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全集

第四节 赵匡胤以心智取胜

　　心智之一：执新政用旧臣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作为新任天子，却悉数留用旧臣。在当时人心不稳、臣心不服的背景下，无疑是笼络人心、稳定局面的高招，这一心智的运用，显然比挥起屠刀的高压政策要高明得多。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登基后的赵匡胤“车驾初出”，在城内巡视。随行的卤簿（仪仗队）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和伞盖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他们本来都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是比肩多年的同事，而现在却要对他俯首称臣，这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枝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扇上。卫士大惊，赵匡胤却显得十分镇定。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步辇背后的一大批后周旧臣也不能不为所动。同时，此等气概、此等言语也真不是其他人能说得出的。

赵匡胤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后周旧臣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赵匡胤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依据这一方针，赵匡胤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旧相范质继任。当时，范质在听到陈桥兵变的消息时，曾抓着王溥的手说：“匆忙派赵匡胤出征，我们太糊涂了！”边说边用力握，指甲竟戳入王溥的肉中，流出鲜血，足见其恨意之深。在举行禅位大典时，范质也是在士兵的“举”刃胁迫下才带领后周群臣跪拜的。尽管如此，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二月赵匡胤才将其罢为太子太傅，同年九月范质病逝。范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请求谥号，这说明他一直还有一种留恋旧朝、愧对前君的复杂情绪。但这种情绪既没有发展成为对新王朝的公开敌视，也没有导致他与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辞官归田），这又不能不归因于赵匡胤的优待笼络政策。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赵匡胤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不仅吓得王溥“惊悸而出”，还诈了王溥一大笔钱财。赵匡胤得知此事，甚是气恼，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赵匡胤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后周旧臣都被笼络了。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赵匡胤派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前往征讨李筠，战幕正式拉开。但宋军刚刚出发，李筠就由潞州攻占了泽州，大有西下太行的可能。与此同时，北汉又出兵南下，声援李筠。正在局势日益严重之际，又传来了扬州李重进准备起兵响应李筠的消息。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死时，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实际上是与赵匡胤分掌内外禁兵的。李筠举兵反宋的消息传到扬州后，他决定从扬州起兵响应，南北夹攻，于是派翟守珣前往李筠处联络。但翟守珣却偷偷来到开封，将此事报告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分析到李重进既然追随李筠起兵，说明他可能只是为了富贵，而并不一定是像李筠那样想做天子，所以可考虑向他颁赐“铁券”，以示永保富贵、誓不相负；同时让翟守珣速回扬州，编造假情报，双管齐下，尽量延缓其起兵的时间。而对李筠，则只能施以重拳，将其歼灭。于是赵匡胤命令皇弟赵光义及赵普、吴延祚留守东京，赵匡胤本人亲自出马征讨李筠，以求速战速决。临行前，赵匡胤对赵光义说“此行，若朕胜则不言，万一不胜，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五月，赵匡胤由东京出发，渡黄河，进太行山与石守信等部会合。太行山区路陡坡险，乱石嵯峨，赵匡胤亲自带头搬石开路，将校及士兵自然更是人人争先、个个奋勇，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不久，宋军就越过太行，大败李筠于长平。六月，攻占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

心智之二：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的做法，跟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之举形成显明的对照：既解除了将权对皇权的威胁，又保留了曾经生死与共的君臣的情义，何乐而不为呢？

赵匡胤自己以陈桥兵变而代后周自立，深知掌握军权之重要。他认识到五代王朝频繁更替，主要是由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为了使赵宋天下稳定长久，避免出现又一次陈桥兵变，宋太祖下决心亲自掌握军权，将军队归皇帝直接领导指挥。

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闰三月，宋太祖首先废除了掌管精锐部队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这一要害军职，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改任为节度使，迈开了皇帝掌握禁军的第一步。不久，宋太祖又采纳赵普对禁军重要将领“收其精兵”的建议，解除石守信等禁军军职。宋太祖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职，没有采取以武对武、兵戎相见的政策，而是采取喝酒谈心的方式实现的，因而史称“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初七日晚，宋太祖留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武将参加晚宴。饮酒至酣，宋太祖以秘密亲切的语气，对石守信等低声说：“我能当上天子，全靠你们出了大力，我非常感谢。然而你们哪里知道，当皇帝也难得很，弄得我天天睡不着。”石守信等不知是计，急忙问宋太祖还有什么难处。宋太祖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谁不想当皇帝？你们说，我的皇位能坐稳吗？”石守信等听话听音，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向宋太祖发誓表忠心：“陛下当上皇帝，是天命，我们决不会有异心。”宋太祖接着说：“你们确实不会有异心。但是，你们想，谁能保证你们的部属，不会为了贪图富贵，将黄袍加在你身上，拥立你当皇帝？”石守信等一听，十分害怕，流着泪对宋太祖说：“我们可没想到这一层，还望陛下给我们指一条出路。”宋太祖这才说出了早就想好的解除他们禁军职务的办法：“人生在世，无非是贪图荣华富贵，为子孙造福，我为你们考虑，最好的办法是放弃军权，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当个闲官，享清福，买田买屋，留给子孙。这样，你们可以永保富贵，饮酒作乐，以终天年；如此，我同你们之间，也就用不着互相猜疑提防，可以上下相安。”石守信等听了宋太祖这番话，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掌军权，当面向宋太祖称谢指点迷津之恩。第二天，武将们都称病，请求免去禁军重职。宋太祖立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罢去了原职，改命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为节度使，并对他们加以重赏。从此，中央禁军的兵权，收归宋太祖直接掌管。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赵匡胤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皇帝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也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中央禁军的兵权问题解决后，宋太祖又着手解决地方军队的兵权问题。他采取相同的办法，召王彦超等掌军权的藩镇入朝参加宴会。席间，宋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功臣宿将，长期在地方忙于公务，很辛苦劳累，我对你们照顾关心不周，今后我要让你们少管事，多享福。”王彦超等心领神会，依照石守信等的做法，对宋太祖说：“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大功劳，全靠陛下提拔重用，如今老了，实在想告老归乡。”但有的地方武将还在宋太祖面前陈说自己过去的战功，宋太祖不耐烦地说：“那是前朝的事，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各重要藩镇的将领，也多被解职。之后，主管地方军队的官职，也多由文官来充任。

心智之三：加强中央集权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巩固统治，使赵宋王朝能够长治久安，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在古代中国，如果说能有对专制皇权起到一点制约作用的，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赵匡胤分化相权，降低宰相地位，更加突出皇权的高高在上。同时，对地方官吏的差遣，互制牵制，使他们无法在地方形成小势力。这样一来，上下相制，机构重叠的官僚体制形成了。条条势力渠道通向皇宫，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

唐末五代以来，拥有重兵的藩镇，往往兼领数州，不但操纵地方军事，也操纵着地方的政权、财权。藩镇在财政来源、征收办法方面，自成一个不受中央管束的体制。即藩镇不但控制了国赋主要来源——两税（在农村征收的夏、秋二税），并通过征收过境商税和自营贸易，为它们军事上的专横跋扈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央财政则因州县上供财物日见减弱而虚竭。这就构成了“君弱臣强”的经济基础。

宋太祖把改革军事机构的原则和经验，应用到改革政治经济制度上来。自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开始，宋太祖陆续采取果断而有成效的收回财权的措施：

首先，由中央直接派京官主持地方税收，不许藩镇亲吏插手。路设转运使，州委通判，管领诸州县财政。酒坊、盐场等国家专利单位，增设场务监官。以上官员均由中央直接差遣。

其次，明令地方财赋收入，除本地行政开支经费所需之外，其余全部输送京师，州县“不得占留”。

第三，限制州府官员私自贩卖牟利活动。

从此，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为了减少地方节镇的阻力，收回地方财权，宋太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没有通过行政强迫的手段，而是采取像收兵权时尽量满足将帅物质需要的办法，即通过朝廷发“公使钱”给节镇大吏，供他们私人挥霍，以缓解矛盾。

在行政方面，为了加强皇权，扭转权力多中心的状况，宋太祖对中央和地方官僚体制采取了一些改革和临时权变的措施。

首先是降低宰相威望，分割和制约宰相权力，宰相原来所占的要害部门或实权，被朝廷新任命的官吏所顶替，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剥夺后周旧臣实权的策略，只是保持了他们原来所享受的待遇，不使他们感到“震动”而已。差遣，或者三年一任，或者二年一任，具有临时性质。由于名义不正，在位不久，做官的人不安其位，缺乏长远的打算，从而防止了官员所到之处生根盘踞的可能。至于地方州郡长官，统统由文臣担任，不许武臣插手，长官之外另设“通判”（州副长官、有监督长官之权），使其互相牵制。

心智之四：扭转重武轻文的政治弊端

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大多是武盛文衰，而解决不好“马上得”与“马下治”的关系，往往会形成积弊，遗患无穷。宋太祖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杯酒释兵权”之外，又着力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特别是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和创立皇帝亲自复试的殿试制度，使大批文人进入宋朝统治集团。

宋太祖对文臣的重用，便利统治集团内部畸形的文武关系由重武轻文转化为重文轻武。他这样做是针对五代混乱时期重武的一大变革，巩固了赵宋政权，曾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致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造成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一直处于北方少数民族军事压力下。天下太平时期重文抑武是对的，但轻武不等于轻视国防，完全断绝了民间尚武青年的出路。片面重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宋朝日后为北方政权所灭的原因之一。

当宋太祖统治了南方各国和北汉各地后，达到了基本上的和平统一，他便有了和泰安息的统治政策。鉴于唐末五代，都是武人篡权，因此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后周郭威、柴荣开始注意到重武轻文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采取了一些奖用文臣、限制武将的做法。可是，他们在位时间短促，效果并不显著，后周政权最后仍被武将颠覆了。

宋太祖即位后，从根本上着手，彻底扭转了重武轻文的风气，开创了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的重文轻武的时代，使北宋以后不再有武将拥立的现象出现；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长足发展。中国封建文化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沉闷之后，又掀起了一个光耀世界的高潮。

宋太祖赵匡胤沉默寡言，嗜好读书，即使在行军途中，也抓紧时间，手不释卷。一旦听到哪儿有奇书，不惜一掷千金，也要把它弄到手。跟随周世宗征伐南唐时，有人在周世宗面前毁谤他说：“赵某于攻克寿州城后，所掠取宝货甚多，装了好几车。”世宗连忙派人去检查，翻箱倒柜，搜出了数千卷书籍，此外别无他物。世宗备觉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卿正为朕任职将帅，扩张疆土，理当以治戎装磨刀剑为急务，用这些书做什么用？”匡胤叩头回答道：“我没有奇谋可以赞助皇上，既受重任，常感到力不能胜。因此，我广购书籍，以广博见识，增加智慧。”宋太祖在那重武轻文的时代，尚能独立其中，重武不轻文，并着意于学文读史，重视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的胸怀与抱负已不可等闲视之。事实表明，读书不但有助于他建功立业，也奠定了他称帝后致力于打破重武轻文积习的思想基础。

宋太祖在赵普等大臣的辅助下，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方针。太祖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开避儒馆，延用聂崇义、崔颂、尹拙等儒士，使他们位居清要、学府，以培育人才，劝励教化。他懂得读书人的重要，尊重读书人的人格，连儿时启蒙老师辛文悦也被他请到朝中做官。为了发达文教，针对五代学校大多废止的状况，宋太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所在地）学舍，派官员管理国子监，招选生徒讲学。太祖还派内侍代表他给太学生赐酒菜，以示劝学崇儒。这一切给人以宋代天子崇尚文治、奖盛儒学的强烈印象。历史记载说：太祖皇帝定天下，儒士学者，渐渐开始自奋，穿白袍的举子（被举荐当在京师应科举考试之人），大襟束带的士大夫，进出于骑马披甲的武人之中。老百姓见后纷纷议论说：这真是一副太平景象呀！

选拔大批文臣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吏，打破武人擅权的局面，这是扭转重武轻文风气的根本。禁军统帅权力被分散以后，中央政府里，宰相的权力最重，宋太祖统统以文臣任宰相。他不止一次地对臣下讲：“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赵普、卢多逊等，都是以儒学得太祖赏识而获致相位。就连枢密使、三司使，也一律起用文臣担任。

五代以来，地方州县政权，多数为武人所把持。对此宋太祖一概任用文臣担任州、县长官，不许武人掌握地方政治。他说：“五代藩镇肆虐，老百姓深受其祸害。朕今用儒臣办事者百余人，分治大州、大县，纵然这些人都贪污昏浊，亦不及武臣十分之一那般成害。”宋太祖重文轻武的举措，被后世帝王奉为祖宗家法，代代相传。

重用文臣，官府机构就需要不断补充大批的儒臣。那么大批儒臣从哪儿来呢？其主要途径是科举取人。为此，宋太祖对科举制度也相应地加以改革。宋太祖规定不论家庭贫富、世族高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应举。科举考试范围的扩大，使有才学的人不至埋没沉沦；其次，确立殿试制度，以杜绝势家权贵私人请托的侥幸之门。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起，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他说：“以前登科及第的人，多为官僚势家所占，使得出身孤寒的读书人不容易获得做官的机会。如今朕亲自临试，以是否符合标准定进、退。”宋太祖以后，殿试即成为定制。经过这番改革，宋代科举，从此不重出身门第，因而得人，使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进入政府机构。科举场，代替了战场，成为主要的名利角逐场所。孤寒之士，一旦进士及第，如登龙门，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人人称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朝儿童奉为金科玉律诵读的《神童诗》，正是对宋太祖这一历史活动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