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之刘家天下

6.光武盛世：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面对刚烈火暴之人，则恰似细雨之于烈火，烈火熊熊，细雨蒙蒙，虽说不能当即将火扑灭，却能有效地控制住火势，并一点点地将火灭去。但若暴雨一阵，火虽灭去，却添洪水泛滥之灾，一浪刚平又起一浪，得不偿失。

　　王充像在总结前朝失政的基础上，光武帝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儒学能和谐君臣、吏民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封建等级秩序的稳定，在本质上是一门守成的学问。刘秀早就认识到了儒学的重要，早在征战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或任以官职，或冠以名号。这样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学者。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也愿意跟随刘秀一起谈经论典。建武五年冬，刘秀东征张步回到洛阳，派人修建太学并亲自到那里视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为儒学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朝廷议事结束以后，他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有时刘秀还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建武四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为属古文经学的著作《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该建议引起了激烈争论，今文派以博士范升为代表，力主不可立；古文派以陈元为代表力主应当立。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时之间难分高下。刘秀最后裁决，为《左氏春秋》立学官，置博士，这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刘秀对他的治国之道谈得不多。在一次宴会上，他说自己想以柔道治天下，他视“柔”为“有德”、“逸政”等词的同义语。他的“柔道”，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光武帝刘秀不事屠戮，注重安抚，凡是投降的，只要把他们的首领抓住就行了；对那些无辜的百姓，往往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刘秀认为征伐战争不一定攻地屠城，重要的是使当地人变成自己的人。

　　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豪强占有奴婢的制度，使许多奴婢得到解放。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刘秀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被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从事。刘秀顺应农民起义中许多奴婢已获解放的形势，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这也是光武帝刘秀实行柔道治国的一个方面。

　　光武帝刘秀还下令减刑轻税，并官省职。建武七年，他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之外的一律不再追究，恢复其平民身份；那些有罪且在逃的囚徒由地方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这也是刘秀好儒任文，以柔治国的一个方面。

　　刘秀所创立的选官制度使东汉政府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扩大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公元35年，刘秀采用并州牧郭仍的建议，用人当选“天下贤俊”。在选用官吏方面采取两种办法，即察举制或征辟制。征辟制：“征”是皇帝下诏书特别征召“名流”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启用有才德之人做属员。刘秀录用官员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被录用的官吏都能符合“德行高妙”、“明达法令”等标准，否则就将举荐人和被录用者治罪。

　　刘秀虽然重视人才，也比较能够接受大臣的进谏，但是，他毕竟是封建皇帝，不能容忍有伤自己尊严的事。有一次，刘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嚣、公孙述之间的来往书信，在朝会的时候读给群臣听。心直口快，为人直率的韩歆觉得这些书信写得很有才华，就说：“亡国之君皆有才。”恰巧韩歆又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要发生饥荒和动乱，刘秀大为恼怒，当即就罢了韩歆的官。韩歆回家后，刘秀怒气未消，又专门派人带着自己的诏书去谴责他，意思是要治他死罪。司隶校尉鲍永认为韩歆是说真话，为此罢官已经不公，坚持不要再治韩歆的罪。最后，韩歆及其子韩婴被迫自杀。韩歆曾随刘秀征战，有军功，被封为扶阳侯，他的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刘秀只好仍按大司徒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

　　刘秀从一个布衣秀才揭竿而起，直接参与了反对王莽政权的斗争，为推翻王莽建立建立东汉帝国立下了功勋。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之际，他历经艰难曲折，终于恢复了社会的秩序和国家的统一，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西汉曾经的繁荣得以继续，从而开创了光武盛世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