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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苍洱涌动爱国情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赵寅松
爆发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挫之后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能一洗百年屈辱，除了当时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抗战外，更主要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不因信仰、民族而别，全民族奋起抗战结出的硕果。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理各族人民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全国战略大后方，滇西抗战最前沿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利用从中国攫取的赔款和割地，进行战争准备。所以，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中国军民也开展了殊死抗争，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继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之后，东北、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国民政府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将湘、黔、滇、川、陕作为战略大后方，用以支持持久抗战并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战备基地。从此，云南担当起了支持全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重任，大量学校迁入昆明、大理，大批抗日军队入驻云南，云南的交通能源建设得到空前强化，云南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云南成为战略大后方的同时，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并迅速将战争扩大到东南亚，与云南山水相连的缅甸也遭到日军的侵略。为了支援在缅英军，中国组成远征军赴缅作战，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远征军在解救了英军后部分撤入印度休整，部分辗转回到国内。日军一度侵占了我国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并在怒江西岸凭借天险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扬言要把松山变成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把高黎贡山变成“东方凡尔赛”。面对气焰嚣张、穷凶极恶的侵略者，1943年10月，史迪威将军率10万中国驻印军向缅甸境内日军发起大反攻。1944年5月6日，由卫立煌将军统率的20万远征军也从国内向日寇发起强大攻势。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此前大理几乎成了一座兵营，大理各族人民涌跃支援我国军队大反攻，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迄今难以计数。在中国军队与日军拼杀的日日夜夜里，十几万云南各族人民云集怒江东岸山巅，齐声怒吼：“杀！杀！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将士的斗志。经过殊死拼杀，数千日军被歼灭，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终于在1945年元月20日攻克畹町，收复了滇西的全部失地。元月25日，在缅甸芒友与驻印远征军胜利会师，滇西会战取得了辉煌胜利。滇西会战极大地支援和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吹响了号角。《半月谈》2005年第十期载文指出：“从1942年起的三年间，中国共在缅甸投入兵力30余万，歼灭日军6万余人，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的危局，成功地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将欧亚战场连成一片的企图。”这与云南大理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众志成城赴国难，陆空天堑变通途
抗战初期，由于日寇的长驱直入，东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日本侵略军封锁了几乎所有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和陆上交通。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急需在云南开辟对外的陆上通道和空中航线，大理各族人民因此建机场、修公路，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意派遣的驻华大使詹森在实地考察了滇缅公路后，也认为这是一大奇迹。
滇缅公路，现称昆畹公路，起于昆明，止于畹町，大理州境内有264公里。昆明至下关的土路1935年12月通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抗战需要，1937年下关至畹町段开始动工。该段施工，主要是沿线各县出民工参加筑路，全线施工人数高达20万人，每公里筑路人数平均为255.56人。在当时几乎全靠肩扛手挖的情况下，数十万民工仅用9个月时间，完成土石方2000多万立方，建成大中型桥7座，小桥588座，铺石路面800公里，突破天险澜沧江，穿越无数崇山峻岭。滇缅公路的贯通，不仅有力支援了滇西大反攻，对全国抗战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滇缅公路贯通的消息传出，世界为之震惊。英国人类学家C。P。费茨杰拉德1936～1938年在大理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他在其着作《五华楼》中写道：“修路工作在1937年的12月份开始，而首次至缅甸通车是1938年的12月份，这真是一个奇迹，熟悉这儿地理环境的人绝对难以置信这样的事实。”
今天，陈纳德的“飞虎队”和“驼峰航线”早以誉满全球，但为支持飞虎队而作出巨大贡献和付出重大牺牲的大理各族人民，尤其是祥云人民却鲜为人知。
1927～1942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先后在大理、祥云、宾川、弥渡、鹤庆修建了8个机场，其中云南驿机场对抗战贡献最大。这些机场都是民工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施工条件下完成的，至今碾压跑道的石碾子还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艰辛。1940～1943年，日本飞机还先后三次轰炸云南驿机场，共出动飞机53架次，投弹221枚，炸死433人，炸伤387人。在机场使用期间，平时由民工保养机场，战时组织民工抢险队排险修复，有效地支援了陈纳德“飞虎队”顺利完成任务。仅滇西大反攻中，陈纳德“飞虎队”的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组成的强大战斗机群，就给予了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三、苍洱钟毓秀，英才荟大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敌人汹汹扑来之时，为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教育之精华免遭毁灭，华北、东南沿海的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其中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私立华中大学、国立同济大学等十余所大专院校直接迁入昆明、大理。随校进入云南、大理的许多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和师生员工，在战时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居陋室，吃粗粮，但爱国热情有增无减，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呕心沥血，谱写了一页与在战场上和日寇殊死拼杀的军民一样的可歌可泣的华章。
仅以大理为例，当时许多学贯中西的着名学者如郑天挺、游国恩、罗常培、向达、徐嘉瑞、费孝通、吴金鼎、吴征镒、田汝康、郑万钧等学界精英就以不同方式汇聚苍洱大地。他们过着“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的清贫生活，却怀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严谨治学，潜心钻研，着书立说，诲人不倦。或跋涉于山野，或埋首于斗室，为大理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这在大理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盛事，极大地丰富了“文献名邦”大理的历史文化内涵。择其要者，主要有：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刘敦桢的大理古建筑调查日记、报告；石钟健的《大理喜洲访碑记》、《滇西考古报告》；郑天挺的《大理访古日记》；凌纯声的《唐代的乌蛮与白蛮考》；罗常培的《苍洱之间》；费孝通的《鸡足山朝山记》；游国恩的《火把节考》、《说洱海》等；包渔庄的《民家非白国后裔考》、《蒙氏灭大理说》；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南诏后期宗教考》；向达的《蛮书校注》；方国瑜的《僰人与白子》、《南诏是否泰族国家》；许云樵的《南诏非泰族古国考》；罗庸的《张盛温梵画瞽论》；闻宥的《哀牢与南诏》，等等。随着时移事易，新的考古成果问世，各领域研究的深入，有些观点和看法未必是定论，但这些学者们存史之功、启迪后学之绩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许多科研成果迄今未能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来大理考察研究，同样为苍洱大地留下了珍贵资料。其中英国人类学者C。P。费茨杰拉德在1936～1938年在大理一住三年，他写的《五华楼——个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的专着和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尤为珍贵。在这些照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当年民工修筑滇缅公路的场面，而且在三塔前，观音塘里有士兵的身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滇西大反攻前，大理地区的备战情况。
四、苍山长白山，同唱民族正气歌
大理人民自古具有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的优良传统。鸦片战争爆发后，外患日深，在中法战争中，白族将领杨玉科曾率白族子弟在镇南关前英勇抗战，壮烈殉国，受到清王朝的封赠。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理籍人士踊跃参军参战，无论是前方或后方，都谱写出可歌可泣的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主动请缨赴前线抗战。当时，卢汉率六十军支援台儿庄，大理籍将领，时任中将副参谋长的马锳、四十四旅旅长王炳章身先士卒，在禹王山守卫战中英勇抗敌，旅长王炳章负伤。据有些回忆录记载，由于日军破译了中方的密电码，致使战地指挥屡屡受挫，指挥官当机立断，急调白族战士当报务员，用白族话指挥联络，弄得日军一筹莫展。
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张耀曾，抗战爆发后，因病滞留上海，上海沦陷后，他义正辞严地表示：“不误国，不做官，不卖身，不见日本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战略后方，为修筑滇缅公路，打通国际通道，时任云南公路局总工程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处长的段纬，因在修筑滇缅公路中立下重大功勋，国民政府交通部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时任永平县县长的马秉升与民工风餐露宿，同甘共苦，90天完工，被评为各县第一名，获省公路局重奖。
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沦陷区，“白子将军”周保中的业绩更是家喻户晓。周保中14年坚持在东北抗战，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抗争，毛泽东称之为“东北14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这是对周保中和东北抗日将士的最高评价。
见一叶而知秋。大理人民在抗战中数不胜数的感人故事还有许多，但仅从上述几例就足以说明，在国难当头之时，大理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怀。他们的业绩，永远是激励大理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的精神财富。
殷鉴不远，后世之师。今天，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所制造的腥风血雨早已载入历史；中华民族被迫发出最后吼声的抗战热忱凝聚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动力。但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日本一些政要不时还去祭拜甲级战犯的亡灵，梦呓当年“皇军”的侵略“功勋”；日本右翼分子不时发出否定侵略的哀鸣，并将公然篡改的历史写入教科书，就像当年日本侵华时，用武士道精神将许多日本人训练成“野兽”一样，日本右翼分子想把日本下一代引向何方，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缅怀长眠在祖国热土上的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就是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牢记当年“人为刀俎，我为欲肉”那种被宰割的惨痛教训，倍加珍视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砖添瓦，发扬当年全民抗战时所迸发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振兴中华的精神。
（作者单位：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爆发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挫之后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能一洗百年屈辱，除了当时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抗战外，更主要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不因信仰、民族而别，全民族奋起抗战结出的硕果。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理各族人民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全国战略大后方，滇西抗战最前沿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利用从中国攫取的赔款和割地，进行战争准备。所以，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中国军民也开展了殊死抗争，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继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之后，东北、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国民政府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将湘、黔、滇、川、陕作为战略大后方，用以支持持久抗战并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战备基地。从此，云南担当起了支持全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重任，大量学校迁入昆明、大理，大批抗日军队入驻云南，云南的交通能源建设得到空前强化，云南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云南成为战略大后方的同时，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并迅速将战争扩大到东南亚，与云南山水相连的缅甸也遭到日军的侵略。为了支援在缅英军，中国组成远征军赴缅作战，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远征军在解救了英军后部分撤入印度休整，部分辗转回到国内。日军一度侵占了我国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并在怒江西岸凭借天险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扬言要把松山变成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把高黎贡山变成“东方凡尔赛”。面对气焰嚣张、穷凶极恶的侵略者，1943年10月，史迪威将军率10万中国驻印军向缅甸境内日军发起大反攻。1944年5月6日，由卫立煌将军统率的20万远征军也从国内向日寇发起强大攻势。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此前大理几乎成了一座兵营，大理各族人民涌跃支援我国军队大反攻，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迄今难以计数。在中国军队与日军拼杀的日日夜夜里，十几万云南各族人民云集怒江东岸山巅，齐声怒吼：“杀！杀！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将士的斗志。经过殊死拼杀，数千日军被歼灭，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终于在1945年元月20日攻克畹町，收复了滇西的全部失地。元月25日，在缅甸芒友与驻印远征军胜利会师，滇西会战取得了辉煌胜利。滇西会战极大地支援和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吹响了号角。《半月谈》2005年第十期载文指出：“从1942年起的三年间，中国共在缅甸投入兵力30余万，歼灭日军6万余人，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的危局，成功地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将欧亚战场连成一片的企图。”这与云南大理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众志成城赴国难，陆空天堑变通途
抗战初期，由于日寇的长驱直入，东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日本侵略军封锁了几乎所有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和陆上交通。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急需在云南开辟对外的陆上通道和空中航线，大理各族人民因此建机场、修公路，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意派遣的驻华大使詹森在实地考察了滇缅公路后，也认为这是一大奇迹。
滇缅公路，现称昆畹公路，起于昆明，止于畹町，大理州境内有264公里。昆明至下关的土路1935年12月通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抗战需要，1937年下关至畹町段开始动工。该段施工，主要是沿线各县出民工参加筑路，全线施工人数高达20万人，每公里筑路人数平均为255.56人。在当时几乎全靠肩扛手挖的情况下，数十万民工仅用9个月时间，完成土石方2000多万立方，建成大中型桥7座，小桥588座，铺石路面800公里，突破天险澜沧江，穿越无数崇山峻岭。滇缅公路的贯通，不仅有力支援了滇西大反攻，对全国抗战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滇缅公路贯通的消息传出，世界为之震惊。英国人类学家C。P。费茨杰拉德1936～1938年在大理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他在其着作《五华楼》中写道：“修路工作在1937年的12月份开始，而首次至缅甸通车是1938年的12月份，这真是一个奇迹，熟悉这儿地理环境的人绝对难以置信这样的事实。”
今天，陈纳德的“飞虎队”和“驼峰航线”早以誉满全球，但为支持飞虎队而作出巨大贡献和付出重大牺牲的大理各族人民，尤其是祥云人民却鲜为人知。
1927～1942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先后在大理、祥云、宾川、弥渡、鹤庆修建了8个机场，其中云南驿机场对抗战贡献最大。这些机场都是民工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施工条件下完成的，至今碾压跑道的石碾子还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艰辛。1940～1943年，日本飞机还先后三次轰炸云南驿机场，共出动飞机53架次，投弹221枚，炸死433人，炸伤387人。在机场使用期间，平时由民工保养机场，战时组织民工抢险队排险修复，有效地支援了陈纳德“飞虎队”顺利完成任务。仅滇西大反攻中，陈纳德“飞虎队”的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组成的强大战斗机群，就给予了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三、苍洱钟毓秀，英才荟大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敌人汹汹扑来之时，为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教育之精华免遭毁灭，华北、东南沿海的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其中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私立华中大学、国立同济大学等十余所大专院校直接迁入昆明、大理。随校进入云南、大理的许多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和师生员工，在战时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居陋室，吃粗粮，但爱国热情有增无减，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呕心沥血，谱写了一页与在战场上和日寇殊死拼杀的军民一样的可歌可泣的华章。
仅以大理为例，当时许多学贯中西的着名学者如郑天挺、游国恩、罗常培、向达、徐嘉瑞、费孝通、吴金鼎、吴征镒、田汝康、郑万钧等学界精英就以不同方式汇聚苍洱大地。他们过着“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的清贫生活，却怀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严谨治学，潜心钻研，着书立说，诲人不倦。或跋涉于山野，或埋首于斗室，为大理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这在大理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盛事，极大地丰富了“文献名邦”大理的历史文化内涵。择其要者，主要有：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刘敦桢的大理古建筑调查日记、报告；石钟健的《大理喜洲访碑记》、《滇西考古报告》；郑天挺的《大理访古日记》；凌纯声的《唐代的乌蛮与白蛮考》；罗常培的《苍洱之间》；费孝通的《鸡足山朝山记》；游国恩的《火把节考》、《说洱海》等；包渔庄的《民家非白国后裔考》、《蒙氏灭大理说》；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南诏后期宗教考》；向达的《蛮书校注》；方国瑜的《僰人与白子》、《南诏是否泰族国家》；许云樵的《南诏非泰族古国考》；罗庸的《张盛温梵画瞽论》；闻宥的《哀牢与南诏》，等等。随着时移事易，新的考古成果问世，各领域研究的深入，有些观点和看法未必是定论，但这些学者们存史之功、启迪后学之绩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许多科研成果迄今未能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来大理考察研究，同样为苍洱大地留下了珍贵资料。其中英国人类学者C。P。费茨杰拉德在1936～1938年在大理一住三年，他写的《五华楼——个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的专着和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尤为珍贵。在这些照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当年民工修筑滇缅公路的场面，而且在三塔前，观音塘里有士兵的身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滇西大反攻前，大理地区的备战情况。
四、苍山长白山，同唱民族正气歌
大理人民自古具有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的优良传统。鸦片战争爆发后，外患日深，在中法战争中，白族将领杨玉科曾率白族子弟在镇南关前英勇抗战，壮烈殉国，受到清王朝的封赠。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理籍人士踊跃参军参战，无论是前方或后方，都谱写出可歌可泣的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主动请缨赴前线抗战。当时，卢汉率六十军支援台儿庄，大理籍将领，时任中将副参谋长的马锳、四十四旅旅长王炳章身先士卒，在禹王山守卫战中英勇抗敌，旅长王炳章负伤。据有些回忆录记载，由于日军破译了中方的密电码，致使战地指挥屡屡受挫，指挥官当机立断，急调白族战士当报务员，用白族话指挥联络，弄得日军一筹莫展。
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张耀曾，抗战爆发后，因病滞留上海，上海沦陷后，他义正辞严地表示：“不误国，不做官，不卖身，不见日本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战略后方，为修筑滇缅公路，打通国际通道，时任云南公路局总工程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处长的段纬，因在修筑滇缅公路中立下重大功勋，国民政府交通部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时任永平县县长的马秉升与民工风餐露宿，同甘共苦，90天完工，被评为各县第一名，获省公路局重奖。
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沦陷区，“白子将军”周保中的业绩更是家喻户晓。周保中14年坚持在东北抗战，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抗争，毛泽东称之为“东北14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这是对周保中和东北抗日将士的最高评价。
见一叶而知秋。大理人民在抗战中数不胜数的感人故事还有许多，但仅从上述几例就足以说明，在国难当头之时，大理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怀。他们的业绩，永远是激励大理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的精神财富。
殷鉴不远，后世之师。今天，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所制造的腥风血雨早已载入历史；中华民族被迫发出最后吼声的抗战热忱凝聚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动力。但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日本一些政要不时还去祭拜甲级战犯的亡灵，梦呓当年“皇军”的侵略“功勋”；日本右翼分子不时发出否定侵略的哀鸣，并将公然篡改的历史写入教科书，就像当年日本侵华时，用武士道精神将许多日本人训练成“野兽”一样，日本右翼分子想把日本下一代引向何方，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缅怀长眠在祖国热土上的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就是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牢记当年“人为刀俎，我为欲肉”那种被宰割的惨痛教训，倍加珍视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砖添瓦，发扬当年全民抗战时所迸发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振兴中华的精神。
（作者单位：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