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干政,是西汉政权倾颓的一个重要根源。要稳定政局,君主就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约束他们的不法行为。这一点,刘秀基本做到了。
刘秀意识到,外戚干政,是导致西汉末期政权易手的一个主要根源。为此,在东汉政权建立之初,为避免重蹈覆辙,刘秀规定:凡后族、宫戚皆“不得封候与政”。当时居住在京城的皇亲国戚骄奢淫逸,专横跋扈,他们的家奴也狗仗人势,胡作非为,京城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皇亲国戚们根本就无视法令的存在,要想彻底扭转这一局面是很难的。因此,对于那些不避强权、打击不法后族的严明官吏,刘秀坚决予以支持,并加以奖励。董宣便是刘秀特召来约束皇亲权贵们不法行为的一名酷吏。
董宣生于西汉末年,是河南陈留县圉镇(今杞县境内)人,出身寒门。光武帝建东汉后,广选人才,他在司徒侯霸的推荐下出去做官,升到北海相的位置上,后又迁为洛阳令。
董宣到任不久,就接到下属的报告说:“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宠信的一个恶奴,在公主的庇护之下到处为非作歹,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并逃到公主府中不出来。”董宣一听,根本不顾公主的情面马上派衙门里的吏卒前去拿人,然而却被湖阳公主挡在大门外,无法抓到凶犯。
董宣不相信那个恶奴从此不再跨出府门一步,就布置手下在湖阳公主府第附近暗中监视。过了些天,湖阳公主便带着那个杀了人的恶奴一起出门了。董宣得到了消息,便亲自带着衙役守候在公主的必经之地,把公主的车队拦了下来,请公主把恶奴交出来。湖阳公主岂肯受制于董宣,便沉下脸来说:“大胆,洛阳令董宣!竟敢拦阻我的车马?”
董宣惟法是尊,不畏权贵。他把腰刀往地上一拄,厉声斥责公主庇护杀人恶奴,犯了国法。说完,董宣不顾公主阻挠,把那个杀人恶奴拖下车来,就地正法了。湖阳公主当众受到了羞辱,立刻气急败坏地掉转车头,直奔皇宫,向光武帝告状。
董宣处决了湖阳公主的家奴,便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就上朝负荆请罪。这时,湖阳公主在光武帝面前又哭又闹,光武帝也是大发雷霆。董宣还未等光武帝开口,便磕头请求道:“请陛下容我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怒冲冲地说:“你犯了大不敬罪,还有什么话可说!”董宣从容不迫地答道:“陛下圣德,中兴汉室,可如今您却纵容公主恶奴残杀良民,长此以往,还凭什么去治理天下呢?臣不须用箠杀之刑,请允许臣自杀!”说罢,董宣站起身来,一头撞向殿上的柱子,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赶紧命令太监上前抱住了董宣。
其实,光武帝听了董宣的一番话之后,就已明白董宣的做法是对的,公主是无理取闹。但碍于姐姐湖阳公主的面子,光武帝就命董宣向公主磕头赔罪,可免一死。董宣却因自己是秉公执法而执意不肯谢罪。光武帝只好命两个太监按住董宣的脑袋,强迫他给公主磕头。为人正直的董宣还是不肯低下头去,最后,光武帝自我解嘲地笑笑,挥手说:“算了,算了,把这个硬脖子的洛阳令撵出去吧!”
后来,汉光武帝不但没定董宣的罪,还嘉奖董宣执法不避权贵,赏赐了他三十万钱。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外戚干政的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的加强。这对于稳定东汉封建政权上层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辽阳汉墓壁画,官吏出行图9.神化皇权:颁行谶纬,作为统治思想的工具
君权神授学说是中国皇帝制度长期延续的重要理论依据。历代统治者都充分利用神权来加强君权的不可侵犯性,一方面在客观上维护了政权机构的稳定,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帝王自身用来安定内心。
本来光武帝是不相信谶纬这些东西的,后来发现它实在是支持、维护自己政令、统治的“法宝”,于是便大肆推行,作为法定的思想统治工具。
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假托神意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就大肆利用了谶言。王莽以符命取代西汉王朝建立新朝,刘秀正是在这个谶纬之言盛行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因而,谶纬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东汉的开国功臣李通就是一个旁证,李通是制造“刘氏天子,李氏为辅”的谶纬人之一。李通的弟弟李轶是更始政权的核心人物,也是杀害刘秀兄长刘纟寅的凶手。尽管刘秀后来施行韬晦之策,但还是不能原谅李轶,终于借助朱鲔之手杀掉了李轶。然而对于李通,刘秀不但委以重任而且还让他参与朝政,李通本人多次告退,但是刘秀不允许,而且加封李通的小儿子为候爵,而每次刘秀回到南阳,还派人专门祭祀李通的父亲,刘秀这样做其实是因为看到了谶纬之学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由于刘秀的大力提倡,谶纬之学越发兴盛起来,在当时被称为“内学”,儒学生徒都要记诵谶纬,对策试文也要引用谶记。不仅如此,刘秀还对一些不懂谶纬和反对谶纬的学者进行惩罚。
还有一次,刘秀问郊祀的事情,想用图谶决断,征求太中大夫郑兴的意见。郑兴回答说:“我从不接触谶纬的学说。”刘秀听了后大怒,反问道:“你不接触谶纬的学说,是在反对谶纬的学说了?”郑兴看到刘秀如此生气,惶恐万状,马上恭恭敬敬地解释,说自己才识学浅,不懂谶纬之学,没有资格去反对,这才幸免。郑兴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因为“不善谶纬”,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不信谶纬之学的士人得不到重用,那些反对谶纬之学的士人的下场就更为悲惨了。
桓谭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在刘秀建天文台时指斥谶纬荒诞,差点被刘秀砍了脑袋。桓谭叩头谢罪很久才免于一死,但被贬为六安郡丞。桓谭郁积成疾,还未到任就死在了半路上。刘秀对桓谭的严厉处罚使朝野大为震恐,从此朝廷上再也没人敢公开指责迷信活动了。不久,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也就是把图谶国教化。
刘秀晚年,大司空张纯等人,曾经根据谶纬之术,请开明堂,刘秀照办。后来,刘秀又根据图谶封禅泰山。
建武三十年春,即公元54年春天。刘秀打算东巡齐鲁一带,张纯等大臣上奏说:“自古以来,受大帝之命而做人间帝王的,治理国家有了成绩,一定举行封禅大典,向大帝报告自己的成功。”但是刘秀认为国家距离“国泰民安”还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封禅报功有些不合时宜,因而刘秀没有采纳众臣的建议。其实,刘秀的内心里还是很想举行封禅大典的,之所以没有答应大臣们的要求,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进行封禅的谶纬依据。
公元56年,刘秀夜读谶纬之书《河图会昌符》时,发现书上有这样的话语:“赤刘之九,会命岱宗。”刘秀认为书中的“赤刘之九”指的就是自己,因为他是高祖皇帝刘邦的九世孙。“岱宗”指的是泰山,整个纬文的意思是:“赤帝刘邦的九世孙,际会天命于泰山。”刘秀还不放心,命大臣们收集整理关于要求刘秀封禅泰山的纬文,大臣们很快就找到了三十六条这样的纬文。这样,刘秀就决定封禅泰山了。
谶纬之学固然是自西汉后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思潮,但与统治者的需要也是直接相关的。刘秀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是想为自己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同时,在当时谶纬之学盛行的风气下,刘秀利用人们对此相信不疑的心理更好的统治天下,稳固了刘氏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