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之刘家天下

2.再起党锢祸：天子无为，十常侍弄权

　　窦氏外戚失势后，由于汉灵帝的无能，最后他只成为一个傀儡皇帝，而真正的权利却落在了宦官的手中。

　　汉灵帝的皇位来得有点意外，因桓帝无子，他才得以刘姓族人的身份荣登宝座。自登基之日起，他的心里就笼罩着一个可怕的阴影，随着危机四伏的宫廷生活的继续，他心里的惧怕程度越来越重。他异常敏感，极其脆弱，总是担心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皇位。灵帝身边的宦官们非常清楚地掌握了灵帝的心理状态，他们利用灵帝的这种心理为自己制造有利的形势，不断地营造出“谋反”“叛逆”的假象来吓唬灵帝。

　　李膺等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苟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邂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窦氏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了宦官的嫉恨。宦官们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好邪小人，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投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灵帝于是诏令收捕张俭。

　　永康二年，宦官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字、苟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年少无知的灵帝竟问他：“什么是勾党？”曹节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曹节回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曹节又答道：“想要夺权窃国。”一听勾党之人要窃国，灵帝马上奏准了曹节的奏请，曹节乘机捕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嘉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嘉平五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光和二年，武都郡上禄县长和海上书言党锢之弊，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消灭了敌对的政治力量，地位得到了提高，更加深了灵帝对他们的依赖。

　　宦官张让因除掉窦武、陈蕃之功由小黄门升为中常侍。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亲近之人。汉朝初年，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惯例是设4人，每人年俸一千石。灵帝却将编制增加到12人之多，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以张让、赵忠为首，这些常侍都贵盛无比，分封为侯，并与时任大长秋和领尚书令的大宦官曹节、任黄门令的大宦官王甫互为表里，把持朝政，行凶作恶。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曹节死后赵忠以中常侍代领大长秋，张让也成为“监奴典任家事”的宫廷总管。此时，张、赵二人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们的父兄子弟也沾光被放到各地做大官。当时人把张让、赵忠为首的12中常侍专权称作“十常侍”。昏庸的汉灵帝曾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堂堂天子居然如此称呼家奴，不能不说是千古笑柄。

　　宦官们通过掌控灵帝，利用皇权铲除了能与他们的势力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由此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身体上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宦官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他们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由这个集团所掌控的皇帝来操持朝政，总揽大权，社会的极端黑暗是不言而喻的。在政治上，宦官们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人们对他们只要稍有不满，就惨遭诬告与陷害，要么流放禁锢，要么被罢官、投向大牢，或遭到杀身灭族之祸。在经济上，宦官们兼并土地，恨不得包揽天下所有的良田，将它们尽数占为己有，其巧取豪夺的行径与强盗并无不同。在生活上，宦官们更是腐化糜烂，挥金如土，并带领着灵帝也是如此。宦官们的无耻作为，使西汉王朝迅速沉沦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