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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抗战：昆明跳跃发展的契机抗战：昆明跳跃发展的契机
字应军
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抗日战争是一段故土沦陷、亲人离散的苦难历史，充满了痛苦、仇恨、悲壮、牺牲和贡献。而对昆明来说，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抗战把它推上历史的焦点，在中华民族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担负着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替代的历史重任，当时有人将云南、昆明比喻为“中华民国的安哥拉”、“希腊的斯巴达”、“德意志的普鲁士”，“抗战八年以还，滇省更竭尽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在历史考验中，始终努力着。现在飞遍亚洲大陆的美十四航空队飞机，正自昆明不断起飞；反攻的新血液，正自滇西的史迪威公路，正自中印大油管，源源地向遥远的反攻阵地输送；许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幼芽的公私工业及一些多少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也正在云南都市分布着、活动着；尤其使我们兴奋的，是全国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及一些文化工作者们，可正在借这滇南一角，作烽火圈中的艺术之宫”。昆明、云南对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贡献，抗战亲历者、社科工作者都曾浓墨重彩地论述过，在纪念抗战胜利60年之际，新闻媒体也以各种形式宣传了云南、昆明对抗战的贡献，但抗战对昆明产生的影响方面的论述却不多。而正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改变了昆明，使昆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在抗日战争中，昆明开始走上了飞跃发展的道路。随着整个抗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内移，昆明从宁静走上喧哗，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传统走向时髦，由边僻之城变为支撑抗战的坚固基地，成为中国抗日战场通向国际的交通总枢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八个后方工业支柱和经济支柱，成为闻名中外的“民主堡垒”。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工业区或农产丰富之区，或陷于炮火，或沦于敌手，或陷于混乱状态。中央计划将西南作为抗战建国的基地，并责成资源委员会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组织工厂内迁。东南沿海一大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为“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抗战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纷纷内迁御敌。原先在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的许多政治、军事、文教、工商机构和人员纷纷内迁西南。云南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特别是矿藏资源丰富，从而成为许多内迁部门、人员的选择对象。作为省会的昆明，自然责无旁贷地负起了机构、学校、企业、人员安置的重任，一时间，昆明汇集全国军事、政治、交通、教育和文化菁华于一身，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社会生活迅速变迁，取得了非战时需作几十年努力方能实现的超常规发展。
一、大量人口内迁，使昆明人口规模增大、结构改变、素质提高
城市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定密度的人口规模。近代以来，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却连这一基本条件也一直未具备。民国八年（1919年），云南省政府划省会所在地为市，设云南市政公所，正式在云南建市。1922年正式定名为昆明市，1928年成立市政府。昆明建市之初，由于市区面积小、人口少、工商企业不多，未达到国民政府《修正市组织法》规定的“人口二十万以上”的“设市之必要条件”，因此昆明市政府一直未被中央政府内务部认可备案。当时昆明市“人口仅一十六万有奇”。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昆明市政府以“因市政日繁，甚感区域偏小，不敷设备”为由，呈准将市郊附近昆明县的村落大小十七村划归市管辖，将昆明市的人口凑足二十万，次年2月正式向国民政府内政部呈递建市备案报告，同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内务部正式颁发昆明市政府暨昆明市参议会铜质印信各一枚。至此，因人口、财税两因素拖延多年的昆明市才办妥一切合法手续。但实际上至1937年，昆明市区人口也只有142657人。
抗战爆发后，大量人口内迁昆明，使昆明人口剧增，1938年增至205896人。整个抗战期间，昆明人口因迁徙频繁和统计口径原因而显得有升有降，但无论如何，外（寄）籍人口始终保持在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而在外（寄）籍人口中，绝对多数是抗战期间内迁而来的外省人口。1943年昆明市进行人口统计，全市总人口为180993人，其中本籍人口93271人，寄籍人口87722人。而这种统计尚不包括分布在昆明周围的内迁的大批工厂、学校、驻昆的中国军事机构以及美、英、法等盟军军事机构人口。此外，由于机构、人口的大量涌入，刺激了昆明市场，从而吸引了一批农村人口适时涌入昆明，也成为大量无法统计的流动人口。还有避乱、逃难而流入昆明的大量盲流也成为无法统计之人口。若加上述各类人口，外来人口数将超过本籍人口。
人口的大量涌入，在扩大了昆明人口规模的同时，也使昆明人口结构得以改变，其中尤以职业结构的改变较为明显。在内迁人口中，除少数无业者外，绝大多数是随工厂、学校、机关、金融机构等迁来的人口，他们的到来使昆明总人口中从事工业、商业、金融业、公务、人事服务、自由职业的人数比例大大提高。昆明市的人口总体文化素质也随大量人口的内迁而大大提高。如1943年9月昆明市对市区内的本、寄籍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进行统计，在统计范围内，本籍人数81072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2040人，高中教育5582人，初中教育7313人；寄籍人口81378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3070人，高中教育6062人，初中教育8084人。在受调查的本、寄籍总人口162405人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本籍占1.26%，寄籍占2%；受过高中教育人口本籍占3.4%，寄籍占3.7%；受过初中教育人口本籍占4.5%，寄籍占5%。统计表明，寄籍人口的文化素质高于本籍人口。而且必须要说明的是，若要算上分布在昆明四周的大批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以及随工商企业迁徙而来的大批专家、技术人员，以上各项比例的对比将会十分悬殊。很明显，内地人口的大量迁昆，使昆明市的人口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而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说来，抗战期间昆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反之，机械增长率却因战争的影响而奇高。一个城市在其大发展时期，往往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小于机械增长率，这种因外力影响而导致的超常规的机械增长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并使之逐渐趋于合理与稳定，进而提高了城市的人口综合素质。同时机械增长的这部分庞大人口群的产生，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建设，加强城乡交流起到了强力的推动作用。
二、各种综合因素将昆明推上历史焦点位置
昆明国际国内地位大大提高虽然昆明很早就已自辟为商埠，但直至抗战爆发前，由于与内地交通的阻隔，经济、文化较沿海城市落后，因此很少受到国人的注意，在国际上更是默默无闻，加之民风淳良，因此有人形容抗战前的昆明“真好像是一个青布衣裳的乡下姑娘”。随着抗战的爆发，特别是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昆明、云南在国际国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知名度越来越高，昆明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安哥拉”、“中国抗战的心脏”，云南被人们比喻为古希腊的斯巴达和德意志的普鲁士。比喻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却反映出昆明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抗战对昆明产生的巨大影响。
首先，如前所述，昆明是疏散、安置内地、沿海工厂、机关、学校和人员的重要基地。抗战期间，昆明除安置众多国内的工厂、学校、机关外，昆明还先后驻有许多盟军的机构。如昆明美军总部、美军训练司令部、驻昆明美空军司令部、美军补给司令部、美海军驻昆联络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国总部、美军心理作战处、美国新闻处昆明分处、英国军事代表团昆明办事处、英国陆军联络部驻昆办事处、法国军事代表团昆明分团以及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等。这些驻昆的欧美机构和人员对扩大昆明的国际影响起了较大的宣传作用。
其次，昆明是中国战场军需供应的主要基地之一。沿海沦陷后，中央选大西南为抗战建国之基地，并以其行政、财政、金融及经济技术力量，大力开发西南，指令沿海工商企业内迁，调动财政力量开发西南。云南地方当局借此难得之机积极主动接纳了许多工商企业迁昆，并与资源委员会联合兴办了许多新式工业。云南各族人民充分发扬爱国精神和劳动热情，竭尽全力支援抗战，使昆明地区的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抗战进程和昆明工业的发展，昆明成了支撑抗战的坚固基地，至1940年，昆明已成为与重庆、广元、川中、川东等并称的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区之一，是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一个边疆城市分担起国家存亡的重任，对昆明来说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第三，抗战后期，昆明成了中国唯一能与国外交通联系的城市，在抗日战争中起着内联外引、沟通内外的重要战略枢纽作用。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攻占了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封锁了中国，阻止一切战略物资进入中国。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海上通道被切断，陷入了日寇的包围之中，而中国将抗战进行到底的重要条件——国际社会的援助，只能通过设施简陋、速度较慢、货流量小的滇越铁路运输。1938年滇缅公路修通后，抗战物资源源运到昆明，又从昆明分送各抗日战场，日寇困死中国的美梦破灭。日军占领缅甸后，陆上交通被断，中美又以巨大的牺牲开通了昆明—印度加尔各答的中印空中航线。1945年中印公路开通、滇缅公路恢复，中国又打通了通往国际的通道。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中印航线、中印公路、中印输油管道在中国坚持抗战大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保证作用，而昆明正是以上各条交通线的起点（终点）。
第四，昆明是抗日战争中重要的战略要地，是敌我双方必得之所。在日寇内部，虽有北进和南进两派之分，但无论哪派，对云南的野心都是相同的。因为云南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在战略上的地位也很重要，占领云南，就打开了中国后门，并可以威胁缅甸、印度。就中国来说，云南地势险要，资源丰富，是抗战建国的理想基地，其中昆明是沿海沦陷后中国对外联络的唯一省会城市，并且是大反攻的重要基地。
昆明在抗战中的地位的突出，迫使敌我双方都密切注视之。中国方面不仅倾心经营昆明，而且在此设置重兵。随着战事的发展，昆明成为许多军政机构的驻地，如滇黔绥靖公署、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中国陆军总司令长官部、第五集团军、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及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中国战区美军总部等。日寇方面鉴于昆明的重要地位，从1938年起频频出动飞机轰炸昆明。在陆上企图从越南、缅甸攻入云南。
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昆明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世界知名城市，昆明亦适应这一变化迅速从一个封闭的边陲小城一跃而成为一个全面开放、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国际知名城市。
三、抗战使昆明近现代工业布局得以定格
抗战对昆明最大、最久的影响是在昆明的工业发展方面，使昆明的工业取得了平时四五十年努力亦不能实现的跳跃发展，而且当时定下的工业布局一直影响到今天。
从19世纪70年代开办云南机器局始，昆明即开始了进代化进程，此后云南地方当局虽努力兴办了一些近代企业，但因交通、资金、技术限制，至1937年，昆明的近代工业仍处于起始阶段。在工业企业中除耀龙电灯公司、云南纺织厂等少数企业具备当时的先进水平外，其余大多数处于从家庭小作坊向近代工场手工业过渡的阶段，有些则处于近代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化工业过渡的阶段，总体工业化水平较低。另外，工业结构不合理，轻工业占绝对优势，重工业微乎其微。
沿海沦陷后，中央被迫开发大西南，指令沿海工业内迁，并动用财经、技术力量开发云南，此举对一直想要兴办新式工业的云南当局来说是天赐的良机，于是乘机与资源委员会联合兴办了许多新式工业，使昆明工业有了一次跳跃性发展。抗时期昆明工业有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电工器材厂、昆明炼铜厂、电工四厂、中央机器厂、昆湖发电厂、喷水洞电厂；国民政府经济部与云南合资兴办的中国电力制钢厂；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和云南省政府合办的云南钢铁厂、五十三兵工厂、西南光学仪器厂；云南自办的裕滇纺纱厂、云南烟厂、云茂纱厂、华新水泥厂、元丰油漆厂、云丰造纸厂、大光火柴厂、昆明化工厂、面粉厂、肥皂厂、电石厂、煤油厂等。到1940年，昆明已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之一。当时昆明地区的工业企业已达80个，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西南第三位，其中机械业11个，冶炼工业6个，电器工业7个，化学工业25个，纺织工业18个，其他工业13个。
抗战时期昆明工业虽只是一度繁荣，但对昆明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使昆明成为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地，增加了昆明的工业实力，这些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改变了昆明的工业结构，使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提高；第三，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得益于抗战，从抗战时期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昆明工业在机械、光学仪器方面创造了众多“第一”；第四，昆明工业的布局和结构形成于抗战时期，现今机械、冶金、食品、化工仍为昆明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抗战使昆明成为民主运动中心，成为着名的“民主堡垒”
关于“民主堡垒”的文章发表了很多，这里只是简略谈谈。
近代以来，昆明的民主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因地处边疆，影响没有内地各省大，抗战开始后，沿海沦陷，抗日民主运动重心转移到西南各省之中。而在西南，唯有昆明成为民主运动中心，成为“民主堡垒”，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昆明有较好的民主运动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昆明人民经历了“重九起义”、“护国首义”的洗礼，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基础。“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传入昆明，宣传进步思想。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昆明，影响昆明进步人士。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建立后，领导昆明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在一系列的运动中培养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至抗战前，昆明已有了丰富的民主运动经验和雄厚的群众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涌现了一批骨干。
第二，有一个相对安宁、宽松的环境。抗战八年中，昆明地处大后方，虽然1938年后也遭日机轰炸，但未遭受重大损失，与内地许多城市相比，昆明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有一个较为安宁的环境。抗战爆发后，省内各界尽自己的所能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抗日已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云南当局为配合抗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形成了较为宽松、民主的空气，这是民主运动在昆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迁昆，推动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力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是着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力量。西南联大等校在昆八年间，不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而且“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抗战期间昆明的民主运动，虽有起伏，但并未停止，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一直在昆明得以宣扬传播，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如：1938年昆明4000多人进行“五八”大游行，宣传抗日。1942年，因孔祥熙女儿从香港用飞机运洋狗到昆明，全国哗然，昆明迅速掀起了“倒孔”大游行。昆明的民主运动不仅在抗战时期活跃，而且抗战胜利后继续高涨。“一二·一”运动的爆发，又揭开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序幕。
五、城市建设飞速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市的城市建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属于1949年前昆明城建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也是昆明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留下了许多经典建筑。而这一高潮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大量人口、机构的迁昆，给小城昆明的住宅、城市道路交通及水电等公共设施、文化娱乐场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远远满足不了剧增的城市人口生活所需，快速进行城市建设是客观需要。其次，国民政府一直将重庆、昆明等地视为抗战建国之基地，对于抗战期间昆明的城建也给予了政策及人力、物力的支持。第三，内地迁昆的企业、资本家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为昆明的城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基础。第四，内地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专家的迁昆，为昆明的城建提供了技术保证。
南屏电影院是抗战时期昆明城市建筑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该建筑由当时着名建筑师赵琛设计。电影院建成后，盛极一时，被认为是当时昆明乃至西南地区最为先进、最为豪华的影剧院，可与当时南京的“大华电影院”、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相比。人民胜利纪念堂是抗战前后兴建的另一杰作，由建筑师李华设计，建成后成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会堂。此外，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原有的城市布局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旧城改造和街道改扩建，1943年，市工务局提出了市区街道设计图，并拟定了拓宽、拉直、打通若干干线的计划，打算“先予破坏，徐图建设”，打算分三年时间完成。其中拆除近日楼、南城墙，开辟南屏街，打通昆明城的东、西通道就是当时的重点工程之一。除南屏街外，还新开辟了南北连通南屏街和宝善街的晓东街和新祥云街，将正义路铺成水泥路面，打通华山西路至光华街等。为适应剧增人口对居住的需求，还兴建了大批居民用房，如篆塘新村、靖国新村、吴井新村等。
抗战时期昆明城建最值得后人借鉴的应该是城市规划。民国期间，昆明市负责城市建设的政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大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其中不乏留学生，因而对昆明的城市规划的思路和设想很多，其中的许多设想可为目前昆明市的现代新昆明建设提供借鉴。如有人提出开发滇池、海口河、螳螂川，以“田纳西模式”建设昆明。1939年市工务局局长丁基石提出设想，技术员沈长泰绘制的《大昆明市规划图》，其设想与今天现代新昆明建设的思路极其相似，如以滇池为中心，沿滇池周围各县，均为昆明市范围；修筑环湖道路；扩大后的市区各区域的功能要作严格划分等。
1940年，昆明市政府拟定市区土地使用计划，提出在都市建设整理中，土地的使用必须有计划，要以合乎经济为原则。全市土地均定为限制使用区，按照抗战建国原则及全市地形、气候、交通、市容、经济等条件，将昆明市土地使用分为行政区、文化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及特种工业区、风景区、公墓区和林牧区等8个区域。
（作者单位：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抗日战争是一段故土沦陷、亲人离散的苦难历史，充满了痛苦、仇恨、悲壮、牺牲和贡献。而对昆明来说，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抗战把它推上历史的焦点，在中华民族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担负着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替代的历史重任，当时有人将云南、昆明比喻为“中华民国的安哥拉”、“希腊的斯巴达”、“德意志的普鲁士”，“抗战八年以还，滇省更竭尽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在历史考验中，始终努力着。现在飞遍亚洲大陆的美十四航空队飞机，正自昆明不断起飞；反攻的新血液，正自滇西的史迪威公路，正自中印大油管，源源地向遥远的反攻阵地输送；许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幼芽的公私工业及一些多少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也正在云南都市分布着、活动着；尤其使我们兴奋的，是全国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及一些文化工作者们，可正在借这滇南一角，作烽火圈中的艺术之宫”。昆明、云南对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贡献，抗战亲历者、社科工作者都曾浓墨重彩地论述过，在纪念抗战胜利60年之际，新闻媒体也以各种形式宣传了云南、昆明对抗战的贡献，但抗战对昆明产生的影响方面的论述却不多。而正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改变了昆明，使昆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在抗日战争中，昆明开始走上了飞跃发展的道路。随着整个抗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内移，昆明从宁静走上喧哗，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传统走向时髦，由边僻之城变为支撑抗战的坚固基地，成为中国抗日战场通向国际的交通总枢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八个后方工业支柱和经济支柱，成为闻名中外的“民主堡垒”。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工业区或农产丰富之区，或陷于炮火，或沦于敌手，或陷于混乱状态。中央计划将西南作为抗战建国的基地，并责成资源委员会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组织工厂内迁。东南沿海一大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为“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抗战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纷纷内迁御敌。原先在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的许多政治、军事、文教、工商机构和人员纷纷内迁西南。云南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特别是矿藏资源丰富，从而成为许多内迁部门、人员的选择对象。作为省会的昆明，自然责无旁贷地负起了机构、学校、企业、人员安置的重任，一时间，昆明汇集全国军事、政治、交通、教育和文化菁华于一身，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社会生活迅速变迁，取得了非战时需作几十年努力方能实现的超常规发展。
一、大量人口内迁，使昆明人口规模增大、结构改变、素质提高
城市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定密度的人口规模。近代以来，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却连这一基本条件也一直未具备。民国八年（1919年），云南省政府划省会所在地为市，设云南市政公所，正式在云南建市。1922年正式定名为昆明市，1928年成立市政府。昆明建市之初，由于市区面积小、人口少、工商企业不多，未达到国民政府《修正市组织法》规定的“人口二十万以上”的“设市之必要条件”，因此昆明市政府一直未被中央政府内务部认可备案。当时昆明市“人口仅一十六万有奇”。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昆明市政府以“因市政日繁，甚感区域偏小，不敷设备”为由，呈准将市郊附近昆明县的村落大小十七村划归市管辖，将昆明市的人口凑足二十万，次年2月正式向国民政府内政部呈递建市备案报告，同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内务部正式颁发昆明市政府暨昆明市参议会铜质印信各一枚。至此，因人口、财税两因素拖延多年的昆明市才办妥一切合法手续。但实际上至1937年，昆明市区人口也只有142657人。
抗战爆发后，大量人口内迁昆明，使昆明人口剧增，1938年增至205896人。整个抗战期间，昆明人口因迁徙频繁和统计口径原因而显得有升有降，但无论如何，外（寄）籍人口始终保持在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而在外（寄）籍人口中，绝对多数是抗战期间内迁而来的外省人口。1943年昆明市进行人口统计，全市总人口为180993人，其中本籍人口93271人，寄籍人口87722人。而这种统计尚不包括分布在昆明周围的内迁的大批工厂、学校、驻昆的中国军事机构以及美、英、法等盟军军事机构人口。此外，由于机构、人口的大量涌入，刺激了昆明市场，从而吸引了一批农村人口适时涌入昆明，也成为大量无法统计的流动人口。还有避乱、逃难而流入昆明的大量盲流也成为无法统计之人口。若加上述各类人口，外来人口数将超过本籍人口。
人口的大量涌入，在扩大了昆明人口规模的同时，也使昆明人口结构得以改变，其中尤以职业结构的改变较为明显。在内迁人口中，除少数无业者外，绝大多数是随工厂、学校、机关、金融机构等迁来的人口，他们的到来使昆明总人口中从事工业、商业、金融业、公务、人事服务、自由职业的人数比例大大提高。昆明市的人口总体文化素质也随大量人口的内迁而大大提高。如1943年9月昆明市对市区内的本、寄籍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进行统计，在统计范围内，本籍人数81072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2040人，高中教育5582人，初中教育7313人；寄籍人口81378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3070人，高中教育6062人，初中教育8084人。在受调查的本、寄籍总人口162405人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本籍占1.26%，寄籍占2%；受过高中教育人口本籍占3.4%，寄籍占3.7%；受过初中教育人口本籍占4.5%，寄籍占5%。统计表明，寄籍人口的文化素质高于本籍人口。而且必须要说明的是，若要算上分布在昆明四周的大批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以及随工商企业迁徙而来的大批专家、技术人员，以上各项比例的对比将会十分悬殊。很明显，内地人口的大量迁昆，使昆明市的人口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而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说来，抗战期间昆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反之，机械增长率却因战争的影响而奇高。一个城市在其大发展时期，往往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小于机械增长率，这种因外力影响而导致的超常规的机械增长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并使之逐渐趋于合理与稳定，进而提高了城市的人口综合素质。同时机械增长的这部分庞大人口群的产生，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建设，加强城乡交流起到了强力的推动作用。
二、各种综合因素将昆明推上历史焦点位置
昆明国际国内地位大大提高虽然昆明很早就已自辟为商埠，但直至抗战爆发前，由于与内地交通的阻隔，经济、文化较沿海城市落后，因此很少受到国人的注意，在国际上更是默默无闻，加之民风淳良，因此有人形容抗战前的昆明“真好像是一个青布衣裳的乡下姑娘”。随着抗战的爆发，特别是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昆明、云南在国际国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知名度越来越高，昆明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安哥拉”、“中国抗战的心脏”，云南被人们比喻为古希腊的斯巴达和德意志的普鲁士。比喻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却反映出昆明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抗战对昆明产生的巨大影响。
首先，如前所述，昆明是疏散、安置内地、沿海工厂、机关、学校和人员的重要基地。抗战期间，昆明除安置众多国内的工厂、学校、机关外，昆明还先后驻有许多盟军的机构。如昆明美军总部、美军训练司令部、驻昆明美空军司令部、美军补给司令部、美海军驻昆联络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国总部、美军心理作战处、美国新闻处昆明分处、英国军事代表团昆明办事处、英国陆军联络部驻昆办事处、法国军事代表团昆明分团以及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等。这些驻昆的欧美机构和人员对扩大昆明的国际影响起了较大的宣传作用。
其次，昆明是中国战场军需供应的主要基地之一。沿海沦陷后，中央选大西南为抗战建国之基地，并以其行政、财政、金融及经济技术力量，大力开发西南，指令沿海工商企业内迁，调动财政力量开发西南。云南地方当局借此难得之机积极主动接纳了许多工商企业迁昆，并与资源委员会联合兴办了许多新式工业。云南各族人民充分发扬爱国精神和劳动热情，竭尽全力支援抗战，使昆明地区的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抗战进程和昆明工业的发展，昆明成了支撑抗战的坚固基地，至1940年，昆明已成为与重庆、广元、川中、川东等并称的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区之一，是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一个边疆城市分担起国家存亡的重任，对昆明来说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第三，抗战后期，昆明成了中国唯一能与国外交通联系的城市，在抗日战争中起着内联外引、沟通内外的重要战略枢纽作用。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攻占了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封锁了中国，阻止一切战略物资进入中国。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海上通道被切断，陷入了日寇的包围之中，而中国将抗战进行到底的重要条件——国际社会的援助，只能通过设施简陋、速度较慢、货流量小的滇越铁路运输。1938年滇缅公路修通后，抗战物资源源运到昆明，又从昆明分送各抗日战场，日寇困死中国的美梦破灭。日军占领缅甸后，陆上交通被断，中美又以巨大的牺牲开通了昆明—印度加尔各答的中印空中航线。1945年中印公路开通、滇缅公路恢复，中国又打通了通往国际的通道。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中印航线、中印公路、中印输油管道在中国坚持抗战大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保证作用，而昆明正是以上各条交通线的起点（终点）。
第四，昆明是抗日战争中重要的战略要地，是敌我双方必得之所。在日寇内部，虽有北进和南进两派之分，但无论哪派，对云南的野心都是相同的。因为云南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在战略上的地位也很重要，占领云南，就打开了中国后门，并可以威胁缅甸、印度。就中国来说，云南地势险要，资源丰富，是抗战建国的理想基地，其中昆明是沿海沦陷后中国对外联络的唯一省会城市，并且是大反攻的重要基地。
昆明在抗战中的地位的突出，迫使敌我双方都密切注视之。中国方面不仅倾心经营昆明，而且在此设置重兵。随着战事的发展，昆明成为许多军政机构的驻地，如滇黔绥靖公署、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中国陆军总司令长官部、第五集团军、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及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中国战区美军总部等。日寇方面鉴于昆明的重要地位，从1938年起频频出动飞机轰炸昆明。在陆上企图从越南、缅甸攻入云南。
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昆明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世界知名城市，昆明亦适应这一变化迅速从一个封闭的边陲小城一跃而成为一个全面开放、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国际知名城市。
三、抗战使昆明近现代工业布局得以定格
抗战对昆明最大、最久的影响是在昆明的工业发展方面，使昆明的工业取得了平时四五十年努力亦不能实现的跳跃发展，而且当时定下的工业布局一直影响到今天。
从19世纪70年代开办云南机器局始，昆明即开始了进代化进程，此后云南地方当局虽努力兴办了一些近代企业，但因交通、资金、技术限制，至1937年，昆明的近代工业仍处于起始阶段。在工业企业中除耀龙电灯公司、云南纺织厂等少数企业具备当时的先进水平外，其余大多数处于从家庭小作坊向近代工场手工业过渡的阶段，有些则处于近代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化工业过渡的阶段，总体工业化水平较低。另外，工业结构不合理，轻工业占绝对优势，重工业微乎其微。
沿海沦陷后，中央被迫开发大西南，指令沿海工业内迁，并动用财经、技术力量开发云南，此举对一直想要兴办新式工业的云南当局来说是天赐的良机，于是乘机与资源委员会联合兴办了许多新式工业，使昆明工业有了一次跳跃性发展。抗时期昆明工业有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电工器材厂、昆明炼铜厂、电工四厂、中央机器厂、昆湖发电厂、喷水洞电厂；国民政府经济部与云南合资兴办的中国电力制钢厂；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和云南省政府合办的云南钢铁厂、五十三兵工厂、西南光学仪器厂；云南自办的裕滇纺纱厂、云南烟厂、云茂纱厂、华新水泥厂、元丰油漆厂、云丰造纸厂、大光火柴厂、昆明化工厂、面粉厂、肥皂厂、电石厂、煤油厂等。到1940年，昆明已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之一。当时昆明地区的工业企业已达80个，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西南第三位，其中机械业11个，冶炼工业6个，电器工业7个，化学工业25个，纺织工业18个，其他工业13个。
抗战时期昆明工业虽只是一度繁荣，但对昆明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使昆明成为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地，增加了昆明的工业实力，这些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改变了昆明的工业结构，使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提高；第三，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得益于抗战，从抗战时期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昆明工业在机械、光学仪器方面创造了众多“第一”；第四，昆明工业的布局和结构形成于抗战时期，现今机械、冶金、食品、化工仍为昆明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抗战使昆明成为民主运动中心，成为着名的“民主堡垒”
关于“民主堡垒”的文章发表了很多，这里只是简略谈谈。
近代以来，昆明的民主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因地处边疆，影响没有内地各省大，抗战开始后，沿海沦陷，抗日民主运动重心转移到西南各省之中。而在西南，唯有昆明成为民主运动中心，成为“民主堡垒”，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昆明有较好的民主运动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昆明人民经历了“重九起义”、“护国首义”的洗礼，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基础。“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传入昆明，宣传进步思想。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昆明，影响昆明进步人士。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建立后，领导昆明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在一系列的运动中培养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至抗战前，昆明已有了丰富的民主运动经验和雄厚的群众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涌现了一批骨干。
第二，有一个相对安宁、宽松的环境。抗战八年中，昆明地处大后方，虽然1938年后也遭日机轰炸，但未遭受重大损失，与内地许多城市相比，昆明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有一个较为安宁的环境。抗战爆发后，省内各界尽自己的所能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抗日已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云南当局为配合抗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形成了较为宽松、民主的空气，这是民主运动在昆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迁昆，推动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力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是着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力量。西南联大等校在昆八年间，不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而且“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抗战期间昆明的民主运动，虽有起伏，但并未停止，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一直在昆明得以宣扬传播，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如：1938年昆明4000多人进行“五八”大游行，宣传抗日。1942年，因孔祥熙女儿从香港用飞机运洋狗到昆明，全国哗然，昆明迅速掀起了“倒孔”大游行。昆明的民主运动不仅在抗战时期活跃，而且抗战胜利后继续高涨。“一二·一”运动的爆发，又揭开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序幕。
五、城市建设飞速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市的城市建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属于1949年前昆明城建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也是昆明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留下了许多经典建筑。而这一高潮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大量人口、机构的迁昆，给小城昆明的住宅、城市道路交通及水电等公共设施、文化娱乐场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远远满足不了剧增的城市人口生活所需，快速进行城市建设是客观需要。其次，国民政府一直将重庆、昆明等地视为抗战建国之基地，对于抗战期间昆明的城建也给予了政策及人力、物力的支持。第三，内地迁昆的企业、资本家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为昆明的城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基础。第四，内地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专家的迁昆，为昆明的城建提供了技术保证。
南屏电影院是抗战时期昆明城市建筑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该建筑由当时着名建筑师赵琛设计。电影院建成后，盛极一时，被认为是当时昆明乃至西南地区最为先进、最为豪华的影剧院，可与当时南京的“大华电影院”、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相比。人民胜利纪念堂是抗战前后兴建的另一杰作，由建筑师李华设计，建成后成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会堂。此外，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原有的城市布局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旧城改造和街道改扩建，1943年，市工务局提出了市区街道设计图，并拟定了拓宽、拉直、打通若干干线的计划，打算“先予破坏，徐图建设”，打算分三年时间完成。其中拆除近日楼、南城墙，开辟南屏街，打通昆明城的东、西通道就是当时的重点工程之一。除南屏街外，还新开辟了南北连通南屏街和宝善街的晓东街和新祥云街，将正义路铺成水泥路面，打通华山西路至光华街等。为适应剧增人口对居住的需求，还兴建了大批居民用房，如篆塘新村、靖国新村、吴井新村等。
抗战时期昆明城建最值得后人借鉴的应该是城市规划。民国期间，昆明市负责城市建设的政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大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其中不乏留学生，因而对昆明的城市规划的思路和设想很多，其中的许多设想可为目前昆明市的现代新昆明建设提供借鉴。如有人提出开发滇池、海口河、螳螂川，以“田纳西模式”建设昆明。1939年市工务局局长丁基石提出设想，技术员沈长泰绘制的《大昆明市规划图》，其设想与今天现代新昆明建设的思路极其相似，如以滇池为中心，沿滇池周围各县，均为昆明市范围；修筑环湖道路；扩大后的市区各区域的功能要作严格划分等。
1940年，昆明市政府拟定市区土地使用计划，提出在都市建设整理中，土地的使用必须有计划，要以合乎经济为原则。全市土地均定为限制使用区，按照抗战建国原则及全市地形、气候、交通、市容、经济等条件，将昆明市土地使用分为行政区、文化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及特种工业区、风景区、公墓区和林牧区等8个区域。
（作者单位：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