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蒋经国的非婚夫人章亚若
（年轻时的章亚若）
章亚若是一位追求新潮和开放型的女子，在与蒋经国交往前已结婚8年，并育有两子，1939年初逃难来到蒋经国的门下，成为其秘书。蒋经国的私生活，“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曾与蒋经国相处甚久的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曾这样评价“小蒋”的个人生活：“他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蒋经国30年代末、40年代初主政赣南时期，曾结识了一位红粉知己，并演绎出一幕生别死离的爱情悲剧。这位女主人公就是在蒋经国一生的感情经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婚外恋人——章亚若。
章亚若的身世及个人经历颇为复杂、曲折。章亚若的曾祖姓黄，原籍浙江。19世纪5o年代洪秀全金田起事后，章亚若的曾祖参加了太平军，后来转战至江西南昌一带病故。其时，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也就是章亚若的祖父）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改姓章，取名伯昌。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甫，即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乡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遭人杀害。
章甫自幼聪慧好学，长大后步入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县试、府试、省试，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之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亚若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甫18岁时，娶吴城镇名门周家之女周姺为妻。自此，平步青云，过了一段各方面都顺利兴盛的日子。民国后，曾负笈北上，在京城政法大学进修了几年，又奉派到遂川做县知事，最后于1933年返回南昌，在佑营街挂牌做执业律师。章甫虽是旧时代功名场上走过来的人，但思想却颇为新潮。他出外求学时，自己改名贡涛，章贡合流为赣，“赣江之水浪涛涛”，显气势含抱负。同时，他还将发妻周姺这一陈僻之名，改为周锦华，“锦乡中华”，亦喻不凡之意。
章贡涛和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4个早夭，只有2儿5女长大成人。章亚若生于1913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母为她取名懋李。“懋”是辈分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年轻时章亚若（懋李）。）
据当年章家的奶妈段会香后来回忆：小懋李自小就深得父母的疼爱。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活泼伶俐，聪颖可人。从三四岁起，小懋李就跟在国学根底深厚的父亲身边学习古诗词，练习书法和绘画，领悟力甚强。7岁那年，听了父亲讲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后，仿之竟也七步吟出：“春兰桃李意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将章家五姐妹“懋兰、懋桃、懋李、懋梅、幽兰”的名字全嵌了进去，满座皆惊。
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章贡涛一向开明，男女一视同仁。大女儿上了京都女师大，让二女儿读毕小学，亦送钟爱的三女儿进了省城教会学校——宝岭女中（后改为南昌女中，即今日南昌第十中学）。数理化音体美的西式教育，使小懋李领略到烹饪与女红、吟诗与作画以外的另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北伐战争经过江西时所引起的赣江两岸民众的自我觉醒之潮，也有形无形地濡染进少女的内心世界。在学校里，章懋李的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擅长演说，是宝岭女中人所瞩目的风云人物。
章懋李15岁那年，由父母做主，许配近亲表哥唐英刚。唐英刚是年18岁，是章懋李的二姑妈章金秀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瑞庆夫家的堂兄。章懋李与唐英刚在一起共同生活8年，先后生育了小名叫“大衍”与“细衍”的唐远波、唐远辉两个男孩，由一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
章惫李与唐英刚8年的夫妻生活，应该说并不如意。唐英刚当时在南昌高等法院就职，为人拘谨保守，平日里沉湎于诗画砚墨，服饰装扮与言谈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士儒的风范，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新旧时代的交替，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仍与外界格格不入。而章懋李则与唐英刚相反，她是一位追求新潮、开放型的女性，教会学校的西化教育与新时代思想的启迪，使她逐步地挣脱了旧礼教的束缚，开辟着一个与上一代妇女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章懋李足登高跟鞋，烫发描眉，身着剪裁合体的新款流行服装，敢于尝试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她不甘于囿于家庭，婚后仍出外做事，也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平日里结交广泛，时常出入于各种酒会、舞场；闲暇则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是南昌城里颇为抢眼的时髦女性。在她身边，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异性大献殷勤。章懋李与唐英刚这种巨大的个性差异，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懋李年仅23岁。
办完丧事，章懋李便迁回娘家长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她负责筹措。
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性格刚毅，办事有主见的章懋李都是章家子女中的灵魂人物。尤其是在她的两个姐姐出嫁远离南昌，大弟章懋萱北上山东读大学之后，家中的大事小事、里里外外均由她一手操持。章贡涛、周锦华老两口也格外器重这个懂事又能干的宝贝女儿，弟弟妹妹全都把她当做主心骨。1937年前后，章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也跟着学，引用她名字中的“若”字。大弟懋萱改名为“浩若”；二弟懋宿改名为“瀚若”；四妹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又开得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姐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1939年初，日本军队攻至南昌城外，章贡涛决定举家外出逃难。由于章贡涛身体一直不好，难耐旅途劳顿，只好压重担于章亚若，让她携领全家南下赣州避祸，自己则选择了路程较近的庐山养病。未料章亚若与父亲一别，此生就未再相见。
章亚若和母亲周锦华及弟弟妹妹逃难至赣州后，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外出找工作以补贴家用。不久，章亚若在蒋经国主事的赣南行政专员公署找到了一个职位，从此，她的生活道路和个人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关于章亚若与蒋经国相识的经过，说法不一，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其一，是吴骥的引见。
当时，在蒋经国手下任新兵督练处副处长的吴骥，是章亚若大弟媳吴蔡的兄长，章浩若与吴骥是知交。章浩若的儿子章修纯曾从父亲那里听说，三姑章亚若1939年初偕家人自南昌迁往赣州，安顿妥当之后，经由当时随蒋经国转调赣南行政专员公署，担任保安副司令的吴骥向蒋经国引荐，进入公署工作，开始了蒋、章相恋的序幕。
其二，是章亚若的自荐。
徐君虎是蒋经国留苏时中山大学的同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他担任专员公署秘书。他曾公开撰文指称，章亚若主动写信给蒋经国，请求安排工作。
徐君虎说，那是1939年初春的某一天，蒋经国交给他一封求职信，要他与寄信人一谈，看看能否帮忙。信是一位章氏女士写来的，字迹娟秀，蝇头小楷颇见功力，语气如泣如诉，哀婉动人。徐君虎看完信，立刻约见了这位章小姐。章亚若比当时一般妇女的打扮要时髦：大浪卷发披至肩头，一件紫色碎花旗袍镶上咖啡麦芽滚边，半高跟的白色皮鞋。徐君虎对章亚若的圆脸和高颧骨印象最为深刻。晤谈之后，徐君虎向蒋经国报告，这位女子工作经历有限，无突出特长，又比较花哨，恐怕难以在专员公署里安排职位。蒋经国倒觉得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至少此人文化程度不低。因而他提醒徐君虎，可以差她至公署图书馆整理书报资料。徐君虎自然遵命照办，于是章亚若开始到专员公署正式上班。
报到之后，章亚若表现得十分勤勉。对此，徐君虎也有一段生动的记忆。他说，赣州市当时空袭警报多，每次日本飞机来袭，总是炸得满目疮痍，一片瓦砾，死伤处处。专员公署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由公署成员义务加入，专门帮助民众处理空难救护及善后事宜。章亚若主动请缨，加入到救护行列。她态度积极，每有空袭，立即投入工作队伍，帮助抬送病号，包扎伤员，跑前跑后，十分热心，时常弄得一身血迹，疲惫不堪，也毫不在乎。
章亚若的这种精神，蒋经国深为嘉许。徐君虎说，蒋经国曾经公开在例行集会时，表扬了章亚若。
事实上，新的工作环境也的确为章亚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似乎已经从以往不幸的个人遭遇所形成的阴暗压抑的迷惘中跳出来，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全心全意地塑造着一个新的自我。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被深深地隐匿起来。赣州的新同事、新朋友，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她特地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地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正是在专员公署工作期间，章亚若开始逐步地走进蒋经国的感情生活。
章亚若在资料室工作不久，就调至“抗日运动委员会”任文书。后来，又被选送进设在赣州郊外赤硃岭的“三青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以后还一度兼任了《正气日报》记者。
蒋、章恋情是何时攀至巅峰的？有人推断是在1940年下半年章亚若专职给蒋经国做秘书之后。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入公署相识蒋经国不久就慢慢开始了。
章亚若是蒋经国公务之外的红粉知己。两人的秘密尽人皆知。常以慧云、慧风互称。1941年章亚若在桂林生下两子。
（章亚若怀中的双胞胎为章孝严、章孝慈。）
蒋经国的政治强人形象是以“赣南新政”奠基的，在当时也的确博取了一班热血青年的真心敬仰与拥戴，一个势力与影响不容忽视的“太子党”开始在他周围逐步积聚而成。然而，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以及早年曲折坎坷的经历所铸造出的喜怒无常的冷僻性格，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与他称兄道弟，谈天说地，但是真正能够令蒋经国摘掉面具，撤除心防，接纳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共享不足为外人言的悲苦喜乐，并以真情相酬，视为心灵慰藉的红粉知己，惟章亚若一人。
秀外慧中的章亚若，是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细心与敏锐，窥出蒋经国这位赣州民众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内心深处的那份无所依恃的孤独与寂寞的。她以自己的才艺，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在进入公署后不久，就不仅成为蒋经国工作上的得力辅佐，而且也成为蒋经国个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内助。天长日久，彼此初识即互有好感的蒋、章两人，感情发展很快超越上下级及师生之界限，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许多当年专员公署的同事披示，当年年方30的蒋经国对章亚若这位红粉知己的爱恋之情，往往在特定场合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蒋经国喜好在公忙之余与好友同仁小酌数杯，有时候，不胜酒力，难免醉倒。以前，他无论怎么喝，都无人敢出面制止，大伙儿总是迎合着他的兴致，陪他饮到底。然而，自从饭桌上加入了章亚若，她便成了惟一有勇气、也有能力劝阻蒋经国放下酒杯的人。据那些同事形容，每当秀气娇小的章亚若轻言婉语，笑盈盈地在一旁低声要蒋经国为健康着想，节制酒量时，蒋经国不但毫无愠色，而且立即依言放下酒杯，照着章亚若的劝告，不再喝下去了。这一来一往的浓情蜜意，加上蒋经国那种“恋爱中的男人”的行止，看在旁观者眼中，就如“奇迹”。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位赣州民众眼中自信、独立的钢铁强人，竟然在章亚若的浅笑轻语下变得这样顺从服帖！
蒋、章恋情初萌之时，双方都曾力求隐秘，但是，事实上很难做到无蛛丝马迹。章亚若插班进赤硃岭“干训班”学习时，蒋经国亲遣公署下属王修鉴和三青团大队长欧阳钦陪送，即属孟浪之举，当时就引起敏感者的好奇和关注，纷纷探测其中的微妙。
（赣州专员公署，曾是蒋经国和章亚若相识之地。）
另据章亚若在南昌读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在赣州又与她同事并且有金兰之交的好友桂昌德回忆，当时她也是“干训班”一期学员，与章亚若同屋相住。受训期间的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她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的秘密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
正是在章亚若赤硃岭干训班学习期间，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在溪口遭日本飞机空袭遇难。这个意外事故，对蒋经国、章亚若二人的打击都异常沉重。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曾透露，在蒋、章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蒋经国允诺过将选择适当时机，偕同章亚若返溪口探望母亲。据章亚梅讲，章亚若对这个“构想”很感动，因为这无疑是蒋经国对两人情感关系的一种承诺，同时也算是当时现实环境下最好的一种安排。然而，天不遂人愿，毛福梅的猝逝，彻底断绝了章亚若借拜见毛福梅，以寻求公开她与蒋经国之间恋情的希望。
但是，另一方面，蒋经国突失他一生中视为最大精神支柱的母亲，章亚若的慰藉就成了他全部的感情寄托。蒋、章二人之间的恋情，不仅仅是一般男女之爱。令蒋经国毫无保留地投入真情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心灵的默契与沟通。蒋经国接纳章亚若不久，即将他秘不示人的苏留日记手稿交与章亚若阅读，让章亚若走入他昔日的苦难世界，分担他所经历的一切酸甜苦辣，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信赖与托付的明证。溪口千里奔丧归来，蒋经国又将毛福梅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用心良苦，令章亚若亦为之心碎。“干训班”结业后，章亚若返回公署任蒋经国专职秘书，自此至章亚若离赣赴桂，两年多的时间里，蒋经国与章亚若无论私事、公务，几乎是形影不离。
（章家赣州旧居，蒋经国常到这儿和章亚若约会。）
当时，章亚若一家住在赣州城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式宅院里，几乎每隔一两天，蒋经国都会在夜幕降临后造访章家，而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也深晓其中玄机，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们。徐君虎的继任者之一，后来去台湾的漆高儒曾撰文回忆他应蒋经国之邀，赴章亚若闺房用餐的往事。他说，在感觉上，那是蒋、章两人共享的小天地，事实如何，他身为下属，也不便询问。
由于蒋方良时常离开赣州赴重庆探望公婆，在这种情形下，章亚若往往奉召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孝文与孝章，并在那里过夜留宿。据桂昌德回忆说，章亚若还曾一度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出入蒋府。
或许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对外承认过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是当两人情感发展到高潮时，他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表明他与章亚若的特殊关系。
据一位当年章亚若的同事后来声言，在赣州期间，蒋经国曾与章亚若共同主持晚宴，邀请好友欢聚。席间，蒋经国曾向大家表明与章亚若订立婚约的意愿。
然而，不论有无明确的婚约，蒋、章两人之间的恋情，发展至此，已是专员公署上下心照不宣的“公开的秘密”。蒋、章之间私人的唤谓，也早已是“慧风”、“慧云”间的昵称，双方都已沉醉于此欢情而无法自拔，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1941年，蒋、章之恋有了结果。章亚若发现自己身怀有孕之后，找到平日里关系较密切的同窗好友桂昌宗，吐露这个秘密，并要求他尽快叫回妹妹桂昌德，请桂昌德陪她一起到桂林待产。桂昌德在1940年赤硃岭“干训班”结业后，奉派至三青团临川分团筹备处任筹备员。1941年8、9月间，忽然接到哥哥桂昌宗拍来的电报，立即整装赶回赣州，见到了章亚若，允诺与她共赴桂林，并答应对外严守秘密。
章亚若与桂昌德的桂林之行，是蒋经国的安排。之所以到远离赣州的桂林去生产，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树敌过多，积怨甚深。毕竟蒋、章关系名不正、言不顺，此事外泄，势必给他人以非议之口实，将直接影响到蒋经国的形象与发展前程；而且章亚若亦易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安全有虞。蒋经国有一好友陈星吾，当时在广西大学任教，平素无涉政治，可以以私事相托。故让章亚若离开目标过大的赣州去桂林待产，保密性强。
其二，桂林远离抗战前线，环境相对安定。而且在大后方，就属广西省立医院的医疗设备最好，水准最高。当时名重湘、桂、黔一带的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教授，就是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主任，让章亚若到那里去生产，健康较有保障。
章亚若赴桂林前，蒋经国特意为她在赣州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摆了一桌饯行酒席，被邀集者均为章亚若在“干训班”及专员公署平日关系比较要好的同学、同事。蒋经国、章亚若俨然以男女主人公的姿态款待各位来宾。这个安排，应该说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蒋经国在知道章亚若身怀有孕后，对章亚若地位的某种肯定。
饯别晚宴的第二天，蒋经国即请部属王制刚，陪着章亚若和桂昌德，自赣州经湖南浏阳，转四川重庆，再循水路抵达桂林。主制刚是蒋经国的亲信之一，时任职于盐务处。王制刚的桂林之行，对外宣称是到重庆办理公务。
章亚若一行到桂林后，先在“大华饭店”过度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搬进位于丽泽门外的狸狮下路的陈星吾家。陈家专门为她准备了一幢出人方便的平房。这个地点位置偏僻，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三面环山，也容易躲日本飞机的空袭。另外，蒋经国还私下托付了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平日里代为帮忙照料。
章亚若到桂林后，一改在赣州陪蒋经国四处出巡的活跃风格，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宁静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平日交往的朋友，大都以“蒋太太”称呼章亚若。偶尔有人私下称呼她为“二夫人”，据说章亚若也不在意。
在章亚若居住桂林的八九个月的时间里，蒋经国维持着大约二三个星期探访一次的习惯。蒋经国每次赴桂林探访章亚若，大都以公务赴重庆，途经桂林为借口，避开外人的耳目。而且，蒋经国为了进一步防止行迹泄露，抵达桂林后，通常并不直接赴章亚若居处，总是很小心地将所乘汽车停在距狸狮路百余米远之外，再步行而来，一般仅留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即辞。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相聚，就是章亚若客居异乡生活的最大期盼。
为了保密，桂林章亚若与赣州蒋经国之间的信件往返，均以化名相称，蒋经国叫蒋慧风，章亚若叫蒋慧云。这原是他们在赣州初恋时私下的昵称。这风与云之间的关系，也显示了蒋、章两人缠绵不已的相思之情。
章亚若在桂林安顿下不久，即由桂昌德陪同，持着蒋经国的名片，到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找李瑞麟，表示要在此生产。在确诊所怀身孕为双胞胎后，章亚若每隔几天都要到医院来检查胎位，直到临产前住进医院。在蒋经国的安排下，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专程从赣州赶赴桂林前来帮忙照料。
章亚若的双生子，是在1942年的正月27日早晨八九点钟的时辰出世的，比预产期早约2个月来到人间。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7天后才出院返回狸狮路居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显然明白“蒋太太”的身份，都竭尽全力细心、周到地照看这特殊的母子3人。
蒋经国得知双生子顺利出世的消息后，也十分兴奋，立即赶到桂林。因为章亚梅对他讲，这两个瘦瘦弱弱的小孩子像两只可怜又可爱的小猫咪，蒋经国脱口而称他的两个儿子为“大猫”、“小猫”！这样，双胞胎就得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后，不仅父母、亲友这样唤他们，自懂事起，这两兄弟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另外，因章亚若在桂林的客居之所位于狸狮路，她自己也为两个孩子分别取了乳名“狸儿”和“狮儿”。
对蒋经国的婚外恋情，蒋介石应该是明晓的。据闻蒋介石得知喜获麟孙之后，曾派送了一笔钱给章亚若，嘱她安心静养。蒋经国在“大毛”、“小毛”满月时，为他们所起之学名“孝严”、“孝慈”，有人推断也是经过蒋介石首肯的，因为他们虽然暂从母姓，但既已列人蒋家第三代“孝”字辈，复归蒋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虽然章亚若与蒋经国的恋情发展已有三四年的时间了，而且还为蒋家添了一对双胞胎，但是她在蒋家的地位仍旧未定。章亚若要见公公蒋介石，以明身份，但却突然去世。
在赣州时，章亚若曾经寄希望于去溪口拜见毛福梅以求关系公开，孰料毛福梅的猝逝彻底地断绝了这条变通之路；现在，她只能企盼着事实上的公公蒋介石的承认与接纳。然而重庆方面却迟迟不肯表态。眼看着两个孩子日渐长大，章亚若内心里对狸儿与狮儿的名分问题也日渐焦急。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章亚梅，说她不能让狸儿、狮儿的身份不明不白。每次蒋经国来桂林探望，章亚若都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想办法早日将两人关系合法化。另一方面，章亚若也开始请家庭教师苦学英文，似已打定主意，一旦无法解决母子三人的地位问题，就要远走异邦。她已不肯再这样委屈自己，长期躲藏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无法公开见人。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在如何处理蒋经国的这段婚外恋情及这对私生子的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均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隐藏不了，又公开不得，颇感棘手。当时，蒋经国的从政之路正危机重重。“赣南新政”的强力推行，既给他带来了“蒋青天”的巨大声誉，同时也因为触及许多要人的既得利益而遭惹了不少麻烦，责难声四起。为避风头，蒋介石已有了将蒋经国调离赣州的打算。另外，为了谋求更大更快的发展，蒋经国自己也有将活动重心移至重庆的考虑。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点风波，都可能对蒋经国的仕途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蒋经国乃至蒋介石看来，章亚若此时的“名分”之争应属“很不适当”的“压力”。
事情凑巧得很，恰在这时，章亚若忽然暴病而亡，一切棘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是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应一友人之邀出去赴晚宴，留妹妹章亚梅在家照料两个孩子。据章亚梅回忆，直到夜半时分，才听到章亚若返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面色苍白的章亚若东摇西晃，说不出话来，挣扎着进房后就倒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章亚梅见此情形亦束手无策，立即通知了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第二天一大早，将章亚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抢救。
桂昌德在章亚若出外赴宴的那个晚上，因为哥哥桂昌宗正巧来广西办理公务，她去探望，所以没有依以往的惯例陪同章亚若。她是被章亚梅告知后才尽快赶回狸狮路的，并亲送章亚若去医院。桂昌德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回家后，开始上吐下泻的。
桂昌宗得到妹妹桂昌德的电话通知，也在当天上午赶至医院。他进入病房时，章亚若经过抢救，神志已经恢复，见到老同事、老朋友，显得很开心。
桂昌宗记得十分清楚，章亚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说到她的“地位”未定的境遇，禁不住神色悲伤，泪水满眶。几分钟后，一个王姓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手臂，没插进血管，绕过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章亚若揉着手臂上打过针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尖叫一声：“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随即昏迷过去。
桂宗昌惊呆了，奔出病房喊医生、护士，很快屋里聚集起一群人。这时有位医生说抢救要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快到街上去买一袋。等半个小时后，桂昌宗买到冰块赶回病房时，章亚若己是气若游丝了。正惶惶间，桂昌宗早先熟识的广西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交给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的病危症状是“血中毒”。但是，这位院长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几分钟后，主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逝，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章亚若只此一家遗像。）
在章亚若猝逝的急电传回赣州后，出人意料的是，蒋经国表现得“异常平静”，以“公务缠身”为由，没有亲赴桂林见章亚若入殓前的最后一面，而是派部下王制刚前往料理善后。章亚若的丧事是由邱昌渭幕后打点的，具体出面负责筹办丧葬事宜的是广西省警察训练所的教务主任苏乐民。他们在桂林东郊警察训练所附近凤凰岭腹地，选定了有“百鸟朝凤”之说的墓址下葬了章亚若。所立碑文正中写着“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
丧事毕，桂昌德将章亚若遗物略事整理，带着蒋经国赠送的那床织锦被面，赴赣州见蒋经国。桂昌德回忆：当时蒋经国目睹遗物，“顿时面色凄然，双手颤抖，悲戚凝噎，眼泪沿面颊而下，久久不发一语，忽仰天长叹，欲言又止，我见此景，也无言安慰，只好悄悄离去。”
从1942年夏末章亚若去世之后，蒋经国似乎就下定决心将这段旧情埋葬在心坎深处。
那位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任职的徐君虎透露，章亚若病逝桂林年余后，他陪同蒋经国四处走动，抵达漓江一带时，曾提醒蒋经国说章亚若墓地就在附近，问蒋经国是否有意前去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记忆中蒋经国略带慨叹地说完这句话后即不再言语。徐君虎明了蒋经国创痛仍在，也识趣地未再提章亚若。
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即将走完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蒋经国、曾在昏迷中不停地唤着一个名字：“章亚若！”令所有陪侍在侧的人为之一震。毕竟这是仅属蒋经国个人的隐私世界，外人是无从探知蒋、章这段转瞬即逝的婚外恋情都给当事人留下了怎样的一种体验和记忆？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以及当年章亚若要好的一些同事，一直心存疑窦，议论纷纷。
桂昌宗、桂昌德兄妹二人亲历章亚若暴亡的前前后后，认为其中蹊跷处甚多。他们怀疑这是一场谋杀，极有可能是“蒋老先生”给“小蒋先生”派来“保驾”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蠢举。而“刀手”就是那个神秘的王姓医生，一针“毒剂”立置章亚若于死地！由于有了这种直觉和推断，他们给章亚若料理完后事，即速离开桂林这块是非之地，他们担心自身成为下一个“杀人灭口”的对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自觉生活在恐惧之中，桂昌德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但是因为事涉蒋经国，基于对“老上司”的尊重，他们对外始终保持缄默。
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之后，香港的《镜报》曾发表过一篇署名陈琛的“内幕”文章，披露：章氏兄弟的生母，是蒋介石下令他的头号杀手戴笠，于抗战期间在桂林杀害。蒋经国之所以不重视这对双胞胎，是因为此乃当时的蒋经国一时之兴，无心插柳所致。因为蒋经国曾警告过章亚若，不要怀上他的孩子。
对于如此“不恭”之说，不知何故，台湾方面反应淡然，无人出头辩驳。反倒是长期保持沉默的桂辉（桂昌德）挺身而出“开口”“打抱不平”，投书《镜报》，指出：“不错，章亚若的确是生产后死在桂林，被人谋害，但不可能是蒋介石下的手。”“老先生喜获麟儿，喜出望外，此系华夏炎黄血统，岂有杀媳之理，虎虽毒不食其子，委过于老先生，让他背黑锅，未免冤枉也。”但不知是心有顾忌，还是同样深感茫然，不明其实，桂辉的“投书”内容并没有言明最核心的问题——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和幕后主持人？
1985年11月、12月，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58、159期独家发表台湾禁书《蒋家三代罗曼史》，其后更结集出版，一纸风行，连销四版，种种“蒋家王朝婚恋隐情”开始大曝光于天下。蒋经国、章亚若“赣南之春”的这段婚外恋情，原来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绝对不可外泄”的“高等机密”而刻意加以隐匿、掩饰，无论是在大陆而或台湾时期，其内幕几乎无人得喻，而民间流传的种种猜疑，以讹传讹的成分居多，令人愈觉扑朔迷离。如今，章亚若这位“薄命红颜”的悬命案“出土”“重见天日”，一时间“蒋氏父子政治骗局的牺牲品”之说差不多成为口碑。然而，仔细推敲，关于“章亚若死于蓄意谋杀”的结论，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和足够的证据。
当年，蒋经国与章亚若赣南缔缘，其中曾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牵线人——王升。王升是江西龙南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从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起，王升就一直跟随蒋经国左右，宦海沉浮。蒋经国出掌台湾统治权柄之后，王升一度官至“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等显位要职。后来因言行不慎见罪于蒋经国，被外放乌拉圭做“大使”，垂暮之年才得以返台赋闲，领虚衔“总统府国策顾问”。蒋经国与王升有“师生之谊”，王升也是赤硃岭“青干班”一期学员，与章亚若同时受训。王升处事精明练达，非常善于摧摩、迎合上司心意，因此深得蒋经国的赏识与倚重。蒋经国、章亚若初识后建构起的朦朦胧胧的微妙关系，就是经王升暗中制造机会使之“点题”深化的。自然“蒋、章之恋”的“前因后果”，王升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见证人。
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台视”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主持人凌峰的采访，追述了他大半生追随蒋经国的情形，同时披露了蒋经国、章亚若“赣州之恋”的内幕。王升特别澄清章亚若“不是被毒死”，而是因病找不到抗生素治疗而死亡。
对于王升这一“章亚若死因”的新的解释，因无有力的佐证，同样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认为疑点重重。
事实上，对于这桩历史悬案，只有一个人能真正使之水落石出，使之大白于天下，那就是悲剧的另一半蒋经国。然而，既然蒋经国生前有意尘封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那么，随着1988年蒋经国溘然谢世永远带走了秘密，“章亚若之死”恐怕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了！
§§第六章 任“陆军上将”的次子蒋纬国
章亚若是一位追求新潮和开放型的女子，在与蒋经国交往前已结婚8年，并育有两子，1939年初逃难来到蒋经国的门下，成为其秘书。蒋经国的私生活，“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曾与蒋经国相处甚久的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曾这样评价“小蒋”的个人生活：“他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蒋经国30年代末、40年代初主政赣南时期，曾结识了一位红粉知己，并演绎出一幕生别死离的爱情悲剧。这位女主人公就是在蒋经国一生的感情经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婚外恋人——章亚若。
章亚若的身世及个人经历颇为复杂、曲折。章亚若的曾祖姓黄，原籍浙江。19世纪5o年代洪秀全金田起事后，章亚若的曾祖参加了太平军，后来转战至江西南昌一带病故。其时，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也就是章亚若的祖父）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改姓章，取名伯昌。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甫，即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乡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遭人杀害。
章甫自幼聪慧好学，长大后步入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县试、府试、省试，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之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亚若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甫18岁时，娶吴城镇名门周家之女周姺为妻。自此，平步青云，过了一段各方面都顺利兴盛的日子。民国后，曾负笈北上，在京城政法大学进修了几年，又奉派到遂川做县知事，最后于1933年返回南昌，在佑营街挂牌做执业律师。章甫虽是旧时代功名场上走过来的人，但思想却颇为新潮。他出外求学时，自己改名贡涛，章贡合流为赣，“赣江之水浪涛涛”，显气势含抱负。同时，他还将发妻周姺这一陈僻之名，改为周锦华，“锦乡中华”，亦喻不凡之意。
章贡涛和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4个早夭，只有2儿5女长大成人。章亚若生于1913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母为她取名懋李。“懋”是辈分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年轻时章亚若（懋李）。）
据当年章家的奶妈段会香后来回忆：小懋李自小就深得父母的疼爱。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活泼伶俐，聪颖可人。从三四岁起，小懋李就跟在国学根底深厚的父亲身边学习古诗词，练习书法和绘画，领悟力甚强。7岁那年，听了父亲讲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后，仿之竟也七步吟出：“春兰桃李意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将章家五姐妹“懋兰、懋桃、懋李、懋梅、幽兰”的名字全嵌了进去，满座皆惊。
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章贡涛一向开明，男女一视同仁。大女儿上了京都女师大，让二女儿读毕小学，亦送钟爱的三女儿进了省城教会学校——宝岭女中（后改为南昌女中，即今日南昌第十中学）。数理化音体美的西式教育，使小懋李领略到烹饪与女红、吟诗与作画以外的另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北伐战争经过江西时所引起的赣江两岸民众的自我觉醒之潮，也有形无形地濡染进少女的内心世界。在学校里，章懋李的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擅长演说，是宝岭女中人所瞩目的风云人物。
章懋李15岁那年，由父母做主，许配近亲表哥唐英刚。唐英刚是年18岁，是章懋李的二姑妈章金秀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瑞庆夫家的堂兄。章懋李与唐英刚在一起共同生活8年，先后生育了小名叫“大衍”与“细衍”的唐远波、唐远辉两个男孩，由一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
章惫李与唐英刚8年的夫妻生活，应该说并不如意。唐英刚当时在南昌高等法院就职，为人拘谨保守，平日里沉湎于诗画砚墨，服饰装扮与言谈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士儒的风范，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新旧时代的交替，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仍与外界格格不入。而章懋李则与唐英刚相反，她是一位追求新潮、开放型的女性，教会学校的西化教育与新时代思想的启迪，使她逐步地挣脱了旧礼教的束缚，开辟着一个与上一代妇女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章懋李足登高跟鞋，烫发描眉，身着剪裁合体的新款流行服装，敢于尝试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她不甘于囿于家庭，婚后仍出外做事，也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平日里结交广泛，时常出入于各种酒会、舞场；闲暇则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是南昌城里颇为抢眼的时髦女性。在她身边，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异性大献殷勤。章懋李与唐英刚这种巨大的个性差异，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懋李年仅23岁。
办完丧事，章懋李便迁回娘家长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她负责筹措。
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性格刚毅，办事有主见的章懋李都是章家子女中的灵魂人物。尤其是在她的两个姐姐出嫁远离南昌，大弟章懋萱北上山东读大学之后，家中的大事小事、里里外外均由她一手操持。章贡涛、周锦华老两口也格外器重这个懂事又能干的宝贝女儿，弟弟妹妹全都把她当做主心骨。1937年前后，章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也跟着学，引用她名字中的“若”字。大弟懋萱改名为“浩若”；二弟懋宿改名为“瀚若”；四妹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又开得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姐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1939年初，日本军队攻至南昌城外，章贡涛决定举家外出逃难。由于章贡涛身体一直不好，难耐旅途劳顿，只好压重担于章亚若，让她携领全家南下赣州避祸，自己则选择了路程较近的庐山养病。未料章亚若与父亲一别，此生就未再相见。
章亚若和母亲周锦华及弟弟妹妹逃难至赣州后，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外出找工作以补贴家用。不久，章亚若在蒋经国主事的赣南行政专员公署找到了一个职位，从此，她的生活道路和个人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关于章亚若与蒋经国相识的经过，说法不一，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其一，是吴骥的引见。
当时，在蒋经国手下任新兵督练处副处长的吴骥，是章亚若大弟媳吴蔡的兄长，章浩若与吴骥是知交。章浩若的儿子章修纯曾从父亲那里听说，三姑章亚若1939年初偕家人自南昌迁往赣州，安顿妥当之后，经由当时随蒋经国转调赣南行政专员公署，担任保安副司令的吴骥向蒋经国引荐，进入公署工作，开始了蒋、章相恋的序幕。
其二，是章亚若的自荐。
徐君虎是蒋经国留苏时中山大学的同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他担任专员公署秘书。他曾公开撰文指称，章亚若主动写信给蒋经国，请求安排工作。
徐君虎说，那是1939年初春的某一天，蒋经国交给他一封求职信，要他与寄信人一谈，看看能否帮忙。信是一位章氏女士写来的，字迹娟秀，蝇头小楷颇见功力，语气如泣如诉，哀婉动人。徐君虎看完信，立刻约见了这位章小姐。章亚若比当时一般妇女的打扮要时髦：大浪卷发披至肩头，一件紫色碎花旗袍镶上咖啡麦芽滚边，半高跟的白色皮鞋。徐君虎对章亚若的圆脸和高颧骨印象最为深刻。晤谈之后，徐君虎向蒋经国报告，这位女子工作经历有限，无突出特长，又比较花哨，恐怕难以在专员公署里安排职位。蒋经国倒觉得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至少此人文化程度不低。因而他提醒徐君虎，可以差她至公署图书馆整理书报资料。徐君虎自然遵命照办，于是章亚若开始到专员公署正式上班。
报到之后，章亚若表现得十分勤勉。对此，徐君虎也有一段生动的记忆。他说，赣州市当时空袭警报多，每次日本飞机来袭，总是炸得满目疮痍，一片瓦砾，死伤处处。专员公署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由公署成员义务加入，专门帮助民众处理空难救护及善后事宜。章亚若主动请缨，加入到救护行列。她态度积极，每有空袭，立即投入工作队伍，帮助抬送病号，包扎伤员，跑前跑后，十分热心，时常弄得一身血迹，疲惫不堪，也毫不在乎。
章亚若的这种精神，蒋经国深为嘉许。徐君虎说，蒋经国曾经公开在例行集会时，表扬了章亚若。
事实上，新的工作环境也的确为章亚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似乎已经从以往不幸的个人遭遇所形成的阴暗压抑的迷惘中跳出来，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全心全意地塑造着一个新的自我。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被深深地隐匿起来。赣州的新同事、新朋友，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她特地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地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正是在专员公署工作期间，章亚若开始逐步地走进蒋经国的感情生活。
章亚若在资料室工作不久，就调至“抗日运动委员会”任文书。后来，又被选送进设在赣州郊外赤硃岭的“三青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以后还一度兼任了《正气日报》记者。
蒋、章恋情是何时攀至巅峰的？有人推断是在1940年下半年章亚若专职给蒋经国做秘书之后。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入公署相识蒋经国不久就慢慢开始了。
章亚若是蒋经国公务之外的红粉知己。两人的秘密尽人皆知。常以慧云、慧风互称。1941年章亚若在桂林生下两子。
（章亚若怀中的双胞胎为章孝严、章孝慈。）
蒋经国的政治强人形象是以“赣南新政”奠基的，在当时也的确博取了一班热血青年的真心敬仰与拥戴，一个势力与影响不容忽视的“太子党”开始在他周围逐步积聚而成。然而，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以及早年曲折坎坷的经历所铸造出的喜怒无常的冷僻性格，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与他称兄道弟，谈天说地，但是真正能够令蒋经国摘掉面具，撤除心防，接纳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共享不足为外人言的悲苦喜乐，并以真情相酬，视为心灵慰藉的红粉知己，惟章亚若一人。
秀外慧中的章亚若，是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细心与敏锐，窥出蒋经国这位赣州民众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内心深处的那份无所依恃的孤独与寂寞的。她以自己的才艺，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在进入公署后不久，就不仅成为蒋经国工作上的得力辅佐，而且也成为蒋经国个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内助。天长日久，彼此初识即互有好感的蒋、章两人，感情发展很快超越上下级及师生之界限，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许多当年专员公署的同事披示，当年年方30的蒋经国对章亚若这位红粉知己的爱恋之情，往往在特定场合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蒋经国喜好在公忙之余与好友同仁小酌数杯，有时候，不胜酒力，难免醉倒。以前，他无论怎么喝，都无人敢出面制止，大伙儿总是迎合着他的兴致，陪他饮到底。然而，自从饭桌上加入了章亚若，她便成了惟一有勇气、也有能力劝阻蒋经国放下酒杯的人。据那些同事形容，每当秀气娇小的章亚若轻言婉语，笑盈盈地在一旁低声要蒋经国为健康着想，节制酒量时，蒋经国不但毫无愠色，而且立即依言放下酒杯，照着章亚若的劝告，不再喝下去了。这一来一往的浓情蜜意，加上蒋经国那种“恋爱中的男人”的行止，看在旁观者眼中，就如“奇迹”。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位赣州民众眼中自信、独立的钢铁强人，竟然在章亚若的浅笑轻语下变得这样顺从服帖！
蒋、章恋情初萌之时，双方都曾力求隐秘，但是，事实上很难做到无蛛丝马迹。章亚若插班进赤硃岭“干训班”学习时，蒋经国亲遣公署下属王修鉴和三青团大队长欧阳钦陪送，即属孟浪之举，当时就引起敏感者的好奇和关注，纷纷探测其中的微妙。
（赣州专员公署，曾是蒋经国和章亚若相识之地。）
另据章亚若在南昌读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在赣州又与她同事并且有金兰之交的好友桂昌德回忆，当时她也是“干训班”一期学员，与章亚若同屋相住。受训期间的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她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的秘密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
正是在章亚若赤硃岭干训班学习期间，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在溪口遭日本飞机空袭遇难。这个意外事故，对蒋经国、章亚若二人的打击都异常沉重。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曾透露，在蒋、章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蒋经国允诺过将选择适当时机，偕同章亚若返溪口探望母亲。据章亚梅讲，章亚若对这个“构想”很感动，因为这无疑是蒋经国对两人情感关系的一种承诺，同时也算是当时现实环境下最好的一种安排。然而，天不遂人愿，毛福梅的猝逝，彻底断绝了章亚若借拜见毛福梅，以寻求公开她与蒋经国之间恋情的希望。
但是，另一方面，蒋经国突失他一生中视为最大精神支柱的母亲，章亚若的慰藉就成了他全部的感情寄托。蒋、章二人之间的恋情，不仅仅是一般男女之爱。令蒋经国毫无保留地投入真情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心灵的默契与沟通。蒋经国接纳章亚若不久，即将他秘不示人的苏留日记手稿交与章亚若阅读，让章亚若走入他昔日的苦难世界，分担他所经历的一切酸甜苦辣，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信赖与托付的明证。溪口千里奔丧归来，蒋经国又将毛福梅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用心良苦，令章亚若亦为之心碎。“干训班”结业后，章亚若返回公署任蒋经国专职秘书，自此至章亚若离赣赴桂，两年多的时间里，蒋经国与章亚若无论私事、公务，几乎是形影不离。
（章家赣州旧居，蒋经国常到这儿和章亚若约会。）
当时，章亚若一家住在赣州城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式宅院里，几乎每隔一两天，蒋经国都会在夜幕降临后造访章家，而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也深晓其中玄机，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们。徐君虎的继任者之一，后来去台湾的漆高儒曾撰文回忆他应蒋经国之邀，赴章亚若闺房用餐的往事。他说，在感觉上，那是蒋、章两人共享的小天地，事实如何，他身为下属，也不便询问。
由于蒋方良时常离开赣州赴重庆探望公婆，在这种情形下，章亚若往往奉召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孝文与孝章，并在那里过夜留宿。据桂昌德回忆说，章亚若还曾一度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出入蒋府。
或许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对外承认过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是当两人情感发展到高潮时，他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表明他与章亚若的特殊关系。
据一位当年章亚若的同事后来声言，在赣州期间，蒋经国曾与章亚若共同主持晚宴，邀请好友欢聚。席间，蒋经国曾向大家表明与章亚若订立婚约的意愿。
然而，不论有无明确的婚约，蒋、章两人之间的恋情，发展至此，已是专员公署上下心照不宣的“公开的秘密”。蒋、章之间私人的唤谓，也早已是“慧风”、“慧云”间的昵称，双方都已沉醉于此欢情而无法自拔，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1941年，蒋、章之恋有了结果。章亚若发现自己身怀有孕之后，找到平日里关系较密切的同窗好友桂昌宗，吐露这个秘密，并要求他尽快叫回妹妹桂昌德，请桂昌德陪她一起到桂林待产。桂昌德在1940年赤硃岭“干训班”结业后，奉派至三青团临川分团筹备处任筹备员。1941年8、9月间，忽然接到哥哥桂昌宗拍来的电报，立即整装赶回赣州，见到了章亚若，允诺与她共赴桂林，并答应对外严守秘密。
章亚若与桂昌德的桂林之行，是蒋经国的安排。之所以到远离赣州的桂林去生产，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树敌过多，积怨甚深。毕竟蒋、章关系名不正、言不顺，此事外泄，势必给他人以非议之口实，将直接影响到蒋经国的形象与发展前程；而且章亚若亦易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安全有虞。蒋经国有一好友陈星吾，当时在广西大学任教，平素无涉政治，可以以私事相托。故让章亚若离开目标过大的赣州去桂林待产，保密性强。
其二，桂林远离抗战前线，环境相对安定。而且在大后方，就属广西省立医院的医疗设备最好，水准最高。当时名重湘、桂、黔一带的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教授，就是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主任，让章亚若到那里去生产，健康较有保障。
章亚若赴桂林前，蒋经国特意为她在赣州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摆了一桌饯行酒席，被邀集者均为章亚若在“干训班”及专员公署平日关系比较要好的同学、同事。蒋经国、章亚若俨然以男女主人公的姿态款待各位来宾。这个安排，应该说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蒋经国在知道章亚若身怀有孕后，对章亚若地位的某种肯定。
饯别晚宴的第二天，蒋经国即请部属王制刚，陪着章亚若和桂昌德，自赣州经湖南浏阳，转四川重庆，再循水路抵达桂林。主制刚是蒋经国的亲信之一，时任职于盐务处。王制刚的桂林之行，对外宣称是到重庆办理公务。
章亚若一行到桂林后，先在“大华饭店”过度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搬进位于丽泽门外的狸狮下路的陈星吾家。陈家专门为她准备了一幢出人方便的平房。这个地点位置偏僻，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三面环山，也容易躲日本飞机的空袭。另外，蒋经国还私下托付了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平日里代为帮忙照料。
章亚若到桂林后，一改在赣州陪蒋经国四处出巡的活跃风格，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宁静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平日交往的朋友，大都以“蒋太太”称呼章亚若。偶尔有人私下称呼她为“二夫人”，据说章亚若也不在意。
在章亚若居住桂林的八九个月的时间里，蒋经国维持着大约二三个星期探访一次的习惯。蒋经国每次赴桂林探访章亚若，大都以公务赴重庆，途经桂林为借口，避开外人的耳目。而且，蒋经国为了进一步防止行迹泄露，抵达桂林后，通常并不直接赴章亚若居处，总是很小心地将所乘汽车停在距狸狮路百余米远之外，再步行而来，一般仅留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即辞。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相聚，就是章亚若客居异乡生活的最大期盼。
为了保密，桂林章亚若与赣州蒋经国之间的信件往返，均以化名相称，蒋经国叫蒋慧风，章亚若叫蒋慧云。这原是他们在赣州初恋时私下的昵称。这风与云之间的关系，也显示了蒋、章两人缠绵不已的相思之情。
章亚若在桂林安顿下不久，即由桂昌德陪同，持着蒋经国的名片，到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找李瑞麟，表示要在此生产。在确诊所怀身孕为双胞胎后，章亚若每隔几天都要到医院来检查胎位，直到临产前住进医院。在蒋经国的安排下，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专程从赣州赶赴桂林前来帮忙照料。
章亚若的双生子，是在1942年的正月27日早晨八九点钟的时辰出世的，比预产期早约2个月来到人间。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7天后才出院返回狸狮路居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显然明白“蒋太太”的身份，都竭尽全力细心、周到地照看这特殊的母子3人。
蒋经国得知双生子顺利出世的消息后，也十分兴奋，立即赶到桂林。因为章亚梅对他讲，这两个瘦瘦弱弱的小孩子像两只可怜又可爱的小猫咪，蒋经国脱口而称他的两个儿子为“大猫”、“小猫”！这样，双胞胎就得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后，不仅父母、亲友这样唤他们，自懂事起，这两兄弟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另外，因章亚若在桂林的客居之所位于狸狮路，她自己也为两个孩子分别取了乳名“狸儿”和“狮儿”。
对蒋经国的婚外恋情，蒋介石应该是明晓的。据闻蒋介石得知喜获麟孙之后，曾派送了一笔钱给章亚若，嘱她安心静养。蒋经国在“大毛”、“小毛”满月时，为他们所起之学名“孝严”、“孝慈”，有人推断也是经过蒋介石首肯的，因为他们虽然暂从母姓，但既已列人蒋家第三代“孝”字辈，复归蒋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虽然章亚若与蒋经国的恋情发展已有三四年的时间了，而且还为蒋家添了一对双胞胎，但是她在蒋家的地位仍旧未定。章亚若要见公公蒋介石，以明身份，但却突然去世。
在赣州时，章亚若曾经寄希望于去溪口拜见毛福梅以求关系公开，孰料毛福梅的猝逝彻底地断绝了这条变通之路；现在，她只能企盼着事实上的公公蒋介石的承认与接纳。然而重庆方面却迟迟不肯表态。眼看着两个孩子日渐长大，章亚若内心里对狸儿与狮儿的名分问题也日渐焦急。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章亚梅，说她不能让狸儿、狮儿的身份不明不白。每次蒋经国来桂林探望，章亚若都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想办法早日将两人关系合法化。另一方面，章亚若也开始请家庭教师苦学英文，似已打定主意，一旦无法解决母子三人的地位问题，就要远走异邦。她已不肯再这样委屈自己，长期躲藏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无法公开见人。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在如何处理蒋经国的这段婚外恋情及这对私生子的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均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隐藏不了，又公开不得，颇感棘手。当时，蒋经国的从政之路正危机重重。“赣南新政”的强力推行，既给他带来了“蒋青天”的巨大声誉，同时也因为触及许多要人的既得利益而遭惹了不少麻烦，责难声四起。为避风头，蒋介石已有了将蒋经国调离赣州的打算。另外，为了谋求更大更快的发展，蒋经国自己也有将活动重心移至重庆的考虑。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点风波，都可能对蒋经国的仕途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蒋经国乃至蒋介石看来，章亚若此时的“名分”之争应属“很不适当”的“压力”。
事情凑巧得很，恰在这时，章亚若忽然暴病而亡，一切棘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是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应一友人之邀出去赴晚宴，留妹妹章亚梅在家照料两个孩子。据章亚梅回忆，直到夜半时分，才听到章亚若返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面色苍白的章亚若东摇西晃，说不出话来，挣扎着进房后就倒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章亚梅见此情形亦束手无策，立即通知了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第二天一大早，将章亚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抢救。
桂昌德在章亚若出外赴宴的那个晚上，因为哥哥桂昌宗正巧来广西办理公务，她去探望，所以没有依以往的惯例陪同章亚若。她是被章亚梅告知后才尽快赶回狸狮路的，并亲送章亚若去医院。桂昌德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回家后，开始上吐下泻的。
桂昌宗得到妹妹桂昌德的电话通知，也在当天上午赶至医院。他进入病房时，章亚若经过抢救，神志已经恢复，见到老同事、老朋友，显得很开心。
桂昌宗记得十分清楚，章亚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说到她的“地位”未定的境遇，禁不住神色悲伤，泪水满眶。几分钟后，一个王姓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手臂，没插进血管，绕过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章亚若揉着手臂上打过针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尖叫一声：“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随即昏迷过去。
桂宗昌惊呆了，奔出病房喊医生、护士，很快屋里聚集起一群人。这时有位医生说抢救要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快到街上去买一袋。等半个小时后，桂昌宗买到冰块赶回病房时，章亚若己是气若游丝了。正惶惶间，桂昌宗早先熟识的广西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交给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的病危症状是“血中毒”。但是，这位院长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几分钟后，主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逝，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章亚若只此一家遗像。）
在章亚若猝逝的急电传回赣州后，出人意料的是，蒋经国表现得“异常平静”，以“公务缠身”为由，没有亲赴桂林见章亚若入殓前的最后一面，而是派部下王制刚前往料理善后。章亚若的丧事是由邱昌渭幕后打点的，具体出面负责筹办丧葬事宜的是广西省警察训练所的教务主任苏乐民。他们在桂林东郊警察训练所附近凤凰岭腹地，选定了有“百鸟朝凤”之说的墓址下葬了章亚若。所立碑文正中写着“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
丧事毕，桂昌德将章亚若遗物略事整理，带着蒋经国赠送的那床织锦被面，赴赣州见蒋经国。桂昌德回忆：当时蒋经国目睹遗物，“顿时面色凄然，双手颤抖，悲戚凝噎，眼泪沿面颊而下，久久不发一语，忽仰天长叹，欲言又止，我见此景，也无言安慰，只好悄悄离去。”
从1942年夏末章亚若去世之后，蒋经国似乎就下定决心将这段旧情埋葬在心坎深处。
那位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任职的徐君虎透露，章亚若病逝桂林年余后，他陪同蒋经国四处走动，抵达漓江一带时，曾提醒蒋经国说章亚若墓地就在附近，问蒋经国是否有意前去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记忆中蒋经国略带慨叹地说完这句话后即不再言语。徐君虎明了蒋经国创痛仍在，也识趣地未再提章亚若。
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即将走完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蒋经国、曾在昏迷中不停地唤着一个名字：“章亚若！”令所有陪侍在侧的人为之一震。毕竟这是仅属蒋经国个人的隐私世界，外人是无从探知蒋、章这段转瞬即逝的婚外恋情都给当事人留下了怎样的一种体验和记忆？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以及当年章亚若要好的一些同事，一直心存疑窦，议论纷纷。
桂昌宗、桂昌德兄妹二人亲历章亚若暴亡的前前后后，认为其中蹊跷处甚多。他们怀疑这是一场谋杀，极有可能是“蒋老先生”给“小蒋先生”派来“保驾”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蠢举。而“刀手”就是那个神秘的王姓医生，一针“毒剂”立置章亚若于死地！由于有了这种直觉和推断，他们给章亚若料理完后事，即速离开桂林这块是非之地，他们担心自身成为下一个“杀人灭口”的对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自觉生活在恐惧之中，桂昌德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但是因为事涉蒋经国，基于对“老上司”的尊重，他们对外始终保持缄默。
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之后，香港的《镜报》曾发表过一篇署名陈琛的“内幕”文章，披露：章氏兄弟的生母，是蒋介石下令他的头号杀手戴笠，于抗战期间在桂林杀害。蒋经国之所以不重视这对双胞胎，是因为此乃当时的蒋经国一时之兴，无心插柳所致。因为蒋经国曾警告过章亚若，不要怀上他的孩子。
对于如此“不恭”之说，不知何故，台湾方面反应淡然，无人出头辩驳。反倒是长期保持沉默的桂辉（桂昌德）挺身而出“开口”“打抱不平”，投书《镜报》，指出：“不错，章亚若的确是生产后死在桂林，被人谋害，但不可能是蒋介石下的手。”“老先生喜获麟儿，喜出望外，此系华夏炎黄血统，岂有杀媳之理，虎虽毒不食其子，委过于老先生，让他背黑锅，未免冤枉也。”但不知是心有顾忌，还是同样深感茫然，不明其实，桂辉的“投书”内容并没有言明最核心的问题——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和幕后主持人？
1985年11月、12月，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58、159期独家发表台湾禁书《蒋家三代罗曼史》，其后更结集出版，一纸风行，连销四版，种种“蒋家王朝婚恋隐情”开始大曝光于天下。蒋经国、章亚若“赣南之春”的这段婚外恋情，原来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绝对不可外泄”的“高等机密”而刻意加以隐匿、掩饰，无论是在大陆而或台湾时期，其内幕几乎无人得喻，而民间流传的种种猜疑，以讹传讹的成分居多，令人愈觉扑朔迷离。如今，章亚若这位“薄命红颜”的悬命案“出土”“重见天日”，一时间“蒋氏父子政治骗局的牺牲品”之说差不多成为口碑。然而，仔细推敲，关于“章亚若死于蓄意谋杀”的结论，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和足够的证据。
当年，蒋经国与章亚若赣南缔缘，其中曾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牵线人——王升。王升是江西龙南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从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起，王升就一直跟随蒋经国左右，宦海沉浮。蒋经国出掌台湾统治权柄之后，王升一度官至“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等显位要职。后来因言行不慎见罪于蒋经国，被外放乌拉圭做“大使”，垂暮之年才得以返台赋闲，领虚衔“总统府国策顾问”。蒋经国与王升有“师生之谊”，王升也是赤硃岭“青干班”一期学员，与章亚若同时受训。王升处事精明练达，非常善于摧摩、迎合上司心意，因此深得蒋经国的赏识与倚重。蒋经国、章亚若初识后建构起的朦朦胧胧的微妙关系，就是经王升暗中制造机会使之“点题”深化的。自然“蒋、章之恋”的“前因后果”，王升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见证人。
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台视”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主持人凌峰的采访，追述了他大半生追随蒋经国的情形，同时披露了蒋经国、章亚若“赣州之恋”的内幕。王升特别澄清章亚若“不是被毒死”，而是因病找不到抗生素治疗而死亡。
对于王升这一“章亚若死因”的新的解释，因无有力的佐证，同样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认为疑点重重。
事实上，对于这桩历史悬案，只有一个人能真正使之水落石出，使之大白于天下，那就是悲剧的另一半蒋经国。然而，既然蒋经国生前有意尘封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那么，随着1988年蒋经国溘然谢世永远带走了秘密，“章亚若之死”恐怕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了！
§§第六章 任“陆军上将”的次子蒋纬国
