明海口后，又有华新公司的水泥厂、云丰造纸厂、火柴原料厂等在海口设厂。1941年，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共同促成由云南省建设厅会同海口各工厂及昆阳县政府组织海口建设委员会，建立中国农民银行一所，中滩、山冲邮局各一所，由云南省投资，兴建轮船码头并建设中滩新市区（即现海口镇镇政府所在地），使海口在短短几年中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区，奠定了现代昆明海口工业区的基础。至1944年，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昆的总厂和分厂，总占地面积已达50多万平方米，全部集中在马街一带，给厂区附近农民的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繁荣了马街市场并构成了如今昆明工业的又一个聚集区。中央机器厂选址北郊茨坝，下设5厂，在该地区大量分布，后成为昆明的茨坝工业区。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落户安宁，为安宁钢铁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亦使安宁地区成为云南省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
五是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是城市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抗战时期大量企业、资金进入昆明，不仅带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而且弥补了战前昆明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现象，从而为昆明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建设资金，人口也由战前的10万人猛增至30万人，使昆明由一个纯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并进的城市，有力促进了昆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成为提高昆明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时期之一。
四、抗战时期昆明工业发展的借鉴及启示
抗战时期昆明工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当时国民政府的大量投资，离不开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智慧，离不开同仇敌忾、为国为民的精神，也离不开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勇气，所有这些，在今天都不乏其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是资金充足，身后无患。抗战时期昆明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属于官办的国营企业，工厂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尽管以后历经搬迁多次的损失，依然能够支撑下来并投入生产。由于工厂的性质，决定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存在就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就能招聘到许多高新技术人才，生产出相当技术水平的产品用以支援抗战。这些官办国营企业，同时与民营企业的运作结合起来，为共同支援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是爱国爱民，凝聚力强。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加深，国人危机感陡增，员工们对日本侵略者有刻骨仇恨，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不论任何困难大家都能坚持下去，坚定克服困难的决心，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如中央机器厂被日军百余枚炸弹轰炸，损失较重，但全厂照常开工，为对付日机轰炸，曾组织白天进山洞隐蔽，晚上进行生产；第二十二兵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无法生产，员工们在海口凿山开洞，重新组建，仅半年努力就恢复生产，这种建设速度让外国人都十分吃惊。
三是专家经营，技术领先。这些工厂的主管，许多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如第二十二兵工厂厂长是光学专家周自新，第一飞机制造厂厂长是直升飞机专家朱家仁，中央机器厂总经理是获美国哈佛大学理科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王守竞。除此之外，各企业还招聘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中央机器厂协理、留美工程师夏彦儒，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金希武、顾光复等。企业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如第一飞机制造厂共培训3期技工班，第一期是1940年举办的，共80人，经过20天的训练才分配工作，第二批达78人，第三批60人；第二十二兵工厂专门成立了技工学校，厂长周自新亲任校长，每期两年，每周五晚上讲授数、理、化、机械、国语、英语等课程。职工的升迁选用都经过严格的考核，中央机器厂本着“重工业之推动，其端在人才之培养”的指导思想，为实现“用人必求其精”的目的，工厂总经理王守竞网罗人才的要求是一要读书，二要钻研技术，三要什么都能做。他还专门进口了一批价格昂贵的图书，建立图书馆，这在当时的工厂中是绝无仅有的。到1945年，他选派了45人到国外深造，而中央电工器材厂派出的就高达110人。
四是严格管理，产品多元。由于当时昆明的很多企业在国内水准较高，有的还是全国仅有的，抗战的各种物资必须全力生产，科学而严格的管理是这些厂共同的特点。如中央机器厂强调“工作之迅速，物用之节省，开支之减低，三者为管理之基本”，还具体提出以成本计算考核制造费用是否合理，以审核制度检讨置办用途是否适当，来加强财务成本管理。而第二十二兵工厂聘请国外管理工程师进行指导，先后制订出组织、工资、材料、工具、机械等方面的管理程序，然后通过成本核算，对工厂各项工作进行严格的控制，推行以表格为主的“新式工人管理制度，并反复要求管理人员把研究人性的阶梯，看成是走上最高生产之阶梯”。同时，企业还注重产品的多样化，防止产品单一可能带来的弊端，以中央机器厂最为突出。在营销策略上，既接受军工生产任务，又注意民用产品制造，既以制造为主，又兼搞机修，而第一飞机制造厂既修理飞机，又制造飞机，还研究飞机。
五是勇创第一，追求卓越。许多工厂在开始建厂时就注意直接引入当时世界的最新技术并创造自己的新技术，中央机器厂在筹备之初就与瑞士Browrr Boveri
Co公司和Swiss
Locomotiue＆Machine工厂签订协议，直接引进发电机、煤气机、柴油机及各种机床工具等各种产品技术，同时还进行自我研发，用当时中央机器厂总经理王守竞的话说：“你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最大的汽轮机，中国第一台2000千瓦发电机，第一台最大500匹马力发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第一家建造了铁合金炉，炼制硅铁、锰铁，第一个率先使用了炉温控制技术，进行高速钢淬火，第一家制造出“块规”，第一个实现了高强度铸铁工艺，第一次装配制造出中国首批“资源牌”4吨卡车。第二十二兵工厂也从瑞士威特厂引进经纬仪、测远镜的制造权，并派出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光学望远镜。
（作者单位：昆明市社科联）
抗战时期昆明工业的发展，是云南近代工业史上特殊的、重要的辉煌篇章，它对于战时大后方的整个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争取抗战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昆明经济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抗战时期西部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现代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国民政府将首都先迁武汉，再迁重庆，整个西部成为全国的抗日大后方。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工业大量搬迁和投资于西部地区，其投入力度超过近代任何时期。
1937年，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共有3935家，而分布在江、沪、浙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到全国总数的56%。其中上海工业资本额为1.48亿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工人为11.2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8%。从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局来看，如果中国政府能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工业能力，就会增强我方的抗日力量；而如果这些工业设施毁于战火，就可能使中国的抗战实力遭到重创；另外，如果这些企业陷落敌手，就等于将中国约80%的工业用来加强日本侵华的实力，更加拉大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战局的发展，上海工矿企业要求向后方转移的也日益增多。鉴于此，是年7月22日，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国家总设计委员会，着手实施企业内迁方案。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决定尽可能多地将沿海沿江地区的工矿企业迁至抗战后方，保存抗战实力。同时为安排好迁移企业尽快在新的地方恢复生产，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下同），驻沪主持工厂内迁事宜。9月27日，又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全面负责上海与战区内迁工厂的一切事宜。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的部分民族工业在监委会的协调下以武汉为目的地进行了十分仓促的内迁，到1938年2月，迁达武汉的企业达到146家，设备15000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日军占领南京后，武汉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国民政府在这危急时刻下令筹建战时工业，将武汉的所有工业迁往云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等地，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东方敦克尔刻大撤退”，那些抢运入内地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1937年，后方仅有工厂63家，1938年增至219家，1940年为571家，1941年达到1138家。这些西迁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因子得到保留，而且使其由华北、华中、华南沿海沿江地区的城市，扩散到了辽阔的内地各省，改变了战前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的状况。
抗战期间，包括昆明在内的西部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除了大后方的战略地位而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具有的特殊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是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加之地广人稀，可为工业的开发和布局提供各种基础条件。西部地区盛产工业所需的煤、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及石油，农业产品中可以提供大量的棉花、桐油和烟草，另外，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力资源，这些都是大力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雄厚物质条件。
二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形成的历史性差异，为工业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西部地区虽然有近代工业的出现，但规模一般都较小，技术落后，质量差，产品远不能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东部地区人口大量西迁，国人对工业品的需求急剧上升，战争对工业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实行的是扼杀政策，国外商品无法进入国内，加剧了国内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量。
三是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工厂的内迁，带来了大量的产业大军，他们当中，有技术工人、工程师、企业家，最为关键的是国家的金融机构、国家资本以及众多的民间资本西移，给西部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雄厚的资金，这些资金、技术和设备的到来，使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区形成了新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心。
四是随着工业的西迁，国家从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部工业发展的政策。当时国民政府在政策上除在扩展官僚投资工业的同时，也积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通过颁布《战争时期工业奖励暂行条例》等法规法令扶持民间投资工矿企业，使西部工业发展出现了适合的宽松环境。
二、企业内迁带来昆明现代工业的繁荣
抗战爆发前，昆明所在的中国西部地区，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交通最困难、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近代工业虽有萌芽，但从总体上来讲，工业资本微弱，规模狭小，结构畸形，生产水平低下，尚处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1872年创立的云南机器局，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后，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官办企业应时而生。新兴的民族轻工业、手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积极谋求发展。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昆明开始出现商办企业。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滇池出现小火轮，市内也开办有“人力车公司”。到1911年（宣统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面粉、玻璃、香烟、五金、制茶、皮货加工、西药加工、火腿罐头等十多种行业，最多的为火柴业，已有厂商4家。此外，还有43处煤、铅、铜、铁、碗花（钴）等矿产的小规模开采。使用的现代机器很少，绝大多数是手工操作。辛亥革命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内外市场的扩大，昆明的工业、手工业有了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投资工业的形式，一种是地方官僚兴办了一些为军阀战争及服务的官办工业；另一种是以民族资本为主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兴办了一些轻纺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全市采用机器动力，雇工在30人以上的企业已达30个，资本1200万元（新滇币）。至于分散的小手工业厂店作坊则数量更多。主要有兵工、造币、机械和金属品制造、自来水、电力、印刷、造纸、纺织、染色、火柴、肥皂、猪鬃、食品、烟草、砖瓦、木器、煤矿等行业。一般是规模狭小，设备简陋，手工操作占主要地位。
抗战爆发后，内迁昆明的企业是以国家资源委员会决定在昆明投资办厂，拉开了抗战时期昆明现代工业大发展的序幕。昆明作为大西南后方基地云南省的省会，联系中外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终点，吸引了许多企业迁址于此，大量的资金、设备和人才也在那时流入昆明，有力地推动了昆明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一举奠定了昆明现代工业的布局及发展基础。这一时期是昆明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个到来的“工业黄金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时期。到1940年，昆明已发展成为与重庆、川中、广元、川东等地齐名的当时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区之一，是战时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统计，1940年昆明地区主要的工厂企业已达80个，其中兵工行业6家，机器行业11家，冶炼业6家，电器业7家，化工业25家，纺织业15家。当时昆明的工业内迁数量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西南第三位。厂矿工人也从战前的20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一）重工业在抗战时期发展迅速，出现了较多的工业门类：
1.军工业
抗日战争期间迁到云南和在云南设厂的兵工企业共有7家，有6家集中在昆明。其中的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厂，专造军用光学器材；新建的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厂，这厂原定主要制造丹麦麦德森式轻重两用机枪及79毫米步枪；第一飞机制造厂，仿造、研制“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美式AT-6单翼高级教练机、苏式E-15双翼战斗机等。其他三个厂主要是大批量制造迫击炮弹、手雷、手榴弹和黄磷的兵工厂。在此以前云南的兵工企业，生产方式陈旧，还没脱离工场式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其任务主要是修理、装配和制造部分零件。新建的五个兵工厂则应用二三十年代比较新近的机器设备，采用大生产方式，进行较大批量生产，是当时全国设备新、规模大、生产能力较强的兵工企业，结束了云南不能造枪炮的历史。军工企业主要是：
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厂，即现在的云南光学仪器厂。1934年由军政部兵工署着手筹建精确计量所，首先成立了临时修理工厂，担任现有军用光学器材的修理。所需仪器、工具及半成品均向德国蔡斯厂定购，并聘蔡斯厂技师雅可勃到厂指导。“七七”事变后，光学修理厂迁往重庆，但重庆地区日机空袭频繁、社会动荡、交通不便，新厂迟迟未能动工，遂决定迁往昆明设厂。1938年1月，军用光学器材修理厂西迁昆明，在昆明南郊柳坝建厂。1939年1月，第二十二兵工厂在柳坝成立，4月29日，中国第一架6×30望远镜试制成功，奠定了昆明现代军工业的基础。1941年4月，二十二厂迁到海口中滩，在海口专造望远镜。工厂在生产望远镜的同时，还组织力量试造奥美特式迫击炮瞄准镜、法国勃朗特式瞄准镜和瑞士威尔特式80公分倒影测远镜，相继制成问世，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代军用光学仪器，系“国内唯一的军用光学器材制造厂”。
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厂，即现在的云南西南仪器厂。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为了扩大兵工生产，适应抗战需要，向丹麦麦德森公司购买该公司制造的7.9毫米轻重两用机枪全套设备、工艺，制造麦德森轻重两用机枪。该厂于1939年4月开始建设，1941年6月，首批制造的捷式轻机枪在海口制成100挺。
五十一厂和二十二厂于1942年1月1日合并为兵工署第五十三兵工厂，全厂占地约4800多亩，至抗战胜利时员工约2400多人。两厂合并后，其组织机构仍仿前五十一厂，仅将工务处下各制造工场改编为第一至第十共10个制造所，二、三、四、十共4个所统称光学厂，一、五、六、七、八、九共6个所统称机枪厂，形成光学仪器、捷式轻机枪两个制造系统。光学仪器和机枪适应了抗战前方的急需，产量比之1942年五十三厂合并前分别增长71%～83%。当时国内报纸赞誉“五十三厂是抗战中成长的国防工业，制敌于死命的军火源泉”。中国战后复兴会议美籍顾问曲朗到厂参观后说：“五十三厂如果搬到华盛顿或纽约去，也算得是个工厂。”
1950年，交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光学厂改为“云南机械工业管理局第二十二兵工厂”，机枪厂改为“云南机械工业管理局第五十一兵工厂”，1951年3月各改为中央兵工建制工厂。
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安宁分厂。第二十一厂原是南京金陵兵工厂，于1937年11月西迁重庆。1939年，迁至安宁，设备由德国进口，生产新式制炮及炮弹，全厂有员工约1500人。1941年开工生产八二迫击炮弹，八二黄磷弹和4号甲雷。当时安宁八街等处富产铁矿，安宁钢铁厂（昆钢）冶炼生铁和钢材，二十一分厂在长坡可就近铸造迫击炮弹弹体，继续加工成弹体，马街冶炼厂冶炼铜料以供制造炮弹引信，装配成炮弹。
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昆明分厂。昆明沿滇池一带盛产黄磷矿（磷酸钙），尚待开发。而抗日战争中所需各种炮弹及燃烧弹纯赖进口。由于当时地质部门探明昆明的昆阳地区有大量磷矿石，兵工署决定在昆明筹建第二十三兵工厂昆明分厂，遂选定在马街石咀厂址建厂制造黄磷。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业，于1943年4月正式开工生产，员工约200人。正如该厂厂长顾敬心所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开采露天磷矿，第一次加工国内磷矿，第一次电炉制磷，都是中国首创。”由工厂自己设计、制成的第一套制磷设备年产量180吨，第二套设备年产量360吨。二十三兵工厂昆明分厂自制的黄磷，不断供给二十一厂安宁分厂和国内炮弹厂使用，满足了抗战兵器生产的需要。
兵工署第五十二兵工厂。兵工署利用制炮部分机器设备经越南海防港由火车运到昆明宜良县汤池縻面村建五十二厂，1942年6月1日该厂建成投产，生产木柄手榴弹。由于工厂设在山谷中，距滇越铁路约8公里，运输有问题，为此专门在凤鸣村特设凤鸣车站。该厂占地千亩，房屋面积约3万平方米，山洞厂房约4000平方米，员工约1200人，月产手榴弹12万枚，还制造105榴弹炮用双马辕杆，并承修美军和驻滇远征军火炮。
第一飞机制造厂。北伐时由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筹办，于1940年从广东韶关迁到昆明，选址在昆明西郊眠山后昭宗村。投产后试制成功“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20架，1942年开始进行美式AT-6单翼高级教练机及苏式E-15双翼战斗机的试制工作，该机生产延续至1949年初迁台湾为止。1944年开始，该厂还先后生产制成“蜂鸟”号单发同轴反转旋翼直升飞机2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此类型直升飞机，使中国和美、德、苏等国一起成为世界上最早研制直升飞机的国家。
2.机械制造业
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战略基地，在抗战时期使昆明成为当时全国各种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最大集散地，而昆明也成为主要机械设备及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一时期在昆明建立起来的机械制造业，生产出了众多号称全国“第一”的机械产品。当时，内迁昆明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有11家，主要分布在海口镇、马街镇、黑林铺镇和茨坝镇，而其中又以设在马街镇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和设在茨坝镇的中央机器厂最为着名。主要企业有：
中央机器厂。该厂是当今被誉为中国精密机床制造业“一颗明珠”的昆明机床厂的前身，是旧中国“规模设备首屈一指”的机械制造企业，是我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工厂，于1936年创办，1939年建成，厂址位于昆明北郊茨坝。中机厂建厂后注意产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有2000千瓦的蒸汽发电机、500马力电动机和重达40吨的发电锅炉，还有结构复杂的八尺车床、万能铣床，也有小至简单的丝攻螺帽等。它曾经制造过大马力水力机、重油机、碾米机、抽水机、化工炼油、制碱等各种设备。在机床制造方面，生产出了车床、铣床、钻床、刨床、镗床，装备了不少军工单位和机械工业部门，不愧为中国机床的摇篮。
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当年国民政府十大厂矿之一，有4个分厂，1938年由湖南迁到昆明恢复生产。该厂为社会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主要有电缆线、电机、变压器、电池、电灯泡五大类30余个品种，一直被誉为“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该厂后来演变为昆明电缆厂、云南变压器厂和昆明电机厂，成为昆明机电制造企业中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典范。
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于1936年在南京建立，1940年春在昆明设立分厂，为云南无线电厂的前身。主要生产无线电报话机、电话等通讯器材，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成今天生产“熊猫牌”电器的南京无线电厂。
裕云机器厂。于1943年建立，为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选址昆明西郊麻园村，建厂的目的是为内迁的裕滇纱厂、云南纺织厂提供所需设备和维修零配件。在铸锻方面可以生产汽锤、熔铁炉、手拉车等。
3.钢铁、冶金业
昆明的金属采选和冶炼历史较早，但现代钢铁、冶金业的发展与内迁而来的企业密不可分，现代冶炼设备、技术主要是以从武汉迁来的企业而建立的。其中主要是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两厂即现在的昆明钢铁公司，目前是云南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创建时为国民政府经济部、云南省政府、私人投资合股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在安宁桥头村筹建，1941年炼出第一炉合格钢水，浇出9根钢锭，使云南正式进入以现代技术炼钢的时代。之后，工厂相继生产出国产第一根拉磁钢，按英国SAE标准生产了低锰弹簧钢、合金钢。产品有各类建筑钢材、合金钢材、铸钢制品。云南钢铁厂为国民政府经济部、云南省政府、军政部合办企业，1939年在安宁郎家庄筹建，1943年5月建成50吨炼铁炉一座，1吨贝塞麦钢炉一座。
昆明电冶厂（昆明炼铜厂）。于1939年3月由南京迁入昆明西郊马街，6月投产出货。该厂主要产品为电解铜、电解锌、纯铝以及火砖火泥等，销售云南、四川两省，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昆明冶炼厂。
4.汽车及修理业
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运输受阻，汽车燃用油料极其有限，西南大后方普遍使用汽油代用品作为汽车动力，当时以云南公路总局、恒裕车行、中央机器厂为主，生产出了包括木炭车、酒精车、无烟煤煤气车、桐油车以及煤油车等代用燃料汽车。这些车辆大部分为组装车，而车辆的动力设备也大部分由昆明厂家自己制造。在这些组装车中，以木炭车和煤气车技术最为适用。煤气车以煤气发生炉为动力，在中央机器厂生产，它是抗战时期云南境内行驶的汽车装用最多的炉子，1940年驶往重庆，轰动山城。木炭车于1942年在昆明塘子巷设厂制造。在酒精车生产上，早在1935年昆明就有20余家厂商生产汽车用酒精燃料，经汽车试用效果良好。此外中央机器厂还从桐油中提炼出汽油，供汽车使用。随着滇缅公路的修通，衍生出为汽车修理的“厂子”星罗棋布，沿路两边的修理厂为行驶在公路上的7000多辆汽车提供了及时的服务，保证了物资运输的需要。
5.化学工业
昆明的化学工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1938年1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昆明西郊滇缅公路12公里处的普坪村设立化工材料厂，经过近一年多的建厂工作，于1940年7月正式投产，主要生产“双化牌”纯碱和烧碱，最大日出产纯碱达到1吨。云南酒精厂为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办，选址昆明东郊大板桥，1941年4月投产。该厂以生产动力酒精为主，浓度在96%以上，主要供给军事机关和有关事业单位，其中以美军驻华陆军供应处、航空委员会、兵工厂、滇缅公路局等单位用量为大，年产量约30万加仑。1942年中国第一家磷肥企业滇裕磷肥厂诞生，日产普通过磷酸钙1吨左右。其他还有昆明化工厂、大利化工厂、元丰油漆厂以及建云化工厂等也在抗战时期建立。
6.建筑材料工业
1938年，原启心洋灰公司的大冶厂由于战火逼近而内迁于湖南，其生产的水泥由于交通限制只能供应东面地区及国际所需，西南广大后方仅有四川重庆一家水泥厂，远不能适应当时后方经济及国防工业建设的需要，为此，缪云台先生于1939年创建了昆明水泥厂即现在的云南水泥厂。昆明水泥厂是云南省第一家水泥厂，位于昆明海口，生产波特兰优质水泥，除外援出口外，主要供给修建滇缅铁路（公路）和呈贡飞机场、杨林飞机场、昆明飞机场跑道等。
7.能源工业
1937年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年产煤量在20万吨以上的23家大煤矿相继沦陷，江西萍乡煤矿也因濒临战区而无法开工，最后只有四川天府煤矿公司坚持生产。随着战事的发展，大批机关、学校、工商企业纷纷内迁，云南工业、交通运输随之兴起，从而对昆明的能源工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抗战期间，昆明改扩建了明良煤矿，建成昆湖、昆明多家发电厂，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明良煤矿位于昆明嵩明、宜良两县交界处，全矿区总面积2209公顷。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用投资、改组私营煤矿的方式接管了明良煤矿，至1941年已拥有载重量2.5吨汽车（烧木炭）46辆，小型蒸汽机车5辆，1945年员工总数2500多人。昆湖电厂始建于1938年，1939年12月11日正式发电，位于昆明西郊马街。该厂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为昆明郊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西南工业的重点，促成了昆明大小工业的新兴格局。1940年昆湖电厂又在宜良、嵩明两县交界处建设喷水洞发电所，为一火力发电厂，1943年7月开始发电，主要供应小坝、茨坝地区和明良煤矿、第五十二兵工厂等单位。
（二）轻工业出现繁荣，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内迁移民的大量涌入，各种生活用品奇缺，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昆明的轻工业得以应运而生，出现了较为齐全的行业，与原有的地方手工业一起成为战时的支柱产业。
1.食品工业
昆明食品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7世纪已有民间酿酒业，1880年就开办了嵩明杨林肥酒厂，1907年开办了吉庆祥糕点厂，1910年开办了云丰机制面粉公司。抗日战争时期，又相继建成了一些食品工厂，其中有桂美轩糕点厂等企业。1939年，以上海冠生园为品牌的冠生园糖果糕点厂在昆明创建，它所生产的西式糕点小巧玲珑，口味鲜美独特，深受市民的喜爱，风靡当时的昆明城。
2.纺织工业
抗战爆发后，棉布需求日增，云南省经济委员会遂决定筹建云南纺织厂及裕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纺织厂向美、英等国进口设备，1938年8月正式开工生产，共拥有5200个纱锭，60台电动织补机。裕滇纺织厂于1940年建成投产，资本雄厚，达2000万元，总规模为25000个纱锭，是当时内迁西南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纺纱厂。在官僚资本兴办纺织业的同时，一些民族资本家看到纺织企业有利可图，也有商业和金融资本转向工业投资，1942年底，由民族资本家王少岩开办了小型的云茂纱厂，有2000个纱锭。此外，一些小资本家个人或合股建立的小织布厂约有几十家，较大的有明德织布厂、大丰织布厂等数家。当时昆明拥有的纺织纱锭位居西部地区第三位，占11%。
3.卷烟工业
昆明的机制卷烟工业，始于1922年创办的亚细亚烟草公司，为私营企业，当时资本约10万元，职工80人左右，由上海购进美国及日本大型卷烟机以及国内切烟机、压梗机、炮筒炒丝机、煤气机、锅炉等设备，生产“重九”、“如意”等牌号香烟。1930年亚细亚烟草公司改名公营南华烟草公司，是抗日战争以前昆明最大的一家卷烟厂，1942年美国弗吉尼亚烟叶在云南试种、扩种成功，随即建成了云南纸烟厂，即现在昆明卷烟厂的前身。
4.造纸业
云丰造纸厂于1941年3月成立，厂址设在昆明海口，为云南省当时最大的造纸工业企业，该厂主要产品为白报纸、打字纸、包皮纸类（包括牛皮纸、纱纸等）、马粪纸类等。
5.民用玻璃制造业
昆明永生玻璃厂于1938年自北平迁入昆明，1943年正式投产，主要产品为化学玻璃仪器（烧杯、烧瓶、试管、过滤瓶、沉淀瓶、蒸馏管等）、药用玻璃器皿（培养瓶、培养皿、广口瓶、细口药瓶等）、火石玻璃器械（量杯、量筒、漏斗、酒精灯、标本瓶等）以及乳白玻璃，产品大量供应社会医药卫生界，军队所需饮酒用瓶也大都由该厂制造。
6.制药及其他日用品业
昆明制药业是在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以官商合办的新华制药公司筹建起来的，以生产西药为主，是昆明制药厂的前身。于1941年建成于西山高峤，主要生产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供应部队及医院使用，还生产酊水制剂及家庭常备小成药等供应军需民用。其他有明德制药厂等两个私营小药厂，可以生产注射用葡萄糖、氯化钙等10种注射针剂，但规模很小。
这一时期，一些私营小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发展很快，可以生产少量日用轻工产品，如火柴、肥皂、印刷制品、黑白铁制品、机械、电器、汽车修理、皮革、鞋帽等行业。这一批小企业中，都是抗战时期于1938年从内地迁来的，厂主多为江苏、浙江等省辗转来昆人员，大都有一技之长，物色到一个合适地点就开办起各种各样的“工厂”，这种性质的“工厂”不计其数。
7.木材家具工业
昆明木材家具工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江浙一带的卢根记营造厂约400余人迁入昆明，开始承包建筑工程，后来随着室内配套的需要，转移一部分力量开始家具制造，从此昆明市场上出现了所谓“西式”家具，且很畅销，从而促进了家具生产的发展。之后，又有数批浙江、江西、湖南木工迁入昆明，以地区为单位联合创办私营木工厂，逐步形成以省外私营工厂为主的昆明木材家具制造行业。
整个抗战时期，是昆明轻重工业加速发展的时期，尤以重工业的发展最为明显。随着重工业企业的内迁，使得过去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昆明工业，一夜之间呈现出较高的工业化水准，这不能不说是昆明工业发展的奇迹。
三、战时昆明工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战时昆明工业的发展，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确保了抗战军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我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敌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据相关历史记录，昆明兵工企业从1940年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生产了大量的军需产品，其中第二十二兵工厂1941年4月至9月生产炮用制式光学仪器1136具，自行研制五角测远镜110具；从1942年至1945年共制造望远镜1.125万具，炮兵用象限仪100具，行军指北针3.31万件。第五十一兵工厂1942年产2500挺机枪，1943年产3000挺，1944年为4400挺，1945年接近5000挺，1941年至1945年共生产15000余挺，同时，还在厂内修理火炮970余门、轻重机枪8000余挺、步枪22000余支，还制造了难以记数的军工杂件。第一飞机制造厂生产“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20余架，美国AT-6单翼高级教练机10余架，苏联E-15双翼飞机30余架。中央机器厂在当时后方汽车运输油料奇缺，被迫以煤气作为能源的情况下制造了汽车用煤气炉，修筑滇缅公路上的大桥需要钢索桩柱，就用回转炉炼钢，支援了架桥工程，同时还生产了大量的枪榴弹、机枪零件、子弹夹、飞机零件等军工产品。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的无线电报话机、电话等通讯器材，除供应国内客户使用外，还供应在云南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使用。明良煤矿1937年产煤9220吨，1938年至1939年略有下降，1940年即上升到34036吨，1941年达到60115吨，1944年高达74719吨，到1945年，抗战时期共产煤382435吨，供滇越米轨、个碧石铁路运输用煤16000吨，供昆明、昆湖、耀龙3家发电厂67500吨，供国防工业80000吨，供炼锡业55800吨。昆湖电厂至1945年抗战结束，共有输配电线路290公里，输电变压器容量102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容量9000千伏安。云南钢铁厂1943年开始生产至1945年9月，共炼铁10126吨，炼钢257.87吨。中国电力制钢厂从1941年到1945年，共生产主产品钢锭、钢材、钢铸件达1443.173吨。
二是解决了民用需求。当时许多民用产品，实际上都是与战局演变、战时需要分不开的，国家要抗敌，民众要生活，都离不开大后方工业厂矿的生产。中央机器厂抗战期间生产了大型纺织机、小型纺纱机、大型梳棉机，以及锭子、罗拉、钢领圈等，其产品遍布川、黔、湘、滇四省。抗战中国内发电厂损失很大，电源紧缺，为解决发电供电问题，中央机器厂加紧研制最为经济的煤气机，1941年起陆续出货。抗战前，国内所用锅炉均购自国外，战时来源绝断，动力的需要不得不求自给，为此，中机二厂担当了制造大型动力设备的重任，先后装备了泸州发电厂、西康协康电厂等。中央机器厂在抗战中提供产品之丰富，品种之多样，也说明了这个骨干机器厂在后方经济中的地位，除已列举的以外，在动力机械方面，还有蒸汽透平配件、大马力水力机、重油机、蒸汽锅炉、电动机。工具机械有车床、刨床、钻床、铣床，以及各种铣刀、滚刀、螺丝绞板、三角轧头、钻帽等。普通机械有柏色麦电力炼钢炉。农业机械有碾米机、抽水机。化工设备有炼油设备、制碱设备、榨油机。起重机械有起重机摇车。根据1943年的资料，产值由1939年的41万元提高到1943年的2922.8万元，产品行销川、滇、黔、康、贵、湘、甘等8个省。中央电工器材厂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主要包括电线、电机、电池、电灯等四大类20余个品种，1939年至1945年，裸铜线产量从300余吨提高到660吨，电动机从2600马力提高到11400余马力。电池类从180万余只提高到330万余只，灯泡从30余万个提高到90余万个。销售对象为军事机关40%，政府交通机关10%，政府建设事业22%，政府其他机关4%，学术机关1%。经营建设事业18%，普通直接客户4%，零售商家1%。营业额以1944年为例，重庆区47%，昆明区34%，桂林区13%，贵阳区3%，兰州区4%。裕云机械厂自1943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生产了从原棉开始到棉条出来的圈套前纺设备，生产了许多纺织机械和大批零件，同时，还为昆明的造纸、水泥、卷烟等行业的一些厂家提供修理服务，为地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化工材料厂产品销往云南各地以及四川、贵州，销售对象有肥皂厂、玻璃厂、染织厂、兵工厂、机械厂、炼油厂等。
三是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抗战时昆明的大部分工矿企业把教育、生产与人才建设联系起来，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经济建设人才，这不仅是战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日后经济建设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央机器厂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大批员工离滇分赴国内各地，后来许多人都成为企业中的技术骨干，许多人在技术领域大展才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员工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成为国内主要大、中型电机、开关、电线、电缆、电容器等工厂和科研、设计院所的技术骨干，为我国的电器制造工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是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抗战中，大批工业企业迁入云南，许多工厂企业落户昆明，在昆明形成了海口、马街、茨坝、安宁四大工业区，奠定了“一五”及当代昆明的工业布局和发展方向。第二十二兵工厂和第五十一兵工厂选址昆明海口后，又有华新公司的水泥厂、云丰造纸厂、火柴原料厂等在海口设厂。1941年，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共同促成由云南省建设厅会同海口各工厂及昆阳县政府组织海口建设委员会，建立中国农民银行一所，中滩、山冲邮局各一所，由云南省投资，兴建轮船码头并建设中滩新市区（即现海口镇镇政府所在地），使海口在短短几年中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区，奠定了现代昆明海口工业区的基础。至1944年，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昆的总厂和分厂，总占地面积已达50多万平方米，全部集中在马街一带，给厂区附近农民的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繁荣了马街市场并构成了如今昆明工业的又一个聚集区。中央机器厂选址北郊茨坝，下设5厂，在该地区大量分布，后成为昆明的茨坝工业区。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落户安宁，为安宁钢铁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亦使安宁地区成为云南省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
五是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是城市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抗战时期大量企业、资金进入昆明，不仅带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而且弥补了战前昆明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现象，从而为昆明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建设资金，人口也由战前的10万人猛增至30万人，使昆明由一个纯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并进的城市，有力促进了昆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成为提高昆明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时期之一。
四、抗战时期昆明工业发展的借鉴及启示
抗战时期昆明工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当时国民政府的大量投资，离不开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智慧，离不开同仇敌忾、为国为民的精神，也离不开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勇气，所有这些，在今天都不乏其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是资金充足，身后无患。抗战时期昆明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属于官办的国营企业，工厂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尽管以后历经搬迁多次的损失，依然能够支撑下来并投入生产。由于工厂的性质，决定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存在就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就能招聘到许多高新技术人才，生产出相当技术水平的产品用以支援抗战。这些官办国营企业，同时与民营企业的运作结合起来，为共同支援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是爱国爱民，凝聚力强。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加深，国人危机感陡增，员工们对日本侵略者有刻骨仇恨，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不论任何困难大家都能坚持下去，坚定克服困难的决心，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如中央机器厂被日军百余枚炸弹轰炸，损失较重，但全厂照常开工，为对付日机轰炸，曾组织白天进山洞隐蔽，晚上进行生产；第二十二兵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无法生产，员工们在海口凿山开洞，重新组建，仅半年努力就恢复生产，这种建设速度让外国人都十分吃惊。
三是专家经营，技术领先。这些工厂的主管，许多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如第二十二兵工厂厂长是光学专家周自新，第一飞机制造厂厂长是直升飞机专家朱家仁，中央机器厂总经理是获美国哈佛大学理科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王守竞。除此之外，各企业还招聘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中央机器厂协理、留美工程师夏彦儒，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金希武、顾光复等。企业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如第一飞机制造厂共培训3期技工班，第一期是1940年举办的，共80人，经过20天的训练才分配工作，第二批达78人，第三批60人；第二十二兵工厂专门成立了技工学校，厂长周自新亲任校长，每期两年，每周五晚上讲授数、理、化、机械、国语、英语等课程。职工的升迁选用都经过严格的考核，中央机器厂本着“重工业之推动，其端在人才之培养”的指导思想，为实现“用人必求其精”的目的，工厂总经理王守竞网罗人才的要求是一要读书，二要钻研技术，三要什么都能做。他还专门进口了一批价格昂贵的图书，建立图书馆，这在当时的工厂中是绝无仅有的。到1945年，他选派了45人到国外深造，而中央电工器材厂派出的就高达110人。
四是严格管理，产品多元。由于当时昆明的很多企业在国内水准较高，有的还是全国仅有的，抗战的各种物资必须全力生产，科学而严格的管理是这些厂共同的特点。如中央机器厂强调“工作之迅速，物用之节省，开支之减低，三者为管理之基本”，还具体提出以成本计算考核制造费用是否合理，以审核制度检讨置办用途是否适当，来加强财务成本管理。而第二十二兵工厂聘请国外管理工程师进行指导，先后制订出组织、工资、材料、工具、机械等方面的管理程序，然后通过成本核算，对工厂各项工作进行严格的控制，推行以表格为主的“新式工人管理制度，并反复要求管理人员把研究人性的阶梯，看成是走上最高生产之阶梯”。同时，企业还注重产品的多样化，防止产品单一可能带来的弊端，以中央机器厂最为突出。在营销策略上，既接受军工生产任务，又注意民用产品制造，既以制造为主，又兼搞机修，而第一飞机制造厂既修理飞机，又制造飞机，还研究飞机。
五是勇创第一，追求卓越。许多工厂在开始建厂时就注意直接引入当时世界的最新技术并创造自己的新技术，中央机器厂在筹备之初就与瑞士Browrr Boveri
Co公司和Swiss
Locomotiue＆Machine工厂签订协议，直接引进发电机、煤气机、柴油机及各种机床工具等各种产品技术，同时还进行自我研发，用当时中央机器厂总经理王守竞的话说：“你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最大的汽轮机，中国第一台2000千瓦发电机，第一台最大500匹马力发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第一家建造了铁合金炉，炼制硅铁、锰铁，第一个率先使用了炉温控制技术，进行高速钢淬火，第一家制造出“块规”，第一个实现了高强度铸铁工艺，第一次装配制造出中国首批“资源牌”4吨卡车。第二十二兵工厂也从瑞士威特厂引进经纬仪、测远镜的制造权，并派出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光学望远镜。
（作者单位：昆明市社科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