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使儒学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而是具有了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董仲舒《春秋繁露》书影从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开始,儒家思想渐渐得到皇家的重视。汉武帝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独崇儒术,罢黜百家。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便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分别为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在太学设一讲座,称为学官。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制订了“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使之成为西汉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从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的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班超像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了。当年,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汉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典籍《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班固作为史臣对“白虎奏议”作了系统整理。
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包括《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白虎通义》实际是白虎观奏议的记录。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了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